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发展趋势与中国金融改革的任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金融论文,发展趋势论文,中国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际金融的发展趋势及中国的金融风险控制
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是国际金融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在金融自由化发展、放松外汇管制、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的前提下，金融国界在逐步消失。加之高科技的发展，电子技术广泛应用于金融业务中，克服了地区、时差的障碍，金融交易可以在24小时内在任何市场进行，跨国之间的资金转移也只是分秒之间的事情。各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不断加深，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欧洲货币市场和亚洲货币市场的迅速发展与壮大，使得某些国家的国内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上的利率结构透过欧亚两个货币市场的中介作用而变得具有高度同质性；二是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随着国际贸易、海外直接投资、证券投资等的增长日益融合，形成相互依赖的态势。
中国加入WTO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同时也面临挑战，面对新的国际金融格局和WTO的现实要求，中国的金融改革如何适应新形势是我国现实经济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国际经验表明，金融不稳定和金融危机会造成极为严重的、破坏性的危害，反映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各方面。
银行危机通常都处于金融危机的核心位置。金融危机可以由银行业危机触发，银行业的危机决定了金融危机的深度和广度。银行业的稳定之所以是金融稳定的关键在于：首先，从量的角度来看，银行是一国经济最重要的融资渠道。即便在经济最发达的美国也是如此。该国的企业负债权益比率大约为2∶1，并且大部分负债是银行贷款，更不用说其他国家了。其次，因为银行是一个通过资产负债表上持续期的不匹配来创造流动性的行业，因此它们承担着银行挤兑的特殊风险。银行易于遭受挤兑的弱点是银行业务的关键特征。只要银行从事创造流动性的活动，它们就不得不面临这样的风险。况且，传染性的银行挤兑会更进一步扩展到整个银行部门，即便是稳健的、有支付能力的银行也会遭受挤兑。再次，银行体系还提供了重要的交易支付服务。挤兑，特别是传染性的挤兑，将会破坏支付系统的运行，因此形成对整个经济的破坏。第四，银行贷款是债务型契约，其正常运作要求通过资产清算来保证合同的执行，当银行处于财务困境，例如处于金融危机中时，合同执行人将不得不过早地和过分地清算银行的投资项目。这样做会对实际经济造成更广和更深的损害。可见，银行业的稳定在金融稳定中扮演了特殊重要的角色。
近年来，许多经济学家已经建议把降低企业的杠杆比例作为降低贷款拖欠率和减少潜在金融危机的破坏性的一个方法。事实上中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已在朝这方面努力，债转股便是一例。为了提高国内银行的稳健性，提出以下三个在新形势下防范金融风险的举措：
一是减少银行对股市的风险暴露。近年来我国的银行在一定程度上为股票市场的繁荣作出了贡献，但是它们也因此越来越暴露在股市的风险之下。银行资金进入股市有两个主要渠道：一是把钱借给了证券公司，证券公司自营股票或者把钱转借给客户；二是把钱借给了参与股市的国有企业。尽管中国政府已经加强了对这类借贷行为和股市资金交易的管理，但银行和企业的国有属性以及执法力度不足可能使银行和股市的关系趋于复杂化。而且，银行对股市的风险暴露已经把银行、证券公司、国有企业以及股票投资者的利益捆在了一起，所有这些人都想从高的股价中获利。这样的利益联盟便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它不仅会增加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而且会妨碍政府实施有效的金融稳定政策。尽管现在美国的银行又被允许混业经营，但是它们对股市的风险暴露相对有限。这不仅是因为政府的严格监管，而且因为美国银行内部风险管理能力的提高。为增强我国银行业的稳健性，作为一项重要的银行监管政策和实践，银行需要减少其对股市及其他高风险金融工具的风险暴露。
二是适当提高银行的资本金比率和呆账准备金比率并改善其流动性。国际经验表明较稳健的银行拥有较高的资本金比率和流动性比率，因为较高的资本金比率和流动性比率不仅有助于缓解银行的道德风险问题，而且也可改善整个银行体系中银行间风险共担机制。发展中国家的银行更是如此。国际清算银行（BIS）确定的银行资本金充足度为 8％，香港银行的实际资本金充足度超过了1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其“金融部门评估项目”进行评估的一些国家的银行资本金充足度高达17％。要提高资本金比率不仅需要银行监管者强有力的审慎监管，而且还需要银行自己更好地进行内部风险管理。要达到这个目标，中国国内的银行需要极大地改进风险管理技能。提高流动性比率意味着银行应持有更多的易流通的政府债券和其他高等级债券，银行可以在二级市场卖出这些债券以增加新的流动性，或者它们在与其他银行进行流动性交易时可以用这些债券作为抵押。政府在其债券首次发行时，给予银行更多的优惠。当然，作为先决条件，中国需要发展更具有流动性的政府债券市场。除此之外，用于冲销坏账的呆账准备金也很重要，特别是因为中国的银行由于历史原因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贷款。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政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准备金政策。在韩国，抵押贷款被分为多个等级，与此对应的贷款的准备金率从20％到100％不等。由于增加呆账准备金的最佳时机往往是经济商业周期的上升阶段，因此应当允许中国的银行通过保持存贷款间的合理利差来赚取合理的利润，其中的一部分应被用作增加冲销资产负债表中的坏账的准备金。
三是设立国家的风险管理委员会。政府必须正确和及时地获得信息，这就需要建立早期预警系统。早期预警系统用于实时监视银行和金融体系的财务状况，包括金融机构结构和业务经营方面的全面信息、宏观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特别是可能引发金融危机的变化）。建立有效的早期预警系统需要政府不同部门间的交叉合作，以对整个金融和经济活动进行监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已经建立起各自的早期预警系统，这些预警系统监测大量的经济和金融指标，如实际利率的高估水平、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比率、短期债务与外汇储备的比率、外汇储备增长率、出口增长率、银行系统的合计资本金比率、流动比率以及不良贷款等。中国政府可以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有关建立早期预警系统的技术援助。
四是规范和整合国有经济。研究表明，在过渡经济中，金融制度创新和金融风险控制与国有经济制度一脉相承。在这里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国有经济的状况为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风险控制提供了一般的制度基础。这就是说若不研究国有经济制度，无论在金融领域怎样探讨金融改革也无济于事。关于这个问题许多金融学家并未认识到。因此，我们的思路是，要完成金融制度创新和金融体制改革，必须以整合中国的国有经济为前提条件。
二、防范金融风险及金融制度创新与国有经济整合
中国加入WTO后规避金融风险的正确方法是进行中国金融制度的创新，而金融制度的创新不能只在金融制度的框架内解决问题，必须从国有经济的重整方面来考虑问题。我们知道，国家干预通常是与市场失效联系在一起的。市场失效意味着依靠市场机制，资源无法达到最优配置。最优资源配置是指如果在一定的资源配置状况下，使任何一方当事人的经济福利的增进不必以其他当事人的经济福利的减少为代价，那么这种资源配置状态就是最优，即处于“帕累托最优”。但是，要实现帕累托最优，必须满足以下条件：第一，假定厂商都是很小的，即市场上有许许多多的厂商和客户，每个经济当事人都只是被动地接受市场价格，按价格信号决定自己应如何生产和消费，而不能以任何手段操纵价格。第二，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的假设。随着生产规模的增加，产品单位成本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因此增加产量不会增加单位产品的报酬率，即不存在规模经济。第三，没有外部效应的假设。即经济当事人的生产或消费行为不会对其他人的福利造成有利或不利的影响。第四，经济信息完全和对称假设。买者与卖者都有完全的信息，对商品内容和质量都有充分的了解和对称的知识。第五，交易成本可以忽略不计的假设。即人们总是相互达到自愿的交易增进彼此的福利。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里，资源配置是由理性人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之下而完成的。从实际情况来看，大多数不同的行动都会产生有益和有害两方面的结果。对一个人有益的结果，很可能对另一个人是有害的。所以，任何一种决策都会影响到许多人的利益，影响到资源配置的结果。国有经济的功能之一，就是在个人之间以及眼前与长远利益之间合理配置资源，以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最大化。国有经济对资源的配置功能可以反映在对公共品的提供上，也可以反映在抵消外部负效应、增加外部正效应上。我们知道，在存在外部不经济或者外部负效应时，生产成本等于私人生产成本加上社会生产成本；而决定市场价格的是私人生产成本，因此会造成商品的过度生产；而在存在外部经济或者说外部正效应时，收益等于私人收益加上社会收益，而决定市场状况的是私人收益，因此会造成社会生产不足。为了克服诸如环境污染这类外部负效应问题，国有部门可以通过提供法律、法规和服务（界定产权等），使污染者按社会对环境的评价付出附加成本，从而迫使他们去调整生产决策，减少产出水平，从而减少污染程度。国有部门还可以通过收支流量的调整，增加外部负效应提供者（污染者）的税收，来压缩污染等负效应的生产。而对外部正效应，则通过相反的措施鼓励生产，甚至通过直接生产的方式，提供正效应的供给。政府也可以通过制定法规对诸如银行、信贷和保险之类的私有企业实施支配性影响，这就是给社会组织赋予特定的经济制度。目前的理论一直试图将国有企业与政府行政机构相区别，认为传统类型的公营组织，如军队、警察或地方政府的学校，是通过税收而不是靠出售他们的劳务来获得收入的。而国有企业则是商业性的经济实体，其收入主要（虽然并不一定全是）通过出卖他们的产品或劳务获得。可见，这种未把相关问题作为制度要素来系统研究的方式是不可取的。因此，我们提出金融制度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必须在中国的国有经济整合的基础上来考虑，那种仅仅在金融体制的框架内研究金融制度的思路实际上限制了对问题的根本解决。
三、中国金融改革的主要任务
结合国情与国际金融的发展趋势，当前中国金融改革的主要任务是：
第一，完善经济金融运行趋势监测指标体系，增强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和科学性。根据经济金融运行规律准确分析判断经济形势和趋势，及时采取预调和微调措施，不断改进中央银行金融调控水平。
第二，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充分发挥利率机制调控作用。进一步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幅度，逐步过渡到取消贷款利率上限，对贷款利率实行下限管理。存款利率将在条件成熟时实行上限管理，允许商业银行存款利率向下浮动。
第三，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汇率杠杆对经济的调节作用。稳步推进人民币可兑换进程，逐步放松外汇管制，改进现行结售汇制度，放宽企业和居民用汇限制，积极培育外汇市场，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第四，建立健全金融市场体系，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一步发展以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和票据市场为主体的货币市场，鼓励金融机构开发新的金融工具，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改善社会融资结构，促进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与保险市场有机结合和协调发展。
第五，建立健全中央银行与有关部门的合作机制，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效力。在金融分业监管体制下，中央银行的金融调控有赖于各监管当局的密切配合。人民银行将努力建立健全与财政部及银行、证券、保险等监管部门间的信息交流和政策协调机制。
第六，加快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国有商业银行是我国金融业的主体，多年来为支持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做出重要贡献。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吸收了65％的居民储蓄，承担着全社会80％的支付结算服务，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56％。虽然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综合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但还没有完全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财务状况仍然较差。到2003年6月底，四家银行五级分类不良贷款余额20070亿元，不良贷款率22.2％。大力推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提高其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加快推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主要是采取多种措施处置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充实资本金，通过股份制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并为上市创造条件。
第七，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是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的重大政策，也是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是涉及面广的系统工程。主要包括：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真正建立起产权清晰、约束机制强、财务健康、监管到位、有可持续发展能力、主要为农村社区服务的地方性金融企业；继续完善和发展农村政策性金融服务，形成农村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工明确、各负其责、共同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格局；改变对新增邮政储蓄实行利差补贴的政策，并结合邮政储蓄体制改革，逐步解决存量部分的利差补贴问题；参考其他国家实行的社区再投资法等做法，使有关金融机构从农村社区吸收资金中的一部分用于本社区；发展农业保险、大宗农产品期货等，分散农村信贷风险；探索建立农村存款保险机制，保障农户存款与农村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实事求是地认识民间借贷的作用，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积极探索建立新的农村金融组织形式和发展新的金融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