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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从文化地位上讲可以分为主体文化和地域文化。地域文化是同一民族中不同地理区域的文化，它从属于民族主体文化。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又是地域文化整体的一部分。方言为某一地区的居民服务，在日常生活中能很好地发挥交际作用。方言深深地刻上了地域文化的印记，人们对自己的家乡话和家乡习俗有着非同寻常的乡土感情，爱乡与爱国是统一的。
本文所说的“方言词语”既包括各地方言的特殊词语，也包括方言里跟民族共同语相同的词语。下面通过举例说明它是如何反映地域文化的。
（一）受特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制约的不同的方言词语及其含义。南方人的主食以米饭为主，他们说的“饭”是指的米饭。北方的“饭”主要指面食，如馒头、面条、烙饼、饺子，如果特指米饭，就必须说成“米饭”。北方把剩米饭与水一起煮开叫“稀饭”，与南方把米煮得烂乎的粥不同。三四十年前，有位广东老太太第一次在北京见到馒头，管它叫“大包”，那时候，广东还没有馒头。然而，苏州、温州等地却把发面蒸的带馅的包子叫“馒头”。北方的米粉肉是把五花肉切成片，加炒米磨成的粉和作料蒸熟而成。福建、广东一带的米粉肉却不是这样的，在那里，米粉是指大米加水磨成粉浆，经加工后制成晒干的细条食品，加肉丝、青菜和作料炒后叫米粉肉。爱吃米粉肉的南方人第一次吃到北京的米粉肉大呼上当，此米粉肉非彼米粉肉也。南方的蛋炒肉，在北京叫木樨肉。过去，北京人忌“蛋”，管鸡蛋叫鸡子儿，经过烹调打碎的鸡蛋叫木樨。郑州、南阳等地管白开水叫茶，绝大多数地方茶是指茶叶泡过的水。广东的“饮茶”不同于北方的“喝茶”，喝茶只是喝清茶，而饮茶不仅喝茶，并且吃各种点心和炒菜。广东人有上茶楼饮早茶、午茶和晚茶的习惯，而喝茶则不分场所和时间。北方妇女爱穿旗袍，南方妇女很少有这样的穿着打扮。南方农村多住木屋，睡木板床，北方农村睡土炕（用土坯或砖砌成的睡觉用的长方台，上面铺席子，下面有孔道，跟烟囱相通，可以烧火取暖），住窑洞（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就着土山的山崖挖成的洞）；北方城市多住四合院（一种四面是屋子，中间是院子的住房建筑）。南方过去时兴坐轿子，北方时兴赶毛驴。
詹伯慧、张日昇先生曾在珠江三角洲一带调查了1400个粤方言常用词语，只有10%左右与北京话完全一致，大部分常用词（主要是受物质生活条件制约的词语）或多或少与北京话有所差别。其中，农事类收常用词42个，动作类收常用词84个，与北京话完全相同的一个也没有。〔1〕以吃为例，由于吃的对象不同，全国各地的叫法就很有些差别：
北京话 吃饭喝茶抽烟／吸烟
上海话 吃饭吃茶吃烟
广州话 食饭饮茶食烟
湖北荆门话 吃饭喝茶喝烟
各地物质生产的条件不同，反映不同地域文化特征的词语千差万别。例如，浙江舟山渔场海域辽阔，是我国最大的渔场，渔业用语在舟山方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海产品名称分得很细：飞鱼、金枪鱼、眼镜鱼、白姑鱼、炸弹鱼、剥皮鱼、琵琶鱼、青眼鱼、海和尚、弹涂、水脚、蛎黄、蟹丁、虾干……共约170条。〔2〕这些海产品名称不仅中西部地区闻所未闻，即使在东南沿海的渔业区也有听不懂的，足见舟山渔场里的渔业资源相当丰富。某些事物的名称在一些地方分得很细，在另一些地方却不加区别。在广东，没有煤的分类。而山西是我国产煤的重要省份，在那里，有关煤的叫名有30多种，如：煤（粉状的煤）、炭（块状的煤）、希炭（块状有烟煤）、笨炭（块状无烟煤）、蓝炭（块状焦炭）、撂炭（煤核儿）、炭块（大的块状煤）、炭块儿（碎煤块）等，反映煤与山西人民的生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山西养羊之风极盛，羊的名称也有30多种。
（二）受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制约的方言词语及其含义。我国北方寒冷、干燥，南方炎热、潮湿。北方多数地方的冷天长达数月之久，北方人对冰雪区分得十分清楚，带“冰”的词语很多：冰灯、冰城、冰雕、自然冰、人造冰、冰砣、冰棍儿、冰镇、冰厂、冰场、冰鞋、冰车、冰船、滑冰、冰窟窿、旱冰、冰撬、冰碴儿、冰挂、地穿甲（薄薄的一层冰碴儿，不易化解），而在广州一带终年不见冰雪，以致把“冰”说成了“雪”。如北京的“冰棍儿、冰淇淋、冰箱、旱冰鞋”，广州话说成“雪条、雪糕、雪柜、雪屐”；广州人还把冰厂、冰镇、冰镇巴鱼说成“雪厂、雪藏、雪鱼”，把冷冻猪肉说成“冻肉”。梅雨是指每年春末夏初梅子黄熟时节长江中下游连续下的细雨，北方没有这种令人讨厌的梅雨。广东天气炎热，一年四季都离不开冲凉。“冲凉”是指托起一桶水从头上往下肢浇下去，一下子就把暑气冲掉了，换来了凉爽的感觉。北方风沙大，人们用水洗身，慢慢地除去身上的泥垢，所以才叫“洗澡”。一“冲”一“洗”，南北各异。自古以来，北方雨量稀少，土地干旱，需要在这大片土地上修筑水渠，灌溉农田。而广东一带雨水充沛，没有必要靠筑渠灌溉农田，因而南北对渠的理解就不一致了。在北方，人工开凿的渠有大有小，大渠往往是宽三四十米、长达数十公里的水道，既可灌溉，又能行船。历史上有著名的郑国渠，50年代河南林县人民开凿了闻名全国的红旗渠。然而，广东珠江三角洲和香港却管埋在道路底下形同暗沟的管道叫渠。
香港拥有600万人口，吃水是个严重问题。 香港人主要喝广东有偿提供的东江水，广东一天不供水，几百万香港人就会陷于水荒。因此，香港人对水的使用倍加注意，淡水用于食用、洗澡和建筑，冲刷厕所则用海水。在水如此珍贵的香港社会里，一直有“水为财”的说法，以“水”组成的词语往往与财有关。如“大水喉”（喻有钱的人）、“大花洒”（喻挥金如土的人）、“五行缺水”（注定命穷）、“扑水”（到处筹款）、“度水”（借款或索款）、“收水”（提供赌具和赌场的人每次向赌赢者抽钱）、“一撇水”（一千元钞）、“大叠水”（大把钞票）。天津地下水咸涩，不能饮用，从前，天津居民的食用水靠南运河和海河，出现了一批专门挑水卖的水夫，因水的价钱较高，所以喝水不易。天津出现了一些以水铺（卖水的铺子）为名的胡同，如“杨家水铺、郭家水铺”。历史上北京人挖井饮水，出现许多带“井”的街道和胡同名称，如“王府井、苦水井、三眼井、大井、小井、高井”等。
方位词的使用也存在着南北差异。在南方，因山区和丘陵多，林木繁茂，一年四季阴雨天不少，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见到阳光的机会相对较少，难以靠日出日落去辨认东西南北方向，因而习惯以人体的前后左右定出方向，使用“往右、往左、再往前”等词语。北方有辽阔的平原，大部分时间为晴朗天气，日出日落清晰可辨，所以用东（日出）西（日落）南北指示方位。北京是座方城，更有利于培养北京人区分方位的习惯，北京人能把东西南北区分得清清楚楚。在北京问路的时候，北京人总爱告诉你“往东、往南、再往东”，不用“往前、往右、再往左”等词语。因此，用东西南北起头的北京地名很多。根据最近出版的《实用北京街巷指南》统计，像东单、东华门这样用“东”起头的地名就有187个，用“西”起头的有160个，用“南”起头的有128个，用“北”起头的有140个。
以上受物质生活条件和自然地理环境制约的词语各地有所不同，含义也有差别，单凭语言描写，有时候不大容易为不同地区的人所理解，更不要说外国人了。最好的办法是让大家看实物，或者看图片和录像。
（三）方言词语与民俗。民俗是广大劳动人民所创造和传承的一种中下层文化现象。“它虽然属于民族文化的一个部分，但却是重要的、不可忽视的部分。”〔3〕中国是一个民俗大国， 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各地都有不同的民俗。民俗的发生和传播虽然不靠文字，但各地民俗均涉及方言词语，先有民俗，后用方言词语去概括它。因此，要弄清某些方言词语的含义，有时候就需要了解当地民俗。例如，粤语管结婚叫“拉埋天窗”，这个词语可以解释为用布帘挡住为采光而开的像窗子一样的装置。但是，光这样解释还未能表达其含义。原来，旧时香港和广州的居住条件比较简陋，楼房一个紧挨一个，两家共用一面墙，为了采光，房顶上通常要留一个天窗。可是，晚上一亮灯，住在旁边楼层较高的人只要探出脑袋往窗处一望，下面楼层的动静尽收眼底。因此，结婚的晚上必须拉上布帘遮住明亮的天窗，以防止别人俯看，“拉埋天窗”就成为结婚的同义词。又如用“炒鱿鱼”比喻解雇。旧时，每年旧历12月16日，广东一带的商人习惯在这一天请工友们吃上一顿丰盛的晚餐。工友们惶恐不安地吃着饭。一会儿，端上来一盘炒鱿鱼，老板虚情假意地把鱿鱼夹到谁的碗里，谁就明白自己即被老板解雇了，匆匆吃完饭就去账房结算工钱，背起铺盖走人。鱿鱼在油锅里一炒就卷了起来，就像卷铺盖的样子。这个习俗相沿多年，成为过去广东商人解雇职工的一种手段。又如，鲁西南地区因《金瓶梅》描写了这里曾出现过武大郎这个戴绿帽子的人物，当地禁忌别人称自己为“大哥”，在他们看来，“大哥”与“王八”是同义词。
各地出现一些不同的谐音禁忌语，既反映人们“求吉祥，避凶邪”的民俗心理，也反映不同的方音特点。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已有很多，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四）反映各地人文风貌的方言词语。北方餐饮业在顾客付账之前，服务员有报账的习惯，广州一带餐饮业付账时却是不声不响地“埋单”。“埋单”反映具有商业传统的广州人比较注意顾客的心理承受。比方说，有位主人请两位客人吃饭，结账前如服务员报账：“75元”，客人就会觉得主人抠门儿；如果报账“200”，客人又会觉得过意不去，一顿饭竟吃掉主人一个月工资的四分之一。广州服务员继承传统文明服务的习惯，事先琢磨出谁付账就把写好的账单压在谁的碗底下，离开座位时主人独自持单去付账，客人默默地走出了饭馆，压根儿就不知道这顿饭吃了多少钱，避免了一些尴尬。北方的饭馆付账时可真热闹，服务小姐拿着账单走来，边走边报出钱数。一起吃饭的人谁都装阔佬，这时你去接单，他也去接单，你持单跑到收款台付款，他忙着掏出两三张百元钞往收款台一放，你抢我夺，毫不相让，好不热闹。相比之下，北方的“报单”的确不如广州的“埋单”文明，“埋单”反映出广州地区为顾客考虑周到的商业文化风貌。
北京人一向注重礼貌，见到长辈和陌生人用敬称“您”，表示客气；过去北京人连吵嘴也是“您、您”的。北京人问岁数一定看对象，使用礼貌用语。问六七十岁以上的长者的岁数是“您高龄、您高寿”，问成年人岁数为“多大年纪”，问小孩子的岁数一般是“几岁了”。闽粤一带不管对方的年纪，一律问“几岁了”，显得不那么客气。这种问岁数的方式在北京行不通，常常引起长期生活在北京的长者的反感。
在北京青少年的当代流行语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爷”称词语了。这种爷称词语很多，如：款爷（大亨）、倒儿爷（倒买倒卖者）、股爷（炒股票者）、宰爷（向买东西或接受服务的人索取高价者）、板儿爷（三轮车工人）、的爷（出租小汽车司机）、侃爷（爱闲聊、神吹的人）、息爷（坐吃利息者）、导爷（导购商品者）、冒儿爷（傻头傻脑、没见过世面的人，即“傻冒儿”）、捧爷（马屁精）、柳爷（玩弄女性者）、托儿爷（从旁诱人受骗上当的人）、班爷（靠办各种培训班赚钱的人）、揽爷（以欺骗手段招揽生意，从中渔利的人）、包爷（包揽案件，从中周旋而得到好处的人）、卡爷（以权势卡人者），等等。
上述北京话里的爷称词语颇有特色，全国罕见，它跟北京的地域文化的关系相当密切。元明清，北京一直是帝都，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封建社会里，各地到北京做官的、赶考的、经商的都很不少；这里曾是民族交融的地区，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北京这个“首善之区”确实使过去的北京人养成了文明礼貌的说话习惯。几百年来，生活在北京的人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上等人，另一类就是侍候人的下等人（也叫“下人”）。下等人把上等人当老爷侍候，言谈举止都要看对方的脸色，虽不好受，终因不必“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就只好低声下气，称呼上等人为“爷”了。而官僚、财主们都乐于做老爷，享受下等人的“优质服务”，更乐于别人称他们为“爷、老爷”，于是“爷”和“老爷”成为我国上流社会的身份标志，只是北京的爷称比起其他地区来更为突出罢了。这种爷称的对象不分年纪大小，人们讲究的是尊卑有别。例如《红楼梦》里的贾二爷（贾宝玉）才十几岁，老舍《茶馆》里的常四爷和松二爷都不过二三十岁。这种称爷习俗还可以追溯到明代。与此同时，北京下等人中，因讲称风。在北京单音节流行语（如“侃、宰、款儿、倒儿”）的后面加上类词缀“爷”，成为当代北京一种有特色的流行语，它与历史上表示尊敬的爷称在感情色彩上已有所不同，或是嘲讽（如“倒儿爷、班爷、卡爷、棒爷、托儿爷、柳爷”），或是调侃（如“侃爷、板儿爷、的爷、股爷、款儿爷”），表现出北京人一向以幽默、诙谐著称的民风。有意思的是，封建时代北京人习惯于管上等人叫“爷、大爷”，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几十年来都是卖方市场，北京有一些窗口行业的服务人员不客气地把自己当作“大爷”了，来自北京这古都的皇族气派的大爷气没怎究长幼有序，见到长辈也是“大爷、张爷、李爷”地称呼起来。后来，表示身份和辈份的两种爷称合流，都称“爷”，成为北京的一种文化风貌。几百年来，对有身份、有辈份的男子称呼“爷”是北京人必不可少的礼貌，作为尊称的“爷”一直挂在身份和辈份较低的北京人的嘴边。今天北京的“爷”与历史上的“爷”称有继承性，仍用于尊称。如北京人管德国籍足球教练施拉普纳先生叫“施大爷”，有些人见面，口不离“大爷、张大爷、李大爷”的，都是证明。清末民初，北京黑社会活动猖獗，北京人也管黑社会头目叫“大爷、张爷、李爷”的，这跟香港“龙头大哥、大佬”的称呼没什么区别，似乎谈不上尊称，只是因惹不起才这么称呼对方的。于是爷称多出了一个中性义。80年代以来，社会上一切向钱看，有钱就是爷，于是，北京刮起了一股爷么变。今天，与全国山南海北来到北京谋生的人比较一下，北京人普遍缺乏的是一种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择业观念陈旧，这与几百年来帝都生活带来的沉重的文化包袱显然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各地反映人文风貌的人名、地名、亲属称谓和骂人话，同样也有一些非常奇特的现象。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多说了。
以上简单分析了方言词语与地域文化的关系，仅仅是举例性质，意在说明，汉语方言与汉民族共同语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各地地域文化与汉民族主体文化之间既有一致性，又在语言、心理、性格、风俗、生活方式、劳动方式、思想观念、价值观念、思维习惯等方面表现出非一致性。因此，了解汉语方言的文化积淀，有助于深入解释方言词语与地域文化的关系，有助于开展方言与共同语的比较研究，从而缩短彼此之间在方言与文化方面的理解距离。
注释：
〔1〕詹伯慧、张日昇《珠江三角洲粤方言的常用词》，《方言》1989年第4期。
〔2〕方松熹《舟山（定海）方言渔业词汇（一）》， 《方言》1993年第3期。
〔3〕钟敬文《民俗文化学》第15页，中华书局，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