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私通：反思美国第二波女权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权主义论文,自由主义论文,美国论文,资本主义论文,危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40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13)03-0005-10
2013年是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奥秘》一书出版50周年。这部著作标志了美国第二波女权主义的兴起。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经济、政治、法律、社会和个人生活等层面进行了“女权主义的干预”，把女权主义的思想深入到美国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极大地改善了妇女的生活状况，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第二波女权主义还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各国的妇女运动和女权主义的发展。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宣告的“妇女的权利是人权”凸显了这一时期世界妇女和女权主义受第二波女权主义的激励在全世界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是，新世纪以来，不少美国女权主义者发现，在第二波女权主义进入不惑之年以后，女权主义运动式微。美国著名妇女运动史学学者芭芭拉·艾普斯坦(Barbara Epstein)指出，迄今为止，美国社会的各行各业并没有接受男女平等这一女权主义的核心目标。相反，群众性的妇女运动不存在了。[1]近几年来，具有相互质疑和不断反思传统的美国和世界各国的女权主义对美国第二波女权主义理论和运动近半个世纪的变迁进行了多层面的反思。反思的一个亮点是审视第二波女权主义与同期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个视角给有关的学术界和行动界一种耳目一新、豁然开朗的感觉，本文旨在向中国研究女性主义以及妇女与发展理论的学术界和行动界介绍这个视角的宏观理论框架、重要的论断和关注的主要议题。
一、反思的出发点
用这个视角进行反思的主要是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反种族主义、反帝国主义的女权主义学者和其他学者。反思的重点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女权主义运动和世界的妇女运动。对第二波女权主义反思的出发点主要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意识到1970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对全球经济结构的重组对世界妇女生活状况和认知的深刻影响。这些学者认为，当代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60年代期间美国在经济上出现了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繁荣，这个时期也常被称为美国经济的“黄金时期”。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国际上面临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复苏，在国内面临黑人的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和青年学生反越战运动的兴起。加上越战的长期消耗，美国经济发展逐渐停滞，利润下降。在这个背景下，美国迫切需要在国内和国外进行经济重组。在政府重要的经济决策上，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逐渐取代了主导美国战后“黄金时期”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经济学说。由芝加哥大学的弗莱瑞奇·海克(Friedrich von Hayek)和米尔顿·弗里曼(Milton Friedman)等创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张减少政府的干预作用，让私人经济无束缚地发展。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主要代表是1979－1990年英国的撒切尔政府、1981－1989年美国的里根政府以及2001－2009年的布什政府。这些政府质疑许多政府的社会福利项目和进步的税收制度的合理性，提倡将很多公共设施私有化，并且取消或放松政府对私有企业的管理，比如在环保、银行、公共事业和媒体等领域的法规管理。
由新自由主义理论引领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主角是各国政府领导人、跨国公司的总裁、主要银行的高管和投资商、世界金融组织的负责人以及为跨国公司服务的各国主流媒体。全球化的过程可总结为削弱发展中国家对关税和资本的流动的控制，让国际资本将其市场的触角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后极力把刚从殖民主义独立出来的发展中国家纳入全球资本主义的市场体制之中。这个重组的最大受益者是美国。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政策上，美国继承了老殖民主义，对这些国家进行残酷的经济重组，并千方百计地阻止这些国家走上经济自立的道路。
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两个主要特点是服务行业的增长和金融业的发展。投资商不仅通过把制造业迁移到廉价劳动力充足的地区以获得最高的利润，而且更加重视通过金融业来获取利润。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经历了金融化的改革。这个改革包括货币管理、安全管理、企业结构重组、资产保障和金融衍生品等。据统计，20世纪60年代银行占美国的GDP的1％，而1980年占20％。[2](P29)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全球化是一个从工业资本主义转变成金融资本主义的过程。
与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资本主义相比，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更具有不断变化、不断创新和海纳百川的能力。罗克·博坦斯基(Luc Baltaniski)和夏娃·希亚佩洛(Eve Chiapello)在《资本主义的新精神》一书中指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是一种精干的资本主义。经营的特点是“网络”式，采用灵活的劳动机制、多元的合同制、团队精神、多重任务和多种技能以及扁平的管理等，目的是为了极大限度地增加利润和积累资本。这种资本主义崇尚创造性、动态的身份和自我发展。比尔·盖茨(Bill Gates)是新自由主义新精神的化身。博坦斯基和希亚佩洛特多次强调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特别善于发现和利用对其的抵制和批判中能为己所用的成分，用创新的方式躲避矛盾和困难，消解对其有颠覆性的潜在挑战。[3]美国左派政治学学者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把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的这个特质称为“历史的狡计。”[4]
近40多年的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速度降低，导致新世纪初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据统计，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在20世纪60－80年代为5.5％，到20世纪80年代到2000年，降到2.6％。全球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指数也同期下降，包括婴儿死亡率、就学率和寿命等。全球化最突出的恶果是贫富差别扩大，社会更加不公正。占世界1％的人口获得全世界57％的收入。[5](P24)
不少女权主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全球化也是个“社会性别化的过程”。[5](P99)这是因为，全球化主要是通过更加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劳动妇女来实现的。因此，全球化的一个主要的恶果是妇女的贫困化。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妇女运动史学者海斯特·艾森斯坦(Hester Eisenstein)认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让美国和世界各国的劳动妇女，特别是有色人种妇女，变成了新一代的无产阶级。虽然，对资本来说，所有的人，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年轻的还是老年的，都是劳动力和商品，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学者特里萨·埃伯特(Teresa Ebert)看来，全球化的这种表征证明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度结成了新的联姻，合为一体，应称为父权制的资本主义。[6](P90)
对美国第二波女权主义的反思的第二个出发点出于女权主义的初衷，即建立一个为所有的妇女和为全人类的公正的理想社会。马克思主义界定的人类的全方位的“解放”(emancipation)再一次出现在女权主义的最高诉求的话语中。不少学者认为，女权主义的这个初衷在具有极端暴力性和侵略性的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的制度中是无法实现的，她们坚信想象和实现比现存的全球资本主义更公正和平等的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但是以美国第二波女权主义为首的世界主流的女权主义对过去近半个世纪的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认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认识盲点。大多认为全球化不可避免，女权主义没有更好的替代机制，只能与其妥协。不少人还觉得虽然全球化对妇女造成一些恶果，但是有些层面还是有可能成为改善妇女状况的机遇的。在大量有关全球化的研究中，包括女权主义的研究中，只有为数极少的研究关注妇女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中起的核心作用。这些都引发了对女权主义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一系列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批判性的反思。
在这些反思中，不少女权主义学者注意到第二波女权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同时兴起这个巧合。有些女权主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第二波女权主义引领的美国国内和世界范围的女权主义运动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需求有重要的趋同性。艾森斯坦进一步认为，这一时期全球资本有选择地铸造了美国主流的女权主义，导致其重要的斗争目标和策略有助于全球资本及其政治势力对全球的统治，并为1970年以来美国及全世界的日益加剧的不公正提供合法性。[2]
同意艾森斯坦这一论点的女权主义学者从各个层面质疑以美国第二波女权主义为首的世界主流女权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关系，论证其被当代全球资本操控的成因。鉴于篇幅关系，本文重点介绍两个重要层面的反思，一是对美国国内的女权主义运动的反思，二是对南半球妇女发展实践的重新评价。
二、对美国国内女权主义运动的反思
在美国国内的妇女运动层面，主要表现在妇女就业、斗争策略、身份政治和女权主义组织四个主要议题上。
在妇女就业层面，以艾森斯坦在这方面的讨论为例。她认为，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一书彰显了第二波女权主义的一个核心诉求，即中产阶级妇女改革家庭和婚姻，争取政治参与和经济独立的诉求。这一时期第二波女权主义实现男女平等的重点是妇女全面进入公共领域，在各行各业就业。这一重点适逢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在对美国国内的经济结构进行重组时需要大量妇女外出就业。这主要是因为与20世纪70年代之前雇佣男性工人为主的凯恩斯模式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同，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调整劳动力结构，其中一个重要策略是在各行各业雇佣女性劳动力，特别是在服务业和制造业。这不仅是因为妇女的劳动力比男性便宜，而且因为大多妇女不会组织起来，或参加工会，并愿意接受临时的、没有福利的工作。这个策略造成美国劳动力的女性化。[2]据统计，1950年美国1/3的妇女外出就业，而2004年60％的妇女外出就业。[7]劳动妇女在这种情况下外出就业，往往替代了男性的工作，在不同程度上造成男性工人工资的减少或失业。不少妇女的收入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产阶级贫困化。同时，很多劳动妇女加入了贫困的大军，特别是以女性为户主的家庭。现在36％的以女性为户主、有两个未成年儿童的家庭处于贫困线以下。[8](P123)
与此同时，一些企业为了增强竞争力，精心作出决策，向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妇女打开就业的大门。高科技、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也扩大了妇女在这些领域的就业。因此这些领域的发展也被认为是一个女性化的过程。比如让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进入高管、律师、医生等过去传统的男性行业和新兴的高科技行业。就药剂师行业而言，1950－1960年间，妇女在这个行业只占8％，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妇女占32％。[9](P120)特别是在美国的管理高层和工资优厚的专业行业里妇女大量就业对这些企业有利。比如2004年世界企业500强中女性高管职务比例高的企业比那些男性比例高的企业获得高于35％的盈利。[10](P84)
在谈到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建构的新就业结构既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专业人员又需要廉价妇女劳动力时，弗雷泽引用《资本主义的新精神》一书中对灵活的、不断变化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描述。她强调，当代全球资本主义一个新的特点，即在重要的历史时刻，具有消解对其的批评并用之来丰富自己的能力。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往往被调过头来重新指认，为资本的进一步积累服务。她认为，在妇女就业的问题上，第二波女权主义认为，妇女就业不仅能增加经济收入，提高她们做人的尊严，而且能促使她们进一步从传统的性别建构中解放出来。但是这种美好的期冀被这种狡黠的资本主义新精神迂回地用来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4]
面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对妇女就业的新的需求，这一时期主流的女权主义运动还在斗争策略层面迎合了资本的需求。20世纪70年代以来，主流的女权主义放弃了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和妇女运动的组织起来、参加工会、集体奋争的传统，转而通过干预政府的立法，实现妇女就业方面的公正的斗争策略。尤其参与在男女同工同酬、禁止工作场合中的性骚扰、培训和晋升的机会、通过肯定行动加入传统的男性行业以及工作场合的平等权利等方面的立法。换句话说，主流女权主义把妇女博弈的空间放在法庭上和政府的立法机构里，而不是在工会的大厅里或与资方的谈判桌上。同时，主流女权主义还参与了一些削弱保护工人集体利益的法案，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弱化了1935年保护工会的《劳工法》。女权主义的这些目标和策略重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更多的妇女就业，相对地改变了妇女的工作环境，但是很多劳动妇女认为这种从上而下、以个人代替集体抗争的策略无视大多数妇女从事低收入的工作的现实。这些目标和策略不仅迎合了资本的利益，而且加剧了贫困的劳动妇女与主流女权主义之间的分化。
艾森斯坦认为，主流的女权主义20世纪70年代以来鼓励妇女就业的策略和重点，并没有使其成为削弱雇主的权力的一种抗衡势力，反而为其提供了大量的新的廉价劳动力。在这个意义上，主流的女权主义运动与企业、代表大企业利益的政府进行了理想的联姻。[2]著名美国民权和妇女行动者希瑟·布斯(Heather Booth)总结道，女权主义运动在总体上犯的错误是，“我们把目标放在高层”而不是放在最贫困的妇女所在的低层。[11]
艾森斯坦进一步指出，由主流的女权主义引领的这场对美国社会具有深刻影响的妇女就业革命在本质上是一场事业有成的妇女的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受惠的主要是中产阶级妇女。[2]这些中产阶级妇女走进就业市场，旨在在父权和资本主义制度内分得一块蛋糕。从当时的经济转型的背景看，资本主义制度在本质上是欢迎这些妇女的参与的。因此，第二波女权主义几乎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同期起步不是偶然的。第二波女权主义的兴盛是由资本主义对妇女劳力的需求来支撑的。[2]
反思的第三个主要议题是这一时期第二波女权主义追求性别公正的重心的转变。弗雷泽的论点凸显了这方面的质疑。她把第二波女权主义追求性别公正的诉求总结为经济上的再分配、文化上的承认和政治上的代表性三个主要层面，指出随着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兴起，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文化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一时期女权主义追求社会公正越来越偏重文化上的承认，特别是强调身份政治和差异的话语。[4]当然，强调这个层面有利于矫正女权主义过去单一注重经济层面的公正，有利于建构容纳多层面的新的诉求框架。但是，这个转向导致第二波女权主义成为身份政治话语的一股社会势力，造成女权主义过分注重文化层面的批评，忽视对政治经济层面的不公正的批判。[4]艾普斯坦也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女权主义经历了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激进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为主导转变到由文化女权主义引领的变化。她指出，文化女权主义的诉求并不是致力于改变现存的社会关系，而专注于在现存的文化体制内部创造女权主义的亚文化。[1]另外，弗雷泽认为这一转向的时间很可疑，即发生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发展40多年来造成人类有史以来最巨大的贫富差别和社会的不平等之时，发生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最需要压抑社会平等的记忆之时。这种对文化上的承认绝对化的倾向不仅扬弃了第二波女权主义原先含有的经济上的再分配的诉求，而且放弃了女权主义原有的对资本主义的整合性的批评。[4](P109)因此，弗雷泽把第二波女权主义转向文化上的承认，特别是身份政治的话语，称其为与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危险的私通”。[12]
同时，另一些学者质疑文化批评和身份政治的非政治化的倾向。她们指出，女性身份的文化层面与其政治、经济层面有密切的关系。这种过分强调文化层面的身份政治的话语，目的不是旨在改变现存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而是为了保障个人在其中的利益。换句话说，身份政治不质疑、改变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的大蛋糕本身，目的是为了分得多一点。在政治上，英国反种族主义学者凯南·麦里柯(Kenan Malik)认为，身份政治的非政治化倾向的危险在于其转移了弱势群体对政治层面的压迫的注意力。[13](P115)在文化上，身份政治话语把身份差异局限在消费文化和生活方式层面，无视身份政治是资本主义市场的分割性的表现形式，身份的商业化是资本的全球化的结果。美国文化研究学者卡罗尔·斯塔布尔(Carol Stabile)指出资本主义不断变化的结构、资本流动的日益扩大和加速、以及消费社会的发展都加深了人的身份的不确定性和碎化。因此她认为，身份政治的话语对资本主义不造成什么威胁。以消费作为女性反抗压迫的“策略”很可能最终成为其压迫女性的“表征”。[14](P148)
对第二波女权主义反思的最后一个层面是对女权主义组织的反思。纵观美国女权主义组织的发展，艾普斯坦着重探讨两个占主导地位的组织形式，一是主要的全国性的女权主义组织，比如妇女全国组织(NOW)和致力于环境保护、医疗卫生、社会公正等方面的全国性妇女组织。她认为，这类全国性的组织采取小心谨慎的态度，主要的斗争策略是通过政府和立法干预来改善妇女的状况。但是这些组织缺乏把妇女的从属地位放在质疑整个社会制度的视角。在组织上，这些组织的成员和服务的对象主要是中上层的中产阶级妇女。这些组织的工作人员是带薪的，日趋职业化。另一方面，这些组织与主流的非赢利的社会组织一样，日益体制化。因此，美国公众对这类女权主义组织的印象是一种中产阶级妇女的官僚机构。另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妇女组织形式是学术界和大专院校的妇女学和社会性别学学科的女权主义学者。她回顾20世纪七八十年代女权主义学者进入高等院校、建构女权主义理论的过程，注意到30多年来，虽然美国大多数高等院校都建立了妇女学和社会性别学学科，女权主义理论也基本被主流学术界接受，但是没有迹象表明，女权主义的性别平等思想明显地改变了高等院校的权力结构和文化氛围。她认为，这与女权主义学者本身的两个方面的问题有关。首先，大多数女权主义者进入高等院校后，致力于在现存的教育制度内，通过发表论文提高个人的学术地位、名誉和权力。她们大多在政治上淡化了女权主义的目标和价值观念。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不少女权主义学者表现得非常冷酷和自私，放弃了当初追求的妇女之间的平等、民主和相互尊重的女权主义传统，在女权主义学术界也逐渐地形成了森严的等级制。个人的诉求高于一切的价值观还使许多女权主义学者丧失了对自身的中产阶级地位的局限性的认识。因此，她认为，女权主义学者非但没有能够改造高等教育制度，反而被其驯服了。由于大多数女权主义学者在这些方面的价值观念和奋争目标的改变，在实践上导致了女权主义运动的视角和奋争目标日渐狭隘。这些女权主义者越来越丧失了对广大妇女生活状况的关注，脱离了基层的女权主义群众运动，在社会上相当孤立。[1]
女权主义学者自身的另一个问题是与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的关系。在美国的高等院校就职、升迁、发表论文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获取科研资金。艾普斯坦认为，不少女权主义学者在进入高等院校后，不仅不质疑这些科研资金与资本的关系，反而迎合高等院校日益弥漫的市场价值。更重要的是，对资本利用她们来影响政府的决策，进行全球扩张缺乏应有的认识。[1]英国国际关系学者彼得·沃特曼(Peter Waterman)特别提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美国女权主义学界提出的“妇女学全球化”的举措是由福特基金会这类资金雄厚的美国资本资助的。历史证明，这类基金会与美国政府对外政策和资本的全球利益有密切的联系。这个“妇女学全球化”项目旨在全世界推行建立在美国主流价值观的基础上的女权主义理论和学科建制。[5]波兰女权主义学者伊娃·查克维克斯(Ewa Charkiewicz)把这种资本的影响称为“无形地隐藏在”国际女权主义内部的推手。[15]主流女权主义与资本的呼应的另一个重要的表征是专注于社会性别视角，专注于对父权制的批评的倾向，扬弃了第一波女权主义质疑资本主义制度的传统和阶级的视角。埃伯特指出，从长远的角度看，这种把父权制孤立于其他压迫制度的倾向的本质是与父权制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势力同流合污，而这些势力正是革命性的女权主义要致力推翻的。[6]
三、对南半球妇女发展实践的反思
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前后，世界各地妇女运动空前活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长足发展。近年来，不少女权主义学者对这场轰轰烈烈的妇女运动，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妇女的经济发展的实践，及其相关的主要的理论框架也进行了多层面的反思。反思的第一个重要层面是重新审视世界主流女权主义学界对“全球化”和“发展”的界定。不少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世界主流女权主义对“全球化”的界定缺乏质疑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的视角。纵观1999年以来重要的有关全球化和妇女与发展的关系的研究后，沃特曼发现，主流女权主义把全球化看成是一种温和、仁慈的新型的凯恩斯主义的新世界。在大多数这类的研究中根本不出现“资本主义”一词，主要的视角是社会性别视角。[5]他和艾森斯坦等人认为，全球化的本质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5][2]这个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制度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仅重组了美国的经济而且重组了世界的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因此，“发展”这个概念是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的语境中的一个概念，指的是全球资本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历史证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不仅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贫富差别，而且导致世界自然资源进一步枯竭，人类生存环境急剧恶化。因此，不少学者认为，主流女权主义关于“全球化”和“发展”的理论隶属北半球、霸权和殖民的话语。在这个话语中，女权主义理论原来含有的激进的锋芒被磨灭了，成为改良主义的理论。这种理论不利于全球妇女建构有实际意义的解放话语，导致20世纪80－90年代世界范围内妇女运动蜕变成由中产阶级女权主义和学术精英引领的政治上制度化的女权主义运动。沃特曼用美国著名非裔女权主义行动者和作家奥德丽·罗德(Andr é Lorde)1984年的一句名言点明了主流女权主义的“全球化”和“发展”理论的要害：“用主人的工具永远不能拆除主人的房子。”[16]
反思的第二个层面是关于由美国第二波女权主义引领的世界主流的妇女的发展实践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调整全球的经济结构的关系。不少反种族主义、反殖民主义的女权主义学者认为，世界主流的女权主义意识形态在这个过程中帮助了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推行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南半球的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这个层面与“政府领导的发展”和“结构性调整项目”这两个重要概念及其相关的政策有密切的关系。“政府领导的发展”指的是一个国家从以农业为主要经济转变为以工业为主要经济的现代化的过程应该是以独立的主权为基础，由这个国家的政府领导的。其经济发展应以这个国家的利益为核心，而不是由私人资本决定的发展。在1970年以来全球资本重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打压当代政府领导的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结构性调整项目”起了关键的作用。这类项目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贷款危机。主要放贷机构大多隶属于发达国家的资本，特别是美国的国际金融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在贷款给发展中国家时，强迫这些国家接受其“结构性调整”的项目。这些项目以贷款为条件，要求借债的发展中国家有选择性地进行经济发展，将国有资产私有化，放弃对货币的控制，减少或废除政府对本土企业的补贴，向世界开放市场。在有些情况下，世界银行等组织甚至派官员进入当地政府，监督这些国家的医疗保健、教育、工业、农业、交通和环保等政府部门的工作。据统计，在1980年至2006年间，“结构性调整项目”在全球145个发展中国家实施过。国际货币组织向发展中国家贷款总额为2.6万亿美元，收回7.7万亿美元。[17](P44)因此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学者认为，“结构性调整项目”在本质上是18－19世纪殖民主义时期殖民贸易和经济模式的继续。这些结构性调整项目造成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比殖民主义时期更不独立，经济结构更加畸形。
这一时期，美国第二波女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帮助了资本对南半球的经济重组。以有关小额贷款和非政府组织的讨论为例。首先，不少学者指出，在对待小额贷款的态度上，主流女权主义提倡以个人为中心的妇女经济发展模式，用以取代南半球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领导的经济发展道路。小额贷款被普遍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妇女脱贫的一个重要实践，特别是在农村的经济发展中。艾森斯坦指出，小额贷款的确改善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妇女的经济状况，但是决不能把小额贷款看成是解决南半球的贫困特别是劳动妇女的贫困的良方。[2]原因有四：首先，小额贷款出现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中。全球资本通过各种“结构调整项目”削弱了当地“政府领导的发展”，导致大规模的失业，加剧了贫困。虽然小额贷款能帮助一些妇女脱贫，但是无法解决大多数的妇女的贫困状况。鉴于男性失业增加，很多劳动妇女成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因此，小额贷款实际上是把脱贫的重担转移到妇女的肩上。第二，单靠小额贷款无法解决全球化造成的贫困。小额贷款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本人也认为，小额贷款不乏为一种脱贫的策略，但绝不是从根本上解决世界贫困的灵丹妙药。[18]第三，小额贷款是一种依靠个人努力来脱贫的策略。世界主流的金融和发展组织提倡小额贷款，是因为小额贷款不质疑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框架，以及因之导致的土地权的被剥夺、基础公共设施的私有化、教育和医疗卫生设施的压缩等。第四，具有创新能力和勇气的妇女毕竟是少数。小额贷款的利息高，缺乏应有的破产法的保护，所以经济风险很大。
弗雷泽认为，应该把小额贷款放在这一时期主流女权主义积极参与的“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等机制来赋权妇女，改善底层妇女的生活状况的背景来分析。[4]这些机制都是“结构性调整项目”的产物。与小额贷款有关的是对“非政府组织”(NGO)的分析。非政府组织之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后发展特别快，是因为当时联合国决定用非政府组织来实施一些项目。虽然许多妇女非政府组织在改善妇女的生活状况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艾森斯坦和弗雷泽等人认为，非政府组织出现的背景是有些发展中国家和国际贷款机构默认了20世纪60－70年代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终结。[2][4]由于结构性调整项目的影响，这些国家经济发生困难，政府被迫消减社会福利开支。弗雷泽指出，小额贷款反映了女权主义非政府组织的一个困境，即虽然非政府组织的初衷是反对至上而下的官僚机制的扶贫，旨在赋权妇女自下而上的参与，通过个人自助和社区互助来脱贫，但是，女权主义非政府组织在小额贷款中发挥的作用掩盖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巧合，即小额贷款方兴未艾之时正是当代发展中国家政府放弃通过宏观机制进行的脱贫努力之时，而这种国家层面的脱贫政策和措施是小规模贷款不能取代的。因此她认为，虽然小额贷款这类非政府组织在实践中局部取代了这些政府向贫困群体提供社会福利和救济的功能，最终还是被新自由主义用来恢复父权的官僚机制，维护市场化的合法性，巩固了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当地政府的权力。[4]
对非政府组织的质疑的另一个层面是非政府组织与群众性的妇女革命运动的关系。不少学者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前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传统的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其他压迫制度的群众性的妇女运动式微。妇女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参与大多通过建立非政府组织来实现。与过去的妇女群众组织相比，非政府组织的优势是提供技术、思想和交流的专业服务。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把所有的外援都发给了世界各国的非政府组织。2010年全世界的非政府组织雇员总数约900万，持有资金1.1万亿美金，是当年加拿大政府总开支的四倍。近年来，海地的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的收入是当地政府官员的三倍。[19]
与社会各个层面的群众运动，如街道、社区、工会、网络和群众文化等层面的群众运动相比，不少学者非常担忧地看到，很多妇女非政府组织的组织形式是西方的模式，其重心在参与国际和国内政策决策层面，活动的场所集中在联合国、世界主要金融机构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制度内。比如沃特曼和美国女权主义学者卡罗尔·巴顿(Carol Barton)等人指出，非政府组织通过小额贷款之类的形式以在非正式的经济领域中创业来安抚当地的社会群体，导致非政府组织替代了反对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性的群众运动，造成妇女运动的主流被“非政府组织化”了。[20]由于不少妇女的非政府组织抗争的方式从“抗议”转向“建议”，这些非政府组织非但没有成为政治反抗的中心，反而变成了发展中国家政府控制社会的工具。有些非政府组织还蜕变成了官僚化的福利组织。“非政府组织化”的问题在拉丁美洲尤为突出，被认为是当地群众性的妇女运动面临的一大重要挑战。艾森斯坦注意到，这些国家的政府越来越多地利用女权主义的非政府组织来实施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和项目的目的是把贫困妇女融入到市场经济中，并逐步把一些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框架的女权主义组织边缘化。[2]墨西哥女权主义学者和行动者西尔维娅·马科斯(Sylvia Marcos)深受其害：“我一开始是个很激进的行动者。我们后来却变成了很出色的帝国主义女权主义的工具。”[21](P146)
不少学者认为，非政府组织这些误区的一个主要渊源是其大多是由北半球富裕的发达国家的慈善机构资助。沃特曼注意到，在不少拉丁美洲国家，外国资助甚至成为当地妇女运动的先决条件。[5]因此，非政府组织致力的一些社会项目不可避免地受制于这些慈善机构自身的动机及其对南半球的政治和经济的政策。但是非政府组织与外国资本的关系却是主流女权主义一直回避的。主流女权主义从不提“钱”的这个概念，从未将其理论化，而且很少设计对其的策略。但是钱是资本主义最抽象而又最具体的表现形式。女权主义非政府组织每天干的就是找钱和向基层妇女组织发钱。在公开场合讨论钱，很多非政府的妇女组织觉得很难启口，觉得太物质主义了。但是，这种回避无法掩饰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和运作与全球资本密切的关系。沃特曼把这些女权主义组织称为“外国资助的女权主义。”[5](P106)他认为，非政府组织在经济层面上的这个软肋削弱了女权主义运动的革命锋芒，使女权主义不再是全球群众革命运动的先锋，并且分化了南半球群众性的妇女运动。[5]
对美国国内主流女权主义运动和南半球经济发展中妇女实践这些层面的反思，使不少学者探寻女权主义与新资本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私通”的根源。艾森斯坦认为，在美国对全世界霸权的扩张中，要拆解传统的社会凝聚力，女权主义就是一种强有力的溶解液。[2]女权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作用与18－19世纪基督教对殖民主义的作用一样。女权主义之所以成为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工具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女权主义是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最重要的表述。女权主义致力维护妇女的经济权、政治权、民权和人权都基于抽象的个人权利的前提，个人权利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价值和先决条件。因此，在本质上，女权主义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美国主流女权主义引领的南半球及其全世界的妇女运动强化了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帮助了跨国公司渗透到世界不发达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主流女权主义与美国帝国称霸世界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说，女权主义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尤其是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四、对中国妇女理论研究的重要启示
上述对美国第二波女权主义的反思对中国妇女理论研究有四个重要的启示。
第一，这些反思彰显了美国女权主义的一个非常可贵的传统：相互质疑、不断反思的精神。这个传统给女权主义思想和运动注入了永不枯竭的活力，虽然不断反思是需要直视真理的勇气的。艾普斯坦提到反思的艰巨性，一是面临外部极端和保守势力对女权主义的攻击，二是内部对自身的质疑会消解女权主义凝聚力，导致内部的暂时动荡的顾虑。[1]中国的女性主义迄今已发展了20多年了，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是新时期中国女性主义一个重要的理论资源。那么中国的女性主义是否也应该珍视这个可贵的传统，继而进行认真的反思，特别是对在建构本土的女性主义的过程中，对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一些主要选择、汲取进行反思呢？
第二，这类反思强调审视的视角和宏观的理论框架的重要性，特别是整合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制度以及意识形态和话语等层面的宏观理论框架，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仍然是认识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背景下当代妇女的状况和认知的利器。和美国第二波女权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同期兴起一样，社会性别的概念在中国的普及和中国女性主义、妇女与发展理论的兴起也与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和文化与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接轨同期。这是不是偶然的？说明了什么问题？比如，中国的女性主义和妇女与发展学术界的一些重要学者把20世纪90年代称为中国女性主义的“辉煌的十年”。①但是就在这个十年里，城市中成千上万的国营企业中的女工下岗，农村中成千上万的女农民进城进入“世界加工厂”。这些劳动妇女从改革开放前的“半边天”变成了既出卖廉价劳动力又出卖身体的新一代无产阶级。女性主义的理论界和劳动妇女的生活现实之间呈现的这样巨大的差异是否应该从这个重要的视角和宏观理论来进行反思呢？
第三，这些反思凸显了女权主义进行反思的出发点的重要性，即强调女权主义的初衷是为所有的妇女的解放和全人类的社会公正，坚信建构一个比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更美好的世界的可能性。笔者注意到，在中国的女性主义的建构和发展过程中，非常强调本土性。“解放”的含义是注重个性自由的解放(liberty)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全方位的解放(emancipation)。中国的女权主义要继续发展，是否也应重提女性主义的初衷这一核心议题，以此来梳理20多年来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呢？
最后，不少马克思主义、反对种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女权主义学者重提社会主义的重要性，指出在迄今人类历史上所有的社会制度中，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女权主义解放所有妇女和全人类的初衷。但是，笔者认为在设想女权主义的理想世界时，这些学者的想象力远不如她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和主流女权主义的批评力度。这也许与这些学者没有亲身经历过社会主义实践有关。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曾经实践过社会主义的国家之一。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妇女的解放程度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那一时期的中国妇女解放的思想和实践对当时的世界妇女运动有很大的推动，至今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比如，1954年通过的新中国《宪法》就包括了男女同工同酬的规定。这一法律颁布之后很快在各行各业普遍实施。而西方发达国家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陆续颁布类似的法律。虽然美国在1963年也通过了男女同工同酬的法律，但是由于其法律体制和私有经济的制约，半个世纪以来在实施上始终困难重重。2009年美国全职女性员工的平均收入低于同等工作的男性员工的收入的20％左右。[22](P3)面临全球资本主义日益腐败残酷，中国的女性主义是否应该重新评价这一重要的历史遗产，以此为借鉴，建构让所有妇女，特别是广大受全球资本剥削压迫的劳动妇女，获得彻底解放的妇女理论，为世界妇女运动作出新的贡献呢？
注释：
①《西部妇女》，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2011年专刊，总第27期，在这期专刊中多次提到这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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