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第三届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近代中国论文,国际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0年5月22-2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第三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郊外的香山举行。适逢社科院近代史所成立60周年，所以这次研讨会也是近代史所成立一甲子的纪念活动之一。与会学者就近世中国的变迁、中国在东亚乃至世界中的地位、中国人的世界观等问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不仅回顾了百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成果，也探讨了今后的学科发展方向。
会议论文共121篇，作者来自中国大陆、台湾、日本、美国、韩国、香港、新加坡、俄罗斯、澳大利亚、德国等不同国家和地区(按人数多寡顺序排列)，题材涉及17世纪至今有关中国历史的诸多命题，集中讨论了晚清以降中国在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过程中的被动与主动、解构与建构以及其中的优劣得失。在写作手法上，既有宏大叙事的勾勒，也有针对历史细节的工笔之作。在史料选择上，报刊杂志和影像资料愈加受到重视，而蒋介石日记手稿的利用亦成时尚。①如果按照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思想文化史诸领域大致归类，可以看出思想文化史研究成果众多，占据了论文总数28％的比重。而随着学科交叉日益明显，跨领域研究已占总数的37％，成为学术发展的趋势。专题研究，例如戊戌变法研究、五四研究、民国研究、抗日战争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人物研究、地区研究、文化认知研究、现代化研究等都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下面拟分专题介绍，限于篇幅，未能将所有参会文章包括在内，请相关作者谅解。
一、戊戌变法研究
晚清作为传统中国与近代列强发生强烈碰撞的时期，开启了一个以“救亡图存”为口号的民族国家建设时代，总是吸引着历史学家的目光。各派史家通过各自的方法对前人的观点提出批评和修改。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茅海建的《张之洞与杨锐的关系》主要通过考订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张之洞档案中张杨的来往电报原稿和信函，判断杨锐最晚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月起，即充当张之洞的“坐京”，为张之洞提供政治情报并办理各种交待事务。在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又给杨锐下达了大量指示，并在杨锐被捕后积极营救。文章还修正了孔祥吉认为其所发现“百日维新密札”的作者是李鸿藻之子李符曾的观点，通过比对字迹和分析语气，确定该札是杨锐所为。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马忠文《康(有为)、张(荫桓)交谊与戊戌政局》一文以康张交谊为切入点，重新阐释戊戌政局。作者认为康有为与其同乡、户部左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的关系，比与帝师翁同龢的关系重要得多，应是康在戊戌年春迅速进入皇帝视野并得以“骤进用”的主线。通过分析康有为自编年谱记述上的漏洞，文章揭示出光绪帝对康的重视，与《上清帝第六书》达于天听之后张荫桓利用召见机会秘密进言有关：张一方面向光绪帝引介康氏著述，另一方面又向康提供消息，鼓动其及时将书折递至总署，好让光绪在召见军机大臣时宣取。而对于翁同龢之作用，作者认为翁并未向光绪皇帝举荐过康有为，只是由于政变后当事人的推诿、隐讳和夸大，以及清廷高层派系斗争中政治倾陷等因素，改动了历史叙述，致使翁同龢代替张荫桓而成为“康案”要角。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贾小叶的《从康有为“两考”的不同反响看维新时期学术与政治的纠葛》则通过比较新旧两派对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的态度异同，探讨戊戌时期学术与政治的复杂关系。作者指出，由于《新学伪经考》问世较早，且没有涉及太多“孔子改制”等微言大义，故无论是守旧者还是维新派，都将其放在学术研究的脉络中进行评论；而对于《孔子改制考》鲜明的“改制”主旨，新旧两派的态度泾渭分明，维新派因在政治上与康一致而容忍其学术，守旧派则因政见不同而对其学术大张挞伐；当部分维新人士转向革命后，便也加入了攻击康学的队伍。
二、五四研究
五四新文化运动常常被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时期涌现出大量不同文化营垒之间的论战，对于中国文化史毫无疑问具有革命性的影响。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桑兵《文与言的分与合——重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一文，反思了“新文化”运动中文言改白话的利弊得失。作者指出，汉语言文字改革是在近代进化观念的影响下，以西方列强共有之字母文字为进步取向，要求废除汉字的大背景下提出的，无论是钱玄同、鲁迅等激进派还是胡适、陈独秀等温和派都普遍支持。因此，白话文运动其实是作为废弃汉字代以拼音文字的过渡措施而发起的，其初衷是为了促进国语统一，以期走上言文合一的坦途。文章列举了以陈寅恪、傅斯年为代表的“文言正宗”派从比较语言学角度对新文化论者的批判，同时指出白话运动不过造成新的欧式书面语，非但文言不能合一，还使得方言群体失去了书面文学创作的动力和能力。作者从拼音文字不代表历史进步和教育的良否取决于教育制度两个方面动摇了白话运动的理性基础。文章结尾深刻地反省道：在一元化进化论的主导作祟之下，近代以来，国人不断以变化为进化，而将现在等同于现代；新文化都不免成为浅文化的代名词。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的《重构五四记忆：从林纾方面进行探讨》一文更进一步揭示了今人对五四时期白话运动的评价与书写历史的权力之间的关系。作者开篇点明主旨：历史是成功者写的，因而历史的记忆往往是不真切的。文章对林纾一直以来因作为陈独秀、胡适白话文运动的反对者而被描绘成“保守”乃至反动的形象提出了质疑，认为当改革已成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基本共识的时候，并不存在本来意义上的守旧派、保守派。马文通过审视五四前后的重要历史事件，进一步指出新旧人物在某些观点上的冲突和对立，实际上可能是朋友间的交锋和交集，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绝对新或者旧的区分，从而得出以往对于林纾的评价有失公允的结论。
三、民国研究
中华民国通常作为由中华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过渡，而一直受到国际中国史学界的青睐。近十年来，中华民国史研究的领域日益宽泛，由政治史扩展到经济史、文化史等各个领域。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森时彦提交的论文《论1920年代中国棉纺织业的重组与高阳织布业》，以中华民国时期华北农村手工业典型河北高阳县为例，探讨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日资纱厂在中国大规模经营与高阳织布业演变之间的关系，进而考察了日本棉纺织业，特别是在华日资纱厂对中国近代农村织布业的产生、发展乃至衰退的影响。作者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来自日本的高支纱催生了高阳等地近代部门的萌芽，这种变化使得高阳提供的细纱市场帮助在华日资企业度过了“1923年萧条”，促使日企转产细纱，而由此引发的市场结构性变化反而严重侵蚀了高阳的改良土布市场。
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笛的《公共生活与国家控制——民国时期地方文化与国家文化在公共生活中的对抗》一文，从国家建设(state making)角度论述了民国建立过程中成都地方政府为规范茶馆经营而制定的各项规章对城市生活的影响。文章讲述了发生在成都茶馆的地方文化抵制现代化旗帜下国家文化同一模式的故事，对国家权力介入城市社会生活提供了一个具体生动的解读。作者重现了茶馆作为一个精英与民众、精英与国家政权、国家政权与民众之间互动的政治舞台，在现代化城市改良运动的潮流中，见证民众文化与国家控制发生冲突并不断变化的图景。
日本中央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深町英夫通过对1934-1945年新生活运动中托儿所的研究，阐释了民国时期中国妇女角色和社会地位的变迁。他的《谁该教养孩子？女性、托儿所、新生活运动》一文开始即以家庭最基本之育儿功能是否应被纳入国家公权力的范围设问，接着讨论了近代民族主义对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总结了以陈衡哲、傅岩、沈慧莲为代表的“主内”派和以刘蘅静为首的“主外”派女性对国家与女性关系的不同观点。“主内”派强调“妻子”和“母亲”对于家庭的重要性，倡导女性应该成为“贤妻良母”，处理好家事，教育好子女，从而实现对民族和国家的价值；而“主外”派则强调社会分工，摒弃性别分工，认为儿童属国家所有，并非私产，应由学校负责教育，从而使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随后，作者以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国统区城乡普遍兴办的国家支持的托儿所为切入点，证明托儿所的近代主义性质和促使妇女参与民族国家解放的优势。文章指出，抗战时期的新生活运动基本上使中国传统家庭趋于解体，妇女的国民性增强，这是国家、民族解放优先于个人解放的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结果。
四、抗日战争研究
中国抗日战争史作为中华民族复兴史的一部分，同时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高度关注。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的《1938年国民党对日和战态度述评》一文主要利用蒋介石日记，论述了1938年汪精卫出走后，蒋介石作为战时体制中最高、最后的决策者，虽然对战局有过悲观消极的看法，也对外来调处有过幻想，甚至不反对与日本进行虚与委蛇的接触，但守住了抵抗侵略、拒绝投降的底线，从而为国民党政权的主体部分留在抗日营垒内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连红《战时江南水泥厂的命运与汪政权的角色》一文，通过南京江南水泥公司董事会与汪精卫政权及日方往来函电等一手史料，论述了沦陷区政权在日方强拆江南水泥厂机器设备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文章指出，对于日方征用其主要机电设备制造飞机所用金属铝的要求，江南水泥公司董事会利用各种关系请求汪精卫政权出面斡旋，汪也确曾为其说项，其他核心人物如陈君慧甚至出谋划策，但终在长达五个月的角力之后，在日方的强制要求下，以失败告终。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居之芬在《抗战时期日本对大同煤矿的“开发”掠夺计划与实施及对劳工的使用残害状况考》一文中，利用国内陆续发掘出的新史料，揭示了抗战期间日人对大同煤矿不同寻常的“开发”掠夺计划及在实施中的不断修正，并对其使用和残害劳工状况进行了简要考察。
日本中央大学名誉教授姬田光义《如何继承战争责任：从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到抚顺奇迹会》一文指出，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由1956年中国陆续释放的原在东北的日本官僚和军警组成，作为“证言活动的报告者”，他们在日本积极进行反战和宣传加害责任的活动，后来由于成员的老龄化，于2002年由“抚顺奇迹会”继承。作者在结尾处呼吁中国人民在确认战争事实的情况下，不憎恨人，对日本人予以信任和宽容，同时表示只要中日两国人民都秉承这样的精神和信念，历史记忆中负面“感情”的恶性循环就能够被切断。
五、中共党史研究
中国共产党历史是国内史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近些年来随着档案文件进一步公诸于世以及历史人物日记、年谱等资料的出版，历史学家们不断细化历史事件，并修正先前的历史叙述，以期更接近历史真实。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黄道炫通过对国共第三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攻防较量之研究，以《局中局：国共第三次“围剿”与反“围剿”》一文探讨了历史事件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的关系。文章开篇强调1931年的第三次“围剿”是蒋介石与毛泽东在战场上的第一次真正交手，在时耗和兵力上都超过了前两次和第四次。面对危机，江西中央红军主力采取中间突破方法，向国民党军相对薄弱、尚未合围的东部20公里狭长地带疾走，趁夜突破。作者认为蒋之所以“围剿”失利，除了在战场上过分依赖情报、错失先机之外，国民党内的宁粤冲突是主要原因。随着宁粤矛盾日趋激化，蒋介石对红军基本处于围而不攻的状态，一方面担心与红军作战实力受损，从而影响到应对广东的进攻，另一方面也因国内时局不明，在蒋自身进退出处难定的情况下，红军的存在对他实在难言祸福。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的《1946年安平事件真相与中共对美交涉》一文，延续他对平型关战斗的研究路数，采用多方资料，全方位细致周密地考证了1946年6月内战前夕发生的安平事件的完整过程。文章指出，中共利用时机，以“自卫反击”为名，强烈谴责美国勾结国民党、与中共为敌，利用美国此时对华政策的矛盾，将其置于一种道义劣势，从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华东师大历史系沈志华教授《被迫的联盟：斯大林与中共政权的建立和巩固(1945-1950)》一文，分析了二战后毛泽东与斯大林“被迫同盟”关系的形成及其对日后中苏分裂的影响。作者指出，毛泽东和斯大林最初都没有把对方当作盟友，而是从各自的战略利益出发，在美苏冷战的大环境下被推到了一起，意识形态并非决定因素。文章通过分析1944年毛泽东与美国外交官谢伟思(John Service)的几次谈话，认为毛泽东最初期望得到援助的大国是美国而非苏联，1946年马歇尔(George Marshall)使华的失败才使得中共最终放弃这一期望。而随后东北中共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则是苏联出于东北地缘意义特殊的考虑，为了提防美国势力渗入而向中共提供大量军事、经济援助的结果。作者强调，斯大林自始至终都把苏联的战略利益放在首位，而不惜牺牲中国的主权，当1950年毛泽东逼迫斯大林放弃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利益时，中苏同盟险些毁于初建，而毛泽东在战争环境下也不得不置眼前的国家利益于不顾。文章的结论是：美苏冷战对抗的国际格局客观上推动了苏联与中共的接近。
六、人物研究
在本次研讨会上，有多篇论文是关于近代人物研究的，涉及赫德(Robert Hart)、孙中山、蒋介石、伍廷芳、汪精卫、黄炎培、宋子文、胡适、近卫笃麿、朱家骅、陈兰彬、陈翰笙等。下面着重介绍关于赫德、孙中山和蒋介石的部分研究成果。
赫德研究主要有两篇，分别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张振鹍的《赫德与北洋海军：购买军舰》与同所助理研究员张志勇的《赫德与晚清中国驻英使馆》。张振鹍文描述了赫德从向清政府提议购买军舰到帮助联系采购的一系列过程，重点论述了清廷以李鸿章—赫德—金登干(James Duncan Campell)模式四次从英国购得11艘炮艇和2艘巡洋舰的经过。在此过程中，清政府不仅建立了近代海军，还训练了一批军事人才，军舰的接受也经历了从聘请外籍军官代驾到自主派员驶回两个阶段，1881年驻英公使曾纪泽更在海外参加了两艘巡洋舰的接收升龙旗仪式。文章对赫德的办事认真和对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的贡献予以充分肯定。张志勇则论述了赫德对于中国近代使馆外交观念的形成，尤其是对1877年中国驻英使馆建立所发挥的重要促进作用。
关于孙中山研究的文章共有四篇。其中，台湾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李云汉的《孙中山的美国民间友好》一文，通过论述孙中山与其美国民间友人的交往情形，探讨民众对国策的影响力。李文着重介绍了广东籍美国人黄三德和容闳、麦克威廉士(Chas E.MacWilliams)、“军事天才”荷马李(Homer Lea)、退休银行家布司(Charles B.Boothe)以及纽约顾问工程师艾伦(W.W.Allen)等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尤其是麦克威廉士作为首位美籍文宣赞助人，1904年帮助孙在纽约印行了《中国问题之真解决》(The True Solution of the Chinese Question)小册子约一万本，分送给美国国会议员及企业教育界人士，呼吁美国人民支持中国革命，并提出“黄福”(yellow blessing)的概念。军事专家荷马李自1909年开始积极参与辛亥革命的筹划工作，并联系英法美各国政要，为革命政府借款并寻求支持。这篇论文向我们展示了辛亥革命大背景下民众外交的一个缩影。
蒋介石研究方兴未艾。美国学者戴鸿超、郭岱君的《蒋介石研究的回顾与新局》报告了新近蒋研究的基本状况。其他共有九篇有关蒋介石的专题论文。其中，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臧运祜以《蒋介石与中日三原则谈判》为题，深入研究了1935-1936年初进行的中日关系三原则谈判及蒋氏在其中所起的领导作用，称赞了蒋宣传中国正当要求及外交谋划之进步因素，同时指出三原则谈判的破裂是中国迅速走向“抗倭”的导火线。日本大东文化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鹿锡俊的《蒋介石的国际观察与危机处理》一文利用蒋日记，从民族大义的角度，积极评价了蒋介石在1940年6-9月欧洲局势突变的情况下，应对中国外交危机的决策。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汪朝光《成败之间——蒋氏父子与1948年金圆券币制改革》一文，从政治层面揭示了1948年蒋介石实行金圆券币制改革对其个人的帮助作用，强调金圆券为国民党撤离大陆、退守台湾提供了物质支持，有利于蒋介石延续其领袖生涯。文章最后点明：历史之“成”“败”实非黑白分明那般断然可判。
七、地区研究
新疆、广东、云南、台湾等地区的研究在历史的坐标中，有力地说明了中华文化的边缘地区与中央的关系及其在近代的变迁。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王建朗的《试论抗战后期的新疆内向》论述了民国时期新疆与中央由远而近的变化关系。文章叙述了“新疆王”盛世才对苏关系不断摇摆，以及国民政府把握时机，因势利导，最终重获新疆主权的过程。作者指出，1942年春蒋介石利用盛与苏联关系破裂之机，确定了“挺盛收新”的方略，同意了盛世才提出的加强新疆防卫、引进英美财力开发新疆、派兵、移民等要求，随后收回新省的外交权并驱赶了苏联势力，在1944年新疆内乱事件中又对盛世才恩威并用，刚柔并济，把盛调回中央，从而终于使长期处于半独立状态的新疆回到了中央政府的管制之下。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历史系教授黎志刚通过研读广东香山县志等资料，写成《香山商人的国际网络和投机传统》一文。文章开篇指出香山位于珠江三角洲下游的三江出海口，靠近港澳，交通便利，这种“天高皇帝远”的独特地理位置培养了香山人勇于冒险的海洋性格，近代中国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如吴健彰、容闳、徐润、唐景星、郑观应、孙中山等皆是香山人。接着以徐润个人的投资取向及19世纪80年代上海轮船招商局兴建金利源码头为例，说明香山商人高风险的投资倾向，同时指出香山人在冒险中积累经验，特别注重保险业、人事安排及网络建设，从而不单扩展了自己的企业，更促进了近代商业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林孝庭以《国共内战晚期之云南政局再思考》一文，揭示了1949年底云南曾有可能脱离中央的一段秘辛。根据美国国务院档案，当时国民政府云南省主席卢汉曾派员主动接触美国驻当地外交官，寻求华府提供军事与外交支持，协助云南脱离国共内战的纷争，宣告独立；华府高层经过慎重考虑后，觉得云南地理位置遥远，战略补给不易，遂做出不支持云南独立的决定。林文从美国外交决策方面，为1949年12月云南卢汉脱蒋投共提供了一个新的诠释。
台湾史的研究近年来表现出了强劲的势头。这次研讨会上，两岸学者共提交了九篇有关台湾史的文章，基本上体现了“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原则。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陈立文以《近代世局中的台湾和中国》为题，分“荷据与明郑时代”、“清领时期”、“马关条约到台湾光复”、“中华民国统治时期”等几个阶段来简述台湾的历史，并提出用世界眼光研究台湾历史、研究中国历史的必要性。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褚静涛的《县市长直选与二二八事件》一文，论述了台籍精英在二战后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过程。褚文指出，台湾光复后，陈仪任人唯亲，没有起用台籍精英，是爆发二二八事件的重要原因。在广大台胞的强烈呼吁下，蒋介石政权被迫顺应民意，于1950年8月开始县市长直选，从而在中国民主宪政史上写下开拓性的一页。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谢国兴《失节事小饿死事大：台湾移民社会的妇女守节问题》一文，利用台南县陈、杨、李三氏族谱，论述了大陆女子节烈思想对于清代台湾农业移垦社会影响之薄弱，在艰困的现实环境中，守节旌表的荣誉和利益对台湾多数人来说遥不可及。
八、文化认知研究
历史学对文化认知的兴趣，由于文化研究在国际学术界日益壮大而不断加强。随着建构主义乃至后现代理论对传统学术的批判，历史学也不断反思文化认知差异所带来的影响，并探索认知“形象”或“印象”的历史建构过程。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欧阳哲生《狮与龙的对话》一文，通过考察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北京、热河之行的“经验”，论述了这些“经验”是英国甚至西方世界在19世纪上半期想象中国形象的主要素材，并成为英国重新定位中英关系的主要依据。文章开篇指出，“经验”(experience)不仅指亲身经历，也包括对经历的态度和研究。作者主要利用使团人员老斯当东(SirGeorge Leonard Staunton)、约翰·巴罗(Sir John Barrow)、爱尼斯·安德逊(Aeneas Anderson)、塞缪尔·霍姆斯(Samuel Holmes)等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出版的游记(译本)，整理了他们对京津衣、食、住、行、政治、军事、文化的看法以及与当时伦敦的对比，得出结论：马戛尔尼使团完成了英廷搜集情报的任务，强化了英国原有的贬华倾向及自身优越感，增强了向中国殖民开拓的信心。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先明及其学生李尹蒂的《义和团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则是对国内有关义和团的各种文本的比较研究，试图证明历史记忆与建构者权力之间的相关关系。文章主要论述了1900-1989年间有关义和团“事件”的诗词、小说、说唱和文论四类文本对义和团由“非”而“是”的价值转变，指出这一转变与书写者的立场和倾向变化有关。作者强调了义和团由“拳匪”向“英雄”的形象转变过程，也是义和团逐渐由“事件”走向“历史”的过程，话语权力持有者总是在过去和现在的象征空间里寻找着事件的历史精神。
中山大学教授陈春声《〈岭东日报〉所见之日据初期台湾形象》一文，论述了20世纪初粤东重要报纸《岭东日报》有关台湾的主观性报道对当地文人和民众关于台湾态度和看法的影响。作者指出，从《岭东日报》的相关记载，可以看出因《马关条约》割让给日本之后的台湾，在粤东地区人民心目中形成的复杂“形象”：一方面，怀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屈辱和痛心交杂的情感；另一方面，又对岛上发生的社会变革予以理解。陈文进一步指出，报纸通过“论说”和“新闻”两种不同的形式，把关于台湾的“道听途说”有选择地传递给了读者。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李细珠的《韩国报刊媒体对清末新政的观察与反应》则以20世纪初韩国报纸《皇城新闻》和《大韩每日申报》为例，探讨了“他者”形象与“自我”认同建构之间的关系。文章指出，韩国报纸对中国不失理性正面的评价，虽有对清政府腐败的批判，更有对中国命运与前途的同情与期望。作者进一步指出，这些报道其实是对韩国自身的一种反省，由此看到了韩国政府与社会的种种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近代韩国的启蒙思想提供了精神养料。
九、现代化研究
现代化范式的研究强调历史演变多线性的一面，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视野。现代化研究者往往打破过去对于东西方、旧与新、传统与现代的一些约定俗成的论断，为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反思的空间。
日本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滨下武志结合其新近的研究成果，在《清末时期海外侨汇和中国贸易收支》(英文稿)一文中勾画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香港为中心的亚太地区贸易网络。作者解读了当时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与上海税务司马士(H.B.Morse)有关如何平衡国际收支的书信，赞誉马士是分析收支中的“隐形因素”(invisible factors)及在单一图表中列举中国所有外部贸易关系的第一人。文章指出马士通过估计居住在东南亚、东亚、大洋洲及美加的中国华南移民的数量和生存状况，算出他们往中国汇款的近似值，并认为这是平衡收支的重要途径。同时，马士审慎地把作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和贸易中转站的香港作为衡量中国经济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作者进一步指出，由于当时银价对金价的下跌，香港通过同时在华埠以白银结算和在洋埠以黄金结算的方式，使得内地商品的出口为香港赚取了巨大的差额利润，从而充实了殖民地的银行储备。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虞和平的《早期世界博览会与清末民初商人外交的兴起》一文，以早期世博会为着眼点，利用大量外务部奏折和当时的报刊资料，论述了清末民初中国精英和民众对于中国以外世界的认知异同，同时对中国商人的“国民外交”做出了独到的研究。对于当前正在上海举办世博会的中国来说，这篇论文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姜涛以太史公所言“历居阳而治阴”为题，阐释了中国传统历法与现代公历相比的优势。作者开篇纠正了认为中国传统历法是阴历的误解，强调了其阴阳合历性质，即以属于阳历系统的二十四气制约协调属于阴历系统的朔望月，平气入历，以无中气之月为闰月，相当严格而科学。文章在叙述中西历法的沿革及比较优势之后，认为平气入历的阴阳合历比清以来(尤其是晚清以来)受西方近代天文学影响而实行的定气定朔入历的纯阳历更加协调，更加“不违农时”。以公历2033年在两种历书编写上的差异为例，作者指出了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治历者在闰月处理问题上的两难困境。文章最后提倡将二十四气入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加以全面审视，并对现行公历的优劣得失做出认真检讨。
通览诸文，不难发现当前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历史学家们日益注重以多线性和多面向去阐释历史，试图突破以往黑与白、对与错、落后与进步、传统与现代之类简单的两分法。面对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中国的史学工作者们开始更多地倾向于以中华民族为主体来书写历史，突显中华民族的建构过程及其在世界上的作用，重新评价一些历史人物为民族自强做出的贡献。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学家们开始反思现代化带给人们的利弊得失，以及物质文明的发展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并日益重视公众文化对于历史变迁的作用。
注释：
①蒋介石日记手稿(1917-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2006年起逐步开放。本次研讨会共有17篇论文引用或提及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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