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应对国际形势变化的战略与政策_邓小平文选论文

论邓小平应对国际形势变化的战略与政策_邓小平文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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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进入新旧格局转换的历史大变动时期。在这风云变幻的历史重要关头,邓小平以全新的思维方式,为我们制定了应付国际形势变化的一系列战略和策略方针,成功地解决了对外关系中遇到的难题,促进了外部环境中不利因素向有利方面转化,为我国的外交赢得了主动地位,开创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追昔抚今,我们深切感到,邓小平提出的这些方针政策,不仅在当时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而且仍然是今天中国外交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

一、坚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方针

当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一时受到严重挫折的情况下,中国应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成为一个非常现实而紧迫的问题。针对当时的严峻形势,邓小平及时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方针。

冷静观察,是分析风云变幻国际形势的前提。邓小平一再告诫全党,对形势的分析“要冷静、冷静、再冷静”,(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1页。)要坚持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待国际形势。通过冷静观察,他对形势迅即作出了全面准确的把握:第一,他认为“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原因是两个方面,一是“问题首先出在内部”(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4页。);二是西方国家到处“煽动动乱,实际上是搞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要控制这些国家,把过去不能控制的国家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邓小平认为“看清了这一点,就有助于认清问题的本质”。(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8页。)第二,他认为“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而中国由于“我们的基础好,是几十年打出来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又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样一个国家随便就能打倒了?不可能,不但国内没有人有这个本领,国际上也没有人有这个本领”。(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329 页。)第三,国际局势对中国的影响,虽然有消极、严峻的一面,但“不能看成一团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于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情况并不尽然。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354 页。)邓小平紧紧抓住问题本质,在不利中看到有利,在困难中看到光明,这种全面而辩证的形势观,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增强了信心和勇气,也为我们的外交斗争指明了方向。

稳住阵脚,是保证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政治基础。只有稳住阵脚,保持稳定的国内局势,才能以中国之不变应付世界局势之万变。早在苏东剧变初起之时,邓小平就及时提醒全党,苏东混乱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稳住阵脚,首先是要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邓小平认为,别国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中国的事情我们就得管。这就是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要是中国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坚持共产党的领导,那中国就会呜呼哀哉,人民就会重新陷入苦难之中。而要是中国继续“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1页。)其次是要“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希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邓小平认为,只有通过改革开放,“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8页。)这样人民才会真正拥护我们,中国才会真正稳住阵脚。“中国稳住了,而且实现了发展目标,社会主义就显示出优越性”。(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320页。)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 以发展社会生产力来保持国内稳定、抵制和平演变的思想,无疑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的一次重大突破。这一思想,为90年代后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和经济的高速发展奠定了新的思想基础。

沉着应付,是我们面对国际风云变幻的策略原则。苏东剧变后,虽然东西方冷战结束了,但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着。个别西方大国的当政者,从冷战思维出发,把中国看作是最大的潜在对手,继续采取各种手段遏制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在此情况下,世界上同我们有直接关联的事,许多并不随我们的意愿而发生发展着,因此,邓小平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感情用事不行,草率从事不妥,而是要沉着应付。他一再指出,对严峻的局势“我们要泰然处之,不受他们挑动”。(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1页。)现在虽然西方国家对我们戒心很大,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友好往来,朋友还要交,但心中要有数”。“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只有沉着冷静,有条不紊地应付各种事变, 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才能抓住时机,变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

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方针,是在当时情况下我们应付国际复杂局势唯一可取的英明决策。正是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我们不仅胜利地渡过了一度非常困难的局面,创造了一个可能争取到的最有利的国际环境,而且使我们党没有在外来干扰下改变既定的发展方向,而是以不可动摇的决心和信心,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坚定步伐。9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的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发展的局面,充分证明了邓小平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二、将永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作为一项根本国策

90年代初,当世界格局从美苏对抗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过程中,由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不甘心退出国际政治舞台,特别是个别西方大国打着“人权”的幌子,对别国横加干涉,指手划脚,甚至不惜采用制裁与遏制等方式以达到他们控制其他国家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中小国家,认识到中国在多极世界中的重要地位,要求中国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起领导作用。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告诫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说:“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邓小平之所以把不当头作为一项根本国策,这是因为他认为:第一,中国的力量不允许,“这个头我们当不起”。(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当了这个头后,中国会重新背上沉重的经济援助包袱,隐患无穷。同时,在政治上树立一面旗帜,必然会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对立面,成为众矢之的。这不仅会给世界和平带来不利影响,而且也是与我们要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加速实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目标相违背的。第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9页。)50、60年代,我们反对过“老子党”,但我们自己也犯过随便指手划脚的错误。对这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邓小平认为应该牢牢记取。第三,体现了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根本国策,能够主动、灵活地开展对外交流。中国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参加任何集团,不打别人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这样既不会使“许多主动权都失掉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又“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强了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8页。)第四、有利于进一步加强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我们不仅同第三世界国家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而且又都面临着维护政治独立、发展经济、摆脱贫穷的艰巨任务。中国不当头,就可以更好地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平等互利的友好合作关系,从而在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邓小平在将永不当头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的同时,又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他认为,在当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在“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怎样收拾,谁也没有个好主张”(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的情况下,客观形势不允许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当头,将矛盾的焦点集中到自己身上,因此,韬光养晦是我们在外交上必须长期坚持的一个战略方针。韬光养晦的主旨是中国的战略重点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应放在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上,不要过多地介入国际争端或追求过高的国际目标,在国际舞台上“不扛旗、不当头、不称霸”,不事张扬,少说多干。

但是,韬光养晦绝不等同于单纯的防守退却或被动应付,也不意味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无所作为,而是要有所作为。邓小平认为,要有所作为首先应该看到中国在世界上是举足轻重的和平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不管世界政治格局怎样变,中国在世界上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其次,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东欧剧变以后,面对国际政治舞台上出现新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形势,邓小平强调要积极推动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0页。)他认为这样既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又可使我们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再次,我们要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加速国内的经济建设。邓小平认为现在中国已经是一个政治大国了,“在不长的时间内将成为一个经济大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358页。)而要成为一个经济大国, 就必须抓住苏东变化后世界格局发生大变动这个历史机遇。邓小平独具慧眼地预见到随着苏东变乱,世界格局会给我们带来难得的发展机会,因此他一再告诫我们:“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是个好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由此可见,邓小平的永不当头、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方针,不是相互矛盾的不同概念,而是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的两个密切联系的组成部分,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永不当头,韬光养晦的目的,是为了争取较长时间的国际和平环境,为国内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服务;而积极开拓,有所作为,为的是促进韬光养晦战略目标的实现。这就是蕴藏在永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针中的辩证法。这几年来,我国外交工作在压力和困难面前不断取得成绩,出现蓬勃发展的局面,充分体现了永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针的深刻思想内涵和巨大理论威力。

三、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中国也受到一定影响。怎样看待苏东社会制度的变化,中国到底应该怎么办,这是当时每个关心社会主义命运的人反复思考的大问题,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面对这种变化,国内理论界一些同志产生了“举旗子”,以保持社会主义“纯洁性”的想法。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及时总结了历史经验,明确提出了“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3页。)的方针。他认为我们采取这个方针, 一是因为一个国家和民族,走什么样的道路,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是该国的内政和人民自己的选择,任何国家无权指责,更无权干涉。历史的经验证明,“别国的社会制度如何我们管不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360页。)因此我们要少管别人的事,要做到“不随便批评别人, 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二是当今世界,各国都在致力于科技经济的发展,致力于增强本国的综合国力,以使在未来的世界竞争中占据对自己最有利的位置。日趋剧烈的国际经济竞争和综合国力竞争,已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重大因素,这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和集团对抗主导国际关系的情况相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这样的对代背景下,“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8页。)而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既“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0页。)邓小平之所以要求我们“不管苏联怎样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3页。)其根本原因就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加速我国科技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正因为我们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时,没有采取过去那种以社会制度划分阵线,以意识形态决定亲疏的有悖时代发展潮流,也不利于改革开放大业和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的方针,而是遵照邓小平的指示,在肯定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存在差异的情况下,把着眼点放在寻求双方的共同点上,尊重对方的利益,促进双方的合作,对存在的差异和由此引起的矛盾,通过对话、谈判解决,不搞对抗,不搞争论,因而赢得了上述国家的普遍赞赏和积极反应。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我国顺利地同东欧各国建立起了新型友好的合作关系,同原苏联各共和国全部建立了外交关系,同俄罗斯建立了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从而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四、坚决抵制西方的制裁和干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国家关系

1989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发生的政治风波以及其后不久发生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欣喜若狂。他们不遗余力地对我国施加压力,亟欲压我步苏联、东欧的后尘,放弃社会主义道路。面对“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严峻形势,邓小平以战略家的伟大气魄,高瞻远瞩地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紧密结合,表现了高超的斗争艺术。例如面对西方制裁中国的压力和威胁,他对内一方面要求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1页。)“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绝不示弱”。(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尽管西方七国制裁我们”,我们仍然要“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359页。)他反复强调这一方针不能因为这一风波而动摇。对外, 他一方面严厉批驳西方对我国内政的干涉,指出“搞强权政治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资格讲人权”,(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8页。)严正表示“中国吓不倒”,(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6页。)“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9页。)“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9页。)另一方面,他又告诉西方政治家,现在“唯一的出路,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相互合作,而不是干涉别国内政,挑起别国内乱”。(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1页。)他认为中美关系、中国和西方国家关系尽管日前存在着一些纠葛和分歧,但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互补性。只要彼此尊重对方,尊重现实,双方关系就会有新的发展,因为这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需要。邓小平的这些思想,既向世界显示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的坚强意志和决心,又为维护国家的长远战略利益,向西方国家指明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解决问题的出路,将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使我国外交工作取得了活动空间和主动权。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不仅很快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制裁和孤立政策,而且在经历了短暂的波折后,很快出现了改善和发展的积极势头。目前,中国和日本、西欧、美国的关系全面恢复,科技、经贸等领域的合作交流不断扩大。这一切再次证明了邓小平对形势发展趋势预见的正确性。

邓小平提出的应对国际风云变幻的战略和策略方针至今已近10年。10年来,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经受住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冲击,顶住了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对我国施加的压力和制裁,不仅维护了我国的主权和尊严,而且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并因势利导开创了大好的外交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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