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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画家村的兴衰
上海画家村从2001年5月份正式开始运营。准确地说,上海的这个“画家村”应该叫“画家楼”,用“村”字命名,大概是为了宣传上的方便。“楼”与“村”的差别不只是在形式上,其间人与人的交往形式更为关键。在一个平面的村子里,人们的居住很分散,关系好的人可以天天见,不好的也许一年也见不到一次。而居住在同一幢大楼里,用同一部电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为亲近,诸如串门、扎堆、聚餐之类的活动会更频繁。
因为画家村从筹办时就得到相应政府部门的支持,并且在上海也算是个新的文化现象,开张之后短短的几个月里,就差不多被上海的大小媒体报道了个遍。有的画家已经被采访过N遍,上过N次报纸和电视,但时间长了,画家们也发现,媒体主要是在“画家村”这个概念和现象上作整体性的概述,至于某一个人的作品和艺术观念,在没出台之前,不是媒体关心的焦点,而这正是画家最想表达的。
上海画家村外景
对于画家村里的画家们而言,最初的半年算得上是一段幸福时光。一大堆年轻的艺术家住在一起,天天吃饭喝酒谈艺术,对画家村以及自己的未来存有美好的想象,因为年龄、爱好、性格的不同,画家之间分成了许多不那么明确的小圈子。楼下卖啤酒的小店已经和画家们建立了稳定的长线联系,很多人都能像背自家电话号码一样背出小店的号码,只要一个电话,啤酒几分钟之内就会送货上门。
为了能让在这里的生活多延长一些时间,画家们大多保持着简朴的生活,实在没钱用的时候,也会到外面去接一点雕塑、壁画之类的活,干一次赚的钱可以维持几个月专心做自己想要做的事。
2001年底,画家村爆发了一次“民运”,几个画家出于对村长刘刚以及画家村现行体制的不满,认为画家们应该自治,结果选出了10个人组成的“村民委员会”。他们认为,画家村和画家村艺术有限公司是两回事,刘刚只是画家村艺术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不适合管理画家村里的画家。
发起运动的几个画家还在同一小区里找到了另外一块空间,挂出了“浦东画家村第一工作室”的牌子,与画家村分庭抗礼。正好上海电视台正在画家村拍摄纪录片,拍到了事件的许多镜头。播出后,又有一些媒体对此事作了跟踪报道。
事件很快平息了,但留在画家心理上的阴影却难以去除。同时,刚开始时的新鲜感没有了。2002年春节过后,画家们相继回到画家村,但大家聚在一起吃饭喝酒的次数明显减少,画家之间的关系也不像以前那么亲密无间。
在2002年的一年中,画家村公司也在针对公司的发展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在上海的其它地方做了画廊、酒吧,这些措施与画家村里的画家关系不太大,是公司的动作。2002后半年,有一些非画家居民,甚至社会上的闲散人员住进了画家村,让画家们非常不满。
随着画家村整体形象在上海艺术圈的变化,画家们到画廊去的时候不会再提起自己是画家村的画家。曾经梦想要靠画家村打开销路的画家开始自谋出路,很快就有一些画家在上海的各个画廊办起了画展,其中有朱神刚在东大名创库举办的“洗去污渍”个展,刘飞、吕晓文等在海上山艺术中心举办的“就是上海——十二人展”等等。
2002年底,画家村从南京请来了一位批评家作为画家村的艺术总监,计划着另一次大刀阔斧的改革。由艺术总监对画家村里所有的国家作品进行评估定价,然后根据画家自愿,将入住画家分成签约画家和公寓画家。签约画家将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减免房租或保持租金不变,不签约的公寓画家房租上涨。
由于艺术总监在对作品的认识以及人际沟通上与画家们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这一计划施行了一个星期就告搁浅。在此之后的一个多月里,有十几位画家相继搬离,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搬到上海郊区的朱家角。虽然要搬走了的想法不是因为这件事才产生,但不能不说,评论家的介入是矛盾激化的导火索。
现在,上海画家村还有几十位画家住在里面,大家各忙各的、各画各的,不管是与画家村公司,还是其他画家,来往都不太多。
路青 无题 绢、丙烯
【主持人看法】
“画家村”村民们的初衷是很明确的,他们就是想要依靠“画家村”来强化自己“艺术家”的身份色彩,塑造自己的品牌效应,并在一个利益共同体中开拓自己的价值空间。按理说,这一新的操作模式应该是很时尚、很有吸引力的。但不欢而散的结局不得不让人反思其中所隐含的问题。从文中可以看到,村长和村民之间的矛盾主要集中在村长的职责是管理还是制约。在村民们看来,村长只是行使运作上的管理与服务,不能制约作为艺术家的村民的艺术行为。由此可见,村民们艺术家的角色感还是很强的。“画家村”的败落也可归究于商业集团的运作方式与“艺术家”这种特有的身份属性之间的矛盾,毕竟,艺术还不能等同于纯粹的社会行为或人工炒作,艺术家身份的确立,首先仍应当由个人来完成,其次才是群体或外在力量的认同。或者至少应当说,在两者得以互动的情况下,艺术家的身份才可能最终得到确认。
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感到无法把握时,总试图抓住某些东西来支撑那些看似属于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而当我们已成为一个强悍的个体时,往往又急于脱开一切牵绊,努力证明自己就是自己。艺术家同样如此。无论怎样,上海的画家村形态为我们审视艺术家的“身份”提供了一个仍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鲜活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