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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7)01—0092—11
1937年8月13日爆发的第二次上海事变，以11月12日华界被日军占领，上海租界亦被完全包围而宣告结束。12月3日，日军大部队从沪西到外白渡桥的上海租界的主要马路上示威行军。当时，人们将此次行军称为“胜利示威行军”，这在上海租界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① 上海租界的地理范围被日军包围后明显地缩小了。公共租界全部22.5平方公里中，虹口和杨树浦地区占有的12.9平方公里都处于日军占领之下，越界筑路部分的54.88平方公里遭到战火的洗劫。至此，包括公共租界、越界筑路地区以及法租界的合计面积缩减为29.08平方公里，仅为事变前的一半以下。只要租界的领土主权属于中国，那么包围了租界的军队理所当然地可以主张其对于租界的领土主权。② 但是，日军只是进行了示威行军而没有真正接收当时列强权益错综复杂的上海租界，由此产生了日方所谓的“上海租界问题”。
日中战争期间，尤其是1937年以后的8年中，上海处于日军的武力控制之下，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称之为“日本占领下”或“被占领地域”。但是，上海租界尽管明显地被缩小了，但基本上还是属于日军势力范围之外的自由区域，即使在1941年12月8日亚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也没有被日军接收，直到1943年7月归还给汪精卫政权为止一直存在。对于亚洲太平洋战争以前上海租界的重要性，古厩忠夫将其作为和重庆、延安并列的中国抗战力的三极构造之一，提出了以下的观点：
那里(上海租界——引用者)的面积虽然只有30平方公里左右，但在日中全面战争的一半以上的时期内，持续了“孤岛的繁荣”，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眼中钉，并且成为迫使日本发起太平洋战争的一大要因。在考虑重庆政权的抗战力时不能将上海排除在外。在与新四军的关系上也同样如此。当然，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上海的这一事实也不能忽略。同时，由于上海租界是反映围绕日中战争的国际关系的一面镜子，上海的研究告诉我们，日中战争是一场国际性战争。③
本文将从日本的角度对古厩提出的作为抗战力的上海租界进行考证。即把考察日方对日中战争时期的“上海租界问题”的认识及对策作为主要的课题。④ 并尝试通过考察解明亚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日军进驻上海租界所产生的“上海租界问题”的处理方法及其历史背景。
同时，本文对日方关于“上海租界问题”的认识的考察主要以战前著名的中国租界史研究者植田捷雄的论稿和兴亚院华中联络部的调查报告为主，对亚洲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止实际产生的“上海租界问题”的日方反应及其对策的考察则主要依据原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视副总监上原蕃的《上海共同租界志》。当时，围绕着“上海租界问题”，日方存在“强硬派”和“国际派”两条路线，植田的论稿代表前者，兴亚院华中联络部的调查报告及上原的著作则代表后者。
一 植田捷雄的“上海租界问题”论
众所周知，上海租界问题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民族运动的飞跃发展而日益突出。特别是1925年五卅事件后，中国人的参政运动、越界路回收、会审公廨回收等，在有关上海租界的问题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果。1932年第一次上海事变后，不仅仅是中国方面，在上海的日本居留民也对租界行政进行批判，要求改造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其针对的主要对象是当时大多数日本居留民居住的上海公共租界。1935年10月，上海日本居留民向租界当局(工部局)提出对公共租界行政改革的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1、市参事会员选举制度的时代性错误及非民众性。
2、作为行政中枢的工部局职员中英国人占绝对多数，其机能颇具寡头政治的色彩。
3、行政费用数额巨大，尤其是俸碌支出有过当之处。而且对义勇队、警察、教育、音乐及其它各部的不必要支出较多。
4、租界预算，尤其是教育费，未能实现各国居留民间的平等分配。⑤
提出上述要求的中心势力是上海日本人各路联合会。该会在上海日本居留民社会中是和上海居留民团并列的一个有力的自治组织，以“土著派”日本居留民的头目林雄吉为首，是上海日本民众的“中心体系”和“代表机关”。正如在其它论文中已经阐明的，各路联合会是那些生活在“国际都市”上海的日本民众在疏远感、孤立感、被害者意识的基础上形成的，精神上以天皇制思想为支柱，在现实生活中依存于当地日军并积极与之配合提供协助。同时，为了维护其“权益”，他们对中国民众的民族运动采取排外的敌对行动，是一种“草根法西斯”组织。⑥
上海日本人各路联合会以前就曾提出过要求：1、编制公共租界警察部日本队；2、工部局各部门采用日本职员；3、增加公共租界日本参事会议员数；4、要求工部局对日本人学校发放教育补助金等。尽管在上海公共租界居住的外国人居留民中日本居留民的人数占压倒性多数、但工部局依旧抱有“英国人万能的专横态度”。因此，他们为遭受的“差别性对待”对租界行政抱有强烈的不满。在日本居留民不满的背景下，各路联合会向工部局提出上述要求，力图扩大日本人在公共租界行政中的势力和权利。⑦
1935年上海日本居留民提出了公共租界行政改革的要求后，中国租界史研究专家——“东京大学法科毕业，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执教8年，以研究中华民国外交史出名的新进学徒”植田捷雄⑧ 于次年1月在《外交时报》上发表了《上海公共租界行政的批判》的论稿，全面支持上述要求。植田在其论稿中首先写道：
最近，围绕上海公共租界的行政，出现了一个我们必须注意的问题。那就是对于公共租界中长期以来英国占绝对势力的专断施政，我国的居留民终于团结一致崛起反抗了。本来，如此对租界的挑战并非始于今日，中国方面早在租界刚设置后就已开始。如众所周知的主张警察权、参政权，或是有关越界筑路等执着的反击就一直不断地持续着。我们不能忘记，在这些对租界的行政乃至组织抱有不满的背后总是有回收租界这一国家政策的存在。但是，现在的改革要求却是同为租界在留外国人的我们日本人提出的。实在应该称之为是打破长年的忍从，脱离国家观念的一个正义主张。在这一点上其正确性是同以往有所不同的。⑨
植田在回顾上海租界建立的历史后，对在当时公共租界中英国保持其绝对势力进行肯定的同时，对英国在“近年日益国际化的都市上海的施政方面，是否一直保持着国际正义的观念，或者是否能够在国际都市上海一直保持其独占性优势”表示了很大的疑问。认为日本居留民对租界行政提出的改革要求，是对英国的“专横优势”所表现出的“国际正义”的主张，表明了全面支持的态度。⑩
简单概括地说，植田从满洲事变、上海事变后在东亚“急速发展”的日本国家势力以及在上海发生的“日本人的利害关系和近年来剧增的人口势力”出发，认为日本居留民在租界中“被承认高于现在的社会地位”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植田在发表其论稿时，以“上海的国际化趋势”即“国际都市上海”的维持、发展为前提，展开了提高日本居留民地位的讨论。(11)
1939年11月，植田捷雄在《华中现势》(昭和15年、民国29年版)上又发表了论稿《上海租界问题》。论稿的主要论点是明确了日中战争下新的“上海租界问题”的问题所在，对日方的对策进行了讨论。指出：今日的上海是欧美列强，尤其是英国在《南京条约》以后长期建设性努力和莫大的资本投入的结果，他们重视上海，把上海作为在中国的最大权益地盘是有其理由的。但是，第二次上海事变爆发后状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此次的事变以我陆战队将士在越界道路上遭难为直接的导火线，战祸殃及上海，不幸的是他们(上海的欧美列强，尤其是英国—引用者)没有深刻认识到本事变的真实意义在于东亚新秩序的建设，而是仅仅为维护自己的权益奔走，并为此而全然不择手段。(12)
因此，他断言，日中战争下的上海租界已经成为“妨碍我们进行圣战的不可轻视的障碍物”，并指出上海租界所带来的“妨碍”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关于租界的中立主张。即在中国内乱或战争时，租界当局根据传统的维持中立的观念，但这次在以上海为舞台的战斗开始以来，租界不仅始终对日方反复进行抗议，而且出现了牵制日军作战的行动。
第二，租界当局的“援蒋反日的态度”。其结果是，租界如同蒋介石政权的敌后司令部一般，反日恐怖组织的活跃，反日新闻杂志的公然发行，反日教育的持续进行，对蒋介石政权策划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容忍，各纪念日悬挂青天白日旗等，连续发生了“完全不能容忍的事态”。
第三，通过租界对日本经济政策进行各种搅乱。在租界内依然流通着法币，英美大银行提供巨额的法币援助金，华兴银行券在黑市不断地被重复炒卖，租界成为地下贸易的媒介之地，在蒋介石政府登记备案的公司、工厂继续营业。(13) 植田的观点表面上看来是在“国际都市上海”要求实现“国际正义”，实际上是站在长期以来饱受“英国人的恶政”的日本居留民的立场上为其代言的。而在日中全面战争爆发时，他的议论变得更加右倾。
植田在其论稿中特别对上海租界转变为日军侵略中国的“障碍物”的最大要因即“租界的中立性”进行了如下的责难：“本来，租界在国际法意义上并不具有能够主张中立的法人资格，有关租界的中立，也未曾听说过有相关的国际约定的存在。这只不过是外国的一面性主张而已，其根据是非常薄弱的。”(14)
植田还断言，“本事变只要在事实上是战争，至少可以适用国际法上的交战法规，就不存在租界的中立性，租界所在区域只要是属于支那的领土，租界就是我军的‘势力范围内地区’，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15) 也就是说，他认为上海租界是日军的占领地区，主张日军参与租界内的治安维持也是国际法上被承认的权利。他的这种主张从理论上对日军接收上海租界进行了肯定。但是，毕竟他也无法无视租界中列强权益的存在，且将来上海租界将归还给“作为与我国进行协作的东亚新秩序的一员并完全独立”的中国政府。最后，作为将上海租界归还中国的过渡性手段，他提出“租界改造”是绝对必要的。(16)
1943年1月9日，日本迫使汪精卫政权加入亚洲太平洋战争，并缔结了归还租界及废止治外法权的协定。次日的《朝日新闻》刊登了以《吸血的据点·植田氏言》为大标题的植田捷雄谈话记事。在记事中，他通过“因宿敌英美的击灭而决然奋起的友邦中华民国的参战和祝福日本的租界归还和治外法权的废止”，讲述了租界的罪恶史，对“租界这个敌美英的贪婪不止的东亚侵略的结晶和巢窟”进行了激烈的弹劾。(17)
在以上植田捷雄的“上海租界问题”论的前提中，具有对日本的中国侵略思想“东亚新秩序”论的共鸣和支持，同时积极地承认在上海的日本军事侵略及日本势力的急速发展。对日本居留民意欲打破公共租界行政中英国的“专横性优势”而提出的改革要求则一贯地进行全力支持。并从理论上否定上海租界的“中立性”，明确指出上海租界是日军的“势力范围内地区”，即占领地区的观点。可以说，他的有关上海租界的观点揭示了日军接收上海租界在现实上的可能性。
二 兴亚院华中联络部的“上海租界问题”调查报告
至1938年10月，日军相继占领了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中国六大城市，中国国民政府退至重庆继续抗战，日中战争呈现出长期化特征。在此过程中，日方不得不进行全面性的“占领地经营”，同年12月，日本政府不顾外务省的反対，为“处理支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相关事务”(兴亚院官制第一条)，设立兴亚院。(18) 虽然没有明确“租界改造”的主体，但是这个主体指的就是日本是不言而喻的。同时为管理华中地区，于1939年3月在上海设立兴亚院华中联络部。(19)
作为调查事业的一环，兴亚院华中联络部认为“中支那的各项复兴建设一日都不得怠慢，为建立策略，实现计划”，对“在中支的列国的活动状况和有关租界的诸问题”以及“上海租界的敌性”进行了调查。(20) 同时，在亚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公共租界的变化状况进行调查后写出下列有关“上海租界问题”的4册报告书：
《有关租界的诸问题》(1940年3月，调查书作者：东亚同文书院)
《上海公共租界的敌性调查——第一部，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1940年7月，调查书作者：兴亚院临时嘱托木崎克)
《上海公共租界的敌性调查——第二部，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财政》(1940年7月，调查书作者：兴亚院临时嘱托木崎克)
《租界状况调查》(1942年8月，调查书作者：满铁上海事务所真锅藤治)(21)
《有关租界的诸问题》对“租界的法律性质”进行了讨论，(22) 其要点可以归纳为以下的内容：
租界并非是根据中国和外国所缔结的明确的条约而设立的，而是根据中国的地方官和外国领事之间的地方性协调而产生的，并不意味着中国领土的割让和租借。但是，租界内外国人居住并营业，“在事实上确立了外国的行政权，并对支那国领土主权进行了限制”。(23) 同时，中国的治外法权不仅仅是司法意义上的外国裁判权(领事裁判权)，还包括外国的行政权，其行政权中最强硬的是课税权及警察权。在租界内享受治外法权的不仅仅是外国人，包括外国人和中国人都必须服从租界当局的行政权。“租界在行政上其权能完全将支那国排除在外，治外法权和租界重叠，在租界这里成为了一种特别的绝对大的权力主体。”(24)
简单概括说，即上海租界的领土权属于中国是显而易见的，但在租界中拥有治外法权的外国行政权在“事实上得到了确立”，虽说已经占领了中国的领土，但日军单方面地要接收是非常困难的。
而且，作为最近引人注目的上海租界的特性之一，调查唤起了对“租界在以上的诸特性之外，正在逐步演变为拥有外国军事设施的特殊地带”一事的注意。在租界内可以看到作为警察权的发展变形的陆军和作为能够自由出入开港地的外国军舰延长线上的海军陆战队。这些军队并不是永久性驻屯。但是，近年在上海可以见到英国、意大利等国陆军的常驻倾向，以及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军队的常驻倾向，“不得不承认这是租界行政权的一个内容”，调查书指出，“这关系到租界的所谓中立，应该存在更多的问题”。(25) 战时的租界如果以各国的军队常驻为前提，就不一定存在中立，“只要租界的所有国不能保持中立的地位，租界也将难以维持其中立”。(26) 但是，它同时又指出，象上海公共租界这样由“各国共同持有的情况下，有关中立的租界之性质是复杂的，难以一概而论”。
也就是说，上海租界不仅仅拥有行政权，虽不拥有国际性条约的依据，但相关列国在“事实上拥有明确的驻屯权”。(27) 在战时，租界虽不能马上主张其中立性，但因为列国的军队常驻在此，在处理时必须十分谨慎。
有关《上海公共租界的敌性调查》的两册报告书对公共租界的“敌性”进行了具体的把握，以除去“敌性”为目的，将租界行政的基础即工部局警察和财政的实际状况进行了调查和讨论。
有关工部局警察的报告书中写到，工部局警察的上层组织以警视总监以下警视总监辅为止作为干部，英国人占绝对多数，而且除日本课以外，各课的主任掌握着实权。英国人以外的警官辅佐英国人，担当接受其命令的职务，处于旁系地位。(28) 如此，以英国人为主被强化的工部局警察“在外部排除相关列国官宪的干涉，在内部以拥护英国利益为目的，可以容易地启动警察权。因此，在支那的英国活动无论大小，都和租界内的此种机构保持密切的关系，作为在其政策执行上不可缺少的机关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今日警察的内容，可以说是各国人共同的警察，脱离了其原本的特性，完全是英国本位，即便说是英国的对支特务机关也是不过分的”。(29)
第二次上海事变后，日本当局就租界治安维持的彻底执行，尤其是抗日暗杀活动的弹压，日本人警察官的重用问题等不断地对租界当局提出要求。1938年正月在南京路发生炸弹事件后，日方的要求变得强硬，租界当局最终也不得不承认了“提高租界警察中日本队的地位权限，增加其人数，新任命日本人特别副总监(Special Deputy Commissioner)一名”等事项。其结果是新任用日本人特别副总监，而实际上除日本人警察官的监督以外，只不过是“总监的顾问，或是和日方进行联络的联络官”而已。(30) 其后，报告书指出，日本警官270余名自发进行了工部局警察机构的改革，并于1939年12月爆发叛乱，提出了以下的要求，但最终在日本总领事馆的“协调方针”下遭到了镇压：
1.在日本居留民多数居住的区域内任命日本人的区长及署长。
2.在总监、刑事、警务、特高中任命日本人。
3.采用日文。
4.警察预算编制委员中允许拥有实质性权限的日本人参加。
5.马上增加日本队员，最少限度为五百名。(以下略)(31)
此报告书用大半的篇幅对工部局警察进行了“机构内部的个别性讨论”，论证了在所有的组织机构中贯彻了“英国的利害”，并对因此而破坏了本来以上海公共租界的治安维持为目的的警察的公共机能的原因进行了批判。(32)
有关工部局财政的报告书也和上述警察报告书同一基调，对其财政特质作了如下概括：
以租界内纳税者大众的牺牲为基础，强化英国的租界支配并力图保持其永久化，是为实现此目的而精心策划的掠夺机构。……工部局的财政是以很多为富者很少为贫者的沉重的负担为内容的。这可以从它完全没有征收所得税乃至营业税性质的课税，而征收了地租、家屋税、执照税(营业许可及牌照手续费—引用者)等恶性平等的课税中可以明白的看到。这就在拥有多数富者的英美和拥有多数零细生活者层的我国之间不断地产生严重的不平等，在民族性及阶级性上具有应当成为问题性的特质。(33)
报告书的第一章对工部局财政的概要进行了讨论。第二章则分析了工部局财政的特质。第二章的《在岁入中表现出的特质》中指出了以下三点：
1.租税体系的构成偏英美人，重中国人。
2.为阻碍中国民族企业竞争力的发展，在课税上设置了很多障碍。
3.故意回避树立强固的租税体系，将公共租界的财政建立在工部局经营事业的收益和英美人所有的公债财源基础上。(34)
其次，《从经费上体现出的特质》主要有以下三点：
1.工部局经费中占最大份额的是警察费，其中占大部分的工资支出中，英美警官的平均收入约为日本人、印度人和中国人警官的近10倍以上。
2.继警察之后工部局的重要设施为卫生和工务。这些相关设施如道路、水管、下水道等则是英美人居住的中央区中心主义。
3.对拥有公债的英美人支付的利息及英美人官员的退休金和退职补助金等杂费支出占有相当的巨额。(35)
简单地说，公共租界财政的特质是“英美中心主义、英帝国的殖民政策拥护”，其财政中充满“矛盾和不合理，这已经在以上的分析得到阐明”。(36) 而公共租界财政的不合理性“由极端的英美中心主义和英帝国支配力的强化为内容，与其基本路线发生摩擦冲突的改革可以说不可能的”，但是，“在现行法规的界限”，“从社会正义的观点出发，或从现在的国际关系的反响出发”，如果租界当局能够“反省”，其实施也是可能的。报告书对改革案提出了以下的建议：1、地税或户别税中采用累进税率或是新设轻微的土地增值税。2、纠正执照费中的社会政策，除去对中国劳动者的压迫。3、加重码头税。4、削减一部分外国官员的工资。5、增加日本人小学校的辅助费。6、各国人共同享用卫生设施。7、在各区平等建设修筑道路、下水道等设施。(37)
以上，就兴亚院华中联络部编著的有关“上海租界问题”的3册报告书进行了考证。报告书揭示了在上海租界拥有治外法权的外国行政权“在事实得到了确立”，相关列国“在事实上明确地拥有驻屯权”，虽然日军占领了中国的领土，但要单方面地接收还是困难的这一事实。而且，以现在的公共租界的存续为前提，以从其行政机构中“除去敌性”为直接课题的调查报告书，对租界行政中存在的“英美中心主义”对“国际都市”行政的公共机能造成的损害进行了批判。
三 日本方面对“上海租界问题”的对策
关于日中战争时期的“上海租界问题”，最切合实际、全面论及此问题的是至1940年为止的10年中，作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副总监参与工部局行政中枢策划的上原蕃编写的《上海公共租界志》(1941年12月出版)。(38) 上原关于自己研究上海公共租界的始发动机，有下列的叙述：
从军事上或法理上来议论租界就算是容易的，但是探寻租界的由来，研究现情，并将其放在经济和国际方面来考察的话，有关租界对策必须极其慎重，同时也是比较困难的。即租界作为过去百年间西洋人居住、工作的安居地，又是作为其对华侵略的基地而筑起的简陋而坚固的地盘，同时，在旧中国的根基上培植了半殖民地。另一方面，租界也是中国民众唯一的安居地，经济方面达到异常的发展，在国际上也是一个非常微妙复杂的存在。利用租界的妙味除去其敌性并使其依然成为中国民众的安居地，这是我们关心的重点。(39)
此外，上原提案的有关“上海租界问题”的对策如下：
日本方面无视租界的国际复杂性和作为中心势力的英美的潜在性，仅以“现实的事态”为立脚点，主张租界机构改正的合法性，其效果看来极其微小。为了对抗英美的政治工作，指导与我们宿命相关在租界中占最多数的居民，即中国民众，与南京新政府的租界对策并行，在积极展开对第三国人政治工作的同时，利用租界的妙味，消除其敌性，从经济、金融方面以公正态度表明拥护租界地位，如此，才得以发挥我们发言权的实质效果，这样，才可以找到我们自己的解决租界诸核心问题的方法。(40)
持有上述见解的上原认为，一个劲儿地追求租界行政中日本人地位的增强和发言权增大的上海日本居留民的言行，无益于“上海租界问题”的解决。从前，对英美中心主义的租界行政改革抱有强烈希望的日本居留民认为增加日方对市参事会的压力是必要的。于是在1940年4月的市参事会选举中，推选了5位候选人，来向英美挑战。公共租界的行政，虽然是由居住在租界的纳税人选举出的市参事会议员构成的市参事会的决议行事，但当时的市参事会议员的比例是英国人5人，美国人2人，日本人2人，因此日本人对英美只持有2比7的发言权。公共租界的有权者是居住在租界地域内的持有一定土地家产的外国人以及外国法人，其大部分是英美人，日本人人数虽多，但拥有不动产的有权者不多。为此，日本方面为增加原来不多的不动产所有者的人数，将大型不动产分割成若干个小不动产，以图增加有权者的人数。但是，此动作被英美方面事先察觉，其结果是选举时，日本的5名候选人中3人落选，其它2人仅以最末位当选的惨败而告终。(41)
遭到选举失败的日本居留民对租界当局的反感情绪日益高涨，他们威胁租界当局：“居留民知道日军反对租界当局，就迎合军队采取各种各样的越轨行动，甚至发展为武力行动”，不停地给租界当局找麻烦。(42) 1941年1月23日，在临时纳税人会议上发生了反对租界当局增税案的强硬派、日本纳税人会长林雄吉向议长恺自威开枪的不幸事件。2月4日再度召开的纳税人会议，通过了租界当局的增税案。(43) 对于上述事件，上原评论说：“其结果是远离中国民众及第三国人的民心，有利于英美而不利于我。”(44)
1939年9月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0年由于德国军队的侵攻，导致英国军队溃退，占领法国，日本参加轴心国，南京汪精卫政权的建立等客观形势的发展，“上海租界问题”进入了新的阶段。第二次上海事变以后，在苏州河以北地域的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警备地区，租界警察权虽已被日本方面接收，但是租界当局多次要求同地域警察权的全面复归。此“苏州河以北租界警察复归问题”从1939年开始进入具体的交涉阶段，至1940年3月时，归还该地域的警察权，设立新警察区域并任命日本人区长等核心事项基本确定，解决了“租界问题”的一大悬案。(45)
但是，1940年8月9日，由于英国突然发布撤退在华驻军的声明，并于8月26日最终从上海撤退回国，导致了新的“租界问题”的产生。没有英军的上海租界警备地区(附图)由哪一个国家来分担，就成了一大问题。英军原来担当的警备地区是(2)和(5)，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官于8月15日召集上海防护军委员会，就上海的“现实事态”，要求全面接收该警备区域。但是，事前已达成默契的英美两国提出了将租界的中心地区(2)移交美国，将越界筑路地区移交日本接管的提案，并以多数票通过，市参事会也不得不追认此方案。日本方面对英美方面的提案态度鲜明地表示反对，并保留提出代案的权利。(2)地区是公共租界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援助蒋介石政权的基地，还有一些重庆政府机构的存在。因此，英美方面表明了强硬的态度。结果是在1941年8月，作为临时措施，配置了由英美两国人组成的工部局义勇队，暂时解决了这个问题。(46) 但是，据说在上海，日本与美国海军之间造成了“一触就发的对抗状态”，(47) 此问题的根源中，有日本军部对作为日本陆海军根据地上海的心脏部位的公共租界的行政权依然把握在英美人手中的不满。
为了缓和日美海军之间的摩擦，上海日本总领事馆考虑调整公共租界的行政机构，将有关租界行政的日、英、美的发言权进行公平化处理，开始着手进行市参事会的改组问题。总领事堀内干城站在主导的立场上与英美总领事进行协商，以不修改租界土地章程问题为暂行协定，撤回了日本方面的部分要求。(48) 1941年4月1日，公共租界总董菲利浦发表市参事会延期选举的理由。同日，日本总领事馆也发表了如下的谈话：
尽管要求在上海公共租界行政机构的改革及在市政方面强化我方发言权的问题上，近年来我方进行了理所当然的呼吁，但要实现是不容易的。如果贸然行动的话，险恶的情况会同时产生。此外，希望呼应我方要求，圆满处理最近有关公共租界行政的诸多难题，形成一个友好的氛围，但我痛感此事到底还是不可能的。在此，与租界行政关系最深的日、英、美三国总领事进行了谈判，并达成如下结果：在延缓市参事会选举的同时，执行临时办法，调整市参事会中各国代表的分配比例，组成中国4人，日本3人，英国3人，德国1人，并含有其它两国议席的临时参事会，原则上依照土地章程，就公共租界行政问题进行商议。(49)
上海日本总领事馆根据以上暂定协议，颠覆了市参事会内英美议员人数的绝对多数状况，增加了日本人议员的人数，使德国、瑞士、荷兰等三国代表各推派一名议员，蒋介石政权和汪精卫政权代表各推派2名议员参与，实现了公共租界的国际化，日本方面的发言权也顿时得到强化。新的公共租界行政机构的组织于1941年6月开始运作，在英国方面保留原来的议长和事务总长职位的同时，日本方面谋取了副议长和副事务总长的新职位。(50) 由此，日本与美国海军之间在上海的紧张状态也得以缓和。同年11月14日，上海的美国海军队宣布回国，同月27日，美国海军向马尼拉出发。美国海军负责的警备地区也由工部局义勇队担当。(51)
日本军部认真地研究“上海租界问题”是在1940年12月左右。当时，驻屯上海地区担当警备任务的第13军司令部成立了租界对策委员会，委员长由第13军参谋长前田正美就任，委员由第13军参谋、海军陆战队司令官、警备队司令官、上海宪兵队长、上海宪兵队特高课长担当。委员会从1940年末起就日美关系的紧迫状况进行了多次的讨论。翌年即1941年9月上旬起，推敲“上海租界进驻计划”，和租界有关系的陆军、海军、外务省、兴亚院等四方面试图对此进行调整，协议的结果是，上海租界进驻计划的中心人物为上海总领事馆曾补益领事，第13军方面的计划案也被当作参考提出。(52) 在此协议中，外务省方面已对军部提出“军队不接收公共租界，并承认租界行政还按照原来的体系运行。但是，对日本军必要的军事行动提供协助”为条件，承认公共租界的继续存在。(53) 具体进驻计划案的确定是在亚洲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12月7日。其计划的要点如下：
1.原封不动地保持租界的繁荣(为了尽量早日解决支那事变，保存租界作为中立地带以便重庆政府与日本方面的接触)。
2.不侵害法租界的权限(置以中立的地位，但是，不允许成为重庆方面特务机关的根据地)。
3.上海市内成为汪精卫政府军的安居地。
4.不拘禁敌国人(但是出入时必须佩戴日本方面许可的臂章)。
5.没收敌产(但是银行等经济、金融机构，为避免没有必要的混乱保持原样)。
6.软禁公共租界的英美外交官(但给予相当待遇)。
7.在处理租界问题的同时，约二个星期内禁止一般日本人出入。(54)
四 进驻上海公共租界
1941年12月8日清晨5时刚过，得到开战命令的日本支那方面舰队司令部向停泊在上海港的美国炮舰威尔号、英国炮舰彼得烈尔号发出投降的劝告，威尔号被诱降，遭拒的彼得烈尔号被击沉。6时30分，上海总领事堀内干城由海陆军代表陪同访问工部局，会见公共租界市参事会议长李德尔，递交日本军队进驻租界的通告书《进驻公共租界的通牒》：
根据帝国对美英宣战的布告，上海方面帝国陆海军最高指挥官基于军事行动的必要，将军队进驻公共租界。我军的行动范围仅限于军事上的必要，承认有关租界居民的安宁福利是市参事会的责任日益重大，而且，我方对参事会不惜余力给予尽可能的援助。同时，期待市参事会为了租界的安宁福利发挥与以前同样的作用。(55)
上午10时，日本海陆军开始进驻，至中午占领了公共租界全部地域，并完成了治安维持以及敌产的冻结工作。在日本军进驻的同时，日本总领事馆派遣官员到英国大使馆和领事馆以及美国领事馆，停止并关闭各馆的职务，停止无线电设备的使用。英、美领事馆人员分别被软禁在自己的领事馆内，容纳不下的英国领事馆馆员被软禁在沙逊大厦，美国领事馆馆员被软禁在都城饭店。12月15日，对荷兰总领事馆也采取同样的措施，比利时、危地马拉、希腊总领事馆，墨西哥公使馆也被关闭。软禁的外交官实行许可制度，对一般敌国人发放通行证，保证其在住宅、商店的居住、就业自由。自12月16日起，银行重新开始营业，但对敌国人支取费用限制在每月2000元。(56) 其后，英美外交官与家族一起迁移到法租界的沙逊公寓，直到外交官交换船到达上海时为止。此外，日本军进驻公共租界，与同英美两国的开战同时发生，法租界从一开始就不是进驻的目标。这是因为1940年6月法国向德国投降，与此后法租界公董局对日本方面采取了配合的态度有关系。(57)
1942年1月7日，在日本当局指导下，公共租界市参事会的人事面目一新，市参事会公布新领导人，由议长冈崎胜男，副议长袁履登，议员神户豪太郎、矢岛安造、张德钦、许建屏、葛乐泰(德国人)、克隆(瑞士人)等人构成了新的阵营。(58) 2月末，工部局行政机构、警察机构实施改编，干部团队被日本人占领，最终结果是英美职员全体辞职。(59)
日本军队虽然进驻公共租界，但其任务仅限于清除有害于战争进程的敌国分子以及敌国资产的管理，这些任务一旦完成日本军就撤退，惟有在外滩地区的交通要地配置少数海军陆战队的步哨，至于苏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军队不留驻，租界内的警备由工部局警察负责。日本方面有关公共租界对策的特征是：开战的同时，日本方面虽然确保了市参事会的实权，但租界行政在被日本方面完全接替前，鉴于公共租界的特殊性，为了维护居住者的安全和秩序，工部局主要行政机构临时由敌国的英美人职员负责，进行“现场维持”。日本方面对公共租界的这种措施，主要是为了避免在作为中国经济中心的上海发生急剧的变革而造成无谓的混乱，同时具有尊重并保持上海租界的“国际都市”面貌的意味。
综上所述，兴亚院华中联络部在亚洲太平洋战争爆发8个多月后，就上海的租界状况写成了以上的调查报告书，该报告书提到日本有关租界行政机关的基本方针是：“擦去英美色，具体体现帝国的政策，具有实质的行政机构现在即便暂时维持现状，也要尽可能快地将占有重要地位的英美人置换成日、支人。”租界的相关事项“根据现地陆海军最高指挥官的军事上的要求”，在陆军、海军、外务省、兴亚院等相关机关协商基础上分别就其任务进行处理。对工部局的指导由上海总领事馆担当。就公共租界工部局的现状，指出“行政机构原则上按原来的安排，但是，由于敌国籍参事会员及其它重要职员的辞职多少会发生一些变更，最重要的是警察局的改编及物价统制部的设置”。(60) 同报告书中应该引起注目的是，亚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违反我方(日本当局——引用者)意愿”的是汪精卫政权直属的上海市政府48个机构(例如内政部驻沪办事处、外交部驻沪办事处、财政部驻沪办事处、教育部驻沪办事处、实业部驻沪办事处、中央海军学校、江苏省上海地方法院等)进入租界，报告书对此有详尽的记叙。报告书还指出：“租界实质上的归还，正在逐步地进行中”。1943年7月上海租界归还给汪精卫政权，而在此之前从报告书中就可以看出中国方面夺还租界的状况。(61)
结束语
概观论及日中战争时期所谓“上海租界问题”的日本文献时，围绕该问题存在着全面否定上海租界的“中立性”，存在着表示日本军接收租界的现实可能性的“强硬派”和从“占领地经营”观点看上海租界在“除去敌性”的同时维持“国际都市”的“国际派”这两条路线。而且，“强硬派”路线的背后是日本军部和上海日本居留民中的“土著派”，“国际派”路线的背后应该是兴亚院、外务省和有上海日本居留民中被称为“会社派”的商社、银行等精英层的存在。这两条路线并非是江口圭一所提出日本帝国主义的两条对外路线，即“亚洲门罗主义”和“对美英协调主义”(62) 在“上海租界问题”的体现，两者虽然也有对立和对抗的一面，但从历史的视觉来看，作为日本对上海的侵略和统治的两面性，可以说它们又是相辅相成的。(63)
1941年12月8日，亚洲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从上海驱逐英美势力，掌握了上海的统治权。但是，日本军接收上海租界并不是完全的军事占领，而是作为“国际都市”，保持其外观，基本存续租界行政，即所谓的“维持现状”的政策。根据陶菊隐的说法，其理由是，德国企图以维希政权下的法租界为据点，向公共租界扩张势力，他们向日本军建议，极力保持上海租界的“国际都市”的外观，日军接受了德方的建议。(64) 但是，这即便是日本方面对上海租界采取“维持现状”政策的要因之一，但也不是主要的原因，这一点本文中早已阐明。日本方面通过对“上海租界问题”独自的认识和对策，决定了亚洲太平洋战争以后处理上海租界问题的方法。
译者陈祖恩，教授，东华大学人文学院 200051
注释：
①高桥孝助、古厩忠夫编《上海史》，东方书店1995年5月版，第209页。
②殿木圭一：《上海》，岩波书店1942年3月版，第148页。
③古厩忠夫：《日中戦争と上海民族資本家》(叶山祯作等编《伝統的経済社会の歴史的展開》下巻，时潮社，1983年3月，第77-78页)。关于日中战争时期上海租界的历史意义和作用，参照古厩忠夫：《日中戦争·上海·私》(《近きに在りて》第5号，1984年5月)及《日中戦争末期の上海社会と地域エリ一ト》(日本上海史研究会编《上海——重層するネットヮ一ク》，汲古书院2000年3月版)。
④作为本文的课题，当时围绕“上海租界问题”的日本方面的认识和对策的相关先行研究，就本人所查阅的范围，还没有发现。
⑤植田捷雄：《増補支那租界論》，巌松堂书店1939年8月版，第342-343页。
⑥参见拙稿《上海事変と日本人居留民》，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日中戦争》，中央大学出版部1993年3月版，第48-49页。
⑦上海居留民团编《上海居留民団三十五周年記念誌》，1942年9月，第1079-1087页。
⑧植田捷雄的简历，《東京朝日新聞》1943年1月10日。但没有提及植田捷雄的主要著作《支那に於ける租界の研究》(巌松堂书店，1941年9月)。作为“上海租界问题”的概说，有植田捷雄的《上海租界概論》(东亚研究会，1938年6月)。
⑨植田捷雄：《上海租界問題》，《増補支那租界論》，第340页。
⑩(11)《増補支那租界論》，第341-342、368-370页。
(12)植田捷雄：《上海租界問題》，《華中現勢》，上海毎日新闻社昭和15年(民国29年)版，1939年11月，第594页。
(13)(14)(15)(16)《華中現勢》，第595、595、596、596页。
(17)《東京朝日新聞》1943年1月10日。
(18)关于兴亚院，参照柴田善雅：《中国占領地行政機構としての興亜院》，本庄比佐子、内山雅生、久保亨编《興亜院と戦時中国調査》，岩波书店2002年11月版。
(19)关于兴亚院华中联络部，参见《興亜院と戦時中国調査》，第38-39页。
(20)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次长楠本实隆：《序》，《租界ニ関スル諸問題》，兴亚院华中联络部1940年3月版。
(21)笔者使用的这些兴亚院华中联络部的调查报告书为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都盖有“東亜研究所蔵書之印”。就《興亜院調査報告所在目録》(《興亜院と戦時中国調査》)而言，《租界状況調査》以外的资料在国内也有。
(22)(23)(24)(25)(26)(27)《租界ニ関スル諸問題》，第1-10、7、7-8、9-10、10、10页。
(28)(29)《上海租界ノ敵性調査—第一部共同租界工部局警察》，兴亚院华中联络部1940年7月版，第1-2、2-3页。
(30)(34)(35)《上海租界ノ敵性調査—第一部共同租界工部局警察》，第9-10、31-36、36-39页。
(31)《上海租界ノ敵性調査—第一部共同租界工部局警察》，第3-5页。据原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副总监五
茂：《上海の夜明け》(私家版，1981年5月，第150-157页)，工部局日本警察官叛乱的背景是上海公共租界并未象想像的那样顺利改革，由此遭到了急躁的日本军少壮派和部分居留民的谩骂，骂他们是“洋鬼子的走狗”，在此压力下，警察发生了叛乱。
(32)《上海租界ノ敵性調査—第一部共同租界工部局警察》，第三章《機構内部ノ箇別的検討》，第8-34页。
(33)《上海租界ノ敵性調査—第二部共同租界工部局ノ財政》，兴亚院华中联络部，1940年7月，第1-2页。
(36)(37)《上海租界ノ敵性調査—第一部共同租界工部局警察》，第40-41、41-42页。
(38)关于上原蕃，见及川恒忠：《序》，《上海共同租界誌》，丸善株式会社1941年12月版。
(39)(40)《上海共同租界誌》，第2-3、260页。
(41)(44)(45)(46)《上海共同租界誌》，第85-89、261、185-188、159-161页。
(42)堀内干城：《中国の嵐の中で》，乾元社1950年版，第171页。
(43)《上海共同租界誌》，第106页。关于林雄吉的开枪事件，参见ハリエット·サ一ジェント(浅野昭子訳)：《上海》，新潮社1996年6月版，第468-471页。
(47)(48)《中国の嵐の中で》，第169、171-172页。
(49)《中国の嵐の中で》，第216-217页。还有《華中現勢》，上海毎日新闻社昭和17年(民国31年)版，1941年12月，第1242页，刊登了《総領事館談発表》等若干有异同的文章。
(50)《華中現勢》，第1240-1249页。
(51)羽根田市治：《夜話上海戦記》，论创社1984年11月版，第176-177页。
(52)全国宪友会联合会编纂委員会编《日本憲兵正史》，研文书院1976年10月版，第871页。
(53)《中国の嵐の中で》，第173-174页。
(54)《日本憲兵正史》，第871-872页。
(55)《共同租界進駐申入書》(原文)，《上海の夜明け》，第196页。其英译本刊登在上海市档案館编《工部局董事会记录》第2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353-354页。
(56)《敵国人取扱状況》，《大東亜戦争関係一件交戦国間敵国人俘虜取扱関係帝国権下敵国人関係在満支敵国人関係》第1巻，日本外交史料馆所蔵。
(57)《上海仏蘭西租界ノ現状》，《租界状況調査》，兴亚院华中联络部1942年8月版。报告书没有记载页数。
(58)《工部局董事会记録》第28册，第392-394页。
(59)《上海の夜明け》，第201-204页。
(60)《行政機構ト其ノ運営状況》、《租界ニ対スル支那側ノ進出状況》，《租界状況調査》。
(61)《租界ニ対スル支那側ノ進出状況》，《租界状況調査》。
(62)江口圭一：《十五年戦争小史》，青木书店1986年11月版，第23-28页。
(63)关于亚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统治上海历史的检证，见拙稿《日本占領下における“国際都市”上海》，高纲博文编《戦時上海 1937-45年》，研文书院2005年4月版。
(64)陶菊隐：《孤岛见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