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2)02-0141-08
一、可持续发展思想的进展与定义之争
以《寂静的春天》等一些著作的发表为标志，现代可持续发展思想开始孕育。《寂静的春天》列举了自工业革命以来所发生的重大的公害事件，将环境保护这一严肃的问题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增长的极限》则认为，为了防止世界这个大系统崩溃，必须立即放慢经济增长，人口也必须停止膨胀。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初，一系列对当代人口、粮食、能源、资源和环境这五大问题的密切关注和热烈讨论，使人类意识到所面临的问题的严峻性：它已不是单纯的环境问题，而是影响到生态、社会等的综合问题。1981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推出了一部具有国际影响的文件《保护地球》，它突破了以往将发展与资源环境对立起来的观点，对1980年《世界自然保护大纲》中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概念作了进一步明确的阐述，指出人们有时把“可持续发展”概念与“持续增长”、“持续利用”的概念混为一谈，这种观点是不对的，“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改进人类的生活质量，同时不要超过支持发展的生态系统的负荷能力”[1](P15)，它既强调了发展，又突出了对资源环境的保护，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对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是布伦特兰委员会发表的《我们的共同未来》[2]。该报告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我们关心的是经济发展对环境带来的影响，现在我们则迫切地感受到生态的压力，如土壤、水、大气、森林的退化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它给出的可持续发展定义——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环境与发展大会，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21世纪议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等一系列文件。尤其是《21世纪议程》，第一次把可持续发展问题由理论和概念推向行动，从而使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国际社会得到空前的接受。里约会议以后，国际上可持续发展研究进入了一个活跃时期，重点在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可持续发展的评价等方面进行研究，尤其是指标体系的研究。
进一步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以及不同学科通过对其内涵的深入挖掘和外延的进一步拓展，又不断丰富了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由于可持续发展是由“可持续性”和“发展”这两个核心概念所共同界定的，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也就始终围绕这两个方面展开。虽然可持续发展思想最早是从生态和环保思潮中孕育出来的，但以经济为中心的定义仍然居于垄断地位。皮尔斯借鉴布伦特兰的定义，给出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定义为：当发展能够保证当代人的福利增加时也不会使后代人的福利减少[3](P42)。海蒂(Heady)从技术角度给出的定义则是：可持续发展就是建立极少生产废料和污染物的工艺或技术系统。[4](P1)缪纳兴哈(Munasingha)等人从生态角度给出的定义是：为了当代和后代的经济进步，为将来提供尽可能多的选择，维持或提高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完整性。[5](P19)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落脚点当然是社会可持续性，因此，这方面的定义也很多。缪纳兴哈(Munasingha)和麦克米利(Mcmeely)的定义是：在经济体系和生态系统的动态作用下，人类生命可以无限延续，人类个体可以充分发展，人类文化可以发展。[6](P56)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宣传《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主旨的报告中认为：如今发展面临政策、市场和来自自然科学的三大危机，故而必须重新定义发展的内涵，相应给出的可持续发展定义是：通过社会资本的有效组织，扩展人类的选择机会和能力，以期尽可能平等地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同时不损害后代人的需要。[7](P56)与以上侧重于系统某一方面定义相比，我国学者，北京大学杨开忠教授给出的定义尤为引人注目。他认为持续发展是既能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危害后代人满足需要能力，既符合局部人口利益又不影响全球其他地区人口利益的发展。[8](P13)
从经济、社会、生态综合来看，发展的可持续性可通过“留给后代人不少于当代所拥有的机会”来界定，而人类的选择机会依赖于其拥有的资本。塞拉杰尔丁(Sarageldin)认为，人类社会至少存在四种类型的资本：人造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因而可持续性可理解为“我们留给后代人的以上四种资本的总和不少于我们这一代人所拥有的资本总和”[9](P12)。根据不同资本之间替代程度的大小，清华大学的徐玉高等将可持续性分为弱可持续性、中等持续性、强持续性和绝对强持续性。[10](P4)弱持续性是指仅保持总资本的存量不变而不考虑其四种资本的构成。它意味着四种资本可以任意替代，当然暗含着用更多的人造资本去替代自然资本，即认为只要保持总资本存量不至于减少，我们后代的福利水平就不至于降低。经济学家是弱持续性的积极支持者，其中以伦敦学派的皮尔斯为代表。中等持续性除了要求保护总资本存量不变外，还应该注意资本的构成。因此，应当对每一种资本定义其临界水平，如果超过临界水平，可持续性就会被打破。中等可持续性要求监测任一种资本保持发展的模式不能造成它的完全丧失，无论它是否以另外一种资本的形式积累。强持续性是指对不同种类的资本要分门别类地加以保持。它强调在大部分生产函数中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之间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以戴里(Daly)为代表的生态学家是强持续性的有力支持者。绝对强可持续性是指任何东西都不能消耗，不可再生资源绝对不能使用；可再生资源只能使用净增长的部分。
四种持续性之说实际上代表了对可持续发展的各种态度和认识。经济学家所推崇的弱持续性中的许多假设是值得推敲的。如它没有对环境产品给予特殊的注意，因此，愈假定制造资本容易替代自然资本，我们就愈不关心环境为发展提供的能力基础，而这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忌”。中等持续性相对于弱持续性尽管是一种明智的进步，但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每种资本的临界上限，所以信息获取的困难使得这一概念几乎没有实践意义。同样，带有环境保护主义倾向的强持续性也面临概念性和实际测量的困难。绝对强持续性显然是另一个极端。如果以这种概念来定义可持续发展的话，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则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人类每天都在消耗着自然界的不可再生资源。
可以看出，以上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理解的各种分歧正是一直到今天这方面的讨论仍然很热烈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以布伦特兰夫人的定义作为高度抽象而准确的概括，笔者赞同库罕(Kuhnen)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她将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或标准）确定为以下四个方面：(1)生存，即保证人类的生存；(2)生态阈限内的生产力，即不破坏生态系统的最大生产力；(3)社会经济发展，即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秩序的稳定；(4)区域的长期承载力[11](P101)。
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对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研究意义是重大的。这是因为要将可持续发展从理论推向实践，就必须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来制定能够在国家或区域实施的方针政策、对策措施等，而要将抽象的概念转换成对策、措施等实际上是比较困难的。如何在准确把握可持续发展内涵的基础上，首先把它“翻译”成具有不同资源禀赋和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或地区都能够参照的法则或标准就显得十分重要。《保护地球》一书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9条原则；《里约宣言》更列出了27项原则；我国学者王伟中等则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10条原则。其实，以上所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众多原则可归纳为以下6条：
1.公平性原则
公平是指机会选择的平等性，可持续发展所追求的公平性包括三层意思：一是本代人的公平，即同代人之间的横向公平。可持续发展要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需求和给全体人民机会以满足他们要求较好生活的愿望。而现实情况是，一部分人富足，另一部分人处于贫困甚至绝对贫困状态。这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世界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要把消除贫困作为可持续发展进程特别优先的问题考虑。二是代际间的公平。无论从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来看，还是从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地区来看，不仅自然资源的天然分布不同，而且建立在资源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发达国家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他们消耗的资源和占有的财富却占世界的五分之四；而一个国家内部，这种差距甚至更加悬殊。因此，缩小空间发展的不平衡将是可持续发展永恒的目标之一。公平性是许多学者公认的可持续发展原则。
2.可持续性原则
可持续性原则的核心指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不能超越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一方面，资源与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离开了资源与环境就无从谈起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所以可持续发展要求人们根据可持续性的要求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在生态可能的范围内确定自己的消耗目标；另一方面，人类对资源环境的利用与保护也不是完全被动的，而应该适当投资于自然资本，投资于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改善，以扩大资源和环境的支撑能力，持续性原则强调的是发展的可控性，即人们通过实践活动可以认识和掌握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通过决策作出理性的选择，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3.共同性原则
共同性原则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发展目标的共同性，虽然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文化和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可持续发展的具体目标、政策、模式与实施步骤不可能是惟一的，但是可持续发展作为全球发展的总目标是共同的。这个总目标就是保持我们共同的家园——地球生态系统的安全，并以最合理的利用方式为整个人类谋福利。二是行动的共同性。全球共同行动之所以重要，首先在于生态环境方面的许多问题实际上是没有国界的，要预防和治理这些环境污染，必须开展全球合作。其次，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并不仅仅是落后国家的事，而是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世界的事。
4.质量原则
可持续发展更强调经济发展的质，而不是经济发展的量。因为经济增长并不代表经济发展，更不代表社会的发展。经济增长是指社会财富即社会总产品量的增加，它一般用实际GNP或GDP的增长率来表示；而人均GNP或GDP通常被用作衡量一国国民收入水平高低的综合指标，并常被用作评价和比较经济增长绩效的代表性指标。经济发展当然也包括经济增长，但它还包括经济结构的变化，主要包括投入结构的变化、产出结构的变化、产品构成的变化和质量的改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分配状况的改善等[11](P25)。由此可见，经济发展比经济增长的内容要丰富得多。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至于社会发展，它的涵义又远比经济发展更加丰富。经济学家丹尼斯·古雷特认为，发展包括三个核心内容：生存、自尊、自由。这是从个体角度而言的，至于群体及群体组成的社会的发展则不仅包括了经济发展的所有内容，还包括生态环境的改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改善、教育科技的进步、文化的良性融合与交流、社会成员工作机会的增加和收入的改善等等。因此，如果说经济学家提出绿化GNP是一大进步（充分考虑了经济增长中的环境问题），那么可持续发展则站得更高，它充分考虑经济增长中环境质量及整个人类物质和精神生活质量的提高。
5.时序性原则
时序性原则强调的是可持续发展的阶段性。发达国家优先利用了地球上的资源，这一长期以来形成的格局，剥夺了应当由发展中国家公平利用的那一部分地球资源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机会。不仅如此，发达国家利用先发优势控制了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基本格局，这使发展中国家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因此，发达国家在可持续发展中应负起更多的责任，如在环境保护方面给予更多的关注。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应当把消除贫困作为最优先的领域，同时重视区域发展的均衡性与公平性，逐步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6.发展的原则
人类的需求系统分为三个子系统，即基本需求子系统、环境需求子系统和发展需求子系统。其中的基本需求是指维持正常的人类活动所必须的基本物质和生活资料；环境需求是指人们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生活更加和谐所需求的条件；发展需求是指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以后，为了生活更充实和进一步向高层次发展所需要的条件。按照人类三种需求全面衡量，不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原则都是非常重要的。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基本需求尚未得到很好的满足，环境需求和发展需求更无从谈起，因此，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对发达国家而言，生存问题虽早已解决，但从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人的物质与生活需求也不断增长的角度看，他们也必须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与量。
三、可持续发展的评价
可持续发展的评价研究中最重要的是指标体系的建立和评价模型的构造与应用。很显然，与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研究相比，指标体系与模型的应用研究是可持续发展由理论走向实践的更近一个环节。
（一）指标体系研究
指标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1994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要求各国制定既可反映可持续发展普遍规律，又适合本国特点的指标体系。为此，各国学者经过不懈的努力，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由于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及其内涵的理解不同，遵循的原则不同，评价的区域范围和目的不同，从而构建的指标体系在结构层次、指标属性和数量上都不尽相同。
1.指标体系构建的目的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思想运动，它是人们在对工业化运动带来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社会之间种种不协调现象反思基础上，在发展模式上作出的理性选择。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人们深刻反省了过去把经济增长片面理解为经济发展乃至社会发展的倾向，于是可持续发展指标的研究工作首先体现在如何以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来修正传统的GNP指标，以反映资源环境的损耗状况，更真实地评价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针对GNP指标的缺陷，诺德豪斯(Nordhaus)等提出了经济净福利的概念，用于替代传统的GNP指标。据计算，若从GNP中减去那些有碍国民福利增长的损失费用或折合的价值，美国的NEW的上升速度仅为GNP的一半。在后来的研究中都已经都把反映生态环境、社会结构等的指标与反映经济增长的GNP并列起来，而不是仅仅对其进行修正了。
2.指标体系的结构及其内容
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定量评价和预测一定区域可持续发展状态和趋势。而由于可持续发展涉及的指标极其庞杂，要做到既全面又无冗余，就必须充分考虑指标间的整合（不矛盾、不重叠）性要求。这集中体现在对净化后的指标的层次安排上。
对于一个综合性的评价目标进行定量判断，必须寻求一组具有典型意义、同时能全面反映综合目标各方面要求的特征指标，并把它们恰当的组合起来。为此就必须将综合的目标分解为较具体的目标，具体的中间目标可称为“准则”，从某一侧面反映了被描述对象的系统结构特征和综合目标对它的要求。刘求实等基于以上认识建立的区域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是在评价目标（可持续发展水平）下面分出了两个准则层，在准则层Ⅱ下面分出了38条具体指标。大量的研究分析发现，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结构以三层居多，少数有二层和四层。笔者认为，无论层次多少，二级指标是最为重要的，因为二级指标首先体现了研究者对可持续发展内涵的理解。如世界银行提出的以“国家财富”为依据测度各国可持续性方法首先分出了自然资本、人造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很显然这种评价最终仍着眼于经济功能。其次，二级指标必然体现研究者的系统分析能力，对可持续发展这个高度综合性的目标，从哪几方面着手去衡量，直接决定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同时，二级指标确定后，它就基本上限定和控制了以下各层指标的选取。刘求实的二级指标（准则）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仅有系统协调性和系统发展水平两个方面，这种按照系统论观点，从结构和状态方面着手分析无疑是一种十分有益的尝试。
与以上研究完全不同的是1996年由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SD)提出的DSR模型，即驱使力(Driving force)——状态(State)——响应(Response)模型。依据该模型构造的指标体系的新颖之处在于它的指标层次之间不是从属关系，而是逻辑关系。其中驱使力指标用于表征造成发展不可持续的人类活动、消费模式或经济系统的一些因素；状态指标用于表征可持续发展过程各系统的状态；响应指标用于表征人类为促进可持续发展进程所采取的对策，即它的目的是回答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我们做了什么或将如何做这样三个问题。这种指标体系的结构突出了环境受到的压力和环境退化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目标之间的联系较密切；但对于社会和经济指标，压力指标和状态指标之间的逻辑关系却很难确定，事实上该指标体系的一些单元是空缺的，所以仍需改进。
3.具体指标及其属性
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指标是指指标体系结构中的最末一级指标。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其内容极其庞杂，数量也相差悬殊。指标数量比较少的有荷兰国际城市环境研究所(IIUE)的城市评价模型，它仅有10个指标，不过这里面有一些明显是综合性较强的指标，虽然在其指标结构中列为末级指标，但若进行定量评价，仍需要进行进一步分解。大多数指标体系的末级指标数量在30-60个。而较多的像山东省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达90个指标；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指标体系有147个指标；数量更庞大的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建立的近1500项指标的指标体系。
指标的可量化性是衡量其科学和实用价值的重要尺度之一。一般而言，可将指标分为难量化、较难量化、容易量化几类。像属于制度与管理方面的指标就是难以量化的，目前只能采取问卷调查之类主观成分较大的方法进行。像各种资源的利用效率之类的指标本属客观对象，但因实际资料较难获得，计算方法也没有统一规范，所以较难量化。其他大多数指标都可以直接从各种统计资料中获得，属容易量化的一类。但还有一类特殊的指标，如三次产业结构比率，属于容易量化但却难以评价的，因为什么比例是合理的结构并没有一个规范的标准参照。这些都直接影响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实际应用，也是相应的模型研究中最难处理的。
（二）评价模型及其目标
指标体系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为不同区域可持续发展发展规划提供辅助决策服务，使区域发展不偏离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只有建立一套科学、严密、完整的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才能通过衡量的结果去了解目标达到的程度，才能对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找出存在的不足，校正发展方向。正因为如此，建立基于科学的指标体系的评价模型就显得十分重要，它也是目前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热点之一。
无疑，数学模型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定量。从已有的可持续发展模型看，其目的不尽相同。第一类是单纯确定可持续发展指标权重的模型，目前用得较多的是利用层次分析法(AHP)将专家和决策者的分散意见整理成判断矩阵，再利用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确定下层指标对上层准指标的贡献程度，从而得到基层指标对总体目标或综合评价目标重要性的排列结果。这种指标权重确定的实践意义在于给决策者和一般民众一种新的发展衡量尺度；同时它也是第二类和第三类模型应用的基础。第二类是用于对可持续发展系统的某一子系统状况或趋势的评估模型。如程道平构造的人口压力评估模型，朱庚申的环境资源的量化模型，舒基元的代际财富均衡模型，联合国的人文发展指数等都属于这一类。第三类是对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估模型。这类模型的评估结果一般以“可持续度”、“协调度”、“可持续发展达潜率”等百分值表示出来。我国的牛文元、美国的约纳森和阿伯杜拉共同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度”模型(DSD)，它扩展了重要的附加因素和计算程序，并特别考虑了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影响较大。世界银行提出的以“国家财富”或“国家人力资本”为依据度量各国发展可持续性的方法也属这一类。它从自然资本、人造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几方面重新全面衡量国家财富，虽然目前对社会资本的计算还较困难，但它计算出的全世界自然、人力和人造资本的比例为20:16:64的结果却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四、可持续发展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方向
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重大课题像可持续发展问题这样引起如此广泛和持久的关注。但是综观已有的研究，尤其是近十年来的研究，可以发现，在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上明显存在如下两个方面的问题，这也是今后研究中需要努力的方向。
第一，可持续发展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总结，应致力于建立一门新兴学科——可持续发展学。可持续发展问题引起了国内外众多学科和领域的关注，无论是其定义、原则还是其评价研究都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众多的学科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可持续发展，有助于解决这个巨系统中的各种复杂问题。但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不属于任何一门学科，如果不在学科交叉的基础上，及时总结其理论成果，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这种研究将很难持续深入下去。因此，对于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各个领域的学者而言，今后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在继续发挥本学科优势、深入研究的同时，在可持续发展旗帜下，通力合作，全面总结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并使之系统化，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一般理论、部门理论、系统专门理论和技术支撑构成的完善体系，最终形成一门新兴学科——可持续发展学。
第二，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脱节，十分重要的任务是在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导下，建立起科学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并进入各级政府的政策、规划和考核体系，认真组织实施。真正体现可持续发展重要性的是其实践价值。从目前的情况看，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脱节现象，最突出的表现在从指标体系到评价模型与方法方面。建立的指标过于庞杂且不平衡，指标研究与评价模型研究脱节，造成指标数目膨胀。此外，走向应用的障碍仍未扫除。从已有的成果看，虽然针对具体区域的指标体系不少，但大多数仍停留在理论或技术层次上。这与指标体系可操作性不强有关，与模型的实用性差有关，也与研究者缺少经费、获得资料困难有关。为此就需要统一行动，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研究，并指导这项全新的社会实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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