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地区主义”与东亚发展模式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主义论文,模式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4.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03)04-0052-05
一、“新地区主义”在东亚的兴起
地区主义的全球发展是战后世界政治经济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联合国框架下地区组织的作用确立了地区主义国际地位的合法性，推动了地区组织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发展以及地区意识的形成。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全球化迅猛发展，欧洲一体化不断深入，冷战格局在东欧巨变、前苏联解体之后和平消解，曾经处于冷战格局掩盖下的地区认同在后冷战时代复活，导致了新一波地区主义发展浪潮。
“新地区主义(newregionalism)”最早由Palmer提出。[1]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出发，关于“新地区主义”的界定也各不相同。一种基本获得广泛认同的看法是，“新地区主义”可以界定为一种多层次的一体化战略，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层面，其深远目标是建立以地区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系或安全联盟。
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同，战后的东亚经济格局长期保持着多边主义传统，在世界40个主要经济体中，只有日本、中国、韩国和中国台湾没有参与缔结任何自由贸易协定(FTA)。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新地区主义”在东亚逐渐兴起，一批双边贸易协定进入研究、磋商阶段，有的已经达成协定。2002年日本与新加坡签订了“日本—新加坡新时代经济合作协议”，同时还在磋商、研究或是考虑的双边FTA对象包括韩国、智利、加拿大等。韩国也与智利就签署FTA进行了磋商，其他进入研究阶段的对象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墨西哥等。新加坡和新西兰于2000年11月建立以FTA为基础的“紧密经济伙伴关系”。日、韩、新等国的FTA动向已体现出东亚的双边主义趋势，其他东亚国家也可能受到其影响。
与此同时，东亚的多边协定也处于磋商和研究阶段。2000年11月东盟和澳新紧密经济关系协议成员探讨了两个自由贸易区之间的联系；一个囊括中、日、韩的东北亚自由贸易区(NEAFTA)也已列入议事日程，三国研究机构合作探讨在东北亚建立FTA的可行性。在2001年11月的APT（注：东盟10国与东北亚3国（中、日、韩）领导人的定期会晤，一般简称"10+3"，APT来自于西方评论。）峰会上，中国和东盟宣布双方决定在十年内建立FTA，韩国在2001年的APT峰会上倡议建立的“东亚经济共同体(East Asianeconomic Community)”与EAFTA相近。
从某种程度上看，最近在东亚出现的地区主义并不全“新”，因为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早在十年前就倡议建立“东亚经济集团(East Asian Economic Group,EAEG)”。EAEG最终并没有付诸实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坚决反对的结果。
“新地区主义”在东亚的发展具有一个显著特点，即金融方面的进展要快于贸易方面。例如，1997年11月建立的“马尼拉框架(Manila Framework)”致力于通过地区合作实现本地区的金融稳定，确立了多方面的合作机制，包括建立地区预警机制、合作改善金融结构、强化监督以及设立合作融资安排。2000年5月APT财长会议通过“清迈倡议(Chiang MaiInitiative)”，主要内容是增加东盟原有货币互换机制的资金规模，并在ATP范围内建立双边货币互换网，以帮助成员国解决短期国际收支问题及稳定金融市场。2000年11月的APT年度峰会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关于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sian Monetary Fund,AMF)”和“共同货币篮(common currency baskets)”的讨论也一直在进行。香港和菲律宾倡议创立亚洲货币单位(Asian Currency Unit,ACU)。关于“亚洲重建与开发银行(Asi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和“亚洲国际结算银行(Asian BIS,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的讨论也在进行。
在1999年APT峰会上，韩国倡议设立“东亚合作展望小组(East Asia Vision Group,EAVP)，作为探索建立地区合作机制可行性的第一步。这个小组讨论如何推动APT发展成为地区合作论坛，以及东亚对短期资本流动的共同监督和早期预警机制。这个小组最近提议建立“东亚货币基金(East Asian Monetary Fund)”和地区汇率合作机制，长远目标是建立共同货币区，2002年11月日本也在APT峰会上提出了关于建立东北亚开发银行(Northeast Asia DevelopmentBank,NEADB)的五点建议。
尽管取得实际的成果尚需时日，最近在东亚兴起的“新地区主义”依然代表了对东亚持久的多边主义传统的突破。关键的问题是：东亚为什么要改变传统的行动方针，转而热衷于区域经济合作？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是经常被提及的：
一是WTO框架内自由化进程放缓，特别是1999年WTO新一轮多边谈判在西雅图失败，表明全面推进多边自由化的困难。再加上美国及欧盟在WTO内拥有较发展中国家强大得多的谈判能力，而各自的议程往往截然不同，相应的，WTO多边谈判的议题越来越倾向于环境、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竞争政策而不是关税，这更反映欧美而不是东亚国家的利益。
二是欧盟的不断扩张以及日益高涨的延伸自由贸易协定的泛美运动。1986年签订的“欧洲单一法案”提出单一市场计划，明确“欧洲经济与货币同盟(EMU)”为其发展目标，按计划在20世纪90年代分阶段推进，2002年7月1日起欧元成为EMU国家内唯一法定货币。在美洲，1994年12月美国迈阿密美洲峰会发表“原则宣言”，决定“立刻展开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构，逐步消除对于贸易及投资的关税与非关税障碍。同时，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最迟必须于2005年完成，并于本世纪结束前就前述目标达成具体的进展。”1998年4月在智利圣地亚哥召开的美洲峰会正式宣布依据谈判原则、目标、架构、方式等所达成的决议，展开为期七年的谈判。显然，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导致RTA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激增，“新地区主义”在东亚的兴起也是对此潮流的适应性反映。
三是东亚金融危机，显示了危机传染的风险。金融危机的传染机制从理论上分为三种：贸易传染、金融传染和预期传染，三者在危机传染过程中是同时发生作用的，其中预期传染的作用日益显现，表现投资者将东亚视为“一个单一市场”。[2]该因素可以解释当前两个因素导致的潜在改变已经发生，“新地区主义”何以在近年来兴起。正如Feinberg评论的那样，危机后东亚普遍对美国和IMF感到失望，因而转向寻求强化自身力量，以应对全球市场的剧烈震荡。[3]
二、东亚发展模式(EADM)的变革设想
“新地区主义”在东亚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经历金融危机之后，东亚经济体迫切需要推进EADM变革与创新，以重返持续、稳定、快速的经济增长轨道。在探讨二者关联之前，首先对新旧EADM所面临的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作一比较（见表1）：
表1：新旧EADM的基本内容
在“内部条件”方面，最主要的变化在于东亚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已今非昔比。旧EADM的起点是国民收入和人均收入居低水平的“经济后发状态”，经过一段快速的追赶，实现实际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长。Gerschenkron认为只有进行制度创新和控制资本市场，采取彻底激进的手段促进发展，经济后发国家才有可能启动进入快速增长阶段。[4]除香港外，大多数东亚经济体维持与实现快速追赶式增长的发展战略相当吻合Gerschenkron的观点。“经济后发状态”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另一特点是人口统计学指标往往会随经济发展发生重大的改变，生育率及死亡率均会下降很多，同时人口减少的趋势开始加快，这就导致工作年龄人口的比例上升，[5]这种情形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至90年代早期的许多东亚经济体都出现过。反观今日的东亚经济体，显然大部分已不能再被称为“欠发达”，更准确地描述应当是“正在成熟的经济”。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而获得的增长红利当然不大可能继续存在，东亚民众良好的工作伦理仍然是宝贵的财富。不过，因为这些经济体更加成熟，劳动者将越来越期待提高工资待遇和社会保障水平，因而东亚经济体在劳动密集型生产方面的传统优势将逐渐消失。东亚的儒家文化传统崇尚教育，重视发展良好的初等教育体系，20世纪60年代在受教育比例方面东亚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在80年代和90年代甚至超过了高收入国家。东亚的中等教育体系与其他地区相比也不相上下。这种传统今天仍有积极意义，然而由于正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面临“新经济”的挑战，东亚经济体将越来越需要掌握高级技能和富于创造性的劳动力，因此大多数东亚经济体的现行教育体系难以满足发展的要求。
在外部环境方面，至少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东亚因快速增长而受益匪浅。GATT框架内自由贸易的国际潮流使得东亚经济体能有效地实施出口导向增长战略。发达国家逐步开放国内市场，与此同时，多数东亚经济体作为发展中成员被允许保护国内市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在冷战背景下，美国还为大多数东亚经济体提供了大量公开或不公开的经济援助，为经济增长的最初阶段提供了启动资金。日本作为“头雁”的“飞雁模式”在东亚建立起产业升级、技术转移、分工协作的地区经济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和资本流动的全球化，进一步推动了外国直接投资(FDI)的积累以及地区产出和出口的扩张。
然而，进入世纪之交，全球经济环境急剧变化。一是随着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束和WTO建立，东亚经济体将面临对贸易暨投资更快开放其国内市场的巨大压力。一些东亚经济体，例如韩国，已不再被WTO视为发展中国家，因此不能再指望在进入全球市场的同时不对外国竞争者开放其本国市场。同时，随着中国等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地区及全球市场的竞争态势将进一步加剧。二是与先前的快速增长时期不同，现在东亚经济体面对的是地区主义在欧美的蓬勃发展。东亚产品最大的市场——美国过去一贯坚持自由贸易方式，而现在已经改变其态度转向公平贸易(fair trade approach)。出口导向产业的发展越来越受到美国及其他工业国保护主义政策的限制，在这些市场继续保持出口增长的势头显得越来越不太可能。三是“飞雁模式”由于日本经济陷入困境而瓦解。例如，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投资将近500亿美元，在90年代早期则缩小了规模。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1997年底总数为35.3兆日元，1999年底减少到25.5兆日元。四是国际金融市场发展迅速，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速度不断提高，对开放金融市场的东亚经济体的金融体系提出了严峻挑战。五是当今世界正经历着从工业社会向新经济时代的巨大转折，信息与知识成为竞争力的主要来源。这种转折的动力来自信息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后者已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实际上，掌握与信息通讯技术相关的知识和技术正在成为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内容。
考虑到金融危机以后东亚经济体的经济形势和外部环境所发生的上述变化，对旧EADM的某些政策重新评估就显得非常必要。
(1)东亚经济体应当保持和加强基于竞争法则的市场体制。采取贸易或非贸易壁垒来保护某一个经济部门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因此企业发展、产业发展的核心必须是不断提升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竞争力。东亚政府必须转换角色致力于建立保护竞争和市场开放的制度框架，提高治理能力。
(2)东亚经济体应当给予中小企业发展以更多的政策倾斜。东亚金融危机过后已出现对中小企业作用的重新评价，韩国、台湾的经验可资借鉴。韩国一贯重视大企业，在危机期间损失巨大，而中小企业众多的台湾在危机中基本未受损失。中小企业的发展具有促进增长、增加就业、扩大出口、消除贫困、提高区域发展水平的潜力，有助于增强经济体承受危机的能力。关于产业政策应当更重视大企业还是小企业在理论上仍有争议，但中小企业对于东亚未来发展的贡献还是很重要的，对于发展中经济体尤其如此。
(3)东亚经济体应当继续保持外向型的发展战略，因为开放与增长的关系日趋增强。在新的EADM框架内，贸易不仅要通过增加出口来发展，也要通过增加进口来发展。这不仅仅是因为受到来自世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压力，更重要的是因为蕴含着原产国的技术及其他国家的贡献，进口是吸收新技术的有效载体。[6]内向型部门和外向型部门的大融合应当更优先，更加重视主要服务于国内市场的部门的发展，扶持国内企业进入全球企业供应链。
(4)东亚经济体还要继续保持稳定的宏观经济管理。东亚金融危机迫使许多遭受打击的东亚经济体承担了大量的政府债务，以支持他们的金融机构和企业重建。因此，需要特别努力地维持稳定宏观经济的政策，包括：保持低的财政赤字（或者盈余），将公共债务减少到可承受的水平，保持稳定价格的货币政策，确保真实汇率的竞争力，确保降低外债尤其是短期债务，鼓励迅速偿还危机期间的国际援助贷款。辅之以金融及公司部门的改革，上述政策对于奠定地区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非常重要的。
(5)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东亚经济体需要改善其现行的教育体系，以提供经济发展所急需的高技能创造性劳动力。发展合适的教育体系，培养有创造性的、训练有素的、实用的劳动力，对于东亚国家迎接21世纪新经济的挑战具有根本意义。
(6)东亚经济体极其需要推动紧密的地区贸易及金融合作。由于东亚经济最为引人注目的特点是“横向一体化”的飞速发展，形成了梯度发展格局以及有活力的内部贸易和投资网络，经济互利互补，各具不同的需求和比较优势。因此，东亚现已初步具备了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的条件和可能。
三、“新地区主义”与东亚发展模式变革
青木昌彦在分析目前日本的发展困境时提出，日本的困境是一种重大制度转变的征兆，这种制度转变将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相互促进。[7]这一结论极富远见。其他EADM的实践主体同样面临与日本相似的发展困境，因此更全面的观点应该是危机要求旧EADM变革，“新地区主义”在东亚的兴起正是东亚经济体对此变革要求的积极回应。
“欧美—日本—东亚其他经济体”的技术、资本及制成品转移机制和“日本—NIEs—东盟—其他国家”的分工机制构成了东亚经济体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的动力机制，这一机制对外部环境的双重依赖决定了其脆弱性。[8]旧EADM的变革与创新需要经历一个熊彼特意义上的“创造性破坏”过程，重新建构地区经济秩序和经济发展能力。新EADM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对于“外部创造”与“外部市场”的依赖，塑造并保持国际竞争力以及谋求快速、均衡的贸易增长。
旧EADM的技术发展基本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技术追赶，从劳动成本低廉入手，在确保产品质量的基础上，通过对外国产品、工艺和组织技术进行创造性模仿，建立起本国初步的技术能力；第二阶段是技术多样化，将已获得的技术扩散到许多产品和领域，以获取与技术相关的范围经济。与世界经济长波运动的影响相适应，这种技术发展可称之为“适应型学习与创造”。以日本为例，Mansfield的研究表明，美国企业在基础研究上占优，日本企业在应用研究上占优，因而日本企业更擅长基于“外部创造”的改进与革新。这些“外部创造”主要来自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以引进和模仿西方技术为基础，日本企业致力于通过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增加设备投入改进对技术的应用，从而达到了西方国家的技术水平。[9]
在需求相对稳定、投资可塑性较低的前提下，“适应型学习与创造”是有效的，从而以需求为导向、以横向交流为特点的创新体制也是有效的。两种变化改变了这一前提：一是需求的变化，由于知识传播速度大大加快，产品生命周期显著缩短，需求变动复杂剧烈；二是相对技术优势的变化，经过持续的“追赶”，东北亚主要经济体的技术落后程度显著缩小，日本已经跻身发达国家行列。技术发展战略要适应这样的变化，“适应性学习与创造”必须向“能动性学习与创造”转变，即基于“内部创造”的改进与革新。
“内部创造”要求东亚形成自身的技术供给来源、技术创新能力。除克服技术发展本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东亚完成上述目标离不开三项基本条件：一是市场条件，“内部创造”需要获得高容量市场规模的支持。由于竞争市场日益表现出过度细分的趋势，单个产品的市场份额日趋减少，只有高容量市场规模才可能为创新提供足够回报；另一方面，创新本身具有周期性，只有高容量市场规模所具备的充分差异性才能支持创新的各阶段，形成良性的成长循环。二是资源条件，“内部创造”要求高质量的资本、人力资源的投入。需求结构的复杂化使创新在深度与广度上不断扩展，创新成本高昂；实现“内部创造”的关键在于基础研究的发展，然其具有风险高、周期长、投入大、回报慢的特性；资源投入是否充分、稳定、持续也影响最终的成效。三是制度条件，“内部创造”要求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制度使创新进程变得可以预测和容易管理，可有效减少创新中的不确定性。众多关于创新研究的文献表明，真正决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一个企业高新技术发展状况的最主要因素并非物质资本的数量和质量，而是与人力资本潜力发挥相关的经济组织结构和文化传统等社会因素。
新EADM将是谋求地区内贸易与地区间贸易均衡发展的增长模式。如果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在多边层次上是一个自由市场，或者向这个方向发展，东亚经济体推行自由贸易政策也许优于基于地区主义的政策。但是，地区主义是当前世界范围的潮流，东亚积极建立地区合作框架是可以理解的。东亚经济体将要践行的新EADM既要倚重世界范围的全球化，又要立足于亚洲范围的地区化。
第一，如果东亚经济体要恢复并保持高速、持久的经济增长，出口增长依然是重要的。然而，随着区域经济集团的增多，例如NAFTA和欧盟，东亚经济体进入这些市场的不确定性可能越来越大，为此，东亚需要更重视扩大地区内贸易。由于目前WTO开始新一轮关税减免谈判的困难，通过推动经济一体化，东亚可以启动这种转变进程。考虑到东亚许多经济体之间的互补性，精心运作这一进程将会适应各方既得利益之所在，从而保证这一进程顺利完成。注意到这一点特别关键。
第二，随着大规模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可以预见国内市场竞争将进一步加剧。因此有必要发展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能同时应对国内及国际市场竞争的本地企业，同时更注重建立国内部门与对外部门的联系，过去在许多东亚经济体这是被高度隔离的。此外，加强公司部门的重组，提高透明度，发挥中小企业的作用也很重要。重视竞争力与发展的均衡性最终有助于提高东亚国家的生产率，恢复经济活力，而这又是与实现“内部创造”密切相连的。
第三，本地区要想从贸易和投资的进一步扩大中受益，就需要稳定金融市场，包括稳定本地区的通货，欧盟的经验值得借鉴。最终实现经济与货币联盟的目标应当分阶段实施：首先向自由贸易和单一市场努力，然后加强更紧密的货币、财政和汇率政策合作，在条件适宜的时候逐步向固定汇率、单一货币和单一中央银行转变。
由此，为实现“内部创造”，推动“适应性学习与创造”转变为“能动性学习与创造”，东亚经济体的策略选择应是促进市场整合，谋求“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的均衡发展，构建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有利于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的制度框架，东亚的经济增长最终将得以形成内生的动力机制。
四、结论
尽管旧EADM已经取得引人注目的社会及经济成果，东亚金融危机还是宣布了其历史使命的终结。与旧EADM相比，新EADM仍然强调出口增长的重要性，对于东亚从危机中复苏出口增长依然是关键因素。但新EADM将更注重地区内贸易而不是地区间贸易。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东亚经济体面临发展基于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部门的新经济的迫切需要。这要求东亚经济体谋求更均衡的经济发展，重视国内部门和外向型部门的发展，并进行必要的金融及公司部门的重建以克服危机中暴露的种种问题，在这里建立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至关重要，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新EADM的这些特点显示出“新地区主义”的积极意义。东亚经济体实施更紧密的经济一体化具有产生显著的贸易和金融收益的潜力。面对截然不同的全球贸易及金融环境，那些最能适应地区及全球变化的经济体将有可能创造21世纪的新东亚奇迹。
收稿日期：2003-03-11
标签：企业经济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变革管理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国家部门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体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