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苏独立自主外交的基本原则探析
刘启明
(衡阳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2)
[摘 要]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反对美国的封锁包围和苏联的控制，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苏关系是新中国最主要的外交关系之一，特别突出地体现了毛泽东独立自主外交的基本原则，主要有：国家领土和主权至上的原则、站在人民立场上办外交的原则、争取主动的原则、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的原则、坚定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等。这些独立自主的外交基本原则对于我们今天的外交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毛泽东；苏联；外交；独立自主；原则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面临的首要的、最基本的任务是争取民族独立。新中国成立，标志这个任务的基本完成。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由于美国的封锁包围以及苏联施加的控制压力，中国在维护民族独立方面仍然面临着比较严峻的挑战。因此，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P82)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的领导下，“新中国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其所展开的外交在性质上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1](P3)中苏关系是新中国最主要的外交关系之一，特别突出地体现了毛泽东独立自主外交的基本原则。
一、国家领土和主权至上的原则
“追求平等、国家统一和主权支配着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2](P216)“重新统一已经成为他(毛泽东——引者注)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他硬是要把自己对苏联和美国的认识与他对实现统一的需要一致起来。”[2](P192)“毛泽东把中国的独立和主权看得比什么都重要。”[3](P112)因此，坚持独立自主，把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置于最高的地位，是毛泽东对苏外交中的一个基本原则。
新中国建立后，实行“一边倒”，积极谋求同苏联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一方面是为了应对美国的威胁，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另一方面也有如何解除虎视眈眈的苏联觊觎中国新疆和东北主权之大患的考虑。”[4](P28)毛泽东与斯大林一见面，就委婉地提出了取消旧的不平等的中苏条约，另订新的平等的条约的要求。但是，起初斯大林不答应，所以，毛泽东在苏联停留了两个多月，与斯大林反复交涉和斗争，终于迫使斯大林做出重大让步，同意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基本上收回了蒋介石政府丧失的在中国东北的主权。
赫鲁晓夫上台不久，中苏爆发了尖锐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毛泽东在涉及国家领土主权的问题上绝对不拿领土主权做任何交易，乃至不惜采取坚决果断的斗争方式。
赫鲁晓夫表现出实用主义。1958年以前，他地位不稳，需要中国在政治方面的大力支持，所以对中国表现出积极友好的姿态。1958年以后，随着他在国内外地位的巩固，就对中国打起了以援助换取控制权的算盘。[5](P31)毛泽东在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事件中感受到了赫鲁晓夫的这个变化，并产生了极大的警觉。1958年7月21日，尤金转告关于中苏联合舰队的建议后，毛泽东一个晚上都没睡觉，对这个问题反复思考。第二天，他找尤金谈话，一开始就说：“你们昨天把我气得一宿没有睡觉。”[6](P329)他告诉尤金：“搞‘合作社 ’有一个所有权问题，你们提出双方各占百分之五十”[6](P329)是政治条件，“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6](P330)毛泽东的意思非常明确：中国不会以半点主权来换取任何援助。他认为必须要和赫鲁晓夫谈清楚这一点，要让赫鲁晓夫完全明确中国的这个立场。他提出：“请赫鲁晓夫同志来北京，把一切问题都谈清楚”，[6](P329)并且要求尤金：“请你照样告诉给赫鲁晓夫同志，我怎么说的，你就怎么讲，不要代我粉饰，好让他听了舒服。他批评了斯大林，现在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6](P331)赫鲁晓夫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很快飞到北京，与毛泽东会谈。在和赫鲁晓夫谈话时“毛泽东不等赫鲁晓夫说完，立刻严正指出：苏联实施的这个计划，实际上是对中国主权的蓄意侵犯。所谓‘联合舰队’，‘共建海防’纯属无稽之谈。这个问题不容讨论。中国是不会接受的。”[7](P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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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胸怀是宽广的，不但坚持本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顾及苏联人民的利益。1960年当赫鲁晓夫逼债时，毛泽东号召要积极主动地争取早点还清债款。他说：“经济建设的设备也是一个钱不赖，欠多少还多少。因为这是苏联人民的钱，我们要对得起苏联人民，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他们帮助了我们。”[9](P337)
二、站在人民立场上办外交的原则
2.发挥优势。当时苏联在物质技术上超过中国，而中国也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人口众多，以及政治思想理论方面的优势。毛泽东在和赫鲁晓夫的谈话中，以及与苏联的斗争中，很重视发挥这方面的优势，以争取主动的地位。
首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观察和处理问题。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否则是国民党作风。”[13](P1121)因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就是要站稳人民的立场，包括在外交工作中站在人民的角度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重视对人民负责，重视人民对外交工作的感受。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时，苏方邀请毛泽东访苏，但是毛泽东认为在苏联元首回访中国之前，他不宜第二次以国家元首的身份访苏。直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1957年4月访问中国之后，他才决定第二次访苏。他说：“这样我们就可以向中国人民交代得过去，不是老是我们的国家元首往苏联跑，而苏联国家元首不来，那样对中国老百姓就不好说。”[9](P95)
他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反对苏联的控制，也是从对人民负责的角度出发的。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说：“你们建议搞海军‘合作社’，怎么向全世界讲话？怎么向中国人民讲话？”[6](P328-329)长波电台“这个问题和搞海军‘合作社’一样，无法向人民讲，向国外讲，政治上不利”。[6](P329)所以，在对外交往中，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观察和处理问题，才能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也就是从这件事情开始，中苏关系逐步恶化，并向导致意识形态论战的方面转变。“苏联明显地施压让中国接受其社会主义阵营的立场”，[10](P372)并企图“在意识形态上‘孤立’中国人”。[10](P373)中苏论战“在理论斗争的表象之下，涉及的是十分具体的问题……中国的国内政策与赫鲁晓夫对人民公社的不满都起到一定作用”。[10](P375)“中苏争论中一个问题是北平坚持其对台湾采取行动的权利及最终在与尼泊尔、印度的边境地区的支配权。”[10](P376)所以，中苏论战其实是意识形态掩盖下的控制与反控制、推行大国沙文主义与坚持独立自主、侵害中国领土主权与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斗争。毛泽东说：“意识形态的争论，可以争个面红耳赤，也可以从长计议，让实践证明谁对谁错。但大国沙文主义非抵抗不可，没有谈判、妥协的余地。”[9](P350)也就是说，抵抗大国沙文主义，维护领土主权的完整，这是比意识形态的争论更为重要的问题。同时，鉴于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事件中赫鲁晓夫对中国领土、主权的觊觎，毛泽东改变了建国初期过于依赖苏联援助的经济建设方针，他说：“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11](P35)
式中： τav为地震作用平均水平剪应力，kPa；αmax为设计地震烈度7度时，地震加速度取0.10g；h为砂土埋深，m；γ为天然密度，水下取饱和密度；γd为应力折减系数； Γ为抗液化剪应力，kPa；Cr为应力校正系数，按照水科院提供，当循环周数等于12时，取0.556；σ0′为初始有效覆盖压力，为等效循环周数为N时的动剪强度比，根据室内动三轴试验结果得出，在相对密度Dr=56%，循环周数N=12，固结比kc=1的条件下，试验主应力σ1′≤98 kPa时，取0.16；主应力σ1′>98 kPa时，取0.15。
其次，高度重视人心的力量，相信和依靠人民的力量进行国际斗争。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认为：“毛泽东的基本哲学非常简单，就是人民起决定作用。”[13](P1078)所以，他高度重视人心向背的作用，重视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并把这看成是强弱兴败的关键所在。他说：“力量小的，同人民联系的，强；力量大的，反人民的，弱。”[14](P72)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等凭借物质的力量，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是“利令智昏”，“行不通了”。因为丢掉了革命原则，不得人心。[14](P191)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力量和帝国主义相比，占到了绝对的优势。除了苏联“两个卫星上天”的成就外，[14](P322)毛泽东主要从人心的角度来论证这个问题。他说：“问题是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作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作决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如此。历史上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没有枪的人战胜全副武装的人。”[14](P327)“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美帝国主义没有倒，还有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14](P328)所以，他寄希望于人民，相信和依靠人民来处理中苏关系等国际问题。
1960年7至8月，北戴河会议召开期间，赫鲁晓夫突然下令撤退全部在华专家，加剧了中国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在国内外困难交加，压力重重的情况下，毛泽东仍然保持了特有的乐观。他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发表讲话说：“国际形势很好，全世界的人包括社会主义阵营的人，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总之，百分之九十或者更多的人是好人，坏人总是少数，顶多百分之十。要坚信这一条。”这是毛泽东观察国际形势的一个基本观点，从1959年以来反复论述这个观点。[13](P1089)在此之前1月份的上海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针对当时国际上出现反华浪潮，毛泽东说：“我们不要怕形式上的孤立，这种孤立是暂时的、形式上的。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民还是拥护我们的，拥护的人是会越来越多的，这是因为我们的事业符合他们的利益。”[9](P246)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他反对赫鲁晓夫把争取世界和平的希望完全寄托在首脑会谈上面，认为：“我们无论国内、国外，主要靠人民，不靠大国领袖。靠人民靠得住。”[13](P1289)
三、争取主动的原则
“毛泽东在他的一生中，不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始终注意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13](P1083-1084)他说：“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15](P197)1944年8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强调：“在外交工作本身，我们目前应注意的是：一切应争取主动，切勿陷入被动。”[16](P317)在对苏外交中毛泽东也坚持了争取主动的原则。但是，由于国力强弱对比、国际环境的差异，以及历史和现实等各方面的原因，中方要在与苏外交中争取主动谈何容易！为此，毛泽东采取了如下的策略：
1.利用矛盾。1949年毛泽东第一次访苏的主要目的是废除旧的不平等的中苏条约，签订新的平等的中苏条约。起初由于斯大林不同意，谈判陷入僵局。后来，有两封来自北京的电报被送到毛泽东的手中，里面讲到缅甸和印度政府表示愿意承认新中国，不久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也将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采取明显的步骤。毛泽东在1950年元旦把这个消息捅给了前来拜访他的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罗申回去一汇报，斯大林马上改变了态度，急了”，立即同意了毛泽东签订新的中苏条约的要求。[17](P47)因为，当时两大阵营对峙，斯大林不愿意看到中国倒向英美那一边。毛泽东在这里巧妙地利用矛盾，达到了变被动为主动的目的。
在1958年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事件中，毛泽东立场之坚定、表情之严肃、表态之果决、斗争方式之不加掩饰，达到令苏联人感到意外的程度。[7](P95)毛泽东作出如此强烈的反应，其实并不奇怪。“通观他的政治生涯，毛的主要目标是要把中国社会从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解放出来。”[2](P216)因此，“在涉及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毛泽东从不让步，不论对谁”。[8](P51)这真实地流露出他对国家领土主权的格外珍重和对大国主义深恶痛绝的感情。对于这件事情，同年11月在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说：“那次赫鲁晓夫来，主要是来吵架的，吵什么呢？他提出要搞中苏共同舰队，我们反对。他就迂回曲折地再三解释，还是想搞。我们臭骂了一顿，顶回去了。”[9](P186)
“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这是辩证的。”[12](P52)这说明了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站在人民立场上办外交的思想。毛泽东在对苏外交中也坚持人民立场的原则：
Study on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ultural Tourism of Ancient Capitals Group of Grand Canal in Henan Province_____________________LIU Yasai,MENG Ruiqi 40
赫鲁晓夫想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纳入苏联的军事保护伞下，由朱可夫发表了一个声明，意思是对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侵犯，就是对苏联的侵犯，都会遭到苏联的有力回击。毛泽东认为这个声明是错误的，中国不需要苏联的保护。他说：“如果有人侵犯中国，你们不要卷入战争。我们将自己打，……我们自己应付得了，我们一定打败他们。”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国土辽阔”。[18](P2298)而且毛泽东还对赫鲁晓夫说：一旦与美国发生战争，“我会给你足够的师来粉碎他们，比如100个师、200个师或者1 000个师。”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提议嗤之以鼻，说：一两颗导弹会使中国所有的师化为灰烬。[19](P462-463)但毛泽东对中国人多的优势坚信不疑，坚持认为“在力量对比上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人口的数量”。[18](P2297-2298)
中苏关系变坏后，面对赫鲁晓夫掀起的反华浪潮和挑起的中苏论战，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下“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高举1957年《莫斯科宣言》旗帜，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充分发挥我们理论上、哲学上和政治上的优势”，[9](P242)与赫鲁晓夫大国沙文主义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逐步转变被动地位，沉重打击他们的猖獗气焰。
3.发扬战胜困难的英雄气概和精神力量。1960年，赫鲁晓夫撤退援华专家，加紧逼债。8月4日，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他对苏联大使说：将近1 390名苏联专家突然撤回，并通知要在45天内撤完，苏联专家分布在中国16个城市、五百至六百个单位工作，苏方这样做对中国经济必然会带来严重损失。这还是小事，更重要的是，对于两国关系必然会造成严重政治后果，[20](P190)希望苏联政府以中苏友好的大局为重，收回撤退专家的成命。他还说：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占主动，因为苏联力量强大，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中国就没有这样的主动权。苏联召回专家的做法，对苏联本身损害不大，受害大的是中国。[21](P593-594)这就是在告诫苏联：中国为了自己的尊严和利益，没有妥协屈服的余地。面对赫鲁晓夫的“逼债”政策，中国人民“迸发出一种勒紧裤腰带还债的激愤情绪。……毛泽东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账’”。[13](P1089)中国人民在这场与赫鲁晓夫的特殊较量中，发扬了战胜困难的英雄气概和精神力量，体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尊严，给后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坚持独立自主的光辉形象。赫鲁晓夫后来说：“我们两国都是强大的，就好比两头大象，各自都可以独立地生存下去。”[21](P634)他不能不承认：中国是压不服的。中国人民以自己的气节、尊严和英雄气概，化被动为主动，赢得了对手一定的、发自内心的尊重。
四、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的原则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要求各党各国互相援助。在新中国建立初期，苏联的援助对于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此，毛泽东真诚地表示感谢。但是，对于苏联在援华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大国主义和损人利己的行为，毛泽东又有所不满。他认为，兄弟党和国家之间的援助不应当附加条件和过多地考虑经济回报。苏联在提供中国抗美援朝的武器时，收了半价，而中国为越南抗法、抗美提供的援助都是无偿的。[25](P576)因为，在毛泽东看来，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是统一的，援助别人也是为了自己，抗美援朝是这样，抗美援越也是这样。
我还要飞到驼背山去看看。大女儿埋在那儿，小小的坟堆像个扁扁的馒头，卧在蓬乱的荒草中，冷冷清清的。夜风吹过，几茎瘦草在坟头不停地摇摆，那是你在向娘招手吗？将后的日子，娘再也不能来看你了。清明中元，娘也不能给你烧纸钱了，你要是冇得钱用，就给你父托个梦呵。
坚持国际主义，既要以苏联为首，同时又要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维护各党各国的独立平等。“以苏联为中心不等于苏共与其他党的关系是父子党的关系。兄弟党之间应当独立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互相帮助和支援。”[9](P76-77)毛泽东利用1956年波匈事件的机会，与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一起，多次批评苏共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波兰事件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他要对波兰动武，因为我们坚决反对，才没有敢干。”[9](P329)在中共领导人的批评和劝说下，苏联政府被迫发表了赞成社会主义国家平等关系的宣言。[24](P503)毛泽东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是增强国际团结，也是维护中国独立平等地位的需要，是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的体现。
在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看来，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是统一的。由于“美国帝国主义曾经而且还在继续竭力破坏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4](P317)“50年代，中国外交斗争的着眼点是反美反帝”，[4](P35)因此，联合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反对美国的侵略，这既是国际主义的体现，同时也是爱国主义的需要。1956年12月，彭真在访问捷克期间发表讲话说：“帝国主义者为了维护他们苟延残喘的命运，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用各个击破、从内部夺取堡垒的伎俩来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团结。因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进步人类应该维护和珍视这种团结，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中国人民深切地体会到，我们社会主义各国内部的团结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团结，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保障。”[22](P286-287)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反复强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要以苏共为首团结起来，以增强反对美国侵略的力量。他说：“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如果我们是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23](P625)因此，“社会主义阵营必须有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也必须有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共产党”，[23](P649)“增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神圣的国际义务”。[14](P318)
去行政化制度。高校是学术阵地，是理性思维的舞台。要充分发挥和践行行政“为教师服务、为学校发展服务、为学生服务”的精神和理念。这就要求贫困地区高校党政领导要做好高校的行政体制改革，尽快去行政化，做好后勤和行政人员队伍的深层次改革，取消行政人员的编制，实施合同聘用制和教师对行政人员的考核制管理，切实敦促和增强后勤行政人员“为教育服务、为教学服务、为教师服务”的理念，增强行政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大局意识、创新意识和发展意识，打造教师轻松、静心、乐业的工作舞台和发展空间。
五、坚定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
“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26](P1436)“在外交工作方面，我们对于原则性与灵活性应掌握得很恰当，方能站稳立场，灵活机动。”[27](P44)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是辩证统一的，没有原则的坚定性，策略的灵活性就没有意义；没有策略的灵活性，就很难达到对原则的坚持和基本目标的实现。在对苏交往中，毛泽东既善于斗争，又善于妥协，做到了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统一。
一次，斯大林要马林科夫拍一封电报给中国，要求中国提供一块土地给苏联建菠萝罐头厂。毛泽东的回电：“我们接受你们的建议。如果你们对菠萝罐头厂感兴趣的话，那就给我们贷款，我们自己建罐头厂，我们用罐头厂的产品偿还你们的贷款。”[19](P459)毛泽东认为，外国在中国建厂，是损害中国主权的行为，不能答应，这是原则的坚定性；但对苏联有关菠萝罐头的需要，又要给予满足，这是策略的灵活性。
按:“徐克”当为“徐孝克”之误。《册府元龟》卷六○一《学校部·辩博》载:“唐陆徳明受学于周弘正。梁国子祭酒徐孝克开讲，恃贵纵辩，众莫敢当。徳明便与之抗对，合朝赏叹。”《新唐书》卷一九八《儒学上·陆德明传》载此事亦作“徐孝克”。徐孝克，《陈书》卷二六《徐陵传》有附传(《南史》卷六二同)，知其仕于梁、陈、隋三朝，卒于开皇十九年(599)。《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载其著作有《孝经讲疏》六卷、《论语讲疏文句义》五卷。而“徐克”一名，则不见于诸书记载。《册府元龟》文字与《旧唐书》颇为相近，盖同出于国史《唐书》之故，而名有“孝”字，是此脱“孝”字甚明，当据补。
《语文课程标准》提出“多角度地观察生活，发现生活的丰富多彩，捕捉事物的本质特征，力求有创意地表达。写作要感情真挚，力求表达自己对自然、人生、社会的独特感受和真切体验”。由此看，乡土作文是乡村学校作文教学必须选择的理念。
1957年莫斯科会议期间，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写法，在起草《宣言》时中苏双方发生争持。苏方坚持《宣言》中写上通过议会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以与苏共二十大的路线相一致。中方坚持应该把和平过渡与非和平过渡两种可能性都写上，但苏方竭力反对。为了顺利通过《宣言》，毛泽东做出让步，同意这个问题按苏方的要求写。但是，中方向苏方提交了一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阐述了自己的立场。[9](P135-138)这就是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表现。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苏外交中的独立自主基本原则气魄宏大、境界高远、蕴涵丰富、成效卓著，对于我们在新时代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本着合作共赢的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28](P40)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 考 文 献]
[1]谢益显.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9)[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
[2]李丹慧.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3]李明斌.中苏大论战及其经验教训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4]蒲国良.中苏大论战的起源[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
[5]刘启明.从国际战略分歧看中苏关系的破裂[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0，(7)
[6]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7]顾达寿，郑少锋.直译中苏高层会晤[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
[8]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9]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年中苏关系回忆录(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10]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冷战国际史研究IV[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11]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13]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6]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17]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档案》栏目组.中苏外交档案解密[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
[18]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第3卷[M].述弢，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9]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M].赵绍棣，等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8.
[20]李华.北京与莫斯科：结盟·对抗·合作[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1]徐晓天，等.新中国与苏联的高层往来(下)[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22]阎明复.阎明复回忆录(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23]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24]周文琪，褚良如.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1919-1991)[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25]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年中苏关系回忆录(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26]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7]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28]郭冲.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与实践[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8，(7).
An Analysis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o Ze -dong ’s Independent Diplomacy With Soviet Union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LIU Qi-ming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Hengyang 421002，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Mao Zedong opposed the US’s embargo and the control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implemented an independent foreign policy of peace. The Sino-Soviet relationship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iplomatic relations in New China. It highlighted particularly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o Zedong’s independent diplomacy. The main principles were：the principle of national territory and supremacy of sovereignty，the principle of doing diplomac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people，the initiative Principles，the principle of unification of patriotism and internationalism，the principle of combining firmness and flexibility，etc. These basic independent principles of diplomacy still provide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our diplomatic work today.
Key words ：Mao Zedong；Soviet Union；diplomacy；independence；principles
[收稿日期] 2018-07-13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16C0236。
[作者简介] 刘启明(1972-)，男，湖南祁东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与中苏关系史研究。
[文章编号] 1004— 5856( 2019) 10— 0032— 06
[中图分类号] D829.3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4-5856.2019.10.008
责任编辑：秦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