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代演进和社会变革中探寻中国青年的发展规律-廉思课题组青年研究回顾论文

在时代演进和社会变革中探寻中国青年的发展规律-廉思课题组青年研究回顾论文

专题

俯下身子做调研 ——廉思《如何有效开展调查研究》笔谈

主持人语: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廉思教授的著作《如何有效开展调查研究》,被有关部门指定入选人民日报社出版的“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读本,即将出版。

2007年以来,来自社会学、统计学等多学科领域的近30位青年学者在廉思带领下,组成课题组,对“蚁族”(未稳定就业大学毕业生聚居群体)、“工蜂”(高校青年教师)、“洄游”(返乡青年)、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新移民、快递小哥、文艺新群体、新的社会阶层等社会群体及党建和意识形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获得了关于当代不同社会群体的大量一手资料和实证数据,数十次得到党中央领导批示。本书就是廉思率课题组十余年大量调查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本书不简单照搬西方社会学或统计学的调查方法,积极探索本土特色的社会调查方法,围绕调查研究各个环节的理论与实操,结合团队十多年调研成果中的具体案例,进行深入剖析解读,使理论著作既蕴藉耐读,又生动可读。

在十余年研究的过程中,廉思团队逐渐形成了“服务人民找问题,俯下身子做调研,把握规律提建议,凝聚理想建团队”的研究宗旨;“资料就在背包上,调研就在大路上,案台就在膝盖上,成果就在大地上”的研究作风;“深度入场、共情交流、抽离研判”的研究经验。在“实证研究”广受推崇,却又问题多多的当今社会中,廉思团队的这些宗旨、做法和经验,值得赞赏、学习和借鉴!

本刊本期邀请学者由《如何有效开展调查研究》说开去,和廉思团队一起,为学界诸君更好地开展调查研究,支支招。

3.科研创新能力:三级指标主要包括参加科研活动的情况、发表专业学术论文的情况、创新活动参与情况、创新素质。

——主持人:《青年学报》主编、教授 刘宏森

在时代演进和社会变革中探寻中国青年的发展规律
——廉思课题组青年研究回顾

廉 思

[摘 要] 十余年来,廉思课题组用“脚底板做学问”,聚焦当代中国青年群体,形成了一系列创见性的学术成果,其中以“蚁族”及流动青年群体研究,“工蜂”及青年知识分子研究,新兴青年群体及新的社会阶层研究,“左翼”思想及青年社会运动研究,党建及青年意识形态研究等五个方面最为突出。廉思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在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两个维度上为当代青年研究的理论建构提供了丰富的现实资源及鲜活的历史记录,对推动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创新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巩固党的青年群众基础,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关键词] 青年研究;文化资本;社会流动;中国经验;群体调查

问:你为什么喜欢去做实地调查?我看到很多青年学者从书本到书本,写了好多书。

费孝通:我主张做学问应该从实求知。从实际出发,从生活中去理解生活,理解什么是文化。离开了生活,我想做的学问就没有了。

——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1]

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前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这其中,青年是思想最为活跃、最能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因此,青年研究理应成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来源。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构建中国话语体系,让世界读懂中国,就要首先读懂青年。如果说乡土中国是中国的过去,青年中国则是中国的未来。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党中央高度重视青年工作。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青年发展规划。2019年1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七大领域重大风险中第一个就是青年问题。最近发生在香港的青年骚乱和暴力示威活动,虽有国外势力插手和香港政治制度等原因,但其中反映出来的青年思想引领、青年社会流动等问题,都给我们以极大的警醒和触动。因此,从事青年研究,既是理论的需要,也是现实的呼唤。十余年来,廉思课题组用“脚底板做学问”,聚焦当代中国青年群体,形成了一系列创见性的学术成果。

一、成果综述

改革开放后的前三十年,文化资本的积累成为人们改变命运和社会变革的底层动因。反映在青年身上,文化资本的积累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积累高度同步。但是近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我国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社会流动、财富分配的逻辑发生变化,文化资本积累反映在不同群体的作用和价值正在迅速发生变化,尤其是对于高知群体,其边际效应递减显著。这不仅正在改变很多青年的命运,也给社会治理以及党的执政带来新的挑战。

在中欧水资源管理对话会上,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徐乘代表参与中欧流域管理项目实施的中方各有关单位和利益相关者,向大会报告了中欧流域管理项目在过去五年中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就。他指出,中欧流域管理项目的主要成果包括五个部分:一是中欧水资源管理对话,二是流域综合管理,三是水资源管理工具,四是与世界银行合作开展的“长江—珠江流域恢复治理项目”,五是能力建设。

(二)我们以强烈的问题导向意识,把社会前沿领域的青年研究作为撬动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支点,使青年研究成为拓展社会科学研究边界,乃至推动社会科学研究视域的重要工具。

(一)“蚁族”及流动青年群体研究

2007年,我发现在中国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逐渐出现了一个以刚毕业大学生为主体的新群体——“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2009年,我将其命名为“蚁族”,并出版《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自此,一个新的群体——“蚁族”,正式进入公众视野,登上中国的话语舞台。2010年,我课题组“蚁族”研究新成果《蚁族Ⅱ——谁的时代》出版,第一次对全国一线城市“蚁族”群体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如今,“蚁族”已经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概念。在中国知网以“蚁族”为关键词搜索,共得到711篇文献,579篇期刊论文,96篇硕博士论文。(1) 检索时间为2019年8月26日。

“蚁族”的出现折射出我国城市管理、大学生就业、社会分配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社会底层群体稳定等现实问题,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持续扩招、城市管理日趋复杂以及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这一现象尤其值得关注。自我发现并命名“蚁族”群体以来,课题组一共进行了七次针对该群体的调查,系统分析了“蚁族”的生活状态、职业特点及产生原因,还分专题对“蚁族”的身份认同、政治倾向、职业流动、社会公平、网络行为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数十篇论文和研究报告,为国家更好地制定大学毕业生相关政策提供了数据支撑和理论依据。“蚁族”研究成果荣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文津图书奖”“华语传媒图书大奖”“中国图书势力榜非文学类十大好书”等。

在研究中,我们并未止步于“蚁族”现象地一般揭示,而是从“蚁族”问题扩展开去,引申到对流动青年群体的系统研究。我们认为,当代中国青年的流动包含着两个同时发生却又反向进行的组成部分:一个是从农村或中小城市流动到大城市的年轻人,我们称之为“城市新移民”;另一个是曾经在大城市工作生活,现在又返回家乡或中小城市的年轻人,我们称之为“洄游”青年。改革开放40年来,流动青年既是社会变革的推动者,也是社会变革的承担者。他们既有青年的特点,也具移民的特质,是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有鉴于此,我们对两种流动进行了对比分析。针对城市新移民,我们分别对新生代农民工、青年白领及“蚁族”进行了比较研究,揭示了三类城市新移民亚群体在社会融入和居留意愿等方面的差异。针对“洄游”青年,我们以瑷珲-腾冲线(胡焕庸线)为基准,调研“线”两侧各延伸100公里的带状区域内的县级市中曾在一线城市生活工作一年以上现在返回家乡生活工作的青年群体,尤其关注大迁移经历对其生命历程的影响。此次调研涉及全国11个省份,22个县市,共发放3000余份问卷,最终成果出版为《中国青年评论(第1辑)——中间地带的青春中国》。

在几次针对流动青年大规模调研的基础上,我们总结出当代中国正在同时经历三个重要的拐点变化(刘易斯拐点、老龄化拐点、城镇化拐点),提出当代中国青年是“拐点一代”的时代论断,生动形象地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对青年的重大影响,以及当代青年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独特地位。“拐点一代”的时代特点,使得当代青年具有以往任何一代中国青年都不曾有过的成长经历,在时间纵轴上迥异于之前的青年,在空间上又使不同国家的青年具有普遍的联系。

(二)“工蜂”及青年知识分子研究

社会学研究是穿梭于经验环境与形而上环境之间双向往复的运动,“蚁族”虽然是一种新近现象,但它部分折射出中国现代化背景下“知识”与“力量”逐步背离的趋势和问题。基于这种思考,从2011年开始,我课题组将研究对象延伸至包括“高校青年教师”“青年科技工作者”在内“知识青年”群体,深度探究以学历资本为代表的文化资本在中国阶级晋升过程中的作用及机制。

青年是我们党的未来和希望。高校青年教师,既是党的未来和希望,也在培养党的未来和希望。作为青年中知识层次最高的群体,高校青年教师对社会思潮,尤其是青年学生的价值取向具有很强的引领作用。因此,高校青年教师的思想动态和政治倾向,事关党和国家人才培养工作的大局,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能否实现意义重大。2011年,我课题组对全国范围的高校青年教师展开调查,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五个高校大规模聚集的城市发放问卷5400份,回收有效问卷5138份。此外,我们还采取深度访谈、焦点组座谈和研讨交流等社会群体研究方法,组织青年教师座谈会60余场,学生座谈会30余场,深度访谈200多人,研究成果出版为《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提出了高校青年教师的新称谓——“工蜂”,引起中国知识界的强烈共鸣。同样,青年科技工作者具有高于常人的思考能力,在结合专业知识的基础上,该群体发表的言论多具剖析性、预测性的特点,往往会引发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社会上其他群体的思想价值观念或受其影响,或与其形成共振。因此,做好这个群体的工作,有利于其他群体工作的顺利开展,事半功倍地凝聚社会共识。2017年,受中国科协委托,我课题组开展了青年科技工作者思想状况的调查,形成的报告上报中央。

“西湖山水还依旧……看到断桥桥未断,我寸肠断,一片深情付东流!”白衣女子一挥水袖,哀怨的歌声隐隐传来。

在对上述青年知识分子实证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我课题组着重对其政治价值观进行了研究,并提出自己的分析框架。我们认为,青年知识分子政治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从思想观念到实践结果的连续过程,根据从抽象认同到具体实践的顺序,政治价值观可以划分为制度信任、执政效能、信息权威三个维度。在三个维度中,对政治制度的信任感属于政治认知;对执政效能的满意度属于政治评价;对信息权威性的依赖度属于政治实践。我们从政治认知、政治评价、政治实践三个维度出发,确定价值观的测度指标,建立了测量知识青年政治价值观的指标体系。我们通过层次分析法(AHP)对几次调研样本的数据进行处理,进而得出不同指标的权重,以确保量化得分的科学性,使青年知识分子的政治价值观可量化。我课题组经分析得出的一些重要结论,如:知识资本的累积影响政治制度信任感,与体制距离的远近影响执政效能满意度,年龄地域的变化影响对国家发展的信心等,引起中央高度关注。

从最早的“蚁族”研究开始,我们就注意到:“蚁族”大多来自农村,这些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差的大学毕业生获得了高等教育文化洗礼,在学历及文化资本上与中产阶层差异较小,可是其经济收入以及劳动条件却处于底层,这对既有的社会文化资本结构造成重大改变,也冲击着阶级不平等及差异的合法性。同时引发我们思考,社会中下层家庭的子女是否已无法通过大学渠道获得阶层晋升?何种背景的青年才可以从文化资本中获得阶级地位提升或巩固?这一切都涉及阶级及阶级结构的动态再生产问题,反映了“学历资本在阶层晋升中的贬值”,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反映了以学历为代表的制度化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以及阶级位置的关系正在发生更复杂的变化。

(三)新兴青年群体及新的社会阶层研究

“新的社会阶层”是新世纪以来对特定新生社会力量的政治概括,是以市场化改革为先声的社会转型的随附后果,是国家治理面对社会变迁的适应性调整,是中国共产党处理阶级阶层关系历史经验的创造性延续。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新的社会阶层总体规模约为 7200万人,其中70%是40岁以下的青年人,又称“新兴青年群体”。新的社会阶层主要包括四类群体: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新社会阶层的思想认识和价值取向呈现多元的特点,对中国共产党如何以一致性引领多样性带来了挑战。同时,新社会阶层的产生也为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巩固和扩大群众基础带来了新的机遇。如何团结和引领好新的社会阶层,是共产党人需要解答的重大时代课题。2016年7月,中央统战部成立“八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局)。同年9月,共青团中央成立“社会联络部”(联系新兴青年群体)。2017年2月,中央首次召开“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会议”,推动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全面深入开展。

为准确把握这一新生力量的真实情况,我课题组开展了持续性研究,深入新社会阶层工作生活的重点场景,进行田野观察,采用问卷调查法、深度访谈法以及焦点小组法等展开实地调研,共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数据采集:第一次调查从2015年7月至2016年7月,针对新的社会阶层四类群体,回收有效问卷6317份,访谈285人,举行座谈会56场;第二次调查从2016年8月至2017年1月,针对青年社会组织从业人员、青年自由职业者和青年网络人士三类群体,回收有效问卷6136份,访谈371人;第三次调查从2016年12月到2017年2月,针对网络主播群体,联合42家网络直播公司及平台,回收有效问卷1889份,访谈100人;第四次调查从2017年3月至2017年8月,针对文化领域新的社会阶层,访谈40人,举行座谈会6场。

新的社会阶层内部分化比较严重,成份复杂,收入水平、社会地位、利益诉求及政治态度等方面差异明显,且一直处于快速变化之中,研究难度很大,其中的自由职业人员甚至是研究的盲区。我们基于四次调查数据,系统梳理了新社会阶层的主要特点和面临的挑战,从作用发挥、社会风险、引导路径等方面展开深入分析,并在数据和材料的对比中,加强对新社会阶层的规律性和趋势性研判。此外,我们还对中国历史上新社会阶层的治理经验进行了梳理和思考,对意识形态输出性强的文化领域新的社会阶层进行了专题研究,对社会关注度高的网络主播群体进行了典型研究,对影响力逐渐增强的新兴青年群体进行了趋势研究。整个成果既有全景透视式的立体画像,也有对重点群体的细致精准素描,首次形成了有关当代中国新社会阶层的完整系统认知。相关研究成果形成了数篇内参报告和十余篇论文,中央深改组围绕成果召开专题会议,新社会阶层研究成果荣获“北京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北京高校青年教师社会调研优秀项目一等奖”等。

(四)“左翼”思想及青年社会运动研究

2018年7月以来,一些知识青年积极参与工人“维权”事件,他们很多来自知名高校的学生理论社团和公益组织,家庭背景相似,喜欢研读马列著作,宣称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后,在我国发展历史交汇期和世界发展转型过渡期相互叠加的大背景下出现的新兴社会现象。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一批既有较高政治理论水平,又有较强政治参与能力的“左翼”青年活跃分子将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高等教育领域频繁出现。各种迹象表明,中国部分“左翼”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模式正在由“线上表达为主”向“线下积极行动”转变,中国“左翼”青年思想的理论准备、民间动力和社会基础正在逐渐生成。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准确记录”。社会科学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较为科学的方法体系来反映社会现实。我课题组在十余年的研究过程中,通过借鉴学习前人已有的经验,发展出一套自己的方法论。我们把实地调查与信息技术结合起来,把个人领衔与团队协作结合起来,把资料分析与理论研究结合起来,综合了日志分析、计量统计、网络问卷、深度访问、焦点小组讨论及田野调查等多种研究手段,尝试将扎根于社会学、人类学的质性研究方法与数据分析方法相结合,更加注重身临其境的“耳闻目睹说”,加强对“旁人”和“关系”的重视、大时代和小世界的呼应、大数据和小数据的关联、“生活志”和“口述史”的强调等,逐渐形成了“深度入场、共情交流、抽离研判”的研究经验,“资料就在背包上,调研就在大路上,案台就在膝盖上,成果就在大地上”的研究作风和“服务人民找问题,俯下身子做调研,把握规律提建议,凝聚理想建团队”的研究宗旨。

“左翼”青年思想的出现,既有国内经济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的因素,也有国际政治环境发生重大转向的背景。青年一代容易接受社会上的新思想和新理念,对改变底层人民生活和推动社会制度变革等问题,抱有激进且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认识。因此,他们的思想往往具有改革制度、批判现实的特性,尤其在社会矛盾激化和利益错综复杂的时代,青年容易信奉以彻底革新现存制度为目标的革命理论,或将类似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纲领和思想依据。从近年来西方各国发生的青年运动来看,它们之间特征相似且联系紧密,都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社会骚乱乃至政治动荡。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运动甚至构成了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的社会抗议周期。因此,与“左翼”青年思想密切相关的社会运动研究也纳入到我课题组的视野之中。通过对茉莉花革命、英国青年骚乱、欧美占领运动、香港“占中”等青年社会运动的比较分析,我课题组总结出未来青年运动的四个新趋势:(1)动员渠道从实体转向虚拟;(2)组织形态由垂直转向扁平;(3)运动诉求由先赋转向后致;(4)运动先锋由高校学生转向失业青年。这些新趋势启示我们应树立复杂性的思维方式,认真总结高知青年群体参与社会运动的行为模式和心理特点,深入研究青年运动的国际化共性和中国特性,加强对重点领域和敏感时期的青年信息采集分析,积极探索青年运动预防预警体系构建,面对青年潜在的社会运动风险,审慎制定相关政策。课题组形成的成果转化为数篇论文,并为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五)党建及青年意识形态研究

2017年,我们在和青年学生交流时偶然发现,“95后”大学生存在入党积极性不高,入党动力降低的情况。我课题组立即在几个高校展开调研,发现普遍存在递交入党申请书的学生人数明显减少的现象。我们意识到,这种现象背后一定有深刻的行为逻辑,将会对党建产生重大影响。“95后”大学生是现阶段高校学生党员的有生力量,他们对党的感情和认知,关系着党的队伍能否始终保持生机和活力这一时代课题,对于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具有深远意义。我课题组随即在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广东等32个省市自治区的157所高校进行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10193份。此外,还采取深度访谈、焦点组座谈等社会学研究方法,深度访谈123人,召开座谈会44场,最终形成了“95后大学生入党状况”调研报告,得出“95后”入党状况的六个新特征:(1)入党竞争加剧与入党动力降低“矛盾式共现”;(2)入党门槛提升与党员光环消散“共生性并发”;(3)高中宣导缺失与大学党团工作“断崖式割裂”;(4)思政教育固化与价值追求分化“内生性冲突”;(5)就业渠道多元与功利主义抬头“融合式发酵”;(6)形象认同深化与现实表现弱化“张力性演进”。在报告中,我课题组还从制度构建、渠道优化和过程联动三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1)制度构建:注重科学评价,坚持“能中选好”,树立正确的大学生党员发展质量观;(2)渠道优化:用好课堂教学主渠道,利用“第二课堂成绩单”,实现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协同育人;(3)过程联动:注重形成整体合力,完善“推优”制度,协同发挥学生党建和团建的力量。课题组形成的成果转化为数篇论文,研究报告得到中央高度重视。

调查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做群众工作,也肩负着面向群众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的重要责任。调查研究中的群众工作,不同于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不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活动到活动,而是要将调研的大量案例和鲜活资料与我们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有机结合起来,与我们的伟大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把党的理想主张用学术思维、通俗话语、真诚交流打包起来感召青年、教育青年、感染青年。

与此同时,国门的进一步开放也加快了国外各种思潮在我国地传播,这在丰富我国思想文化市场的同时,也难免对我国社会主流价值观造成一定地冲击。这其中,保密工作是意识形态交锋的前沿阵地。在信息公开日益成为社会主流认识的情况下,保密工作由于其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往往容易招致民众的误解,尤其是青年的抵触,进而得不到青年的支持,乃至不能顺利开展工作。因此,迫切需要做好新时代保密意识形态工作,树立保密工作正面形象,赢得青年的理解、支持和信赖。为了让广大青年更好地接受保密理念,讲好保密故事,传承保密传统,创新保密话语体系,国家保密局委托我课题组就新时代保密意识形态问题展开调研。我课题组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从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多学科的角度,立足于有关意识形态和保密工作的相关理论和实证调查材料,综合运用逻辑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以及比较研究、历史研究等方法,对新时代保密意识形态关键问题分析与工作路径研究这一重大理论课题进行多视角的剖析和探究,提出加强新时代保密意识形态工作的思路举措。中央保密办对研究成果高度评价,专门发函通报表扬。

鹤庆县婚前婚配及孕产期群体地中海贫血的筛查和基因分析……张 伟,曹蓉蓉,袁芝琼,来明名,杨 玲,刘云春(47)

二、学术价值

十余年来,我带领课题组,深入到城乡社区和基层一线,通过扎实细致地调查,走近青年生活工作的“第一现场”,感受青年群体的喜怒哀乐,反映青年群体的诉求,围绕时代挑战与青年命题,从概念本质、中国经验和国际视野出发,得出了一系列有关当代中国青年群体的探索性创见和前沿性成果,系统阐释了中国青年的时代特征与发展趋势,并结合当前群团改革实际,不断探寻新时代青年工作的突破口和新方法。

(一)我们通过横纵交织的研究体系,立体勾勒出当前中国青年的经验版图,并且在青年研究领域回答了“什么需要记录”以及“如何准确记录”这两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一方面,在横向维度上,我们根据青年群体不同的职业类型、教育背景、生活方式,分门别类地调研了32个青年群体。这其中,既有以“蚁族”“洄游”为代表的青年流动人口,也有以“工蜂”和青年科技工作者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既有以新生代农民工、产业工人、青年白领为代表的传统行业青年群体,也有以网络主播、流浪歌手、快递小哥为代表的新兴青年群体。我们把脉每一类青年群体的具体特点和真实状态,让一些鲜为人知的青年群体走入了大众的视野,在人们的脑海中活起来、亮起来,让政策的出台更有的放矢。

另一方面,在纵向维度上,我们打破青年群体划分的界限,着眼于整个青年群体的全面发展。课题组围绕青年阶层跃升的关键要素,进行系统化研究,避免零星地、孤立地、点状地看待青年发展,成果集中反映在课题组出版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青年蓝皮书)系列中。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皮书”中最早的青年蓝皮书,《中国青年发展报告》每次出版均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探讨。2013年第一本青年蓝皮书《城市新移民的崛起》,聚焦青年“户籍”问题,研究分析在大城市生活工作但没有取得大城市户口的年轻人;2014年第二本青年蓝皮书《流动时代下的安居》,聚焦青年“住房”问题,研究分析大城市青年的居住焦虑和住房分层;2017年第三本青年蓝皮书《阶层分化中的联姻》,聚焦青年“婚恋”问题,研究分析大城市青年的婚恋困境。我们试图通过这些青年阶层跃升中的不同关键词,来揭示转型中国社会青年一代的群像。

当今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带来居住和职业选择的多元,形成人生发展方向和生活交际方式的多元,进而导致思想价值观的多元。在许多具体的生活个案中,人们已经找不到一个所有人都认可的关于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不同的社会群体对以往有高度共识的“幸福”“伟大”“英雄”“成功”等概念内涵均有不同的定义和理解。而青年群体,由于收入差别大,工作性质不同,生活方式迥异,各自的知识结构、思想认知、生活经历、利益诉求差异显著,从而形成不同的价值观念,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日益分化。近年来一些网络舆情事件也表明,对于同一个社会现象,不同阶层的青年群体表现出了完全迥异的价值判断。

思想的背后是不同社会阶层或社会群体的利益反映,是不同阶层或群体在具体经济社会环境中所产生的心态的极端表达。在不懈的努力下,我课题组通过多种方式与一些“左翼”青年组织的领导人物和基层处理相关事件的一线干部有扎实深入的交流互动,根据大量的私密访谈以及在深圳等地对产业工人的实地调研,形成了“左翼”青年思想动态调研报告。在报告中,我课题组不仅对群体的思想状态进行表层梳理和一般性解读,且深入到群体行为模式背后的结构机理中去进行剖析和探究,尤其是对调查对象在日常行为中不经意或不自觉流露出来的生活态度和价值倾向给予特别关注。恰恰是调查对象这些细微之处的瞬间表达,有可能反映其内心深处的精神追求和价值认同。而通过深挖调查对象的底层心理世界,才能真正了解“左翼”思想理论的来源,详细阐释该思想解读与接受环节是如何逐步在具体问题上“降维”的,即说清楚:该思想的根据是什么,援引的出处在哪里;是谁,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是谁,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接受和传播等。课题组形成的研究成果得到中央高度重视。

基于这一观察,我课题组重点关注文化资本积累增量最多的青年群体,通过观察他们的生活状态和价值观念,进而探究不同资本形态对人生发展的影响,以及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带来的新挑战,主要成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总而言之,财务模型在项目融资的举办中扮演着重要的工具角色,是投资方进行投资决定,分析选择具体投资结构和融资方案,确定资金投入规模不可或缺的手段。另一方面,从项目融资的重要参与方融资人的角度,财务模拟也是量化项目风险,确定可融资性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诚然,任何预测在本质上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财务模型具有很强的局限性,但在实务中财务模型依然是人们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用以尽量的确定项目的未来经济可行性。

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化,意义最大、最为根本的莫过于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结构变迁的核心是社会分层流动的快慢,而青年是最为渴望向上流动,也是阶层流动最为频繁的群体。通过对不同青年群体资本形态的变化分析,来考察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情况,是一个独特的视角。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阶层分化是扩大还是缩小了阶层的不平等?哪些阶层的地位上升或是下降了?哪些阶层得到了更多的或失去了既有的利益?由此引发了哪些问题,带来了怎样的后果?需要进行怎样的分析和探讨,解决问题的路径又是什么?这既是理论与现实亟待解决的问题,也关乎未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合理建构,而从青年入手,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窗口。

一直以来,青年研究并非社会科学的显学,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新媒体技术的发展,青年改造社会的能力越来越强。毛泽东同志曾说,“必须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反过来看,我们也需要用社会现实的研究来改造社会科学,进行社会科学革命。无论“蚁族”“工蜂”“洄游”,还是产业工人、青年白领、快递小哥,抑或是新的文艺群体、社会组织领袖、小微企业创业者,我课题组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注重研究和解决中国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我们的研究成果一直紧扣国家和时代发展脉搏,敢于直面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努力探寻中国青年的发展规律,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不断做出新的学术概括,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青年研究话语体系,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青年中的说服力和感召力。

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因为青年问题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在研究过程中我课题组充分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经验,不仅丰富了当代中国青年研究的数据库信息,而且以交叉学科实践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发展。除了将定性收集的信息与问卷定量分析得到的洞察进行有机结合,我们还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综合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新闻学等学科理论,对青年群体的类型结构、生活状态、职业发展、空间分布、价值观念进行深度透视,剖析不同青年群体在工作、学习、生活、网络等方面的特点和规律,对不同青年群体的演变路径和阶层内涵做出科学化的理论阐释,力图找到影响中国社会分层机理背后的解释因素。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青年群体的知识储备,为后续学者提供了丰富、鲜活、生动的养料;而且提炼出了一系列有关青年问题的创新观点,对于研判未来中国青年的发展趋势和行为方式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三)我们立足实际开展调查研究,不拘泥西方理论体系,将青年问题放在中国社会转型的总体框架里加以考察,尝试通过青年研究,构建起能读懂中国社会前沿、分析中国社会变革的新话语和新视角,进而推动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本土化。

不同于一般基于西方社会分层理论的阶层研究和纯学理分析,我课题组长期蛰伏在不同青年群体之中,运用大量实证数据和质性材料,从中国的制度、文化、历史等多个维度延展,对当下中国的青年群体做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研判,丰富了中国社会阶层研究的视角。特别是课题组对流动人口和新兴群体的认知,拓展了我国社会学研究的视域;对不同青年群体社会经济影响的梳理,对于理解当前中国的社会分层与社会结构以及推进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具有原创性的学术价值。

例如,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和难题。过往的研究观点无论是单一标准还是多元标准,其核心思路都是把职业结构作为阶层结构的核心,所描述的是不同职业的声望、收入、教育或消费的相对高低或相对资源量的多寡。这种思路的潜在理论假定认为,在现代社会里,职业是社会分工的最主要形式,研究者试图把权力关系与经济利益整合起来。在如此视角下,网络主播、签约作家、私营企业管理技术人员、社会组织负责人等新兴群体便会因其巨大的职业差异而被视作不同阶层,从而放大了群体间的异质性,忽略了群体间的同质性。因此,我课题组从新兴青年群体以及新社会阶层的视角出发,重视从关系性模型视角看待阶级阶层结构。如课题组不仅将研究视角停留在阶级阶层成员所拥有的收入、消费品等资源的状况上,而且更关注阶级阶层关系是如何导致经济利益、社会福利、就业与政治机会等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以及在阶级阶层关系中居于不同社会位置的成员,是否形成了相近的地位认同、社会政治态度,是否有可能发生维护自己的既得社会资源或争取新的资源的集体行动等,进而提出:新的社会阶层本身是具有文化性的,他们是意识形态输出性很强的阶层。新的社会阶层所拥有的文化资本使其不同于其他社会阶层主要基于家庭(血缘)、地域(地缘)、教育(学缘)和职业(业缘)等联结方式,而是更多的基于“价值观”(意缘)认同。他们是“意缘驱动”的阶层。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突破了原来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划分阶层的局限,突出了社会阶层对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方式。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让我们认识到,他们在某一领域有了权威,但是背后却没有赋权,是自我赋权的阶级。

从这些分析可以看出,我们的研究成果,是从现实和理论维度,将青年问题放在中国社会转型的总体框架里加以考察,描述了中国阶层关系变迁的动态图景和发展轨迹,通过对社会中具有较强社会行动能力的青年群体进行深入研究,整合性探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诸多重大社会问题,如社会分层与社会结构、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等,并在理论创新上做出有益的尝试。

(四)我们以青年研究这一观察社会的“中观切片”为入口,以“上接天气,下接地气”的研究路径为载体,既可将群众分散的智慧集中为党的决策,把群众分散的意志上升为党的主张,也可让党的声音被群众所乐见,使党的政策被群众所理解。

我课题组立足当代中国的社会实际,进行系统深入的社会调查,将分散的经验材料凝练成指导实际工作的政策建议。其中,“蚁族”研究成果多次得到习近平、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在其日常统计中单独增设相应口径,准确掌握该群体的数量与分布,并根据研究成果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的扶持政策,帮助该群体创新创业。高校青年教师研究成果得到习近平总书记400余字长篇批示,习总书记在批示中高度评价我们的研究报告,认为“报告写得很好,反映的问题很重要”,报告中提出的加强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加大青年教师社会实践力度、开辟青年教师专门成长通道等举措也被相关部委所采纳。《“95后”大学生入党状况调研报告》得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中办专门发函进行通报表扬。新生代农民工和城市新移民的调研成果得到李克强总理高度重视,批示要求发改委认真研究报告中提出的问题,报告中提出的推动网上社保和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探索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分级管理的办法等,都被有关部委和许多省市采纳施行。新兴青年群体和新社会阶层的研究成果连续几次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批示,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相继做出批示,中央深改组就报告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成果为2017年“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会议”的顺利召开提供了重要的会议材料和政策预演。《“左翼”青年思想的研判分析和工作建议》上报后,中央领导高度重视,批示中提到“这是一份很有价值的研究报告,前瞻性很强”。

利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包对研究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均数±标准差表示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以率表示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X 2检验。P<0.05时则表明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从事研究工作以来,有关部门普遍反馈我们的研究成果针对性强、有效性实,对新时代统战工作、群团工作、宣传文化工作、基层社会管理工作等,均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我课题组的研究成果能够高频次地进入中央文件并形成部门举措,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对当前中国社会变迁的敏锐把握和很强的政策实操效果。2014年7月,我应邀主讲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十一次集体学习。2017年2月,我应邀赴香港为香港中联办、中资企业负责人、驻港部队团以上干部主讲青年问题。多年来,我应统战部、文化部、民政部、国资委、国家保密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等部委以及国家能源集团、中石油、中石化、中国核工业、中国航天科技、中国电子科技等数十家大型国有企业邀请,主讲青年问题,使政策制订者更加认识青年和支持青年工作,出台更加符合青年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的政策举措。

三、社会价值

青年是社会结构变化的直接投射,是社会转型的灵敏探针。近年来,青年研究日益受到重视,究其根源,正是我国处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技术等因素叠加推动下形成的前所未有的剧烈转型之中,而青年始终是这一转型的中坚力量和最活跃因子。从历史上看,积累了大量文化资本的青年,是社会变革的关键群体。一方面,如果发挥好青年群体的作用,便可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在社会流动速度放缓的阶段,如何“安置”好青年群体,亦是社会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总的来看,我课题组研究成果的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再次,建立健全存货内部控制管理制度,确保采购、验收、入库、保管、出库等各个环节都有严格审批手续和监督控制措施,明确规定各岗位的职责。

(一)通过研究,把握青年与社会的关系,在弥合裂痕和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实现不同群体的融通共情。

在多年的青年研究中我们逐渐认识到,不应将青年单纯的作为一个客体予以看待,而是要将青年作为认知社会的一个维度来加以分析,着眼于青年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关系,即在青年与整体社会形态的关系中去研究青年,特别是对后喻时代背景下青年行为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的本质在关系中才得以呈现出来。因此,为了能够更深入地认知青年时代的特点和行为模式,就需要我们在社会要素变化对青年的影响以及青年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这种双向互动中来把握青年与社会的关系。我课题组与其说是研究青年,不如说是通过青年来观察社会。一个善于研究青年问题的人,应当是既能“入”,又能“出”,“入”而深入分析,进入不同青年群体内部解剖麻雀;“出”而旷观大体,能够站在宏观层面考察青年与社会其他要素的关系。

如果说我们的研究对社会有什么价值的话,我觉得首当其冲的应该是“弥合社会裂痕”。作为一项研究工作,要承载这么重要的使命,很多人会觉得夸大其词。但如果耐心读完我们的作品,了解了32个青年群体的状况,我想应该会得出与我们同样的结论。泥人也有土性,小草也会呻吟,来自底层的叩问、来自民间的立场、来自弱势的目光、倾听不同群体的声音,其实就是消除彼此成见,弥合社会裂痕的开始。这不仅关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和谐,从人类精神的层面,更是使那些已经在我们的心中越来越淡漠的善良、宽容、尊重、平等、倾听、接受……这样许多美好的词汇,不仅仅成为一种漂亮的修辞。

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有两个重要的问题必须直面回应,第一个问题是“什么需要记录”。社会现象纷繁复杂,内容庞大,任何一个研究者,都不可能记录这个社会所发生的一切,只能根据自己的研究视域,进行选择取舍。因此,“什么需要记录”的问题,成为研究者研究志趣和学术方向的定位问题。当然,不同时代的不同研究者,认为“需要记录”的东西会有所不同。具体到青年研究领域,我课题组不仅关注青年中的优秀分子,更重视占据多数的中下层青年;不仅关注高新科技行业、新兴文化产业和高端服务业的青年精英,更聚焦传统制造业和中低端服务业中的普通青年。或者说,我们觉得更需要记录的是这个时代那些被遮蔽、边缘、忽略、淹没的青年群体。当然,这并不是说先进青年不需要记录,而是我们认为,先进青年已经有很多平台在培养、很多资源在倾斜、很多学者在研究。就像看东西,聚光灯照到哪里,哪里就亮,就被关注,反而其他地方就被遮蔽在黑暗之中。我们希望把聚光灯变大一点,多照亮一些原来忽略的部分,即所谓“发潜德之幽光”,但并不是说聚光灯原本照亮的地方就不重要了,只是我课题组更希翼记录普通青年的人生际遇和群体形态。

模袋混凝土技术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从国外引进的一项现浇混凝土新技术,在沿海堤防、河坡护岸工程中应用较广。模袋混凝土护坡就是以机织土工模袋作柔性模板,利用混凝土输送泵将细石混凝土压入模袋,形成具有一定厚度、一定平面尺寸的混凝土单元,若干单元通过模袋布联结成整体,从而达到护坡的功能。模袋混凝土护坡与传统的砌体及浇筑体工程比较,具有地形适应性强、整体性好、施工速度快、节省费用等优点,特别是具有水下施工方便的优越性。本文以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山东境内某运河段模袋混凝土护坡工程为例说明其应用。

通过我们的作品,人们得以“近距离”地接触不同群体青年,并认识到每个人的生活境遇都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它的复杂性远超所想。我们今天所获得的回报,可能并不仅是我们努力的结果,而是我们身处的环境和命运的眷顾所赋予的,不能把机遇运气和外在条件简化为自身能力。我们能够上大学是以很多人不能上大学为代价的,我们能够做目前的工作是以很多人要做那些枯燥的、重复的、无聊的、甚至折磨人的工作为代价的。不要因为取得一点成绩而洋洋自得,也不要一味沉浸在自己的领域中,忘记了这个世界的辽阔和丰富。只有学会谦卑和感恩,才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只有不断换位思考,才会尝试去理解其他群体坚守的价值准则。

因此,作为研究者的我们,正是要让自己的学术成果成为不同青年之间相互融通、彼此包容的纽带。十余年的研究经历,让我们产生了一种跨越不同群体,各自认知系统和评价标准的“通灵感”。当我们看到不同职业类型,不同收入水平却和自己身处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城市、甚至是一个街区的人们,正过着并不如意的生活,正在为自己的生计打拼,心中就会产生一种“同源”的感受。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不断加速变迁的社会,如果没有这种和其他社会群体的“共情”和“通灵”,以及与其他群体建立平等尊重关系的心理需求,那么,我们就会失去在这个世界的“根”。每个人都是大陆相联的一部分,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们的研究,为不同群体心意相通,搭建起一座座理解的桥梁,拆除了一堵堵成见的高墙。

对于楼顶空间的利用情况,大部分高层楼顶处于闲置状态,即使被利用,也只是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基本没有光伏发电装置。

(二)通过研究,宣传党的理论政策,在价值实现和利益满足的协调发展中,达到思想引领的最佳效果。

这些问题我们是解答不了的,因为除了按书本章节背了一些理论外,其他就不甚了了。巴克夏被问得支支吾吾,满头冒汗,求援似的望着我。我灵机一动,连忙遮掩:“大家问的都是关于农作物的疾病与虫害部分,将来会讲到的,现在暂不涉及——”

基于此,本文发展了一种新颖、简便、高效的制备还原氧化石墨烯(Reduced oxide graphene,rGO)的方法,即静电喷雾辅助下光波炉中的远红外光波照射仅需4 min就可以制备出高质量的石墨烯薄膜,而且该薄膜在超级电容器中的应用呈现出优异的电化学性能。本文对制备高性能石墨烯材料研究,实现石墨烯的优越性质等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调研启动后,我课题组成员抓住一切机会与调查对象交流讨论,用历史、全面、辩证、发展的眼光和他们一起分析问题。既向人民群众虚心学习,也教育引领人民群众,既要当人民群众的学生,又要当人民群众的老师。我们生动讲解一个个“中国故事”“中国纪录”“中国奇迹”背后迸发的思想火花,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广大群众中生根发芽。无论是在企业、矿场、油田,还是在街道、乡村、城中村,在无数次的访谈座谈和问卷发放中,我们都向调查对象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传达党的理论方针政策,使青年在交流中相互启发,共同提高,努力在中国的时代发展进程中不让一个青年人掉队。

在研究中我们逐渐认识到,影响青年政治态度和社会感知的核心要素在于几个关键变量,即住房(租房)状况、职业发展路径和婚恋家庭支持,这是青年初涉社会立足起步的重要基础。这几个关键因素解决好了,青年对未来就充满希望,在人生中遇到挫折困难时也能自我疏解并进行调适。如若这几个因素靠自身努力长期得不到根本改善,青年就有可能对人生意义产生怀疑,进而丧失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期待。因此,执政党要赢得广大青年的支持,就必须从青年群体的核心诉求和心态波动出发,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只有重视青年成长的核心权益,加大力度解决影响青年发展的关键变量,切实回应青年发展的现实问题,才能使党的政策赢得广大青年的衷心支持和积极拥护。

调研过程中,当群众,尤其是青年朋友们对当前社会现实有一些不满和抱怨,我们会向他们认真分析哪些是国家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不能空谈空想,要放长眼光、着眼发展;哪些是国家已经着手在解决的问题,不能过于急躁,要耐心包容,看到进步;哪些是中国特殊国情和发展阶段的问题,不能盲目对比,要客观理性,立足实际。我们向他们答疑解惑,哪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长期坚持;哪些是针对具体问题做出的具体论断,需要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与时俱进;哪些是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澄清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错误观点,引导群众用科学的态度看待中国当前发展中的问题。十余年来,我们通过不回避、深层次、成系统的思想碰撞,以平等的姿态,高超的思辨,从感性上吸引,从理性上说服,扭转了很多青年对党的误解、怀疑和错误认知,积极探索把广大青年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的方式方法,为新时代党的青年群众工作尽了一份绵薄之力。

(三)通过研究,加深对人民整体性和分类性的认知,在针对性和复杂性的动态平衡中,创新社会群体调查的研究范式。

我们从事的青年研究,属于大的社会群体研究范畴。我们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党的政策源于对现实的关照,人民的关注就是社会现实的需要,脱离了人民的政策是没有价值、没有生命力的。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但是在具体的现实政治操作中,人民并不是一个单一主体,而是分阶层、分群体的。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人民,其诉求往往是不一样的,有时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有的群体诉求集中在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有的群体对安全、教育、医疗、环保等公共产品的质量改善反映强烈,还有的对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等方面的保障要求持续增长。可以说,从生存到发展、从物质到精神,人民的需求呈现出个性化、多元化、多层次等特点。那么,如何辨析判断每一类群体的真实诉求,在有限的资源供给条件下,应当先实现哪部分人民的利益、先维护哪部分人民的权益、先发展哪部分人民的福祉才是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改革进入深水区后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第三,组织开展临床新技术新项目推介会。强化学科间的交流合作,实现了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目的。明确了医技科室开展新技术新项目,应以辅助临床科室技术进步为目的的原则,确保优质资源聚焦到疾病的治疗上,惠及患者。

与群体分层不同的是,我国党政机关的设置是按照行政业务的类型来划分的,每一类政策的适用对象与不同诉求的社会群体之间并非一一对应关系。在精细度越来越高的管理模式和撕裂度越来越大的群体分层中,如何做到精准施策、重点突出、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其实是在考验我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群体研究是当前认识中国、分析中国、改变中国不可绕行的必经之路。

具体而言,我认为社会群体研究具有两个方面的突出特点:一方面是很强的针对性。研究问题越具体越难,社会群体研究需要对调研对象有极为精准的把握。某一群体是不是可以成为学术意义上的研究对象?或者成为实际工作中政策指向的一个类别?如果可以,该群体是如何界定的?有别于其他群体的本质特征又是什么?反映到学术概念上该群体的内涵和外延又是什么?在国家发展的当前阶段,该群体是否达到了可以单独施策的标准?这些都需要进行具体而微、而不是大而化之地分析。很多时候,群体界定不清或认知不准,使不具备在当前发展阶段受助的群体享受了国家的优惠政策;或群体界定的范围过大、标准过宽,使原本有效的政策降低了实际应用的效果,都是研究的失败。

另一方面是很强的复杂性。中国当前的行政体制呈条块状分布:纵向为条——中央各部委对地方归口单位进行业务指导,且具有考评权力;横向为块——地方党政领导对属地各部门具有管辖权力,直接决定干部升迁。在实际政治操作中,一项工作在具体执行中往往既受中央“条”的业务指导,又受地方“块”的实际领导。我们在研究某一群体时,由于诉求多种多样,渠道千差万别,必然会牵扯到不同党政部门和不同利益主体。条块分割,横纵交织,犬牙交错,这就对研究者把握平衡不同部门的政策供给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此,做社会群体研究,不同于一般的政策研究,既要聚焦到某个具体政策去梳理来龙去脉,找准该政策未来的改革方向,还要把社会群体放到中国行政体制的条块分割中去综合研判,从横纵两个维度来解剖调查对象的特点、问题、起因和趋势。在研究中,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利益导向,都有自己的权力边界,且不同部门之间业务跨度大、政策联系紧,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研究不深入、分析不精准,最后导致利益配比失调,很可能造成政策之间的扯皮和对冲,降低了实际效果,甚至可能起到反向的作用,违背了研究的初衷。比如快递小哥,虽然由邮政牵头管理,但涉及到民政、社保、税收、公安、交管等十余个部门以及共青团、工会等群团组织,横跨党、政府、群团三个系统。新的社会阶层亦是如此,虽然该项工作由统战部门具体负责,但是民政、宣传、文化、广电、体育,税收、群团等都与新社会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工作联系。因此,做社会群体研究,是对研究者处理复杂性能力的全方位考察和综合性检验。

四、余 论

社会的发展变化不仅存在于当前的社会结构之中,更存在于曲折和递进的历史演进之中。我们的研究成果记录了当下正在发生的社会现象,是“当代人著当代史”,要做到客观公允,并能有所前瞻,难度可想而知。日本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汤川秀树曾描述他的研究工作是没有地图的旅程,是孤独的行旅者在未知的地方摸索。青年研究于我们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青年问题的复杂性、前沿性、创新性,使得青年研究不可能“按图索骥”,而只能“上下求索”。但我始终坚信,在当今时代,谁能准确抓住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关键问题,谁就能把握世界未来发展的轨迹。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这样的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且对于整个世界的发展也具有意义和贡献。这样的研究成果,不仅具有国内水平,也会具有国际水平。而当代中国的青年研究,就符合这样的特点,做出中国特色的青年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中国青年的成长成才,而且对于整个世界的青年发展也会成就非凡。

当今中国巨大的时代转型,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题材和鲜活的现实土壤,身处于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之中,我们如果不写出跨越时代的,能够被历史记忆的“经典”作品,实在是有愧那些真正参与时代变革,却无暇记录或无法记录的社会群体。如何写就“经典”?同一个时间点不可能在两处同时出现,让不同时代的人读到同一段文字,都能产生共鸣和感动,何其艰难!那么,“经典”究竟是如何做到既是“以往的”,又是“当代的”;既是“过去的”,又是“现时的”?我想,“经典”应当具备以下几个要素:她的社会影响巨大,她的思想历久弥新,她的文笔细腻感人,她的结构雄浑博大,她的内容丰富充盈……但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她反映的价值观已然超越时空,体现了普遍的人性终极问题以及人类对未来世界的美好追求。反观我课题组的每一部作品,不敢奢望成为“经典”传世,但是我们一直将“经典”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持续聚焦这个时代的普通人和他们平凡感人的故事,就像历史长河中任何一代青年人都面临的问题和困惑一样,我们把当代青年在转型社会中的奋斗、梦想、迷茫、彷徨、痛苦、焦虑、思念、无奈等如实记录下来,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兰克所说:“写历史一如它所发生的”,尽自己所能,为后世留下一幅有声有色、栩栩如生的当代中国青年画卷。

张同波: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必须拥有关键的核心技术,并不断地打造新的核心技术,始终保持领先一步的态势。为实现技术创新从一次创新向持续创新转变,单一产品创新向系列产品创新转变,个人创新向集体创新转变。新兴铸管着眼于建立自己的技术开发体系,坚持走“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之路,借助国内专家力量,共同攻克技术难关;建立以公司技术中心和研究院为主的技术开发、产品开发组织体系,保证产品结构调整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张冠生.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M].北京:三联出版社,2019.514.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China ’s Youth in the Context of Time and Society ——A Review About Lian Si Research Team’s Studies on Youth

Lian Si

Abstract : Over the past decades, Lian Si research team have made a series of insightful academic achievements by means of “sticking to the fact ” and focusing on contemporary youth groups. Of these researches, the most well-known ones are “Ant Tribe” and migrant youth groups, “Workers” and young intellectuals, emerging youth groups and new social class, “Left Wing” thought and youth social movement, and party building and youth ideology. In terms of academic and social value, the team’s research has kept many precious historical record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youth theory, which may benefit the localization of social science, renew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social science, and strengthe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CPC and China’s youth.

Keywords : youth studies; cultural capital; social mobility; China’s experience; group investigation

①[作者简介] 廉思,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青年问题、社会阶层、社会治理等。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947( 2019) 04-06-12

(编辑:林升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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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代演进和社会变革中探寻中国青年的发展规律-廉思课题组青年研究回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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