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阶级联合与共同体之间
——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双重属性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张艳娥
(西安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00)
[摘要]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阶级—共同体”的总体性分析方法揭示了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双重属性，阐述了其中蕴含的“阶级联合”与“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张力关系，阐明了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作为无产阶级彻底革命性与人类解放历程本质同一过程同构的社会形式的根本价值。由革命到执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呈现出以“阶级联合”为主到融入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主的转变过程。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的构成主体不再是单一的“阶级”或“阶级联合”，而是立足于共同体认同的“爱国者”，阶级视角的“劳动者”与共同体视角的“爱国者”被紧密整合在一起。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处于“以民族诉求为主向更多回应人类诉求转变”的新起点上，由中华民族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世界历史意蕴更加凸显，对无产阶级的阶级联合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共同体”思维架构引领统一战线建设，塑造将民族国家诉求与世界历史发展要求一体化的无产阶级“大统战”理念。
[关键词] 无产阶级统一战线；阶级—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阶级性与共同体：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双重属性
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不同的统一战线有不同的质性特征。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是人类政治联盟史上出现的一种崭新的政治同盟，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实现不同时期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团结本阶级各个阶层和政治派别，并同其他阶级、阶层、政党、集团以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一定的共同目标下结成的政治联盟”(1) 任涛等主编：《新编中国统一战线基本教程》，华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具有一般性政治联盟的共性特征，即共同体属性。阶级、阶层、政党、社会团体，乃至民族、国家等各类型的共同体是构成无产阶级统一战线联盟的实体性要素，共同体共利、共识、共情的公共意识是统一战线联盟巩固发展的粘合剂，同时又承担着构建新共同体的功能。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具有自身特殊的质性规定，即无产阶级作为主体和主导的阶级性。无产阶级自身的联合是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而无产阶级政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则是其阶级性的集中体现和要求。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阶级性是其区别于一般性广义政治同盟的根本所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彻底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基础上揭示了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根本价值，回答了为何建立统一战线，怎样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等理论问题。坚持阶级性和共同体属性的内在统一是他们把握问题的基本视角。首先，无产阶级的联合是其实现历史使命的基本条件。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在社会化大生产力量的推动下，人类传统的等级社会基于经济分化而日益向阶级社会转变。理解阶级，是真正理解现代社会的密钥。在法国一些历史学家已有认识的基础上，马克思将阶级理论推向更为本质通透的层次，“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的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1页。 。以阶级分立而形成的立体性社会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的突出特征，通过阶级和阶级斗争来解剖资本主义社会，通过阶级联合来谋求人类解放就成为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和根本结论。“国际无产阶级的联合，是由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国际性质决定的，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国际性，则是由资本统治的国际性质决定的。”(3) 胡传明：《国际无产阶级联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之一》，《江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全世界的无产者只有联合起来，以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利益诉求为契合点，立足社会实践，不断进行社会革命，才能超越资产阶级革命停留于市民社会层次的局限，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其次，立足共同体同时超越和引领共同体的发展。共同体视角是马克思唯物史观走向社会实践的基本切入点。以资本逻辑的产生和发展为主线，马克思将人类社会共同体状态分为自然共同体、抽象共同体和真正共同体三个阶段，而对资本主义抽象共同体的批判和超越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哲学基础。资产阶级革命日益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5页。 。人类社会基于“人对人的依赖”的原始共同体被一种在跨国范围、世界范围内形成的“资产阶级利益联合体”(5) 刘建军、夏蒙：《“阶级利益联合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学术月刊》2018年第9期。 所取代。但资产阶级革命完成的只是在政治上使个体的人获得一种抽象的平等，它所建构的只是一种“虚假的共同体”。这种虚假共同体以货币化、私人化、外在化利益为主导，甚至民族、国家也要服膺于这一利益逻辑的驱使。而真正能超越这一狭隘虚假共同体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2页。 。在早期理论认识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倾向于以无产阶级直接的国际联合来实现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使命；但在晚期的一些论著中，他们则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过渡理论，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的实现需要立足民族国家主体这一认识的充分肯定。
再次，在阶级联合与共同体演进的辩证统一中实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从哲学层面看，统一战线政治同盟是无产阶级扎根社会的必要性与改造社会的长期性的必然要求，是无产阶级彻底的革命性与人类社会解放诉求本质同一、过程同构的具体实现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无产阶级具有一般范畴上的进步性和具体范畴上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在一般性上无产阶级是代表最先进生产力和最彻底革命的阶级，但作为具体的无产阶级，其一切实践活动需要在已有的生产力基础上进行，受到具体文化、具体时代、具体民族、国家甚至所在区域共同体属性的制约。在无产阶级自身联合的同时，他们应立足革命运动的现实条件，为“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4页。 。以有限的共同体为依托，同一切彼时具有积极作用的政党和社会团体联合起来。无产阶级首先需要“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9页。 。同时，全面实现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一分钟也不能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4页。 ，并且“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4页。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两个绝不会”的客观规律表明无产阶级不可能立即、也不可能仅凭自身力量就能完成彻底社会革命的目标，而必须主动地、持续不断地将自身融入到具体的社会共同体之中，融入到各个民族国家的解放和现代化发展之中，在真正解放全人类的过程中使自身得到解放。在这个意义上，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客观的存在状态，而绝不仅仅限于一种政策策略。
当然, 除了上面谈到的这些, 笔者认为, 教师在教学工作中要学会放下老师高高在上的架子, 以一种平等的心态和学生交流.教师不仅要做学生的良师, 而且更要做学生的益友.只有这样, 学生才会信任老师, 喜欢老师, 进而更加喜欢上课。
二、在阶级联合与共同体之间：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演进的内在机理
Pritchard和Morgan以旅游营销宣传册和广告中的语言和意象为研究对象证实，无论是被刻意描绘成被动、性感而有诱惑性的女性化景观，还是彰显主动、原始狂野甚至残酷的男性化景观，都是父权制背景下对异性恋取向男性游客的刻意迎合⑧。具体而言，女性化景观主要通过年轻女人的飘逸长发、柔软肌肤、诱人香味等意象来呈现。此类景观频繁出现在一些海岛的旅游营销广告中。男性化景观则诉诸真理、自由和权力需求，通过描绘原始粗犷的自然风光或恶劣的自然环境，激发男性的勇敢探索和冒险挑战精神，此类景观的典型意象包括北极冻原、高山、狗拉雪橇等。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历史性成就的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承担的复兴中华民族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基础上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两项历史使命具备了内在统一的历史条件，开始处在“以民族诉求为主向以人类诉求为主的转变时期”(14) 余金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诉求与人类诉求》，《理论探讨》2012年第3期。 。这要求中国共产党在立足民族国家共同体诉求的同时，要将视野放大到全球性高度，更好地回应人类性诉求，始终牢记以共产主义的立场观点引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在战略定位和政策策略的运用中，始终坚持阶级性与共同体属性有机统一的原则，任何时候都不可将二者割裂开来。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强调和彰显统一战线中华民族共同体属性的同时，也特别强调和践行坚持党的领导这个基本原则。强调新时期统一战线要始终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其内在双重属性的实践确认。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取向决定了国际统一战线在其阶级使命和战略方略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一直牢记自身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历史使命。从20世纪50年代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70年代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到90年代致力于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一直到21世纪初期关于“和谐世界”的主张，运用社会主义力量引导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真正共同体的历史使命一直贯穿其间。这一使命认识在新时代倡导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中更为系统地展现了出来。
在国家和民族共同体内部，将阶级分析和社会主义因素注入国家民族共同体之中。首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民族国家共同体建构中的价值导向性，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社会主义事业伟大复兴的内在统一中完整把握中国梦的内涵。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研究和发挥其政策作用时，不仅要运用发挥好民族共同体的社会性、文化性价值，也要注重阐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性维度。将爱国与爱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内在统一起来。其次，筑牢统一战线成员对坚持党的领导的理性自觉。无产阶级政党与人类世界历史发展要求相一致的先进性和所承担的人的解放的崇高使命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赋予了坚实而雄厚的道义基础和政治基础。通过不断自我革命而保持的先进性对于其同盟者能产生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使同盟者能够自觉自愿团结聚拢在无产阶级政党周围，同其结成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新型政治共同体，这是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优越于一般性政治同盟的最大优越性所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尽管在一个非常长的历史时期仍然具有基于利益联合的“虚幻共同体”的因素，但其已经深刻地蕴含着走向真正共同体的价值立场和坚定方向。
为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高宝邵伯湖渔管办从2016年起实施“退养还湖”，让“湖区颜值”越来越高，按下了湖区绿色发展的快捷键。
由革命转为执政，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任务功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统一战线阶级斗争属性的显性方法论功能明显下降，而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共同体诉求更具全局影响，共同体思维与统一战线在方法、功能、机制上的内在契合得到了更充分的彰显。同时，执政后无产阶级政党必然要更广泛直接地与其他国家互动交往，参与更多国际事务，统一战线内蕴的国际维度也更加凸显。在民族国家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实现主要载体的背景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阶级性、世界性诉求与民族国家共同体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在一定的条件下，其阶级性诉求的国际主义原则会被民族性、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所淡化遮蔽，有时甚至会发生矛盾冲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工人阶级三个国际组织的更替演变都与民族解放运动和各个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发展密切相关。在“人对物的依赖”阶段，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必须以各民族的平等和发展为基础，必须立足民族国家、社会群体等有限共同体来发挥作用。从长远看，无产阶级取得世界历史性胜利的同时也才是民族压迫真正消灭之时。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在执政条件下应运用其阶级先进性和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主义因素总体上调控民族主义因素的发展，引导其良性发展；同时应尊重并运用好民族认同、爱国意识在凝聚人心、整合力量中的积极作用，不应也不可能取代民族主义的因素。只有“当社会主义不断深入到民族的大众的情感和日常生活中，只有社会主义不断得到民族的大众的情感和日常生活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的认同，作为民族国家制度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才能获得不竭的动力”(13) 叶险明：《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社会主义》，《学术月刊》2012年第3期。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进入了新时期。在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历史任务面前，统一战线的共同体属性得以更集中地阐释和践行。在1979年6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开幕词中，邓小平首次明确使用了“爱国统一战线”的新提法，放弃了沿用多年的“革命统一战线”这个传统名称。由“革命统一战线”发展为“爱国统一战线”，是对统一战线两种属性的位次调序，也是一个基础理论的重大调整，指明了统一战线的主体不再是单一的“阶级”和“阶级联合”，而是立足共同体认同的“爱国者”，阶级分析基础上的“劳动者”与共同体视角中的“爱国者”被紧密整合在一起。在实践中，统一战线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性认识越来越深入人心，在爱国主义旗帜的感召下，各个阶级、阶层、党派、团体被更有力地团结了起来。党的十八大后，中共中央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来更凝练地表达和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构织新时代统一战线的最大同心圆进一步夯实了情感认同和利益认同的基础，民族和国家共同体的建构性作用被更大程度地激发出来。
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中国国情和主要矛盾有了正确的认识，初步提出和形成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正确思想认识。土地革命时期由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曾一度拘泥于阶级联合“工农统一战线”的狭隘思维搞关门主义。抗日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政策和策略引导下，形成了中国近代以来空前未有的民族大团结局面，为抗日战争伟大胜利提供了根本保证。通过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全民族抗战，中共主动接纳“中华民族”符号，适时对一些狭隘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批判，将“中华民族”概念提升到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高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立足国际资本扩张导致民族冲突升级和旧中国本身的阶级冲突交织的历史背景，很好地包容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共同体诉求。这一过程可以看作是“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过程”和积极主动的“民族话语叙事的开端”(11) 张淑娟：《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形塑与修正——以中国共产党为例》，《广西民族研究》2018年第3期。 。正如毛泽东所说：“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这样便把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了。”(12)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9页。
三、“阶级—共同体”视角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理路
(一)重塑“阶级—共同体”的思维架构
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新帝国主义阶段”，马克思曾经在理论上预判的资产阶级在跨国范围的利益联合已经成为事实，两大阶级间的斗争也逐渐呈现为全球无产阶级反抗全球联合资产阶级的统治与剥削的运动。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对抗和矛盾更为隐蔽和复杂。全球性的生态灾难、国际间的地区冲突以及其中涉及的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对抗冲突，夹杂着国家间利益关系博弈的同时，更体现着阶级之间复杂的斗争。沃勒斯坦等学者认为，作为全球性存在的资本主义的根本结构特征是“一种新的国际分工”，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通过分工转包等形式，使不同国家和地区皆成为“一体化”产品链上的一环，形成一种“中心—边缘”结构。深度全球化的发展把人类社会利益的共同性提升到了最高层次，我们既不能无视民族国家作为推进世界历史发展主要载体的事实，一味放大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作用；也不能仅局限于民族国家范围内思考问题，无视现阶段“共同体仍具有虚幻性”的事实，放弃对世界历史发展批判性的建构使命。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实现基础日益巩固、科学价值日益彰显的今天，重塑马克思主义“阶级—共同体”的总体分析思维非常必要。阶级维度和共同体维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同构的基本思路不应再是渐次性或板块化的，而应该是嵌入式的，即把阶级分析(包括阶级分析方法、阶级斗争观点、阶级立场等)嵌入到以共同体为基础单位的社会革命实践进程之中去。
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在与东方民族国家建构和现代化发展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其内在的阶级性与共同体属性更直接地表现为社会主义运动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间的矛盾张力关系。考察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我们会发现，其发展脉络呈现出从以阶级性导向为主到融入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主的转变过程。
(二)将阶级分析嵌入共同体的两个层面之中
在目前空中交通管理主要采用雷达管制的模式下，雷达数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管制员通过雷达相关的设备，发射询问信号且通过接受目标的信号来获得目标的信息。在空管系统中雷达数据所具有的数据处理模块为核心，需要获取目标飞机的航迹信息、飞行时间等等重要数据，因此，雷达数据必须要具有实时性、可靠性和完备性等重要特点。
在国际领域，有针对性地发挥阶级联合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进程中的补益作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既包含中国传统“和合”价值的文化底蕴，更蕴含共产主义的坚定导向，是走出由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掠夺而导致的人类生存发展风险、走出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虚幻共同体、迈向人类社会真正共同体的必要环节和必由之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无产阶级联合不是取代关系，而是嵌入互补关系。尽管在深度全球化的条件下，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性质越来越凸显，但是这一趋势与现代社会人群社会关系的阶级分化趋势是同时存在的。当今时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只是变换了表现的形式，其阶级对立的实质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伴随着全球资本联合的加强，无产阶级联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不但没有被吞噬反而在扩张。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绝不是谋求以‘阶级的平等’为核心的改良化的资产阶级共同体，而是实现以‘消灭阶级’为目标的革命性的无产阶级共同体”(15) 亓光、许佳：《论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与阶级斗争理论的内在关系》，《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
(三)在“阶级—共同体”视域中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进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是介于无产阶级国际联合和真正共同体之间的一种理念，是立足民族国家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实际载体的现实而形成的可操作性方案。运用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阶级—共同体”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我们对自身的战略定位、政策方略形成一个较为清醒和清晰的判断。
不应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口号，而是将其作为内在的价值诉求，嵌入民族国家主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去。现实可行的做法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身发展增强制度吸引力，在国际场合以实际行动彰显平等公正、和平发展、共建共享等先进理念，扩大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感召力和感染力。在一个较长历史时期内，不以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和社会主义制度形态在世界范围的实现作为直接目标，而要注重加强同健康、理性、开放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实体的联盟。联合由以全世界劳工大众和被压迫人民为主转向一切维护世界和平进步的力量；由以无产阶级党际关系为重点转变为在遵循国际关系一般准则前提下重点发展民族国家间关系；由侧重制度和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外交为主转向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内容的全面外交；把关照重点放在反对资本逻辑主宰下的各种霸权主义的斗争和维护世界和平和共同发展上，同时积极支持世界社会主义的多样性发展。立足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立场和现实基础，以推动“全球问题”的解决为己任，不断增强社会主义中国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一个完整的国际主义战略思想，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两种制度形态的竞争博弈之中，社会主义国家应该首先关注发展中国家所需，为各民族国家的平等权利而尽到国际主义义务。唯其如此，社会主义事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才不会是一厢情愿和空中楼阁。
相较于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西方霸权主义和强权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内在地包含着新型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全球治理观及绿色发展观等内容丰富内涵深刻的逻辑层次，更能代表当代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诉求，昭示着社会主义的文明价值导向。人类历史迄今尚未跃出阶级社会，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立足现实社会主义的新全球化方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广泛的世界转型战略，是一个指南针，可以指导共产党、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者和进步力量的行动。”(16) [意]安德烈·卡托内：《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国际主义》，《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12期。 在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要处理好层次不一、类型多样的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关系，特别要理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克服和化解多层面的“共同体团结悖论”。在部分与整体、基础与延伸的纵深中挖掘和传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世界发展提供的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整体把握阶级联合的“破”与共同体的“立”之间的矛盾张力，始终将民族运动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解放运动的一部分来认识，在阶级分析语境中引领真正共同体的不断生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在马克思主义“阶级—共同体”视域中把握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双重属性，塑造将民族国家诉求与世界历史发展要求一体化的无产阶级“大统战”理念非常必要。
收稿日期： 2019-06-06
作者简介： 张艳娥，法学博士，西安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陕西省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心副主任。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定型的内在逻辑研究”(项目编号：16XKS007)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145[2019]11-0051-05
(责任编辑：周文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