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平民政权理论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权论文,平民论文,理论论文,邓演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平民政权理论是邓演达政治思想中的核心内容，它凝结着邓演达政治理论的精华。深入研究他的这一理论有助于我们全面、准确地评价他的政治思想的历史地位和贡献。本文仅就邓演达平民政权理论的基本内容、地位、作用及其历史局限性略作评述，以求识者指正。
一、邓演达平民政权理论的提出及其基本内容
平民政权理论是邓演达于大革命失败后，在试图寻找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过程中提出并逐步形成的。平民政权口号最早见于1927年11月1 日，由邓演达起草，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三人名义在莫斯科发表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中。该《宣言》指出“要推翻封建特权阶级和一切少数宰割多数的反动势力，由大多数劳苦民众建设平民的政权”。此后，邓演达在其著述和演说中，又反复申述“平民政权”的思想，阐明“平民政权”的性质、组织形式和实现方法，并把建立平民政权写入他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起草的《政治主张》中，成为其政治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概括地说，邓演达平民政权理论包含如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关于平民群众与平民政权。邓演达认为平民群众包括直接参加生产的各种工厂工人、手工业者、自耕农、佃农、雇农及设计生产、管理生产、担任运输分配等等及其他辅助社会生产的职业人员。这些直接及间接的参加社会生产的人们，都是要求解放的平民。在他们之中，“工人与农民受压迫最厉害，而且数量为多，争斗较勇，所以他们是平民的重心”。因此，所谓“平民政权就是以工农为重心的斗争同盟”。邓演达还进一步认为“只有劳动的直接生产者——农工平民得到了政权，建立了平民政权，才可以进行经济的解放，社会全体的解放”〔3〕。因此，平民政权最关键的是“由生产者所构成而进行社会经济、文化的解放，并使之平民化的权力机关”〔4〕。 邓演达认为这种权力机关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是平民政权是生产者的政权，凡是自食其力不剥削他人，都可以参加政权，农工是这个政权的核心。二是平民政权是反对特殊阶级的政权，它和官僚政治是根本对立的。
其次，关于平民政权建立的先决条件及组织原则。邓演达认为平民政权建立的先决条件是形成平民群众本身的组织。例如，职业组织——工会、农会等。准职业组织——妇女会、学生会、士兵会等。以这些组织去唤醒平民群众和组织平民群众，集中平民力量，从根本上推翻官僚政治。如果没有强大的群众力量，强大的争斗力量，代表着被压迫者的要求去反抗统治者，“则决不会有民主政治，决不会有人民参予政权的机会”〔5〕。邓演达还指出组织平民政权的基本原则是， 由各职业团体和准职业团体，按一定比例派遣代表组成全国最高权力机关的国民大会，其中直接参加生产的农民工人占百分之六十。各职业团体和准职业团体占百分之四十。国民会议“应为全国的最高主权机关，能解决一切问题，它要在执行机关之上，而不是执行机关的附庸。它要行使立法及监察的职能， 而不是为现时的所谓立法机关及监察机关的派生物”〔6〕。
再次，关于平民政权的取得及保持方法。邓演达指出，夺取政权的“唯一方法是发动群众与组织群众，因为要发动群众参加政治斗争，所以要组织群众；而群众的组织作用，只有在争斗过程中才能发挥出来，所以要发动和组织群众”〔7〕。邓演达还进一步指出， 夺取政权的过程就是这个广大的平民群众“向目前的统治者作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即等到推翻整个的反动统治，确实建立自己政权为止的过程”〔8〕。为了进行平民革命，建立平民政权，邓演达还认为必须走武装斗争的道路，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的武装。他指出革命斗争“必然的要以武力抗争的形式展开出来”，“要从根本上扑灭军阀产生的根源，必须造成人民的武力”〔9〕。在取得政权以后，也需要“按额抽丁入伍， 组成真正人民武装以保护革命”。邓演达把组织建立的人民武装叫做平民革命军。他在《怎样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一文中说“平民革命军是代表农工平民的。他必然是由平民大众当中的最勇敢最坚决的先锋分子所集成”，平民革命军和“平民政权密接不离”，“为革命政权中之最觉悟的成份”〔10〕。邓演达经过分析，认为“现在潜伏在国民革命军内面而忠实于农工平民大众的分子，必然的能了解他们自己过去的光荣而与新起来的人民打成一片，形成新的革命武装”〔11〕。因此，为了推翻南京国民党政权，他在上海秘密成立了黄埔革命同学会，与蒋介石领导的黄埔同学会相对抗。
最后，关于平民政权的各方面政策。邓演达认为平民政权的对外政策是主张消除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统治势力，以建设本国的产业。实现关税绝对自主，收回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银行、铁路、航业、通讯机关、矿山及其他重要的由外资经营及外人管理的企业；设置国家特许的租营制度，允许遵守中国法律并利于中国财政的外国投资集团在中国经营企业；实行废除不平等条约，与苏联恢复邦交，与各弱小民族结成亲密关系，建立反帝国主义联盟的外交政策。对内彻底消除封建残余，废除各种封建制度，实行金融机关国有，大企业、关键产业、独占性产业由国家公营。同时推行合作社组织，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并且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机构。邓演达还特别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注重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他认为土地问题的最终解决，是实行土地国有化，即土地社会化。但他又指出，在革命时期还不能立即实行土地国有，因为这样会引起农民的反感，妨碍革命的进行及土地的改良。因此，原则上是土地国有，而用耕者有其田为过渡的办法，这就是消灭寄生剥削的大小地主。不耕作的人不能占有土地，一切收归国有的土地分配给耕作的农民，农民对土地有使用权和收益权，不准私人买卖土地。邓演达指出：耕者有其田的办法是实行各种农业政策的先驱，是消灭农村的寄生阶级、恢复农业生产的唯一手段，只有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革命势力才能得到大多数农民的拥护。
总之，邓演达的平民政权理论，概括起来说，就是主张以武装斗争形式夺取政权，肃清帝国主义、推翻军阀官僚的统治，建立以农工为基础的平民政权，使耕者有其田，使工人实际参加生产管理。这是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化。
二、邓演达平民政权理论的历史地位与贡献
邓演达平民政权理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充实和发展。它既不同于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权理论，又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相区别。具体讲，它的历史地位和贡献可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邓演达平民政权理论正确地把握和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历史潮流。邓演达是国民党内真正领会和执行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思想的杰出代表。早在大革命期间，他就把革命的欲望倾注于对工人、农民群众的深切同情之中，“我们每一次的争斗都是为着民众的利益，我们的观点是站在民众利益方面的”〔12〕。“本党是民众痛苦的产物，如果我们的党不能够把实际的利益给广大的痛苦民众，尤其是给农民群众，革命是一定要失败的”〔13〕。因此，邓演达竭诚拥护孙中山的扶助农工政策，赞成与为农工利益奋斗的中共合作。他把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归之于缺泛农民革命；把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作为衡量革命和反革命的尺度；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作为反帝反封建的关键。他深刻地认识到“国民革命的成功，总是工农的力量作主”〔14〕。邓演达的这些见解是十分正确的，尤其可贵的是，正当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平民群众被打下地狱的时期，邓演达提出并系统地阐明了他的平民政权理论，呼吁平民的解放，并把农工阶级抬高到组织政权的地位。邓演达明确指出“构成平民群众的工人与农民，因为他们所受到的压迫最为厉害，更因为数量较多而争斗较勇的缘故，必然的成为平民群众的重心。因此所谓平民政权，就是以工农为重心的争斗同盟”。与国民党内许多人的眼光不同，邓演达并没有去依附和拉拢军阀，他没有加入政客、军阀权力之争的行列。他清醒地认识到，蒋介石反动政权建立后，反帝反封建斗争仍然是革命的中心任务。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地主以及依附前两者为主的高利盘剥的反动的资产阶级”〔15〕。而暂时受挫折的工农平民，仍然是革命的重要力量。“中国革命必然的要以农工为核心，而其他一切被军阀官僚地主压迫剥削的成份都会围绕在农工周围，构成广大的革命群众，以履行革命的任务”〔16〕。只有发动平民大众团结起来斗争，才能取得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胜利。邓演达的这些思想反映在他的平民政权理论中，把农工阶级作为平民政权的核心力量，从而基本准确地把握和反映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潮流。
其次，邓演达平民政权理论把斗争矛头指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否定了蒋介石南京反动政权，在客观上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的有力呼应与支持。邓演达在其言论中，虽然对改组派、人权派等资产阶级派别团体多有抨击，对中国共产党也进行批评。但是他斗争的锋芒主要是指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专制。邓演达同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与中共的矛盾不是根本对立性质的，而是在如何拯救中国问题上的争论，是由哪个阶级领导中国革命之争。他在批判民族资产阶级追求西方议会政治之幻想的同时，还肯定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他在指责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客观环境产物的同时，还承认它尽过很多的劳作，而且曾发动了广大的群众，打破了大多数中国人的沉睡。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认为还有可能与共产党重新合作。由此可见，邓演达的平民政权理论基本上正确地把握住了中国革命的主要矛盾。由此出发，邓演达坚决捍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揭露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反革命行径，指出无论为南京为武汉，“皆窃取中国国民党之旗帜，曲解及假托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内容，其实已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17〕。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蒋介石等以国民党“正统”自居的地位，在唤起人民觉醒，尤其是在帮助小资产阶级摆脱对蒋介石政权的幻想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再次，邓演达平民政权理论的提出，表现了作为中国革命基本力量之一的小资产阶级，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态度，说明小资产阶级仍然是中国革命必不可少的革命力量。邓演达的奋斗显示了他们的革命精神，使更多的共产党人，从那种“纯而又纯”的模式中醒悟过来，看到了在工农以外的小资产阶级以至民族资产阶级中凝聚着革命力量，从而为中共纠正那种“小资产阶级也已退出或叛变革命”的错误认识，提供了客观依据。
第四，邓演达把建立平民政权和争取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结合起来。邓演达强调，在中国没有走第三条道路的可能。他详细地分析了在中国不能走第三条道路的原因之后。得出结论说：中国的前途是通过平民革命，建立平民政权，然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在中国虽还不具备。但是，如果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群众能夺取政权，则必能立即运用国家力量，进行国营及公营的大规模的产业建设，防止私人资本主义的弊害，发展生产，为产业社会化的基础，向着社会主义前进。邓演达把这种过渡时期的经济称着“平民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暂且不论它究竟能否使中国走向社会主义，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邓演达坚信中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这和第三条道路的追求者们有根本的区别。
最后，邓演达平民政权理论是小资产阶级在中国特定条件下企图领导中国革命的产物，其主要特征是坚持小资产阶级对平民革命和平民政权的领导。这显示出了中国小资产阶级异乎寻常的特殊性。正因为如此，邓演达的平民政权理论虽然没有完全抹去资产阶级思想的遗迹，但更多地是受到无产阶级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
总之，邓演达的平民政权理论及其主张客观上给国民党反动派一个沉重的打击，使得蒋介石反革命政权惶惶不可终日。从而壮大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左派阵营，增强了整个民族民主革命的力量。毛泽东曾说“那时应该在城市中间发动广泛的民权主义斗争”。邓演达的平民政权理论及其革命活动，正是符合这种斗争要求的。
三、邓演达平民政权理论的历史局限性
由上可见，邓演达的平民政权理论形式上接近中共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它不仅具有强烈的革命性，而且在理论上也有其合理之处，是中国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政治理论纲领。但是邓演达的平民政权理论是有缺陷的，和孙中山一样，没有鲜明地指出这个政权的领导力量——无产阶级。邓演达幻想由他所领导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第三党来领导平民革命进而建立平民政权。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决定了中国不可能有强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离开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的领导，平民政权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工农民主政权，广大人民也不会成为国家的主人。
注释：
〔1〕〔2〕〔5〕〔8〕〔9〕〔15〕邓演达：《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革命行动》第1期。
〔3〕〔4〕〔6〕《邓演达文集》第151、154页。 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7〕邓演达：《我们夺取政权之直前及直后应该做的是什么？ 》。
〔10〕〔11〕〔16〕〔17〕邓演达：《怎样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行动之声》1932年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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