王阳明的军事智慧与“心学”背景
薛正昌
(宁夏社会科学院， 宁夏 银川 760021)
摘 要： 王阳明是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军事家，是影响后世的“心学”集大成者。他不但精通儒释道诸家学说，而且善于用兵布阵，是历史上罕见的文武全能的大儒。他一生立德、立言、立功，诠释了“三不朽”的文化内涵和高远的人格理想。青少年时即喜谈兵法，实地考察。进入仕途后，曾向皇帝上折陈述西北的军事防御问题。出任兵部主事时，参与平定了南方流民暴动、南昌宁王宸濠之乱、广西之乱，展现了他的军事智慧。王阳明“心学”，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个命题为核心。贵州龙场驿之难，是他体悟“心学”的特殊之地；平定宸濠之乱，是他体悟“心学”的重要经历。
关键词： 王阳明；军事智慧；“心学”思想
王阳明(1472—1529)，原名王守仁，幼名云，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因曾筑居于会稽阳明洞，别号阳明子，世称王阳明。他是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军事家，是影响后世的“心学”集大成者，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他不但精通儒释道诸家学说，而且善于用兵布阵，是历史上罕见的文武全能的大儒。他一生立德、立言、立功，诠释了“三不朽”的文化内涵和高远的人格理想。本文试就王阳明军事智慧与“心学”背景做些梳理与论述。
一、王阳明的军事谋略
王阳明少年时就对军事充满兴趣。《明史·王守仁》记载，王阳明十五岁时随父亲住在北京，其间考察居庸三关，即思考山川形胜的问题。“有经略四方之志，询诸夷种落，悉闻备御策”，询问各个少数民族和部落，包括提出详细的防御策略。当时京畿之地石英、王勇盗起，又闻秦中石和尚、刘千斤作乱，“屡欲为书献于朝”。[1](P257)二十六岁开始学习兵法。弘治(1488—1505)以后，西北沿边军事冲突加剧，朝廷“举荐将才”。王阳明以为朝廷武举之设，“仅得骑射搏击之士，而不能收韬略统驭之才。于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每遇宾至如宾宴，尝聚果核列阵势为戏。”[2](P258)对军事布阵和用兵的深入研究，为他后来提调军队、谋兵布阵奠定了基础。
举乡试之后，“顾益好言兵，且善射”。弘治二年(1489)登进士后，被派去办理咸宁伯王越的迁葬事宜。期间，闲暇时即“驱演八阵图”以模拟用兵方略。回京后，朝廷正在讨论西北边防事务。元朝统治者退守草原以后，其铁骑不时南下，对明代西北边备不断带来威胁，弘治以后逐渐加剧。朝廷急议西北边防，“守仁条八事上之”，说明他对西北军事防御已有较为成熟的思考。之后出任兵部主事，与他的军事才能有直接关系。正德十一年(1516)，平定了谢志山、池仲容等江西、福建、广东、湖广等地的流民暴动；正德十四年(1519)，平定了南昌宁王宸濠之乱。
(一)平定横水、左溪、桶冈、浰头之乱
兵部尚书王琼赏识王守仁的才能，正德十一年(1516)八月，擢升其为右佥都御使，巡抚江西南部。当时江西南部“盗贼”蜂起，谢志山占据横水、左溪、桶冈，池仲容占据浰头，皆自称王。他们与大庾陈曰能、乐昌高快马、郴州龚福全等联络一起，攻占劫掠府县。期间，福建大帽山詹师富又起兵，一时间江西、福建相连接的广大地域烽烟四起。面对如此局面，前任巡抚文森“托疾避去”。谢志山与高快马联手攻占了大庾，之后又进攻南康和赣州，赣县主簿吴玭战死。王阳明受命抵达江西后，知道左右大都是“贼寇”的耳目，就找来年老的隶卒责问，“隶战栗不敢隐”，回告了“贼寇”的实情。在全面掌控其活动信息后，决定檄福建、广东两地兵会合，“先讨大帽山贼”。正德十二年(1517)正月，王守仁亲率精锐屯驻上杭，出其不意“连破四十余寨，俘斩七千有奇，指挥王铠等擒师富”，平息了居大帽山十余年的詹师富之乱。虽然大帽山之乱解决了，但王守仁觉得权事不一，影响兵力布防与调动。遂上疏朝廷：“权轻，无以令将士，请给旗牌，提督军务得便宜从事。”[3](P5160)兵部尚书王琼代其上奏皇帝，朝廷答应了他的请求。
此项主要通过对比相同冲击在采取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下对于产出变化的历史贡献。首先对比同一外生冲击的不同文献，可以发现相同的外生冲击在不同的货币政策规则下会对产出变化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但要注意的是这个影响是有限的，不会对产出变化的根本趋势造成影响。第二，在利率规则下出现的外生冲击对产出变化历史贡献的波动幅度相较于数量规则下更为明显，这说明了相较于利率规则环境下，数量规则下的各个外生冲击对产出波动的贡献更小。从侧面也能说明数量规则能够更为有效抑制存在多个外生冲击下，单个冲击对于产出波动的影响。第三，两种货币政策规则下，数量规则和利率规则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于产出变化的历史贡献具有相似性。
钱德洪是跟随王阳明的门徒，著有《王文成公年谱》。他认为：“先生之学凡三变，其为教也，亦三变。少之时驰骋于辞章，已而出入二氏。继乃居夷处困，豁然有得于圣贤之旨。是三变而至道也。”[6](P183)龙场驿这个特殊的环境，让王阳明对心学有了深刻的认识，“王阳明的思想转向，正是在这种艰险危难的处境中发生和完成的。”[7]先生尝言：“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点此二字。”又曰：“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6](P184)这里表述得更为清晰，此又是王阳明体悟其心学的另一个特殊节点。“龙场悟道”乃王阳明早年思想变迁之一大拐点。[8](P138)
南昌攻克后，如王阳明之前所预料，宸濠果然自安庆还兵，王阳明调集各路军队设伏布阵，九江、南康相继收复，叛军大败。宸濠晨起朝见群臣时，官军“奄至”，宸濠仓促“易舟遁”，被万安知县王冕“所部兵追执之”，宸濠谋士李士实、刘养正等被按察使杨璋等擒拿。宸濠之乱“凡三十五日而贼平。京师闻变，诸大臣震懼”，而兵部尚书王琼却发出话来，“王伯安居南昌上游，必擒贼。”[2](P5164)果然看到了王阳明的奏捷快报。
王阳明在主持军事平乱的同时，考虑到地方政权建制的增设，巡检司的设立与换位，包括地方社学兴建、民规相约的规范等，有利于社会稳定与和谐，体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
二是选练民兵。江西南部连接广东、福建、湖广三地，山势险要，森林茂密，盗贼盘踞其中，成为当地老百姓的祸患。官府派兵镇压，但效果不佳，当军队采取行动时，盗贼隐匿形迹，大军撤离后，又重新聚首猖獗。而选练兵民，如遇突发事件，随时有兵可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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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立兵符。有了尚方宝剑，作为军事家的王阳明开始变革兵制：二十五人为伍，伍有小甲；二伍为队，队有总甲；四队为哨，哨有哨长，由二位协哨辅佐；每二哨为一营，营有营官，由二位参谋辅佐；每三营为一阵，由偏将统辖；二阵为军，军有副将。各级军事指挥员皆“临事委任”，不用朝廷任命，副将以下的官员，王阳明有权提调惩处。这样，大大增强了指挥军队的权力，抓住布军主动权，不贻误战机。
“羊随大群不挨打，人随大流不挨罚。”从众心理与行为，常常遭人诟病，因为人一旦随波逐流，便变得没啥主见，如墙头草一般，随风摇摆。然而苏东坡此时的“从众”，却着实不易。因为，米芾是自己的好朋友，甚至比在场的其他人关系还要铁。
2009—2011年勘查工作中，勘查重点依然为破头青断裂，在破头青断裂控制碎裂岩带内发现了1号主矿体，并在离1号矿体400～500m深度发现了第2条碎裂岩带和赋存其内的2号矿体，但追索至-1400m两条主矿体均出现尖灭趋势，最深的2个钻孔均达不到工业品位，因此终止第一次详查，当时认为1号矿体和2号矿体均受破头青断裂控制。
五是举乡约。在平定动乱的过程中，王守仁认为民众虽然知道约束自己的外在活动，但并不知道约束自己的心理活动。于是举办乡约，“务和尔邻里，齐尔姻族，德义相劝，过失相规，敦礼让之风，成淳厚之俗。”[1](P284)从文化习俗的层面来约束乡民，倡导礼让之风，推崇淳厚之俗，以推进德治，从文化深层来治理乡村社会。
面对这里的地理环境和盗贼特点，王阳明没有动用大量的军队，而是采取挑选与招募的办法。首先，派遣江西、福建、广东、湖广四省的兵备官，在各自所属的弩手、打手、机快等项目中，挑选骁勇善战、胆略超群者，每个县挑选八九人至十余人不等。其次，江西、福建挑选或招募五六百人，广东、湖广挑选或招募四五百人，将领由其中的优秀者担任，分队统领教习。组成的兵力，一部分专门用来守城防隘，一部分随兵备官屯守，疲惫不堪者辞退。队伍精干且节省了人力和粮饷，用特殊的机动方式来围剿盗寇，“善用兵者，因形而借胜于敌，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胜负之算，间不容发，乌可执滞哉？”[1](P271)实际上推行的是兵为将有的模式，大大提升了防御能力和战斗力。以调整后的军力，平定了漳州之乱。
漳州之乱平定后，乐昌、龙川尚有“贼寇”啸聚。在准备用兵进剿之前，王守仁首先攻心，告谕之曰：“人之所共耻者，莫过于身被为盗贼之名；人心之所共愤者，莫过于身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骂尔等为盗，尔必愤然而怒；又使人焚尔室庐，动尔财货，掠尔妻女，尔必怀恨切骨，宁死必报。尔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尔宁独不知？”[1](P275)这篇动情的晓谕之文，善意地悲哀怜悯无辜百姓，自然起到了特殊的教化作用，酋长黄金巢、庐珂等人受感化而率众来降，愿意效力回报。这是王阳明以情理化解矛盾与冲突的绝好方式，化干戈为玉帛，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在整顿军队、治理地方的同时，七月向大庾进兵，谢志山乘机急攻南安，被知府季斅击败，副使杨璋等人生擒陈曰能。之后，进讨横水、左溪，各路大军进逼，都指挥许清、赣州知府邢珣、宁都知县王天兴各率一军会于横水，南安知府季斅及守备郏文、汀州知府唐淳、知县舒富各率一军会师左溪，吉安知府伍文定、程乡知县张戬阻击贼寇逃跑，王阳明驻南康指挥，先后攻克横水、左溪。桶冈险固，王阳明移营就近指挥，再攻克桶冈，谢志山、廷凤等缚降，“凡破巢八十有四，俘斩六千有奇。”[2](P5161)横水、左溪、桶冈等地陆续收复后，王阳明回到赣州，商议进讨“浰头贼”，紧接着“连破上、中、下三浰，斩馘二千有奇……自是境内大定。”[2](P5162)
当初，横水、左溪、桶冈“贼寇”势力正酣时，朝廷准备征发广东、湖广驻军围剿，王阳明上疏“止之，不及”。实际上，桶冈平息之后，湖广兵才到达，进攻浰头时，广东的驻军还没有接到出兵的公文，“王守仁将皆文吏及偏裨小校，平数十年巨寇，远近警为神。进右副都御史，子世袭锦衣卫百户，再进副千户”[2](P5162)，因平乱而有功于国家，充分彰显了他的军事才能，遂被朝廷擢拔提升，而且荫及其子。在平定江西、福建之乱的过程中，之所以能顺利推进，从用兵方略到用兵细节，都体现着王阳明的军事思想与超人的智慧。同时，还体现着他治理地方的远见卓识，将军事与地方治理有机地结合起来。攻占横水、左溪等地以后，根据这里的地理位置和社会现状，向朝廷建议设置地方政权建制，以长远治理这一地区，朝廷同意在横水设立崇义县，同时设立三个巡检司。
向三浰用兵之前，王阳明给仕德的信里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1](P278)，将攻心看得很重要。收复三浰之后，报经朝廷同意，在下浰设立和平县并配置驻军戍守，把和平巡检司改设在浰头，以便扼制交通要害，此外，还上折请疏通盐法，主要考虑为平定流贼筹集军饷。历史上，很少有统军将领考虑地方治理，包括设置县治的大事。
一是推行“十家牌法”。江西的民众多为“洞贼耳目”，官府的行动还没有付诸实施，“贼寇”已经提前知道了。王阳明责问军门的一个老隶，获得实情。于是在城中立“十家牌法”，即编十家为一牌，开列各户籍贯、姓名、年龄、相貌、行业，每天轮一家，沿门按牌审查，遇有情况可疑者立即报告官府。如果隐匿不报，十家一同犯法。同时倡导父慈子孝、邻里和睦，兴礼让风气，行淳厚之俗。[1](P270)
作为文臣的王守仁，运筹帷幄，在军事方面的特殊才能和智慧，通过以上几次较大的军事行动得到了充分的显现。首先，对于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动乱不主张军事围剿，而采用怀柔招抚，从文化心理上取胜。其次，军事行动与地方治理并举，增强了地方政权有效性管理。再次，对于宁王宸濠的平叛过程，体现了他谙熟军事、长于用兵的军事谋略。
2岁以下儿童和普通发热，通常选用对乙酰氨基酚（扑热息痛）。对乙酰氨基酚退热起效快，控制体温的时间为2个小时左右；副作用相对较少，对胃肠道无明显刺激，对凝血功能也无显著影响，无肾毒性，安全性较高；但有明显的剂量依赖性，即随着剂量的上升疗效上升，因此要防止过量而引起肝脏的损害。
(二)平定宁王宸濠反叛
王阳明一生最大的军事功绩，就是平定南昌宁王宸濠之乱。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朝廷命王阳明“勘福建叛军”，他率大军行至丰城(今江西丰城市南)，知县顾佖告知宁王宸濠反叛朝廷，王阳明遂返回吉安(今江西吉安市)，与知府伍文定征调粮饷，包括器械舟楫，“传檄暴宸濠罪”。同时，“俾令各率吏士勤王……咸赴守仁军”，[2](P5162)在江西的都御史王懋忠、编修邹守益、副使罗循、罗钦德等齐集王阳明军营。王阳明分析当前局势说：“贼若出长江顺流而下，则南都不可保，吾欲以计挠之，少迟旬日无患矣。”[2](P5162)他已成竹在胸。
迟滞宁王宸濠兵锋沿长江东下，是王阳明必须采取的措施。他的谋略在于，一是多派些间谍，在各个府县张贴檄文，声称都督许泰、郤永率地方兵，都督刘晖、桂勇率京城兵，各为4万水陆并进，南赣王阳明、湖广秦金、两广杨旦，各率所部合16万人，虚张三路直捣南昌。二是制作蜡书送给宁王伪相李士实、刘养正，“叙其归国之诚，令从臾早发兵东下，而纵谍洩之。”这一招果然让宁王宸濠起了疑心，谋士也劝他“疾趋南京即大位”。让他更加怀疑的是，十余天后并没有各地军队到来，“乃悟守仁绐之”，才知道王阳明有所用心，正是应了“少迟旬日无患矣”的迟滞战略。宁王宸濠遂决定出兵沿长江东下，留宜春王拱樤居守南昌，亲率数万人袭取九江、南康，围安庆。王阳明知南昌守军少，遂邀临江、袁州、赣州等州县官员及各路驻军汇集，“合八万人，号三十万”。有人请求先救安庆，王阳明说：“不然，今九江、南康已为贼守，我越南昌与相持江上，二郡兵绝我后，是腹背受敌也。不如直捣南昌……贼闻南昌破，必解围自救。逆击湖中，蔑不胜矣。”[2](P5163)决定先攻取南昌城，宜春王拱樤等人被捆缚，宫里的人大多被烧死，军士大多杀人抢劫，王阳明杀掉了违法的头目，宽容裹胁者，安定士民，慰问宗室，做好善后。
我国银行进行信贷业务风险分析时，主要方法还是以客户自身信用情况分析为主，对企业所属产业的风险评价重视程度不够，虽然已经有一些银行着手将产业风险分析结合到风险管理工作当中，但对其的认识依旧不够深入，当前的产业风险评价体系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王阳明平乱之后，朝野的政治环境很复杂。宁王宸濠之乱平息过程中，明武宗御驾亲征，自称威武大将军，率京师骁卒数万人南下。王阳明上疏“止帝南征，帝不许”，再加上皇帝身边以前受过宁王宸濠贿赂的人左右谗言构祸，放言诬陷，谓“守仁先与通谋，虑事不成，乃起兵。” 王阳明一时处境危险，好在世宗即位后“趣召入朝受封”，拜王阳明为南京兵部尚书，论功“封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世袭，岁禄一千石”[2](P5166)。王阳明不但化险为夷，而且因功受封。
糖皮质激素是机体的重要分子，参与急性应激反应中的免疫和炎性调节[9-16]。甲强龙在血浆中的半衰期只有30 min，起效迅速。本研究结果显示：(1)静息状态下肺功能检测中，甲强龙对每分钟静息通气量无影响，但是可以延缓感染后早期的气道压力增加，并减轻同期的最大吸气流量；在中、晚期，可以增加肺容积和气道阻力。(2)动态肺功能检测中，在感染后的中、晚期，甲强龙组2秒末用力呼气容积、最大呼气中期流速、用力最大呼气流速均较脂多糖组升高，最大呼气中期时间较脂多糖组下降。即糖皮质激素可通过改善动态呼吸功能，缓解重症感染期间的呼吸困难症状。
四是立社学。王阳明以为，民风不淳是因为教化没有彰显。贼寇稍为平定，易风易俗的事虽一时不能全部推广，但那些浅近易行的方面，可以进行开导和训诲。于是发布告谕，互相告诫劝勉，兴立社学，聘请教师教育子弟，歌吟诗词，演习礼仪。
(三)广西平乱
嘉靖六年(1527)，广西思恩(今广西平果县)、田州 (今广西田阳县)土酋卢苏、王受起兵反叛，总督姚镆不能平定，皇帝再诏王阳明“以原官兼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兼巡抚”[2](P5166)。王阳明上疏陈述对这些地区不宜用兵，也不宜设置流官。田州与交趾相邻，这里深山绝谷，且为瑶、僮等民族占据，继续设立土官为好，“斯可藉其兵力为屏蔽”。朝廷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但他却推行了自己的主张。
王阳明到达浔州(今广西桂平市境)，会巡按御史石金商定实施招抚之策，全部遣散各队土兵，只保留永顺、保靖土兵数千人。王阳明到南宁后，卢苏、王受二人遣使乞降，“抚其众七万”。随后奏闻于朝，并提出四点建议：一是“陈用兵十害，招抚十善”；二是“请复设流官”(改变主张)；三是“割田州地，别立一州”；四是在田州设立十九个巡检司，“以苏、受等任之，并受约束于流官知府。帝皆从之”。[2](P5167)王阳明用招抚的办法平定了思恩和田州之乱，设立地方行政建制和巡检司，旨在加强地方治理。巡检司人选用招降的头目出任，目的在于发挥本土人区域自治的作用。
断藤峡地理位置重要，上连八寨，下通仙台等“诸洞蛮”，“盘亘三百余里，郡邑罹害者数十年”。王守仁准备讨平这里，但却辞退湖广兵，由布政使林富率思恩、田州招抚的卢苏、王受部土兵“尽平八寨”[2](P5167)，不筹措粮饷，没有较大的军事冲突，是在相对平稳的过程中解决的，这是他怀柔体恤军事思想的体现。朝中有人诋毁王阳明安抚不当，也有人为他抗争，说各处的贼寇祸患多年，起初曾经发兵几十万，只攻得一个田州，不久又被贼寇占据，王阳明实施怀柔政策，恩、田二州就拜首受降。对于八寨、断藤峡的平乱，朝中有人认为，王阳明是受命征讨恩、田二州，没有受命攻取八寨。但也有人认为，大夫出征边疆，有利于安定国家社稷的事，自己决断是可行的。况且，王阳明本来就是承诏便宜行事的。这些话，都是朝中正直的臣子为王阳明鸣不平的，可见朝廷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与残酷性。
总体来说，学者们在传统中小外贸企业转型发展过程中跨境电子商务存在的问题方面的研究比较全面，并且不断有新观点的提出，这为我们后续研究的开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
二、王阳明心学与龙场驿
王阳明“心学”是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个命题为核心而展开的，但它的生成背景却与王阳明人生中的两次政治磨难关联密切。一次是正德二年(1507)，受宦官刘瑾迫害而贬谪贵州龙场，“龙场悟道”就是这个背景。一次是正德十四年(1519)，受阉党张忠、许泰威胁而到了近乎不能脱身的处境，即“宸濠忠泰”之变。这两次大的变故，使王阳明对政治、社会和人生有了深切的体会，从而影响到他几十年来对已有哲学思想的重新思考，一次又一次的突破，在王阳明思想形成过程中有着特殊意义，尤其是对朱熹“格物穷理”说的怀疑和否定。
武宗初期，刘瑾窃权。正德元年(1506)冬天，宦官刘瑾逮捕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王阳明“抗章救”，“君仁臣直，铣等以言为责，其言如善，自宜嘉纳；如其未善，亦宜包融，以开忠谠之路。乃今赫然下令，远事拘囚，在陛下不过少示惩创，非有意怒绝之也。下民无知，妄生疑惧，臣切惜之！自是而后，虽有上关宗社危疑不制之事，陛下敦从何而闻之？”[1](P261)。他的上疏激怒了刘瑾，受“廷杖四十”，“既绝复苏”。在廷堂上打他四十杖，“谪贵州龙场驿丞”[2](P5160)。正德二年夏天，王阳明前往龙场驿的途中到了钱塘，刘瑾派人侦察，他估计刘瑾追杀不会罢休，就托人放出话说王阳明投江已死，以摆脱刘瑾追踪，“因附商船游舟山”。此时王阳明父亲为官南京吏部尚书，他从鄱阳湖去看望父亲。十二月返钱塘，赴龙场驿。正德三年春天，赶到了龙场驿。[1](P262)
“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辞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得其门。自此以后，尽去枝叶，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为学。”[3](P181)在黄宗羲看来，王阳明“心学”的感悟与变化，龙场是一个特殊节点，从早年的任侠、骑射、辞章之习中摆脱出来，终于大悟于龙场，“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
(一)龙场驿是体悟“心学”之地
龙场驿，在贵州西北修文县境内。这里山峦重叠，荆棘丛生，蛇虺魍魉横行，蛊素瘴气弥漫，生存环境相当恶劣。对于王阳明来说，不仅是地理环境，而且当地人的语言难懂，可以通话的都是些从中原逃亡而来的人。由王阳明《初至龙场无所止结草庵居之》诗看，初到龙场的环境是这样的：“草庵不及肩，旅倦体方适。开棘自成篱，土阶漫无级。迎风亦萧疏，漏雨易补缉。灵濑响朝湍，深林疑暮色。群獠环聚讯，语庞意颇质。鹿豕且同游，兹类犹人属。污樽映瓦豆，尽醉不知夕。缅怀黄唐化，略称茅茨迹。”[4](P210)
这里以前没有固定的住房，他开始教当地人利用泥土筑墙，再架木盖房，建屋居住。并劝导当地民众学习，逐渐受到民众爱戴。
王阳明“谪龙场，穷荒无书，日绎旧闻。忽悟格物致知，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2](P5168)龙场驿安身后，在王阳明心中，刘瑾造成的愤懑已经化解，他考虑“荣辱皆能超脱，维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墩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1](P262)，得失荣辱都能够超脱，只有生死这一念头，自己觉得还没有看透。跟随他到龙场驿的门徒们都生病了，他不但砍柴取水做饭，而且给他们吟诗唱曲，还说些诙谐的笑话，以此来解闷，“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为门徒解闷，实质上是为自己解闷。“忽中夜色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1](P262)他对“心学”有了精深领悟，认为心是万事万物之根本，世间一切皆由心而来。史称“龙场悟道”。清代学者黄宗羲说：“先生命世人豪，龙场一悟，得之天启，亦自谓从《五经》印证过来，其为廓然圣路无疑。”[3](P7)由此看来，龙场驿的特殊环境与经历，是王守仁“心学”顿悟的重要节点。明代人已有评论，“文成大业，亦始基龙场”，“黔为文成过化地”[5](P483)，都认为“顿悟”与龙场驿这个特殊的环境有关。
九月，“改巡抚为提督，得以军法从事，钦给旗牌八面，悉听便宜。”当时汀、漳各郡皆有“巨寇”，面对江西的形势，王守仁采取了一系列特殊措施。
蔬菜穴盘育苗联合播种机是工厂化育苗的核心设备，包括穴盘供送、底料填充、压穴、播种、二次覆料和淋水等工作。填料及压穴装置与传送装置及播种设备构成完善的穴盘育苗播种机，按照工作顺序是：传送装置、填料装置、压穴装置、播种装置、覆土装置、浇水装置。底料填充应保证填料量精确、均匀，填充后压穴便于播种并使基质紧实度保持一致[5]。填料和压穴工序可保证投种位置和埋种深度，为播种机的精密播种做好准备。本文主要对填料装置和压穴装置进行介绍。
正德四年(1509)，王阳明仍在贵阳。这一年，提学副使席书(字元山)聘请王阳明主持贵阳书院，提出“知行合一”的学说。席书“问朱陆同异之辨，先生不语朱陆之学，而告之以其所悟……求之吾性，本自明也。”[1](P262)朱熹、陆九渊异同各有得失，没有必要互相辩问攻诘，向我的本性里寻求，它的根本就自己明白起来。“某尝说知是行之主意，行是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实知之成，已可理会矣。古人立言所以分知行为二者。……今说知行合一，使学者自求本体，庶无支离决裂之病。”[1](P262)这就是知行的本体关系，其核心论述也是在贵阳形成的。离开贵阳就任庐陵县知县，过常德、辰州(今湖南沅陵县)，见到门人冀元亨、蒋信、刘观时等喜曰：“悔昔在贵阳举知行合一之教，纷纷异同，罔知所入。”[1](P264)王阳明明确指出“知行合一”的学说始于贵阳。
新加坡没有中央银行，它的金融发展是在政府的支持和规划下得以进展，最早时期，新加坡的银行体系完全是外国银行支配的，新加坡独立之后，政府大力扶持本地银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与新加坡货币局两个法定机构共同承担着新加坡中央银行的职能。金融管理局的职能是维持经济的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制定金融与货币相关政策，对金融进行风险管理。货币局通过所有的外部资产来保证新加坡货币的发行。新加坡是高度开放的经济体，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巨大影响下，仍然可以维持金融体系的健全和稳定，这和它中央银行制度的运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正德九年(1514)在南京时，王阳明与王嘉秀、萧惠坐而谈道。他说：“吾幼时求圣学不得，亦尝笃志二氏。其后居夷三载，始见圣人端绪。”[1](P269)。
正德十三年(1518)七月刻《朱子晚年定论》，王阳明在序略中仍追述他“心学”思想与龙场的关系，“昔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有所悟。证诸《六经》、《四子》，洞然地复可疑。独于朱子之说，有相牴啎。”[1](P283)他的动悟是建立在朱熹学说基础上的，有“动悟”才有“牴啎”。
范·弗拉森将其自己的观点称为“新图景”，他对科学理论的建构首先是刻画一组模型，即结构的族；其次是对模型的特定部分加以细致刻画，以其作为对可观察对象的表征候选；再次，在实验测量报告中对表象加以结构观察，如果一个理论的部分模型实现了其实验测量报告中的表象与加以细致刻画的模型的特定部分同构，那么这个理论便是适当的。［7］64-65范·弗拉森将模型类看作理论的载体，当该模型的部分子集同经验世界同构时，就将抽象的模型世界或结构与经验内容统一了起来，从而形成了其科学理论观。
正德十五年(1520)在江西，王阳明对“格物”进行诠释：“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9](P297)即探究其心中之物，探究意念之物，探究认识中的事物。良知观是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悟道之后对其毕生心学精髓的总结升华”[10]，他在贵州的经历，他对“格物”新的理解，与他“心学”的提出有着密切关联。
王阳明在贵州贬谪生活两年余。在这里住的时间长了，当地人每天来亲近，觉得先生居住的地方潮湿，就砍伐树木修建了龙冈书院、和寅宾堂、何陋轩、君子亭、玩易窝让他居住，他已经与当地人融在一起。思州的守官派人到龙场驿侮辱先生，当地人就不答应。水西安宣慰听说王阳明的名字，派人送来米和肉，还有金帛鞍马，他都不接受。朝廷在水西修筑城池，设立防卫工事，安宣慰觉得占据了他的腹心之地而表示异议，就此事咨询王守仁，他“遗书析其不可，且申朝廷威信”。身为贬谪之臣，依然心系朝廷。
(二)平宸濠之乱是体悟“心学”的重要经历
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宁王宸濠之乱平息。七月，宸濠兵败被俘，武宗御驾亲征，自称威武大将军，安边伯许泰为副将军，偕提督军务太监张忠、平贼将军左都督刘晖率京军数千南下，至涿州而王阳明捷报至，武宗途中淫乐，继续南下溯江而上。这个过程增添了王阳明处境的复杂性，尤其是宦官张忠与个别嬖倖之臣，与宁王宸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王阳明初上宸濠反状的折子就提到：“觊觎者非特一宁王，请黜奸谀以回天下豪杰心，诸嬖倖皆恨。”[2](P5164)。因此，这些人在皇帝身边肆意诬陷，王阳明从中看到了人性的渥龊与肮脏。尤其让王阳明无法理解的是，平叛取得胜利反而招来祸端。原来明武宗好大喜功，以亲征藩王为名率军南下，王阳明擒获宁王宸濠后，上疏让武宗止兵南下，武宗不但继续南下，而且身边宦官张忠、许泰要王阳明放囚，纵宸濠去鄱阳湖，再让武宗擒拿显功。王阳明因怕祸害百姓，没有听从，直接将宸濠移交宦官张永手中，这样就触怒了阉党，张忠、许泰在皇帝身边谗言威胁，使得王阳明处境十分危险。险恶的政治环境，成为“致良知”学说的背景。“宸濠忠泰之变”，是王阳明内心世界从“未忘忧”转换到“得自由”的又一次重要契机，即从“天理”转向“良知”，从“事功”转向“自我”，迎来其思想创新的又一个高峰。[8](P185，P194)
正德十六年(1521)，王阳明在江西开始揭示“致良知”的学说。这一年，武宗过世，嘉靖帝继位，王阳明出任南京兵部尚书。因平定宁王之乱的功绩，嘉靖帝敕封其为“新建伯”，成为明朝开国以来第二位因军功受爵的文官。何为“致良知”？“得其所性之觉，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3](P7)。这是王阳明思想体系的核心。“自经宸濠、忠、泰之变，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所谓考三王，建天地，质鬼神，俟后圣，无弗同者。”[9](P301)王阳明虽然平息了宁王宸濠之乱，但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处境很险恶，有人随时都想置他于死地。在这种氛围中，他更加相信良知，它可以忘却遭受的患难，超脱生死。所以就给邹守益写信说：“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9](P301)“致良知”是王阳明现实经历的顿悟，也是圣人之门的核心所在。
他有更为直白的说教，“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他还说：“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9](P302)无论怎样表述，王阳明“致良知”学说，是宁王宸濠平乱过程中社会背景、自身处境的深切领悟。“盖先生再罹宁藩之变，张许之难，而学又一番证透。
对于贵州而言，在历史的长河里，王阳明是一位过客。艰苦环境里两年多的时光，是一段无法忘却的记忆。同时，贵州有幸，贵州的门徒有缘。王阳明在贵州讲学时，曾出现过“士类感慕者云集听讲，居民环顾而观如堵”的盛况，聆听者达数百人之多。[11](P256)从传承与影响的视角看，王阳明过世后，嘉靖十三年(1534)五月，“又见士民岁时走龙场致奠，亦有遥拜而祀于家者；始知师教入人之深若此”[12](P3)。在民间，贵州的门徒们都在纪念这位伟大的先生。在官方，巡按贵州监察御史王杏建王公祠于贵阳。[12](P3)由此可见，王阳明与阳明学在贵州根深叶茂，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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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李迎喜.黔中王门系统考·王学之魂[M].贵阳：贵州民州出版社，2005.
[12] 王守仁(著)，陈恕(编校).王阳明全集·年谱附录一(卷35)[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331( 2019) 08-0062-07
收稿日期： 2019-05-16
作者简介： 薛正昌(1956-)，男，宁夏固原人，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历史学及地方历史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 李世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