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日本与德国崛起成败比较：一种国际政治社会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日本论文,社会学论文,成败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095（2006）02 —0019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方法
1.问题的提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国际格局几经重组，大国兴衰此起彼伏。二战中战胜国美英法中俄继续维持了原有的国际地位，战败国中的德国与日本却出现了巨大的反差。德国在近半个世纪的分裂之后，重新走上了大国崛起的道路，并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成为欧洲联盟的核心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日本则不然，它虽然与德国一样曾经在19、20世纪之交是地区性大国，都有在20世纪面临着世界性经济危机，并在军国主义传统的影响下，走上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经历了向世界大国目标跨进的惨败历史，在战后受到美国的扶持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而且在重大战略问题上采取了与美国步调一致的做法，但是，日本却未能像德国一样成为地区一体化的权力中心和精神领袖。
日本崛起的失败或者挫折，有着多方面的原因。这些原因不能简单地从日本战前历史上的军国主义去寻找，因为德国本身也是极富军国主义传统的国家；也不能从物质主义的战略追求模式上寻找，因为威廉二世德国以及后来的希特勒德国的崛起失败都是物质性成长的经典例子。而二战结束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日本与德国分别成长为世界第二和第三世界大国。更不能简单地从美国等大国的外来支持和冷战国际环境去寻找，因为美国不但是日本而且也是德国战后经济复兴的坚定支持者，而且这两个国家都处在美苏对抗和冷战格局的最前线。我们认为，对战后德日两国崛起结果的正确分析，要把重点放在二战后德国与日本的崛起与非物质成长方面。
2.研究方法
德国与日本在战后大国成长中迥然不同的命运，其实反映了两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不同地位，或者说国际形象塑造方面的重大差异。这涉及大国成长与国际社会关系的问题。研究这种问题较为合适的一个切入点是国际政治社会学。
国际政治社会学（IPS）是一门古老而新兴的学科， 说它古老是因为早在近代国际社会诞生前后，就出现了类似于格劳秀斯重视国际规范从而更好地实现世界和平的天才主张。说它新兴，正是因为冷战的和平结束以及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论贡献才使它以一个独立的形象跃出学科发展的地平线上。其实中国学者对于IPS 并不陌生，我国学者已在国际政治社会学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研究成果已涉及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国际关系中的思想意识研究、国际文化研究、英国学派研究、国际关系社会学方法研究、全球市民社会研究、跨国利益集团研究、全球社会研究、国际（或全球）治理研究、国际制度研究、国际合法性研究、国际关系的实践本体论，等等。我们认为，国际政治社会学应该作为一个基本的国际关系学科和一个基本的研究方法应用到中国外交政策与大战略研究上来。国际政治社会学有着西方学界长期积累的影子，但作为一个学科应该是价值中立的，它是英国学派研究的中国化以及社会建构主义研究的中国化的结果之一，我们应该像承认国际政治经济学那样承认国际政治社会学对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意义。
大国成长具有两重性，即物质性与社会性①。国家是人的集合体，是一种社会形式。人既具有生物性又具有社会性，人的成长是生物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体。生物性是人生存的基础，社会性则是人发展的归宿。国家的生物性或者物质性较“作为个体的人”程度更深，但国家也有其理想和社会归宿，国家成长的过程同样受制于道德与法律的力量。国家社会化的过程，就是这个民族国家接受主权国际社会的基本规范与法律准则的过程，也就是国际政治文化内化的过程。大国的社会性成长是指大国的发展必须以主流的国际规范、国际法等国际政治文化为依据，从维持和建立反映时代要求的世界秩序为出发点，将履行国际规范与国际责任界定为国家重要利益，运用合法的国际交往手段谋取综合国力，建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与国际威望，进而成长为国际社会主要成员的过程。大国的社会性成长的对立面是自然性成长、物质性成长和非法性掠夺。
以国际政治社会学的方法视之，20世纪德国与日本的大国成长，均经历了一战后的社会性成长的辉煌，二战时期物质性成长的惨败，以及二战后重新启动的物质性成长与社会性成长几个阶段。不同的是，德国在物质性成长惨败之后，走上了一条较为实在的社会性成长道路。
二、一战以来德国与日本均一度显示过较强的国际社会化能力
我们将德日两国大国成长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比较的研究起点假定在一战。一战之前，德国曾经是欧洲国际体系的核心国家之一，在俾斯麦治下成了“和平体系”的中心区域。威廉二世德国走上了放弃战略克制、追求对外扩张的道路。一战的惨败以及魏玛共和国的建立，使得德国的物质性成长速度缓解下来，重新进入了社会性成长的轨道。魏玛宪法、杨格计划、道威斯计划等制度建设与国际安排，推动德国成为一个“国际社会所希望的德国”。若非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以及国内强烈的复仇情绪对德国社会性成长的致命冲击，德国的国际社会化进程也许会给世界带来和平而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
一战之后，日本成为国际联盟的常任理事国，也显示了较强的国际社会化能力。日本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期，仅半个世纪就能迅速成长为一个大国，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除了因为日本的主要邻国中国与朝鲜都处于封建社会的后期，国力日益衰微之外，日本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日本比较迅速地实现了初级国际社会化。
之所以说日本迅速社会化，是因为日本至少从工具理性上迅速地接受了较大部分的国际社会规则，而且在“脱亚入欧”方面行动十分坚决。例如明治维新时期的政府在成立短短4年后，就把政府中的核心人物派往欧美12 个最强大的国家长达两年之久，学习这些国家的政治、法律与社会经验，成功地推动现代化政策[1](P25—26)。之所以用初级，是因为日本未能将国际政治文化内化为自觉的外交实践，相反，日本可能更多地学到了其外在，这与社会化时间较短、军国主义根深蒂固、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有较大差异等因素有关。日本在社会化过程中的不彻底性与复杂性，导致了其最后站到了国际社会的对立面。
为了说明日本较强的国际社会化能力，我们把它与同一时期的中国相比较。我们把比较的时间锁定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历史表明，这段区间内，日本比中国更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实现国际社会化，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日本领土面积小，为单一民族，更容易对外来的威胁表示敏感，而中国始终有一种强烈的文化优越主义。国际政治文化的融入过程，其实就是一种国际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与合作过程，中国文化民族主义某种程度上相当时期内影响了国际文化的融入；二是因为中国社会的顶端精英是文官，对于西方的技术与武器的引进并不重视，这是东西方关于器道之辩的问题，中国统治层重道而轻器，而日本社会的顶端精英则为武士阶层，它们重视武器的更新换代，对国家安全威胁意识强烈，容易迅速接受西方的军事技术与技术文化；三是日本人的学习意识比中国人要强大得多，这可能与民族的特质以及日本生存的历史有关；四是地理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远远小于中国，而且市场潜力较小，日本就把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目标从日本引向了中国，这样日本就减轻了自身承受的国际压力，也给了日本迅速崛起的时间差，而且从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失误汲取教训，更好地服务于日本的崛起之道。[2](P196—198) 这主要发生在日本20世纪20年代之前，在后来的年代里，日本社会中那些不适合于国际政治文化社会化的特征一再强烈地显示出来，成为日本大国成长道路上的重要障碍。
如果我们以18、19世纪的标准，日本以现有的社会性成长战略也许早已成功地获得大国应有的地位。日本在战后60年里，完全采取了追随美国的政策，差不多到了失去自我战略的程度。日本不但没有改变世界秩序，而且几乎完全融入到了以美国为首的各类国际秩序安排之中了。日本清醒的政治家认识到战争的残酷性，也认识到日本重新崛起的希望不在于重拾军国主义道路，而在于走一条适应世界政治文明发展潮流的新路子。日本承认了战争的失败，解散了军队，废除了天皇制，建立了新的宪法，这显然是大国社会性成长的方向。新宪法第九条誓词中强调：“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日本制订这样的宪法固然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但是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日本对于过去的反思与未来国家间政治的认识。日本这么做，顺应了历史的潮流，而且走在了国际社会的前头，用日本政治家的话说，“它预见到第九条在热核武器时代的新意义，毋宁说是把国际社会中的先锋使命托付给了日本。”[3](P731) 接着，日本像德国一样奉行一边倒的政策，追随美国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展开冷战。日本与各大国缔结和约，并主要通过与苏联恢复邦交而加入了联合国，回到了国际社会。日本在埋头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继续推行“脱亚入欧”的总方针，加入西方七国集团。日本在战后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数额巨大的经济援助，向某些在二战受到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进行了赔偿；日本“脱亚入欧”，加入了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机制和大国俱乐部，在世界经济体制方面居于重要地位；日本完成了现代民主制度的转型，还从缓解美元压力出发于1985年签署了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并为此陷入了长期的经济不景气；冷战结束后，日本在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中都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支持美国以及国际社会的军事行动，并在国际维和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支持……总之，如果说日本完全是“经济动物”、毫无社会性成长的战略考虑，是不公正的。
从历史上看，日本越来越重视国际社会化。中曾根之前，日本政府基本上采取了低姿态介入国际事务的对外方针，类似于美国历史上的孤立主义和中国在20世纪80、90年代的“韬光养晦”战略，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复苏与经济增长，企图以新时代的经济扩张代替过去的领土扩张，这一时期我们可以称之为吉田主义时期，该时期日本的国家成长以经济成长为核心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经济大国地位的确定，日本开始向“政治大国”迈进。冷战结束以后，日本积极参加国际维持和平行动、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世界反恐体制，希望成为一个具有大国潜质的东亚强国。日本重新崛起的总方向，符合大国社会性成长的逻辑。
三、日本的“成长失败”在于物质性成长与社会性成长的失衡
日本虽然在20世纪特别是二次大战后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国际社会化方面，为什么却在国际形象方面远远落后于德国呢？这里需要引入“物质性成长与社会性成长需要动态和相对的平衡”的理论假定。既然任何大国的成长都具备两重性，那么，大国的成功成长需要在物质性成长与社会性成长之间建立一种动态和相对的平衡。在国际社会初期或者大国建设之初，国家发展的物质性追求以较大的比例高于社会性成长，是可以理解，符合国际政治社会化的历史规律。但是，即便如此，也不能追求单纯性的物质性成长。随着国际政治社会化的不断发展，国际社会对于大国成长的要求越来越高，大国成长就越体现为社会性成长。到了二战结束以后的经济相互依赖时代，更需要维持物质性成长与社会性成长的平衡。
日本一度为自己强大的物质力量自豪过。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巩固了其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地位，并且在很多方面超过美国。日本的经济成就应该说是世界性的。据统计，1989年日本对外投资额达675亿美元， 为世界第一大资本输出国；日本的GNP也是只有美国才能与之媲美，1990年为3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亚洲四小龙、东盟六国总和的三倍，约占美国的55％，占世界总GNP量的14％；人均GNP为2.5万美元，超美国居世界第一。[4](P60) 日本也为自己积极参加国际社会的不少联合行动而满怀信心，日本在海湾战争中，积极参加行动，投入了130亿美元的巨额支持。但是，日本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最后未得到国际社会的“回报”，目前，日本战略界与知识界已经从德国的成功与本国的失败中汲取了教训，开始了深刻的反思。日本申请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遭到广泛的抵制，再一次说明，日本还未被国际社会认可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
日本关于“政治大国”的努力未获主流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原因很多，首先是日本与德国相比，日本在大国形象建构方面失分太多，在战后经济赔偿、历史反思等方面有天壤之别。日本在对亚洲各国的赔偿中，往往“狡猾地利用这些国家经济和政治上的窘境，迫使它们实行妥协，并没有给予充分的赔偿，这一点与西德的情况大不相同。西德对受到纳粹迫害的许许多多的人，实行了大规模的赔偿，其中包括对于受到纳粹杀害的个人及幸存者的赔偿，而且还从联合国接受对纳粹罪犯的起诉权，举行了公正的审判。”[5](P876) 日本的这种做法反映了日本对于历史的不尊重，也是对于国际社会的不尊重。据统计，“《旧金山和约》签署后，日本开始与亚洲部分国家进行‘战后处理’谈判。缅甸、印尼、菲律宾分别提出了25亿美元、170亿美元和80亿美元的赔偿要求。日本对此一再折扣，最终从1955年12月起仅对东南亚四国缅、菲、印尼、南越支付了战争赔偿10.12亿美元。”[6](P218) 另外要指出的是，日本仅是对部分国家政府进行了赔偿，而没有对原殖民地和亚洲的战争受害者个人进行赔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于1950年、1956年先后制订了《联邦援护法》、《联邦补偿法》，先后对战争牺牲者特别是犹太人，无论是平民还是军人都进行了补偿，从战后到2030年，预计支付补偿基金1200亿马克。为了确保战争受害者的权益，德国于2000年7 月还设立了“‘记忆’责任‘未来’基金”。[1](P250) 这都说明，战后在社会性成长方面，日本不及德国。
二是日本对国际社会的看法有较强烈的功利主义与机会主义的色彩。战后历史多次表明，只要有利于日本国家利益的国际事变，只要美国全力主张的，日本就坚决地支持并加以利用，用之最高者为修改“和平宪法”，而在关乎国际社会公益如环境保护方面（如京都议定书）不甚积极，在国际海洋法签署、亚洲经济危机等重大问题上缺乏一种大国责任。
三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倾向还是时隐时现，它削弱了国际社会对它的和平主义外交的看法，日本在朝鲜核危机、日韩冲突、中日石油冲突、台湾问题、南沙问题、马六甲海峡问题上通过加强日美同盟而复活其安全影响与军事实力的做法，引起了亚洲国际社会的警惕与反感。
四是日本对过去侵略的历史没有深刻地反思，未能在历史问题方面与邻国求同存异，达成谅解，增进互信，反而影响了亚洲国际社会对日本的认同感，日本不可能在缺乏地区性国际社会支持的情况下迈进大国行列。这次日本“入常”面临的种种阻力，不是一个纯粹的日本对世界经济贡献多大的问题，而是一个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和认同问题。日本战后半个世纪以来所作所为，若置于19世纪或者20世纪初，可能会促进其社会性成长。然而，时过境迁，在全球化时代国际深度相互依赖的情势下，国际社会对大国成长的社会性要求日益增高。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不仅要尽量做到使自己的国力增长与国际行动符合国际法与国际规范，而且还要形成良好的国际形象，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与尊重。德国向世界提供了一个后起大国在重新崛起的过程中应该具备的理想模式，而日本毕竟离这个理想的模式尚有较大的距离。只要这个距离不被超越，日本的“政治”崛起就是一项未竟的事业。
回顾过去，日本在过去的两个世纪内的崛起经验表明，当日本的物质性追求与社会性成长同步而行，既重视日本的硬国力发展又重视日本的软力量发展，既加强国家经济成长又尊重国际法律与国际社会利益时，往往能够顺势而上，迅速崛起为东亚大国，日本的“脱亚入欧”、“修约外交”、参加一次大战、加入国际联盟、缔建华盛顿国际秩序，曾经是社会性成长的杰作；而当日本不顾国际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置国际秩序与国际现状于不屑，过分追求领土、经济成长、市场与资源时，盲目依赖不正义的武力时，日本的成长就会引起国际社会的担心、恐惧与制裁，从而丧失物质性成长的成果，走向综合国力的衰败。放眼未来，日本成长为世界“政治大国”能否成功，不是完全取决于日本的政治愿望、经济与军事实力，也不完全取决于美国希望日本适当崛起分担其东亚安全责任的战略盘算，而主要取决于日本的国际行动能否取得国际社会特别是东亚国际社会各国的认同与理解。目前，日本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最大阻力，正如日本大国成长的所有理想一样，取决于其社会性成长的前途。
四、德国的成功在于战后大国崛起中社会性成长的“软门槛”大为提高
二战德国与日本在社会性成长方面的差异是很明显的：德国成为欧洲联盟的公认领袖，而日本却没有成为东亚一体化的轴心；德国在获得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方面没有遇到世界性的反对浪潮，而日本则成为不少国家的众矢之的；德国与它的邻国法国、俄国、英国早已结束了冷战状态、发展了战略伙伴关系，而且实现了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体化，而日本却与它的主要邻国朝鲜（因历史问题）、韩国（因历史与主权问题）、俄国（因北方四岛等问题）、中国（因历史与能源等问题）处于一种冷战状态；德国参加了没有联合国授权的科索沃战争，却依然得到欧洲以及国际社会的赞赏，而日本虽然出巨资支持具有绝对意义上的合法性战争海湾战争，却没有看到国际社会的好评。德国基本上成功崛起了，而日本的崛起处于严重受挫状态。两个国家，两种成长结局，一方面说明了德国在社会性成长方面做得比日本好得多，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国际社会发展新时期大国社会性成长的“软门槛”高了。
国际社会在目前发展的新时期，要求一个大国不仅要做到合秩序性发展、合法性战争，还要具有良好的国际形象，大国形象在社会性成长模式结构中的分量越来越大了。在17世纪，法国的国际形象不是最好，但是由于它的合秩序性发展与合法性战争两个标准的达标，它照样可以成长为大国。18、19世纪，英国、俄国与德国也有类似的现象，虽然这些国家都十分注重国际形象建设，但最令它们受益的还是它们摆正了与世界秩序的关系，而且在合法性战争方面有较好的表现。到了国际社会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即美国崛起大部分时间所处的时期，大国形象在社会性成长模式中的分量陡然上升了，虽然美国在合法性战争方面甚至在合秩序性发展方面也许没有俄国、德国那么显著，但是，美国在大国形象方面做得较为出色，特别在现代身份方面将自身装扮成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典范，成为新兴的亚非拉资本主义国家竞相仿效的对象；美国曾经成功地帮助化解了至少9场国际危机， 获得了国际治理方面的良好声誉；美国提出了一系列国际政治文化与世界政治文明的认同体系，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价值观念模板；美国的移民吸引力成为大国崛起史上的独一无二的景观，反映了美国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在世界各国人民心中的诱人形象；美国在美洲前途与美国外交转折的关键时期提出了敢于与欧洲列强对抗的“门罗主义”，显示了美国作为大国的强大的战略意志；美国大战略中的国际主义与理想主义特质推动着美国在20世纪不断地介入国际事务，并且（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初期以及多个国际危机管理中）发挥着美国的特殊国际责任。美国凭藉自身的特质，适应不断增长的国际社会要求，一跃成为新型的大国，创新出一种社会性成长的新模式，突出了大国形象在社会性成长进程中的作用，同样也提高了社会性成长关于大国形象的门槛。
在大国形象的“软门槛”之前，德国与日本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战略。在现代身份方面，德国人进行了彻底的民主改革，而日本却保留了天皇制；在有效治理方面，德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实行了新东方政策，开辟了东西方缓和的道路，并且在80年代末实现了德国统一的重大战略进展，在欧洲率先结束了冷战，动摇了两极体系的根基，而日本既没有解决自身的国土分裂问题，也没有推动周边国际环境的缓和，反而造成了“冷战后的冷战”；在战略意志方面，德国在两极格局下，敢于领风气之先，创造东方缓和的条件，而且在德国统一的问题上与美苏较量，在欧盟发展问题以及欧盟的对外政策方面，发出了不同于美国的声音，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与美国叫板，推动了冷战之后多极化的发展。反观日本，完全执行了一条依附战略，“对美国说不”只是日本民间在经济领域的一声小怒罢了，日本60年来对美国亦步亦趋、俯首称是的战略，使日本成为一个缺乏战略意志的国家，极大地损害了日本的大国形象；在特殊责任方面，德国在推动欧洲一体化方面，牺牲了一部分的国家利益，对于欧洲国际利益的实现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向亚非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等方面也发挥了作用，而日本虽然在经济援助和战争赔偿上有一定的措施，但总是限制太多，而且民族自私的外交文化暴露无遗；在世界贡献方面，德国统一揭开了终结两极格局和冷战时代的序幕，以德国为轴心的欧盟道路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可能预示着世界政治新时代的到来，而日本在国际政治意义上并没有对国际社会作出什么贡献，反而在东亚政治中有时表现出回归冷战时代的意向。最后，德国在军事建设与国际维持和平方面，一直采取了低姿态，不主动提出恢复战争权和军队建设方面的主张，而日本恰恰相反，不顾东亚有关国家的历史感情，利用各种时机修改“和平宪法”，突破国际社会对于日本军费比例的限制，通过美日同盟来恢复日本军队在国际政治中的活动空间。因此，从大国形象建设的方方面面来看，德国的成功与日本的失败就不足为怪了。
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已经认识到德日崛起反差的含义，目前正在进行举国范围的反思。比如，1990年梅原猛在“面向21世纪思考应当争取的社会恳谈会”上提交了《“日本的形象”是什么？》的论文②；日本学者浅井基文把日本的形象失败视为一场外交危机，提出了一种和平主义的大国形象观，即日本要想在国际社会中占据负责任的地位，日本外交不仅要从原则上否定权力政治，而且要运用日本宪法的和平主义理念处理国际关系。另一位著名政治家川中子真也在《“成熟的国家”和“未成熟的国家”——日本未来的两个选择》一文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1990年8月以后的海湾危机迫使日本必须同时对与中东的关系、与美国的关系、与联合国的关系、与世界的关系进行思考，对战后45年间的生存方式进行反思，谋求发挥相应的作用，发展作为一个‘成熟国家’的作用”，而日本要处理这些关系的中心议题就是重新确定日本的社会性成长大战略（见表1）。[4](P55—59) 我们从表1中可以看出，日本战略界关于未来外交方向的三种主要模式，都属于社会性成长的范畴，这说明日本的大国崛起道路总体上正在接近历史规律的方向，但能否像目前的德国那样获得理想中的成功，还要看它在未来国际社会特别是东亚社会互动过程中的形象塑造水平。
表1 冷战结束以后日本迈向“政治大国”的三种社会性成长模式[7](P422 —426)
模式“普通国家”模式 “民生大国”模式 中间模式
作者 小泽一郎船桥洋一 河合隼雄
文
《日本改造计 《日本战略宣 《“21世纪的日本”
本划》 言——以民生恳谈会最终报告》
大国为目标》
理 第一，对于国际 “既是现实主义各国互相建立多边
论 社会所理所应者，又是理想主
的伙伴关系是冷战
立 当的事情，一定 义者”，“必须拥 后的正常态势。任
场 要尽责去做；第 有理念和力量，
何大国，只有在国际
二，对于地球环 必须提出战
和平与自由的国际
境保护等人类略，”在和平、发 经济秩序中才能维
共同课题，要尽 展、人权和环保
持本国生存与繁荣。
力合作。等领域发挥强
大的指导能力。
战 经济援助已做主张入亚入欧，
要成为国际社会化
略 得不错，现在需 实行“太平洋全
的国家，在保持世界
理 要“为国际安全 球主义”，把日
交往中成长，参与国
念 作贡献”。 本的经济力量 际事务的同时重建
发展成为“全球
国家。要建立多层
性民主大国”。
次的外交。
具 要突破“和平宪 坚持日美同盟 继续发挥与美国同
体 法”的限制，获 的同时，改变过
盟的实质性作用的
战 得对外合法性度“贴近美国外
同时，把战略重心放
略 战争的国际社交”，以多边主
在与近邻国家建立
会与国内社会义、日美欧三极
成熟的互利关系上，
支持。 合作以及地区 同时，“必须以联合
多边主义为战 国为主支持和加强
略重点，清算日
各种公约等全球性
本历史，取得亚
的国际安全保障体
洲信任。 系”。
注释：
① 从严格意义上讲，社会性的对立面是非社会性，但从类似于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的对比意义上讲，国家在国际社会的追求行动模式不妨称为社会性与物质性，物质性基本上代表了国家成长的非社会性。物质性不仅包括国家对于领土、资源、海洋、市场、军事力量、科技力量等物质文明的追求，还包括了对国际关系上的物质性、本能性的反映模式。而本书中所讲的社会性与社会化相联系，逆社会化只是作为潜在的社会规则生成的角度上讲它与社会性的联系的。某种程度上讲，逆社会化是非社会性的一种表现。
② 梅原猛指出：“今后将面临21世纪，日本将进一步卷入国际化的浪潮之中。作为我们生活在现代的人的责任，不能不诊断一下日本的社会与文化的现状，亲自探索一下为能长远完美地生活下去的变革的处方和新的价值观，不能不思考今后对国际社会可能作出的与我们国家相称的什么样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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