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思想——“三才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化论文,主义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8)01-0224-06
小引：弥纶六合·包蕴三才·回归太和
本文拟从“三才”这一中华文化理念而讲到和谐精义的思考路线，以为可供目下热谈“国学”者参酌而加深研索其间的丰富内涵和深远意义。中华文化是个大体系的哲思问题，不是零散琐屑的“杂拌”“拼配”菜肴。
少年时写春联年对，联对必加横批。有一条横批文曰“六合回春”，我很喜欢这句话。其后，自悟，吉祥图案画上有“鹿鹤同在”一目，心知“鹿鹤”即“六合”的谐音而加以形象艺术化，由“文采”而走向“通俗”，于是雅俗合一，互通共济。这一点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色，忽略不得的。
去年天津与台湾联办楹联比赛，来征联文。我即时拈一七言对，文曰：
九州文汇三才秀
两岸花联一脉鲜
见者以为佳，然有提问者：三才是什么？我方“惊”觉，自己民族文化上那么通常的用语，如今竟然不懂了，岂不可思？岂不堪忧？由是，讲讲“三才”还很必要。
我于1995年应中医学院之邀去讲医理中的“太和”。次年又应《中国文化》征稿，乃写《三才主义》一文。写“三”才，是为了一“和”，不是“三分天下”。至1999年《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刊出主编龙协涛先生对我的专访记《“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其中又讲到“和”在中华文化上的要义。2007年又写《和谐之思》一文，刊于《解放日报》。以上是我近年断断续续的一些文化探研的粗略轨迹，记于这里，聊充“提纲”可也。
“六合”，指东西南北四方加上下，是对宇宙“六维”的观念和代称。“三才”是天之才，地之才，人之才。三合一，即天人合一。不是一分为三。
六合、三才、八卦、五行、九畴……是现象，还是妙理？
诗曰：“二仪八卦久知闻，六合三才便觉新。”“太乙”“泰一”又何也？和谐至宝最堪珍。
一、命题的提出
三才，华夏古词；主义，西方今语。如今组而合之，倘能见容于时尚乎？《易·说卦》：“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以成卦。”三才的观念，见于文字，似当以此为最早。
古人不会说“主义”，晚近出现了这个新名词。“望文”而测之，大约是主张、宗旨、理论、设想等等意思。我借用它，以便说明一种拙见：我们中华文化思想之纲，可用“三才主义”来表述。
二、浅释数端
古语，字省句短而每协韵，先秦之书其例甚多。此处曰阴与阳，曰柔与刚，正复如然，而曰仁与义不谐，故疑本当作“曰仁与方”，而后世儒士改易之。盖方即正，正即义，而“义方”亦连文也。
人人皆知，讲《易》，曰乾阳为天，乾性属刚；坤阴为地，地性属柔。乃《说卦》之文却言天之道曰阴阳，地之道曰柔刚，这不全“乱”了吗？于是有悟：我中华之人，自古没有机械论，早懂辩证法。盖天之与地，乾之与坤，对待而言之，则彼阴此阳，彼柔此刚；然其自身本体，又各自具有阴阳柔刚也。否则，若天只阳，安有秋冬？若地仅柔，讵来山石？讲之难通矣。
由此可推：虽曰人道仁义，亦只对待以言之之理耳，天之与地，又各自具有其仁义也。《老子》云“天地不仁”，反语也，故天地本具仁心，始有好生之德。人有屈枉，必呼天以求其直，廉正之官，民皆以“青天”称之，是天有义方之证也。
三、何以必三
既曰阴阳二气，既曰乾坤两仪了，如何又生出一个“三”来？回答此问，可借重南朝齐梁间大师刘彦龢的话来帮助，最为简要。他说：“仰观吐曜，俯察舍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原道》）
这“参”，是表“三”的动词，意谓“加上去，共成为三”，略如“骖”字为三驾也。由此可知：人之所以独有配天地而三之的资格，全在他生来具有之性灵。
大英雄唐太宗的文章：“盖闻二仪有像，显覆载以含生；四时无形，潜寒暑以化物。”这“万品”的“生”与“物”皆不具此性灵，是以总难入列。
一个“灵”，一个“秀”，是人的最大特点，即所以与万品区分的唯一标准。然而，这灵这秀，又非人所独专，它不过是二仪的“心”的代表者罢了。由此又可知，人并非天地之外的一个独立之物，他是天地的一个“部分”，离开天地，他也就无所谓灵心秀气，也就构不成“三才”了。
这是中华文化思想的第一条根本要义。钱穆先生的最后一篇总结性的论文有云：
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中国人喜欢把“天”与“人”配合着讲。我曾说“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这是一位大师一生治学的总结论。我因此想，“三才”的命题，也正是“天人合一论”的一个最早的表述方式。
四、才是什么
依据我国古代、近代大学者在文字训诂学上的公认意见，“才”的造字取象是“草木之初”。草木的“初”，还未长成全形，但它蕴涵着全部的生机——生命之力，它会从那一初级形态逐步发育成长为枝柯扶疏、花叶茂美的滋荣旺盛的境界。因之，“才”所表所含的意义是生的能力、质性、品貌、风采。
后世之人，尤其今日之人，一闻“才”字，大约首先（或仅只）想的是文才，但古代的“才”字用法，并不如此狭隘，它的含量很是广大。比如，“才具”这一词语，现代少用了，故多不懂何谓了，而在清代官制上，上司给属员下个“考语”，说某员“才具平平”，这句话还是习用之词，译为白话，大致是“才干平庸”、“办事的能力不怎么样”。
在这方面，还有“四才”之目，即：身、言、书、判四项，是做吏够格的必要标准。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过新年，要玩“升官图”（一种家庭文娱形式），用一个小小四棱木陀螺，捻转它，使其转毕“坐”定，其朝上的面所书何字，便定升迁黜降——那四个字就是：德、才、功、赃。这才，便指“才具”了。
如再打比喻，“四才”之外，还有“五才”之目。这五才与做官无涉了，它指的就是五行：金、木、水、火、土。
你看，举例到此，“才”的含量，包括着性能与表现，蕴涵与施展，灵智与风貌……假使让古人来讲“铀有放射性”，那么就会是“铀之才也，放射焉”。
五、天地的心灵
由上述可晓，阴阳变化，五行生尅，皆天地之才也。
然而，此非天地自诩其为才，乃是由人而领悟之、而赞美之。
换言之，人（中国人也）从来不把天地当作“死物”来看待；在人的心目中，天地与人一样，同具生命与灵智。
是故，天有天才，地有地才，人有人才——此之谓三才之道。
六、人的自我估价
人凭什么就敢说自己足配天地而成三才？这在经典古籍中早有可供论证的文字，如：
《孝经·圣治》云：“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
《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云：“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
《汉书·刑法志》云：“夫人肖天地之貌，怀五常之性，聪明精粹，有生之最灵者也。”
《礼记·礼运》云：“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
这些，显然就是刘舍人彦龢所说的“五行之秀，天地之心”之所本，笺注家列举分明。
当然，这个“所本”，并不单纯是词章的“出典”，原是一种文化思想的认同。我们中国人认为：人是天地所生万品中的精华，具有灵性，能感受声色味，是天地的心灵。易言之，人是天地的一个精灵的凝结的代表。
经过长期的体察领悟，人达到了这个自我估价的理解认识。
因此，人参天地，共为三才——这是中华文化思想的一大总纲。
七、自重而非自大
既达到了这一认识，不是就会十足狂妄、夜郎自大起来了吗？曰：不然。人很能自知，他明白，虽为精秀灵心，却不是离天地、超天地而自诩自封的，孙行者没有跳出如来掌心的意念——小说的寓意，端在于此。
人是怎样与“三才”之道相通共处的呢？
一，对天，是敬服之；
二，对地，是亲近之；
三，对人，是仁爱之。
这不需处处引经据典，只从民俗而观，就十分清楚了。
中国的百姓，把天称为“老天”“天爷”“老天爷”。敬之，信之，服之，畏之，安之，望之，祈之。此一条目，毋庸繁语。
先民似乎是主动地、有意识地与天建立和保持交通联系的——其办法或形态是奉巫。巫是天的代言人。
先民又怎样与地亲近呢？同样重要的活动，就是祀社。
人，千万年前就靠巫社两大脉络将自己维系于三才之中——而不是自外于天地之“表”。
八、一切中华文化的起源
巫与社，是一切中华文化的起源。巫是诗、歌、舞、剧、医（古从巫作毉）、卜……百般文学艺术等形式之创始者。这方面，早有研究专著阐释详备了。
社，是中国文化的另一条大动脉。它的本义是祭祀后土、坤灵，即大地之神。最早的形式是“社树”，只要有人众聚落之处，大家必先选定一株大树，视为后土神之所寄之点，群来奉祀。每岁二正社：春社祈禾谷之丰穰，秋社报后土之厚惠。由此，社树、社屋、社场就成了此一村落的“文化的活动中心”，举凡祀仪，庆典、时令、节序、议事、娱神、市集……种种活动，咸以社为其聚点。此即中国一切文化艺术的发祥地，而“社会”一词的来源与意义，亦莫能舍此而他求焉。
后世的庙宇、庙市、庙会，寺庙本身的百般工艺（大至建筑、雕塑、壁画、音乐、仪礼……小至供器、幡幢），亦皆由此根源而发展，而衍富。
九、俗语、小说、民俗中的三才观念
三才的另一表述方式是天、地、人三种条件的获取与分配，即：天时，地利，人和。
村民父老，并不识字，却喜闻《三国》之故事，是故人人皆知：曹操逢天时，孙权占地利，刘备得人和。
天之曰时，包括时机、运会、气数。此天道运转推迁，非人力所能左右者。地之曰利，包括山川、形势、交通、物产。此亦本出天然，但又半赖人力以开发之，以种植之。人之曰和，则今之所谓“人际关系”，实包人心之向背、人才之归散、政治之清浊、制度之良窳等等而言。
此三者备，而功业成，文化被——得其一者犹足以分庭而抗礼也。
恶人恶业，群必诅咒之，曰“天诛地灭”“天地难容”，庆幸感戴，则必曰“谢天谢地”“当谢天地”。
百姓人家，其所祀奉，祖宗、群神之外，必别设一位，曰“天地牌”，上书五大字——天地君亲师。
三才观念的另一变相，即人事的上应天象，人物的上属星辰。仍以《三国》为例，诸葛武侯是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大人才，京戏里也唱他是“论阴阳，如反掌，博古通今”。他时常“夜观天象”以定机谋。他步斗禳星，以祈年寿。最终，五丈原秋风悲气，大星陨落。这类事例或意识，在传统小说戏本中举不胜举。这种人与天地紧紧连在一起、不可分割的三才观念，就在《水浒》《红楼》中也能窥见其踪影。
是知三才的认识，虽其最初也许是某几位古圣先贤的高智之所至，但是这早已不是“知识阶层”的精神世界，而是普遍深入广众心间的大道理了。
十、文化之“文”
文化者，其形态百端千绪，要以“文”为之眼目——不然者，何以独称“文化”？文者何也？又通认“文”者，主要离不开文字。中国文字，以汉字为主流大宗。汉字的肇造，载记中明言是仰观于天，俯察于地，取象以表人事者也。是以汉字的本身，就是一种“三才结构”体。
汉字的书写，常言术语，皆曰“一点一画”，又曰“积点成画，积画成字”。如今要问一句：点与画者，何象也？愚试为之答曰：点即天，画即地。天地之象也。汉字之造，自象天象地始。
众所熟知，天字古作
，即头顶、头上之义。故古音“天”与“颠”（头顶）同。是以“·”（点）者，即天之表意形态也。画者何？即俗语之“一横”也。横谓之“画”，竖谓之“直”，书家咸晓。而“一横”者，即表地之象也。是以
（土）、
（生）、
（旦）等字，皆是下一横画表地（或地平线）也。趾在地上为
（之），人在地上为
（立）也。由是可悟，汉字之最基本的构成“部件”，天地是也！
上天下土，天尊地卑，是以中国人之观念，万象必自上而下。（植物草木，似乎其生其长，乃自下而上矣，此乃春夏阳升；当其秋冬阴降，则落叶归根、生机下聚矣）是故汉字书写，其竖笔（直）必自上而下，“土”“生”“木”“禾”，统不异也。
“三”画之叠，必自上而下。一字如此，积字成行亦如此——必自上而下：上一字之末笔，其意、势皆与下一字之首笔相为衔联。
此为汉字书写的基本原则之一。因此，上字末笔与下字首笔之间，距离最短，书写最便——顺势，畅意，省力，节时。
此即汉字书写传统法则的最大优越性，亦即科学性。
西文之事，与此全异，其字母衔联，自左向右，试观其“草体”，分明可见：其前一字母之末，亦必与后一字母之首相连相接，距离最短，此科学也。
今日现行之汉字书写法，仿诸西文，横行排次——于是其前一字之末笔乃与后一字之首笔距离最大，且笔之势，并皆扭曲隔断——字字须停，笔笔另起。其费力费时，数倍于昔，亦数倍于西文矣。
此其违科学性之明征也。
十一、三才观念的“雅俗”共之
钱穆先生建议，欲究“天人合一”，应先写一部中国天文历法的专著。此言最当。古历中著名的三统历（又名三正历），即是佳例。《史记·历律志》解三统：“三统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纪也。”
这简直好极了——真是对“三才”的又一最好的注解！
三统历者，即夏正建寅为人统，商正建丑（十二月）为地统，周正建子（十一月）为天统也。三正，又称微，见于《后汉书·章帝纪》；初唐杜必简《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诗“六位乾坤动，三微历数迁”是也。据《汉书·律历志》：“历数三统，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按：申子辰三位，乃五行水之生、旺、墓也，故于“子平学”中谓之“合水局”；而历法干支分属天地人，其理奇妙。而“子平学”者，亦正即天人合一、三才兼会之学也。
历法乃高深的科学。江湖术数，如相法，以面部三停，上为天庭，下为地阁，而“人中”居两间焉。闺中玩具，骨牌雅制，也以双六为天牌，双幺为地牌，双四为人牌，而双五（大五）、双三（长三）、双二（二板）无能参伍。骨牌点数拟形比像，以六为云，以幺为日，以四为杏，以五为梅……又每副以诗句配之，亦中华俗文化之奇致。而今之人只知有“进口”的桥牌，不亦悲乎？
由上所举，自弘及琐，在在有三才观念存乎其间，所谓雅俗共之，正见大道之行也，周洽溥被，深入人心。至明人辑巨帙题曰《三才图说》（一作图会），则十四门类为：天文、地理、人物、时令、宫室、器用、身体、衣服、人事、仪制、珍宝、文史、鸟兽、草木。此即表明，人间万象，统于三才。故中华文化即是三才文化，非一家之私言也。
由是而言，欲弘扬中华文化，必先阐释“三才主义”之深旨。
十二、数典念祖
自“西学东渐”，一时蔚为“言必称希腊”之新俗，而浑不知“言必称三才”之祖风矣。我生于民国七年戊午(1918)，遂成为“新文化”时代之“藐躬”；求学之日，亦颇慕欧化（燕京大学西语系之一员也），尝读六朝唐初人文辞，见篇无巨细，其开端必从太极之判、两仪之分、阴阳之理、五行之变等说起，当时以我浅薄之识，妄议古人渊厚之思，乃以为“可笑可厌”——篇篇累累赘赘，绕大弯子“从头说起”，洵腐儒之套头也。盖因浅薄，绝未悟彼世之重三才，实中华文化之命脉，故不敢忽而略之也。
三才之论，本上古识解，其义广博。及至后世，“才”字渐渐转入文学领域，几乎专用语矣。“才思”，“才情”，“才调”，“才华”……皆文士词家之事了，而中华文化之重才，亦由是益显。曹子建独得“八斗”，遂为中国才人之大代表，或曰象征人物。
然而此文学之才，仍隶于三才之才，非有别宗，离本自异也。是以中华文学，与欧西不同。如以欧西文化之眼光与标准而读中华文学，则一篇饯行诗耳，奈何要自“六位乾坤动，三微历数迁”写起？岂非极不可通之绝大怪事与笑谈？
其实，何止此例之类也。陶元亮的“良苗亦怀新”，老杜的“欣欣物自私”“花柳各无私”，貌似“写景”之句，亦不能领其意趣，更何论于陈伯玉之登幽州古台时，“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zhǎ）；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xiǎ）！”也就觉得这太其妙莫名了。
现代人“整理”中华古代文学，总忘不了从欧西运来的“写实主义”、“浪漫主义”等等一串名词概念，往自己的“整理对象”上硬套一番，以当“研究成果”，于是凿枘唇嘴，并皆龌龊，而后生小子，炎黄子孙，将不复知其祖宗之灵秀何似。倘如是，岂不至可悲乎？
所以愚意不自揣量，欲令来者莫忘三才之义。三才者何？中华民族之大文化、大科学是也。其念之哉。
壬申十月望日写记于燕都东甸之庙红轩
小结
把“天人合一”与“三才主义”持来比并而看而思，又当如何以识其异同，明其意义？在此我不妨采用一个最简易、不带学术习气的办法来让人一下子体味到若干有益的教示——办法是从日常词语来看问题——关于“合一”的合，显然是原本非一的变而为“一”。或者是原本实一，后来人为地被分割了，然后复合还本，即“归一”。例如，“混合”、“化合”、“掺合”、“配合”……是其语式也。而另外，则“和睦”、“和平”、“和乐”、“和善”、“和悦”、“和谐”……是其语式也。
那么，我不妨指明：前者是一种“状态”，而后者却是一种“境界”。前者虽合，是“自然之道”，多数中无入“人”的情感成分，而后者正是“人心”在起主要作用。
H[,2]O，氢二氧一（水），“碳水化合物”（米、面），这是“合”。而“和而不同”的和，仍然是诸多个体的共处共和。纵然，“合”“和”有时也达到“统一”，但毕竟其间微妙差别还是要人们深细谙悉的。
请问一下：为什么人类政治体制上有的叫做“共和国”？又有一种“联合国”？辛亥革命后，我上小学时，最时髦的话是“五族共和”（汉、满、蒙、回、藏），国旗是“红、黄、蓝、白、黑”，你不能改写成“共合国”。“合作社”不能改写“和作社”。
所以，“三才”的感知、理念与口号是不尽同于政理上的“天人合一”的。儒家的礼乐之道，重在一个“和”——各居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各遂其生，而又拒绝自私，崇尚共享的“和谐”。这与只强调“天人合一”的那个“分久必合”的“合”，确实是两种意味与境界。
忠言一句：仁人志士，欲读“国学”，请先在汉字语文上痛下真实工夫，不要总是先引来一个什么外来的新鲜词语、口号套在自家的“文字”上而作为弘扬国学的“成功利器”。
小恙袭人，草草补记首尾，停笔正值丁亥立秋大节，头目一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