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WTO规则的片面性及其对中国带来的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片面论文,中国论文,其对论文,性及论文,规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 0209（2000）01—0048—08
一
1999年11月15日，随着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双边谈判协议的签订，中国人民经过13 年跌宕起伏的艰辛历程， 终于迈出了加入WTO这个“经济联合国”组织最艰难的一步。中国在13年追求加入WTO的谈判历程中，并没有因一波三折的谈判而放慢本国经济国际化、全球化的步伐，相反以更加锲而不舍的精神去敲击世界经贸组织的大门，其根本原因在于为了中国的长远利益和发展。
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O）三足鼎立协调世界经济发展的全球化支柱机构。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于实现国际资源的优化配置，扩大跨国经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消除我国在国际贸易中遇到的歧视性待遇，调整我国产业结构，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为我国居民的消费得到更大的满足提供了机遇。所以中国政府选择的追求加入世贸组织的战略目标是完全正确的。正是因为这一点，中美关于中国加入WTO 双边谈判协议的签订被称为是一个“互利的协议，三赢的结果”。
但是，世界贸易组织作为最权威的国际性组织，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富国烙印，特别是带有很强的美国烙印。具体表现在：
首先，世界贸易组织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最主要组织，是以发达国家在国内已经实行过且证明对他们有利的游戏规则来界定各项标准的。为发达国家控制与主导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在制定规则和制度时，只以那些发达的富国为模型，在这些国家已经实行的国内规则的基础上修修补补，并要求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政府向这些规则看齐。很显然，WTO的不少规则适应富国而不适应穷国， 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富国国内规则在世界上的延伸。所以，在世贸组织推动的全球化的潮流中，许多发展中国家抱怨说，世界贸易组织只是发达国家的御用工具，是富国推行其价值观念、经济模式乃至政治模式的“代理人”，它们根本不考虑穷国的利益和要求，不考虑人的基本需要，而只考虑它们自身的利益和利润，毫无公平可言。最典型的例证是，东南亚、俄罗斯与拉美等地发生金融与经济危机过程中，发达国家所控制的这些国际金融机构与这些国家讨论实施援助计划时，往往提出极其苛刻的条件，胁迫各国服从。
其次，即使WTO的规则是那些规则制定者按照世界各国的情况， 平均加权后制定出来的，也同样存在着形式上的平等而实际上的不平等。这是因为穷国和富国在这种貌似平等的游戏规则面前，起跑时的起点不一样，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比如说，发达国家使用的是现代化的机器生产，而发展中国家则大部分生产还停留在手工劳动阶段；发达国家的生产总值主要依靠知识和信息获得，而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则仍然停留在非常原始的粗放阶段；发达国家掌握了世界贸易乃至全球化所需要的一切制度安排，而发展中国家则对此茫然无知。由于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差异和总体上的垄断性，发达国家通过经济的全球化大举进入和占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发达国家依仗技术和设备的优势，利用知识产权等措施和法律手段，不仅掠夺性地大量开发和廉价占有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资料、人力资源，而且以昂贵的价格向发展中国家出售技术和知识产品，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的持续和良性发展方面受到严重影响，资源得不到有效的开发、利用和保护。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生产技术水平落后，商品价格高，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力相当弱。二者起点的差距如此之大，现在却要使用同一个规则去进行竞争和赛跑，胜负的结局不是早已定论了吗？
第三，制定出来的游戏规则缺乏透明度，没有让发展中国家发表自己见解的机会。世界贸易组织尽管是不分国家大小、人口多少和经济实力强弱，一视同仁，每个成员有一票投票权。但由于小国、弱国的贸易水平低，贸易量小，其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影响非常有限。特别是对贸易规则的解读无法得到发达大国的认同，以致参与相关问题的谈判能力非常有限，从而造成形式上具有和大国相等的合法的权利，但实际上却没有发言权。发达国家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和对发展中国家金融服务业的大量介入，通过投机活动向发展中国家转嫁金融危机。在发达国家将工业生产大批外移的情况下，其生产性危机的压力就迅速下降。而由于资金的积累和运作，金融活动有了更多的流动性、随意性和投机性，发达国家利用游戏规则缺乏透明度的误区，迫使发展中国家开放金融市场，使得金融机制尚不健全、资本也不雄厚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中，资本大量缩水、外逃，经济遭受严重打击。
第四，由WTO等世界性组织驱动的全球化， 实际上成了“美国化”。1995年1月1日正式成立的涉及范围更广泛的WTO 取代原来的关贸总协定。这是一个渗透着美国构想的有关同质、均等的世界发展的新方案、新组织，在涉及全球化进程的一系列问题上，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回答。法国一家报纸于1999年11月22日发表一篇文章批评美国的霸权主义说，美国把它作为自己模式的传播工具，以援助来逼迫有关国家实行所谓的经济自由化制度。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被称为“千年回合”的WTO 第三届部长会议上，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美国，意欲将自己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经济模式、政治模式等一切规则、制度，作为WTO 制定谈判的原则和框架，成为构造冷战后国际经济、贸易格局的理念。特别是美国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发展迅猛，经济积蓄了巨大的潜力，因此，美国在西雅图会议上，从自身最大利益角度考虑，把降低关税作为第一重点，希望通过减税谈判让其优势行业占领世界市场，持久地主宰未来。
由于世界贸易组织等驱动的全球化的“美国化”倾向，使得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那些体制不健全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首先受到冲击，而美国等贸易大国则乘机从中渔利。大量外资流入美国，有利于美国调低利率，大量廉价的原材料和商品进入美国，刺激了美国的消费市场而又不引发通货膨胀。在文化领域，美国的娱乐产品大量涌进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并超强度地排斥当地文化或者其他国家的电影、文学、艺术、光盘等产品。人们说现代的世界，是麦当劳、可口可乐、迪斯尼、好莱坞、NBA、拳击之夜和微软的世界。所以， 由世界贸易组织等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所有人一起沉浮，美国是站在那些处于灭顶之灾的发展中国家肩膀上的巨人。
二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大大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但是我们不得不认为，世界贸易组织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其规则的“片面性”和“扶强抑弱”倾向，导致整个世界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矛盾。
首先，导致了资本投机行为的泛滥。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推动的全球化进程，使得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不受限制地流动。当今世界，大约有超过100万亿美元的衍生金融品在寻找机会盈利， 进行股票交易的投机商们借助高科技，利用许多政府高度依赖外国资本的心态，大肆进行金融炒作，兴风作浪。世界贸易组织恰好又为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入和流出提供了土壤。全球市场正在对国家内部的经济政策进行裁决和惩治，一旦用于投资、基础设施和政府项目的资金突然枯竭，对该国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例如，国际金融投机炒家索罗斯属下几大对冲基金，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到处寻找机会，买空卖空，大发横财，将许多新兴金融市场搞得人仰马翻，鸡犬不宁。国际金融炒家借经济全球化之势和自由市场之名，对金融弱势国家和地区进行掠夺。而某些发达国家则对这种过度投机行为听之顺之，美其名曰“投资自由化”。与此同时，有些发达国家以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为武器，指责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透明度不高，开放程度不够，坚持要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开放市场。发达国家迫使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市场不完善、金融法规不健全的情况下不顾实际地对外开放本国金融市场，就等于是将自行车赶上高速公路，其后果必然是凶多吉少。
其次，民族国家主权地位被削弱。那些对WTO 等这些驱动全球化的国际组织顶礼膜拜的人，甚至对国家在未来会有什么有意义的、重要的作用表示怀疑。奥梅（K.Ohmae ）在畅销书《民族国家的末日》（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中宣称：“……在现今无国界的全球化经济的寰宇内，民族国家作为有意义的参与单位的作用已不复存在。”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性组织挑战民族国家主权，在经济上则是主要通过跨国公司网改变私人和公共部门之间的关系，促使跨国公司融入国家市场，使得一个政府在跨国公司经营的领土范围内，不再享有合法权利的垄断，从而挑战一个国家的对内主权。一个国家的合法性源于它保持边界线的能力，而跨国公司的市场却不依边界线而存在。当全球化促进市场一体化时，民族国家的主权在政治上就变得不那么完整了，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性组织将自己的规则延伸到国家主权范围中。在政治上，“人权”、“民主”等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削弱民族国家主权的工具，而世界贸易组织则助纣为虐。美国等发达国家提出了“人权高于主权”的奇谈怪论，更是削弱了民族国家的主权。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性组织制定出来的规则成为国际法，组织本身则成了国际裁判或世界法官，它们正在向干涉权、国际监护、人权或有限主权等概念转化，逐步侵蚀国家主权中领土专属权和处理内部事务中排除外部参与的原则。为了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全球化规则及规则设计者们的要求，为了保持对国外资本市场的门户开放，许多后起的国家被迫降低了本国的社会安全、教育等方面的标准。最后利益牺牲者总是那些弱小的发展中国家。这样，就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的不均衡，从而为社会动荡和失范培植了沃土。
第三，进一步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就业的艰难。加入WTO 融入全球化过程虽然能够创造就业机会，但对发展中的贸易小国来说，在全球化过程中创造的就业机会往往得不到足够的保护。巨大的技术进步和降低成本的办法，使得产品的产量稳定增长，而所需的就业职位的数量却显著地减少了。进入21世纪后，人类有可能以20%的现有世界经济人口为全球提供产品。即使是今天那些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中，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的人口也有很大数量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这些国家的跨国公司，凭借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扶强抑弱”性，在发展中国家设立了许多的子公司、孙公司，与发展中国家争夺就业机会。跨国公司的生产环节也不再根据某个地区或国家的地理位置优势来加以组织，而是根据正在形成的那种无拘无束、游移不定的资本主义新条规来安排。只要有机会赢利，企业必然向廉价劳动力国家转移，甚至可以把工厂从一个国家迁往另一个国家。那些工资水平较低、社会防范标准较差，尚未制定出环境保护、收入免税额以及外国公司的投资税惠等方面法规的国家，正在吸引着跨国经营的公司。东亚的一些“虎”国已经在抱怨公司离开自己的国家而迁至相邻的国家或地区去安排自己的生产。
第四，世界进一步两极分化，富国更富，穷国更穷。世界贸易组织驱动的全球化进程使得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东方还是西方，工人阶级的力量大大削弱，而跨国企业、资本家和一些管理或专业阶层的地位却得到有效增强。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金融资本本身具有“趋利本性”，资本的流向总是那些获利最丰厚、报酬最高的地区和国家，以债务国以及那些仰赖外国援助的国家的“赤贫”为代价，债权国、国际投资者和多国金融机构的影响力日益增加。发展中国家是资本最无希望获利的地方，世界上最贫穷者最易受到威胁，并面临着被永久排除在所谓世界贸易组织的“全球化世界”视野之外的危险。诸如非洲这样的资源丰富、劳动力便宜的地区，却是资本最不愿意投向、最“无利可图”的地区。美国经济学家科顿发表了一篇《全球化资本主义导致人类日益贫困》的文章，认为当今经济的特点是生产力过剩，大量失业，贫富差别扩大，而世界贸易组织首要关注的则是商业利益，关注盈利和创造金钱，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其成员国的食品、健康、安全等漠然置之。结果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政治经济权利日益被WTO 等国际性经济组织驱动的全球化剥夺，民族国家的权利正在向全球性金融这种动荡不安的、具有掠夺性的体制转移。[1] 世贸组织的前身“关贸总协定”被称为“富裕的白人俱乐部”。1998年世界上最贫困国家的出口在世界贸易总量中只占0.25%，富裕的欧盟从世界最贫困国家的进口只占欧盟商品进口量的1 .2%。欧盟从贫困国家最多的非洲进口的商品1998年甚至比上年还减少了6.8%。让人更伤心的是， 富裕国家向最贫困国家的商品实施的平均关税事实上比它们向其他富裕国家征收的关税还要高两倍。全球化将使得穷国更穷。所以，在“千年回合”的西雅图会议召开之前，世贸组织总干事穆尔撰文呼吁，世界贸易组织在西雅图会议上应该对穷国有所帮助。[2]
第五，个人主义更加恶性膨胀。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驱动的全球化，使得那些休戚与共的集体原则逐渐失效，而过度的个人主义和无节制的竞争却进一步得到强化。WTO 的基本原则是建筑在自由放任的理论基础与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之上的，团结一致、互依互存的价值观，已经被国内和国家间鼓励竞争和极端主义的原则所广泛取代。尤其是世界上的那些经济大国，任意将自己的意志和命令，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等这些国际性组织强加给那些弱小的国家，运用自己的优势，掠取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市场。即使是伙伴，在经济利益面前仍然是互不相让，尔虞我诈，频频过招，并有愈演愈烈之势。请看：
1999年7月12日，美国司法部起诉日本丰田汽车公司， 指控其在美国销售的220万辆汽车违反了美国的环保标准，要求该公司支付585亿美元的罚款；1999年7月13日，世贸组织作出裁决，认定欧盟实施了10 年的禁止进口美国、加拿大激素牛肉的政策违反了有关规定，欧盟输了官司，表示愿意赔偿，呼吁不要制裁，但美国决意要采取果断措施；1999年7月，美国总统宣布，今后三年内对主要来自澳大利亚、 新西兰两国的羊肉征收关税，澳、新两国表示要在世贸组织与美国对簿公堂。从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的农产品贸易争端、赫伯法、达马托法之争，到欧美的雏鸡战、钢铁战、香蕉战、转基因农产品贸易战，美日大米、胶卷、海运、航空运输纠纷等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较量，有时闹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
美国倚仗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打着自由贸易的幌子，不时地挥舞起超级301条款的大棒，毫不留情，动辄将对方推上世贸审判台， 并施以种种制裁。对于盟友尚且如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那就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和贸易能力，试图建立起“单极世界”，在经济、贸易等问题上居高临下，强权欺压，一直奉行美国至上的原则，威胁、欺压和剥削广大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成为美国的原料供应地和产品销售市场。因此，加入WTO融入全球化的过程， 实际上就是发达国家尽可能地运用自身优势去畅通无阻地剥削发展中国家的过程。在世贸组织西雅图会议上，美国总统克林顿甚至公开要求将不符合劳工标准的国家生产的产品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从表面上看这是为了维护发展中国家工人的权利，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近乎排他性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因此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并最终导致西雅图会议以不能达成一致协议而结束。对发达国家来说，世贸组织等推动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地地道道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自由化”。正因为如此，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会议举行前夕撰文指出，工业化世界绝不应该试图以牺牲贫穷国家为代价解决它自己的问题。利用贸易限制来处理可能源于其他政策的问题，很少有合情合理的时候，它只会加剧贫困，阻碍发展，造成问题的恶化。发展中国家一再得到这样的忠告：自由贸易对它们有益——它们必须开放它们的经济。然而当它们真的这么做了，却发现富国削减的关税还不如穷国削减的多。富国对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制成品征收的平均关税是它们对从其他工业化国家进口的产品征收的关税的4倍。 配额和“反倾销”惩罚还被用来阻止第三世界的产品进入第一世界的市场，尤其是在穷国有竞争优势的领域，例如农产品、纺织品和服装。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不管它们何时以有竞争力的价格生产某种产品，都会被指责进行倾销。安南呼吁世界需要建立一个公平自由的贸易体系。[3]
第六，世界贸易组织成为文化帝国主义的助推器。以新自由市场思想和个人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世界贸易组织等，尤其注重服务业和信息产品的贸易，这是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的文化侵略扩张相伴随的，尤其是个人主义价值观，对于世界上发展中国家中为数众多的青年人极具吸引力。随着资本全球流动而产生的贴上“美国牌标签”的大众传播文化，以现代传播工具为媒体，以广大青少年为对象，以通俗和流行为特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将文化的生产和消费服从于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以摹仿和复制的方式，在流水线上制造出千千万万“美国牌”文化商品的同时，把划一的具有“美国风味”的文化品，通过广播、卫星电视和地方电视台，推销到每一个角落的人群去。好莱坞的虚幻世界差不多被带到了世界上的每一个地方。而在非洲的一个村庄里，收录机里迈克尔·杰克逊的流行音乐和麦当娜的性感靡调，淹没了传统的激扬鼓声。马来西亚的社会学家阿莉芬（J.Arifin ）在谈到马来西亚的情景时说，马来西亚和其他国家一样，在那里，全球化的文化携带着自由、个人自主和挣脱传统家庭血缘关系的镣铐的信息大踏步地走上门来。成千上万的青年人突然迎面撞上了一种带有“文化”影响力的环境，而这种文化与本地传统价值观和宗教所训导的价值观相悖，就连“马来西亚之声”电台在制作它的经文节目，也用上了流行音乐。在马来西亚，年轻人熟悉英国的杜兰杜兰乐队和声称“我想使你性感”的美国“坏小子”乐队，比起本地从前那些知名的音乐团体来，要了解得更多。
这种状况，不仅使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变得更加脆弱，也使经济社会在保持它们本身的文化认同、社会价值观、语言和对信息传播的现有控制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在私人或国家电视台的节目单上，从美国输入的廉价“肥皂剧”日甚一日地替代了欧洲文化人自己创作的影片。即使文化观念与美国基本相同的欧洲各国，都在惊呼美国的文化消灭了欧洲的文化，何况“免疫力”甚差的非洲、亚洲等地呢？社会的文化对该社会的认同和价值导向至关紧要，全球化的媒体不仅对其他文化进行渗透，而且占主流的文化逐渐侵蚀着地方文化和宗教所规定的“规范”。法国原文化部长雅克·兰曾经公开谴责WTO、IMF等组织驱动的全球化实为“美国文化帝国主义”，认为美国作为大众文化的超级大国，不仅决定着娱乐活动，而且决定着面包的分配。因此，学者“全球化实际上就是美国化”的断言，[4]在WTO、IMF 驱动的全球化过程中诞生的文化帝国主义这一点上，得到了更加完整的证明。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成为了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政治体制以及相应的众多社会正处在失衡之中。基于纯粹经济理由由国际经济组织推进的全球化进程，由于没有一种公认的规则用以从国际或国家的层面进行社会协调，只能导致社会和国际政治的不稳定。如果我们犹如韦瑟福德（R.Weatherford）所表明的，即走美国人的路，上述社会失衡的发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韦瑟福德认为，美国兼容并包的文化已成了冉冉浮现的大同世界文化的核心，美国人的特性将变成人类的特性，其他的特性就失去得越多。显然，这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是一种消灭了内容的法则。
解救由世界贸易组织等驱动的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现代性隐忧”，建立起某种为世界上所有文化都能分享和接受的“全球规划”，最紧要的任务就是确立共担风险，而非单方面坐享红利的方向，让全球的承担风险者以公平而又适当的方式来参与构筑世界贸易组织等这些国际组织的体制。就道德导向而言，世界贸易组织更需要的是一种“太空船道德”（K·波尔丁）而非“救生艇道德”（G·哈丁）。后者指的是，当碰到紧急情况时，大家都同意把数人推入海中，以挽救其余人的生命；而前者则意味着，太空船中的所有人都意识到，发生了不测事件，不能撇下任何一个人，因为即使只有一个人被扔出座舱，其余的人照样会命丧黄泉。为了生还，唯一的可能就是调动各种力量，按照商定的规则来共同排除“险情”。显然，世界贸易组织应当考虑采纳“太空船道德”的导向，以作为世界贸易组织跨入第三个千年的人道途径。如果群体和国家不把这样的道德原则内在化和制度化，那么带来的社会弊病就将更加严重。
1999年1月31日，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向全世界呼吁，要求实施有共同价值准则的契约，以支持合适的公共利益准则为方式，给世界贸易组织等带来一张“富有人情味的面孔”。安南具体地要求采纳下面三套准则：《世界人权宣言》、《国际劳工组织宣言》和关于环境保护的《里约热内卢宣言》。1999年11月，他又呼吁，要求全球化首批受益的跨国公司和那些富国肩负起应有的责任，不要企图以牺牲贫穷国家为代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应当将全球化的好处全部扩展到全世界，建立一个更加公平自由的世界贸易体系。[3] 世界贸易组织等驱动的全球化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事实，但是如果人们享受不到“某些最起码准则”的保护，世界经济将是脆弱和不堪一击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将受到威胁。
三
由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片面性及其对世界经济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除了上述冲击之外，中国的经济、政治、法律、观念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还将面临着全方位的严峻挑战。
首先，对中国经济体制的挑战。尽管中国的经济体制与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之间找到市场经济作为共同点，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现行的经济体制，尤其是体制的“社会主义”性，与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因此，中国在加入WTO以后， 因体制差异而产生的振荡、冲突和摩擦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一方面要做好坚持原则、与试图以世贸组织原则侵蚀我国社会主义原则、干预我国经济立法、侵犯我国经济主权的企图作斗争的准备；另一方面，要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一般规则、制度来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尤其是要加快调整我国的贸易法规政策，如贸易法、电讯法、药品专利法、银行法等，使中国的经济体制与国际通行的体制接轨。
其次，对中国的“不发达”是个挑战。中国是个发展中大国，目前的工业化水平，特别是加工业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尤其是在高技术、高附加值工业品方面，如汽车、计算机、广播通讯设备、数字彩电等，在技术、质量、成本和规模效益方面，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还有一二十年。在这些领域，中国的产品还不具备与发达国家竞争的实力。国产产品之所以可以占领国内市场，主要是依靠国家的优惠待遇和政策的合法保护。但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这种保护的性质、时间和范围都与以前大不一样了。即使是处于保护之中的行业和企业，按照世贸组织“市场准入”的要求，外国商品和服务扩大进口，也有可能造成冲击，有些甚至会在竞争中被淘汰，如中国的农业、信息产业、金融业和服务业等国内市场，都将会遭到冲击。中国的行业和企业，要想生存，保住已经占有的国内市场，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就必须发展，必须上质量、上技术、上档次、降成本、降价格。
第三，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享受的权利”是个挑战。根据世贸组织全球权利义务对等和平衡的原则，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享受到的权利给我国经济的发展、21世纪经济的繁荣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带来了机遇。但在受益的同时也得付出，应尽的义务将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带来挑战，在一些领域甚至还要作出牺牲。如加入WTO以后， 国际市场可以得到更大的开拓，但如果不牺牲一部分国内市场，就不可能得到更多的国际市场；商品出口的路子豁然开朗，但同时进口的口子也会一下子撕开；中国的劳动力便宜，优势产业如纺织品、服装、文具等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增强，但同时在金融、保险、电信、医药、化工、汽车等行业的国内市场将会被侵蚀；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发言的分量增大，但同时政府对解决国内经济问题的重要性将减弱，一些领域的处理权将丧失；中国在国际贸易中遇到的歧视性待遇可以获得世贸组织的调解，但同时中国也随时有可能被推上世贸组织的审判台；产品、服务和知识产权等方面在成员国中享受无条件、多边、永久和稳定的最惠国待遇以及国民待遇，但同时也要给予其他成员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还要降低关税和规范非关税措施。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者认为，尽管从短期来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面临的挑战要大于从中获得的机遇，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中国加入WTO所获得的机遇，将远远大于作出的牺牲。 正是因为这一点，中国政府和人民才孜孜以求地申请加入W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