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开埠后教会音乐活动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教会论文,音乐论文,开埠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70(2014)02-0050-13 关于传教士在中西音乐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过去的诸多研究都集中在明末清初一段，特别是关于徐日昇、德里格、《律吕纂要》《律吕正义·续编》和钱德明的研究。①最近的研究又大都较注重离我们较近的民国一段。②对于鸦片战争后来华传教士的作为，相关研究的数量反而不多。若以这段时期天主教会和基督教新教教会在中国所建立的教育、文化、科学事业之规模与多样性来看，至今仍有许多未被研究的面向。笔者延续个人先前的研究，③拟以地域(上海)为界，就目前所见的相关中西文文献及中外研究成果来探讨上海开埠后西人传教士的音乐活动，所涵盖的时段为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所讨论的具体话题有三：上海开埠后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的音乐活动、上海开埠后教会学校的音乐活动、上海传教士对中国音乐的研究。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为笔者《上海开埠后的中西音乐(1843-1900)》系列文章之一，旨在集中探讨上海开埠后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音乐活动。其他诸如“上海开埠初期外侨社团活动中的音乐”“来上海造访的各国军舰及当地驻军的音乐活动”“外来专业音乐家在上海举办的音乐会”“外来歌剧团带来的剧目”“中国人眼中的西洋音乐”等题目，笔者已另外撰文。 一、上海开埠后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的音乐活动 上海虽说正式开埠于1843年11月17日，但在开埠之前，天主教耶稣会士就曾在此活动。如早在明万历35年(1607年)受天主教洗礼的礼部尚书徐光启在回籍守制前，就曾请利玛窦派传教士到上海传教。“长于音乐，能辨中国五音，为当时诸西氏所不足”④并教过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调琴的郭居静(Lazzaro Cattaneo，1560-1640)也曾在上海城内建过天主堂和公所。著有《天乐正音谱》的著名画家吴历(字渔山，1632-1718)清康熙21年(1682年)在澳门入天主教后，曾回上海传教多年。⑤18世纪初的“中国礼仪之争”虽然导致了天主教在中国的全面被禁，但零星的地下传教活动仍然不断。鸦片战争后，天主教会又率先在徐家汇重新建立传教中心。⑥ 与天主教会教士同时到沪的还有基督教新教传教士。1843年12月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1811-1896)首先抵沪，紧随其后的是同会的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1822-1900)、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和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到19世纪中期，不仅英国的安立甘会和美国的圣公会、监理会、长老会、公理会海外传道会(美部会)等都有传教士抵沪，其他各国的基督教派也都在上海建立了传教点。⑦ 传教士的到来和教堂的建立，不仅改变了上海的城市地貌，也改变了上海的“声音景观”。上海的空中弥漫的不再只是老城寺庙和道观中传出的晨钟暮鼓声和传统的叫卖声，与其相伴的是天主教堂传出的弥撒声、基督教堂的赞美歌声和外滩海关大楼定时传出的英国西敏寺大教堂报时钟声。 上海开埠后天主教仪式中的音乐：众所周知，在天主教礼仪中，音乐占据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天主教的教义及精神是通过唱圣歌、颂句、诵经来表达的。天主教礼仪最高表现形式的弥撒更离不开唱圣歌。上海的天主教堂也不例外，在欢度宗教节日、庆典(包括大清皇帝即位、大婚、亲政、皇太后整十寿辰、国庆、周年庆典、杰出教友生日)、葬仪、贵客来访等场合都会用到音乐。早期这样用乐的例子比比皆是，如1851年12月3日，徐家汇耶稣会会院为圣依纳爵瞻礼日举行盛大典礼时，赵方济主教(Fran
ois Xavier Maresca，1806-1855)就“在无数教友庄严虔诚的场面之下，咏唱了大礼弥撒。”⑧1875年6月16日，在董家渡主教大教堂举办的大礼弥撒上，教友“高声咏唱译成中文的‘奉献诵’……全体共唱‘我侪赞颂天主……’的谢主颂，作为这次大礼的结束”。⑨1914年，耶稣圣体瞻礼之后主日，举行迎圣体大礼。“是日，教友来宾之来瞻盛礼者，暨修道院修士、汇学学生、土山湾学生及圣母院女学生等，并中西乐队，或诵经文，或执旗幡，或作音乐，整队徐行，备极严肃，一路但见花枝招展，旗幡飘扬。”⑩ 上海开埠后的天主教堂不仅在欢度天主教宗教节日时用到音乐，在庆祝中国皇帝即位、大婚、亲政及名人寿诞等喜庆场合也用到音乐。如1872年和1873年同治大婚与亲政庆日时，上海董家渡主教大堂就于1873年2月26日特地举行了大礼主教弥撒以示祝贺，参加庆典的众教徒齐声高唱了“‘吾侪赞颂天主……’的谢主颂。”(11)杰出教友的生日庆典也牵涉到音乐。1928年5月，蔡元培等发起庆祝马相伯九旬大庆，徐汇校友会“在徐家汇大堂行唱经大礼弥撒。”(12)教友亡故更需音乐寄托哀思，《徐汇公学校友会简章》就明确规定：“会员亡故，可由家族函告本会，俾代献弥撒二台并公致吊唁……每年开大会时，专献弥撒一台为已众校友。”(13) 宗教节日、庆典场合外，中外贵客来天主堂参观也会牵涉到音乐。1871年11月中旬，曾国藩镇压太平军路过上海，应邀来董家渡作回访。“当他参观教堂时，唱经楼上的竹制管风琴为之伴奏乐曲。”(14) 做弥撒唱圣歌是每个天主教教士与修女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洋泾浜圣若瑟堂第一任本堂神父杜若兰(Desjacques Marin，1824-1884)在1860年8月15日写给他胞弟信中的这一段话就可充分显示音乐在一个天主教神父生活中的重要性：“我早上三时起身；五时做弥撒；五时半至八时在大礼弥撒时听神工……九时半唱‘谢主颂’Te Deum”。(15)上海圣衣院的修女们除按常规公念“大日课”外，“主日及大瞻礼日，申正经和夜课经还得公唱”。(16)值得注意的是，修女们的吟唱还吸引了当地的信众，“王家堂的热血教友们常来小堂，静听法国修女们的咏唱祈祷。”(17) 天主教重要人物出访也离不开音乐。1868年2月18日，时任江南代牧区主教的郎怀仁(Adrianus Languillat，1808-1878年)到松江府教区巡访： 堂口办事人穿着盛装礼服，他们后面跟着一批好奇的群众，簇拥到主教船前或坐轿前迎接，一时乐队丝竹齐奏，鞭炮共鸣……在堂门口，本堂神父给主教呈上十字苦像，主教口亲后，本堂神父向主教运香，再呈上圣水帚，主教洒圣水，祝福在堂教友，然后到达祭台前，咏唱祝文并颁赐四十日大赦。(18) 上海天主教堂不仅为当地信众举行的仪式上用到音乐，在给来沪的外籍人士举办的宗教礼仪中也用到音乐。如上海的洋泾浜天主堂每逢主日及大瞻礼日即为法国军舰的军人们举行弥撒。弥撒礼仪举行的不仅像在法国本国一样隆重，还有“仪仗队，穿着制服的外交官与军官以及舰上的军乐队助阵”。(19)这样的礼仪虽说是为外国人举办，但也牵涉到中国民众。以上提到的为法军举办的弥撒大礼，就“吸引了无数中外人士纷纷来堂观。”(20) 早期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也不乏音乐人才，如1866年任洋泾浜圣若瑟堂院长兼教区总账房的苏念澄神父(Hippolytus Basuiau，1824-1886)就很有艺术天赋，“他召集租界内的欧洲音乐家组成‘则济利亚会’(Société Cécilienne)，在大瞻礼日出色地演唱了名家名曲。演奏咏唱得如此优美动听，以致地方报纸，甚至耶稣新教的报纸也大加赞赏。1875年与1878年的复活节以及1878年的诸圣节的演奏，至今还留有美名”。(21) 由于经常用到音乐，到19世纪中期时，由中国儿童组成的教堂唱经班的歌唱水平已达到了令人满意的程度，有的甚至可以演唱比较复杂的曲目。1845年就来上海的美国圣公会传教士帅福守(Edward W.Syle，1817-1891)在一封公开发表的读者来信中就提到：“上海大教堂的中国唱诗班在竹管风琴的伴奏下可以演唱非常复杂精巧的弥撒音乐”。(22)19世纪50年代初就来上海的英国人詹姆士·窦(James Dow)也注意到，在教堂唱诗的虽然都不是专业歌手，但演唱的水平有时“堪称一流”。(23) 天主堂中所用的竹管风琴：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提到的竹管风琴指的应该是1850年代董家渡主教大堂内为唱经班伴奏的管风琴。该琴出自法国耶稣会士兰廷玉(Fran
ois Ravary，1823-1891)之手，可说是中西合作的结晶。兰廷玉觉得从欧洲运一架管风琴来上海太困难，遂决定“同娄良才修士和几名中国木匠，自己动手创始用竹管替代金属琴管。”(24)来华传教士自己动手制作西洋乐器者并非只有兰廷玉一人，他也并非始作俑者。早在利玛窦1583年入华时，“澳门已能仿制西洋乐器”。明崇祯年间(1628-1644)，汤若望曾“得一中国佐理修士协助，制一银质乐盘。”清康熙年间(1662-1722)，徐日昇也制作过竹制管风琴。(25)但明末清初时西洋乐器的制作，局限在澳门、北京等地，在上海还没有先例。兰廷玉显然对自己的尝试非常满意，在1856年11月29日的信中提到他所作的竹管风琴时，曾不无自豪地提到其“竹管音真悦耳动听。键簧的音偏高，低音部及中音部的音色甚觉圆润优美。”他们甚至还将其所制作的另一小型竹制管风琴运到法国，“进献给帝国王室”。(26)1921年出版的英文《上海史》中也提到“19世纪中叶上海的外侨教堂都已装置了大管风琴，据说音色优美，剧力万钧。其中一台还用了四英尺的竹管来加强共鸣。”(27) 基督教新教教堂中用的管风琴及其琴师：与董家渡天主堂内的自制的竹制风琴不同，上海的基督教堂从一开始就装备有进口的管风琴。如位于江西九江路口的英国安甘会圣三一堂内就有欧洲大教堂装备的管风琴。(28)该堂最早所用的风琴是“一具小小的两键盘乐器”，是一位叫约翰·史金纳(John Skinner)的西人捐赠的，由英国大型乐器制造商“Gray and Davidson”所造。(29)这架风琴一直用到1883年为止。1883年，整修后圣三一堂专门从伦敦定制了一架新的管风琴。该风琴为老牌英国管风琴制作商华克公司(J.W.Walker & Sons)所造。备有三个键盘和一个独立的踏板。由39个音栓，大小不同的音管多达2080条。在送到上海之前，为了调试它的运作、音调等，这架风琴在伦敦由教堂管风琴专家奏过两次曲：一曲为伦敦西敏寺大教堂的(Westminster Abbey)修士布吕治博士(Dr.Bridge)所弹，另一曲为伦敦基督堂葛兰石博士(Dr.Gladstone of Christ Church)所弹。(30)华克公司是当时最有名的管风琴制造商之一，它制作的管风琴工艺精湛，不受远东气候变化的影响。中国香港、新加坡、广州、中国澳门以及上海外滩源新天安堂的管风琴都是该厂商制作。(31) 历任上海圣三一堂风琴师一职的也不乏造诣颇深的音乐人才，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目前知名的就有芬顿、兰能、凯洛浦三位。“芬顿先生，是那时候座堂里的琴师，许多居民仍旧保留着对于他奇异地准确地奏出庄严之曲的回忆。他离去后一两年内没有专家执行奏琴的事物，而由西童公学的校长兰能先生代理，直至凯洛浦来”。(32) 这里提到的芬顿、兰能、凯洛浦都是19世纪下半叶活跃在上海的西人。芬顿(G.B.Fentum)似以教授声乐、调琴和修理乐器为业，也曾出版声乐作品。(33)1872年来上海。(34)在来沪之前，芬顿曾在新加坡居住过几年，1865年在新加坡圣安德鲁(St.Andrews Church)教堂任管风琴师和唱诗班指挥。(35)1868年在新加坡市政厅举办过“古典和非宗教性的音乐会”。(36)芬顿后来移居澳大利亚，1890年代曾在墨尔本等地举办过管风琴音乐会。(37)1892年，他被任命为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爱乐乐团(Royal Melbourne Philharmonic Society)管风琴师，直到1913年辞职。(38)兰能先生是在上海教育界颇为活跃的英国人乔治·兰宁(George Lanning，1852-1920)，1875至1889年任上海英华书馆(Anglo-Chinese School)总教习，1889-1907年任上海西童书院(Public School)院长。该氏著述甚丰，出版有《上海志》(两卷，未完成，后由传教士库寿龄续编)、《闲话中国鸟兽》和《新中国的各种旧势力》等书。(39)1893年11月17日上海开埠五十年盛大庆典时，在台上演唱“禧年纪念曲”的儿童唱诗团就是兰宁负责培训的。(40) 凯洛浦(F.L.Crompton)任上海圣三一教堂管风琴师长达15年之久，他20世纪初因病离职后，英领馆副领事图尔斯(B.G.Tours)临时顶替他弹奏风琴。在1904年发表的一篇题为《上海的音乐》的短文中，凯洛浦写到：“在笔者任管风琴师一职的逾15年间，圣三一大堂的礼拜仪式尽可能遵循伦敦圣保罗大教堂(St.Paul's Cathedral)的模式，圣歌和祈祷用的也是圣保罗大教堂使用的赞美诗唱本(St.Paul's Cathedral Chant-Book)和圣保罗大教堂祷告诗篇(the Cathedral Psalter)”。他甚至自豪地提到，在他的指挥下，大教堂的经过增大的唱诗班与管弦乐队和管风琴一起成功地将“清唱剧(oratorio)、康塔塔(cantata)”等在圣三一教堂内演唱过。特别是他们演唱的英国作曲家萨利文(Arthur Sullivan，1842-1900)的合唱作品《降E调感恩赞》使在场的上海义勇队情绪盎然。(41)凯洛浦不仅指挥，也作曲。上海开埠50年庆典仪式上，“由约两百名儿童唱的‘禧年纪念曲’”的音乐就是他创作的。(42) 凯洛浦之后任圣三一教堂管风琴手兼唱诗班指挥的是哈瑞(R.B.Hurry)。哈瑞的任期虽然没有凯洛浦长，但也达12年之久。与凯氏一样，哈瑞在1922年卸任后也著文一篇，其中他自豪地提道：“圣三一大教堂的合唱团(团员来自教堂所办的男童学校)与女校学生偶尔会在一起演唱英国民歌。整个音乐气氛与英国很相似。”(43) 上海圣三一主教座堂的图书馆里藏有很多乐谱，基督教仪式中需用的由古今作曲家所作的各种经典歌集，特别是英国宗教作曲家，如克罗齐(William Crotch，1775-1847)、卫斯理(Samuel Wesley，1810-1876)、斯马特(Henry Smart，1813-1879)、斯坦茵纳(John Stainer，1840-1901)、斯坦福德(Charles V.Stanford，1852-1924)、卡尔金(John Baptiste Calkin，1827-1905)、哈伍德(Basil Harwood，1859-1949)的圣乐作品应有尽有。(44) 二、上海开埠后教会学校的音乐活动 上海的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不仅在宗教仪典中多用到音乐，在其所创立的学校中也将音乐列为一项重要的教学及社交内容。上海教会学校的音乐活动似以天主教学校为先。1850年所办的徐汇公学可能是目前所知最早系统教授音乐的教会学校。据该校校长意大利耶稣会士晁德莅(Angelo Zottoli，1826-1902)1857年的报告，徐汇公学82名住宿生中，虽然“只有进步最快的学生才加上其他学科，例如法文、唱歌、音乐、图画等”，但是“学生们对这些学科的爱好与吸收能力，使教师们感到惊奇。”(45)1874年建校的上海圣芳济书院对音乐一科也“竭力鼓吹，不遗余力”。从1880年起就将音乐与拉丁、希腊、法文、英文、中文、数学、哲学、神学一起列入其教学大纲。(46)由法国拯亡会修女所办的教徒寄宿学校，1869年搬入徐家汇圣母院后甚至开设了“和声、器乐课。”该会专为孤女所办的“上智院”以及后来建立的“专收教外家庭富裕的女生”的“启明女中”所开设的课程也包括“声乐和器乐”课。(47) 新教传教士也不甘落后，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John M.Farnham，1829-1917)夫妇1861年所办的清心女校(现在的上海市市南中学)把唱歌与中文、算术、圣经一起列为学科之一。(48)除唱歌外，一些教会学校还设置正规的音乐课，教授学生乐理知识。1867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帅福守在一封驳斥香港一位外籍人士说中国境内没有音乐教学活动的信中就曾提到“上海圣公会所办的几所学校很多年前就开始教中国男童和女童识谱。事实上，不仅普通的欧洲记谱法学生们在唱歌时用到，中国的管风琴师也常常在学校和教堂中演奏。”(49) 教会学校的器乐教学：上海的教会学校在器乐教学上也在上海开埠后不久就已开始。以上述及的徐汇公学可能是最早教授器乐的教会学校，该校的“西洋管弦乐队是中国第一个学校乐队”。(50)“早在法国军队与中法联队驻扎徐家汇时，徐汇公学在上海外侨中已经有了一定的名气。西乐队、法国式的军乐队或法国式训练的铜鼓喇叭队当然也吸引了徐家汇的青年们。因此，卓越的艺术家兰廷玉神父根据人们的爱好办了一个乐队，从法国运来了铜鼓、喇叭等乐器。”(51)几年后，徐汇公学的乐队已可演奏一些圣乐乐曲。如1864年11月22日，在为音乐主保圣女则济利亚(St.Cecilia)举行瞻礼时，“徐家汇乐队就在洋泾浜教堂演奏晨曲(弥撒曲)，吸引了大批外侨听众……此后每逢大瞻礼日，洋泾浜圣约瑟教堂总要请徐家汇学生乐队去演奏助兴”。(52)1871年10月，法国于布内男爵(M.Le Baron de Hǖbner，1811-1892)来徐家汇参观时，徐汇公学的学生已可演奏海顿的交响乐作品。(53)徐家汇土山湾孤儿院也有一个军乐队，有队员20人。(54)位于洋泾浜的为西洋女子办的“圣若瑟院”也常用开音乐会、讲演会的方式来进行募捐。(55) 基督教新教早期所办的学校如清心女校以及稍后的圣玛利亚女校(56)、中西书院等均是中国最早提供钢琴教学的教会学校。据清心女校校友后来回忆，美国长老会所属的清心女校“特设钢琴专科，每年琴科生毕业时，亦举行毕业典礼。”(57)美国圣公会所属的圣玛利亚女校在19世纪80年代初也已为“陶情适性之需”而设立“琴学斋”。钢琴虽非必修课，但“既学之后，不准畏难中止，如欲中止，应俟琴师及监院允准方可……凡学生中学已通，欲来院专读西文及琴学者，本院亦可收录。”(58)美国南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在其1881年为中西书院所拟定的课程规条中明确要求学生每年都得“习学琴韵”。(59)1892年创建的上海中西女塾在海淑德(Laura Askew Haygood，1845-1900)的掌管下重视音乐活动，特别是钢琴。在学校1892年3月举办开学典礼时公布的四项教学要旨中，“教授西方音乐”被排在第二项。(60) 值得注意的是，教会学校对钢琴教学的重视，并非完全来自传教士的主观意愿，而是来自学生的要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开埠后上海社会的特殊性，涉及学生的招收和他们家庭的经济背景。因为当时钢琴不仅仅是“陶冶性情”的工具，而且也已经成为西方现代性和生活富裕的象征。中西女中首任华人校长薛正(1901-1995)在其回忆中就提到，虽然选学钢琴的学生需要“另加修洋二元”，但选修的学生仍“约占全校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61) 与美国教会学校的学生一样，上海基督教会学校的学生也组织军乐队、鼓笛队(drum and fife corps)，利用各种场合展示其音乐技艺。如院长卜舫济和夫人1903年从美国休假回校时，圣约翰书院的“学生们穿着制服由书院军乐队打头排列有条不紊地游行欢迎他们尊敬的院长。”(62)除了鼓笛外，圣约翰书院的学生还常常用别的西洋乐器，如班卓琴、小提琴、竖琴、钢琴等。这些乐器不但在学校的庆典节日中频频用到，在学生的生活及社交活动中也占据很大的位置。(63) 教会学校的歌咏活动：教会学校的重要活动之一，是做礼拜、唱赞美诗。与天主教礼仪离不开唱颂一样，基督教礼拜仪式中的颂主唱诗也是其宗教活动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1847年，刚到上海不久的美国圣公会传教士琼司(Emma Jones)就把教授中国儿童唱赞美诗列为其教学内容之一。(64)1851年琼司在虹口礼拜堂设文纪女校后，又将唱歌(“只唱赞美诗，学生们学了很多首”)列为科目之一。“很多学生都唱得很好”。为了便于学习，“一位女传教士老师还将《三字经》配上了音乐”。(65)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教会中学的不断涌现，教会活动所必需的唱诗活动变得更为流行，而且更有组织性。上海圣约翰书院的院长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1864-1947)1888年刚一上任就组织了一个唱诗班。据当年曾在该校任教的库泊(Mrs Cooper)夫人回忆“唱歌与音乐对一些学生有着如此巨大的吸引力，他们试着通过增加高低声部来提高礼拜仪式的合唱部分。”(66) 由于教会学校对音乐课及音乐技艺的重视，教会学校学生的演唱与演奏水平在20世纪初上海的新式学堂刚开始教授简单的单音歌曲时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英国循道会传教士高葆真(William Arthur Cornaby，1860-1921)在其1910年出版的《中国的召唤》一书中就夸赞过中西女中学生的精湛技艺。他特别提到，中西女中的学生不仅可以将亨德尔的清唱剧《弥赛亚》中的《哈里路亚》一章演唱得很好，还可以用多种形式自如地演奏西方作曲家的作品。如以三重奏的形式演奏荷兰犹太裔作曲家、钢琴家约瑟夫·阿斯彻(Joseph Ascher，1829-1869)的《玛祖卡》(Mazurka des Traineux)、以独奏的形式演奏法国管风琴家、作曲家杜兰德(Auguste Durand，1830-1909)的《第二玛祖卡》(Second Mazurka)、以四重奏的形式演奏波兰作曲家莫什科夫斯基(Moritz Moszkowski，1854-1925)的《华丽圆舞曲》(Valse Brilliante)。有的学生甚至在美国教师的伴奏下演奏了一首难度非常大的作品——圣桑的《骷髅之舞》(Danse Macabre)。(67)在1929年的国际音乐节比赛中，中西女中代表队甚至获得了一等奖。(68) 基督教节日庆典及校际间的联谊活动也为教会学校组织音乐活动提供了机会。以上提到的库泊夫人1902在回忆圣约翰学院早期的校园生活时就提到： 圣约翰书院从建院伊始就把圣诞节看作是个非常重大的节日，庆典活动通常持续好几天。在节日期间基督教各种各样的传统习俗，如圣诞前夜的礼拜洗礼、在教堂前的草坪上唱圣诞颂歌、书院预科班的男生来为全校教师大堂进晚餐时助兴、书院的唱诗班和外校唱诗班环绕校园边行进边唱圣诞颂歌一直唱到午夜或通宵等仪式都得以再现。(69) 上海教会学校的学生在20世纪初已开始为公众举办音乐会。如1905年9月9日在苏州路礼拜堂举办的音乐大会，就是由教会学校的学生举办的。当晚音乐会的12个节目中，不仅有童声独唱、女生独唱、十人合唱、男生四重唱，还有军乐演奏、洋琴(钢琴)独奏和风琴合奏。其中的钢琴独奏弹的是贝多芬的奏鸣曲《月光》(“月下曲”)。(70) 传教士对音乐教育统一性问题的考虑及音乐教科书的编纂：传教士对音乐教育统一性问题开始有整体的考虑也始自上海。1877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第一届全国宣教会议。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就呼吁“传教士不仅应具备教中国典籍的能力，而且应有教授真正教育所有学科的能力，如地理、数学、音乐、历史、自然哲学。”(71)由于他以及其他重视教育的传教士的推动，这次会议推举了丁韪良、韦廉臣、狄考文、傅兰雅、林乐知等人组成“益智书会”。在他们计划出版的教科书系列中，音乐教科也包括在内。由韦廉臣夫人和狄就烈(Julia Brown Mateer，1837-1898)共同负责。之后不久，在上海的林乐知就在1886年5月召开的教科书委员会上报告他所负责编辑的音乐教科书已经完稿。狄就烈在山东登州文会馆用的《圣诗谱·附乐法启蒙》就是在上海出版的。(72)土山湾军乐队的创办人葡萄牙耶稣会士叶肇昌(Francesco Xavier Diniz，1869-1943)编纂了《方言西乐问答》来教授孤儿西洋乐理知识，由土山湾慈母堂1903年石印出版。(73)徐汇公学在民国初年就已出版了自己的音乐教材《徐汇公学音乐课本》《风琴小谱》，此后又出版了《徐汇公学唱歌集》。(74) 上海西人传教士及教会学校对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甚至是专业音乐教育也有很大的、历史性的贡献。1848年9月2日到达上海，1905年4月23日在上海病逝的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可能是最早利用新兴的大众传播手段——报刊杂志来呼吁国人注重音乐在中国盲童教育中重要性的传教士。1875年5月艾约瑟就在当时他参与主编的，在京城颇有影响的《中西闻见录》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西国训瞽法》的文章。在此文中，他不但对西方教导盲人谋生技能的方法有简单的介绍，对西方当时流行的几种盲文体系也有提及，更重要的是，他着重强调了音乐在盲人技能教育中所占的位置。(75) 历史学家黎东方(1907-1998)在回忆他喜好音乐的缘由时，特地提到教他唱歌课的张女士是“从中西女塾请来的……她唱得好，弹得也好……单就教授法而论，她和以前教过我的几位音乐老师已经大不相同……我听了以后，十分佩服。”(76) 上海教会学校对中国近代音乐教育所做出的贡献，早在20世纪初中国专业音乐教育刚刚起步时就得到了中国音乐界专业人士的肯定。出身于宁波教会学校，后任沪江大学和上海音专声乐教授的赵梅伯(1905-1999)在其1937年发表的英文文章《现代中国音乐的趋向》中，就提到教会学校音乐教育在中国音乐界的积极影响，其中特别称赞了中西女塾的音乐课程。(77)声乐教育家应尚能(1903-1973)也在他的文章中盛赞清心女校和中西女塾的音乐教育活动。(78)中国最早的女指挥、作曲家胡周淑安(1894-1974)就曾在中西女塾就读、工作过。(79)钢琴教育家吴乐懿(1919-2007)的妈妈对钢琴的兴趣就是在清心女校就学时萌发的，后来她母亲又成为该校的钢琴教师。(80)上海音专早期的钢琴教师王瑞娴是从中西女中毕业后才去美国留学的。黄自在清华读书时的钢琴老师史凤珠也是中西女中的毕业生，留美后又回校任教。(81)用英文出版过中国歌集、建国后任职中央音乐学院的音乐理论家姚锦新(1911-1992)(82)在中西女中读书时，曾获得钢琴比赛三等奖。在中西女中学过钢琴的还有在国际音乐比赛中得过奖的顾圣婴(1937-1969)以及后来成为歌唱家的蒋英(1919-2012)。(83)著名作曲家瞿希贤(1919-2008)的音乐训练也是在教会学校完成的，在清心女校就学时，瞿不但学习钢琴，还参加唱诗班。(84)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高芝兰(1922-2013)、傅聪的第一个钢琴教师李惠芳，也都是清心女校毕业的。(85) 三、上海传教士对中国音乐的研究 在上海的传教士——特别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也是最早从事中国音乐研究和翻译中国乐典的西人。早在1857年9月24日，来华西人就在上海创建了一个学术研究机构——“上海文理学会”(Shanghai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Society，后改名为“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该会是一个组织完善、目标明确、延续了近一个世纪的公共文化研究机构。它以“以科学的方法调查研究中国各项事情”为宗旨，并通过发表会刊和向会员邮寄会报的方式将其研究成果传向世界各地。其影响之大，遍及“六大洲49个国家”。(86)“亚洲文会”初创时期的活跃分子帅福守(87)、艾约瑟、伟烈亚力、麦都思在其研究和著述中都涉及到中国传统音乐、乐论或音乐教育，中后期也陆续有学者从事中国音乐方面的研究。 1843年上海刚开埠时就到沪建立墨海书馆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在其1846年翻译的《书经》一书中，曾附上来自《尔雅》的琴、瑟、管、箫、鼓、镛、笙及其他乐器的图示。(88)王韬就是在麦氏的家中第一次接触到西方音乐的。1847年秋，王韬在与麦都思聚会时，麦氏的两个女儿曾为之演奏过西洋乐曲。初接触异国之乐，王韬的印象颇佳，用他自己的话，“抗坠抑扬，咸中音节，虽日异方之乐，殊令人之意也消。”(89)1847年来华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伟烈亚力，在其以《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为底本编写的《中国文献记略》中简单介绍过明代杨表正的《琴谱大全》、清代蒋文勋的《二香琴谱》、程雄的《琴学八则》、庄臻凤的《琴声十六法》等琴学专著。(90)1848年抵沪的徐汇公学校长晁德莅“于古文、八股文、小说、诗、词、曲、戏剧、对联以及《三字经》《幼学琼林》等，无不摘译”。(91) 1845年就来上海传教的美国圣公会传教士帅福守是目前可知的第一个试图从学术的角度来向西方人介绍工尺谱的人。他的文章——《论中国人的记谱法》——早在1858年2月16日就在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上宣读，一年后又正式刊载在他参与创办的《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学报》上。这篇文章虽用《论中国人的记谱法》之名，但主要介绍工尺谱。论文中，帅福守首先批评了法国神父杜赫德在其《中华帝国全志》第三卷中所传出的“中国人没有乐谱，也没有任何可以表示多种不同音调的标志”，中国人“只能通过听和死记硬背来学习歌唱和演奏”的错误信息，“中国有一种很可尊重的记写音乐的体系的存在。这种体系与希腊人用的那种体系相比，也毫不逊色”。(92) 上海亚洲文会会员关于中国音乐有过著述的还有1848年4月到上海的美国南监理会传教士秦右(B.Jenkins)、1858年来华的英国安立甘会教士慕稼榖(G.E.Moule，1828-1912)及其出生在中国的儿子慕阿德(A.C.Moule，1873-1957)。秦右早在1868年就将《乐记》翻译成英文发表。(93)慕稼榖《杭州文庙丁祭》一文是最早详述祭孔礼乐的文章。(94)在杭州出生、后任剑桥汉学讲席的慕阿德，20世纪初曾“利用一年的时间在上海写成”了长文《中国乐器及响器名录》。(95)该文采用了比利时皇家乐器博物馆馆长、声学家马依龙(V.C.Mahillon)当时刚发明不久的乐器分类法，把中国乐器(主要是礼仪用的乐器)分为了自鸣乐器、膜鸣乐器、气鸣乐器、弦鸣乐器的几大类。但每一大类中各小类的划分又结合了中国传统的“八音”分法。该文参考价值之巨，迟至1989年，荷兰著名的出版社Frits Knuf还以成书的形式出版。除对乐器有研究外，慕阿德对中国古代的律制也有兴趣。1907年，他给英国的《音乐时报》撰写的一篇题为《中国音乐》的介绍性文章就提到朱载堉的乐律研究。(96)慕阿德的叔叔慕雅德(A.E.Moule，1836-1918)在其1914年出版的《中国人》一书中，也谈到朱载堉的律学研究，还特地采用《律吕精义》中的一页图示作为插图。(97) 除了公开发表的文章外，上海的“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还举办学术讲座。其中不乏关于中国音乐的讲座。如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夫人(Mrs Timothy Richard)就曾于1898年11月在上海亚洲文会的研讨会上讲述《中国音乐》。(98)来维思(John Hazedel Levis)也曾应该学会之邀于1937年3月25日在上海举办《中国音乐的基础》之讲座。(99)李提摩太夫人广为流传的《中国音乐》的小册子也是由美国长老会所办的美华书局1899年在上海出版的。(100) 从以上讨论的上海开埠后传教士的音乐活动可以看出，西洋音乐在中国的引进和传播是和19世纪传教活动的拓展以及教会学校的发展同步的。从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到1904年4月17日沈心工在上海务本女塾首开“乐歌讲习会”，在这六十多年的历史中，不论是在激发中国民众对西方音乐的兴趣上，还是在音乐基本技能的培训及音乐教科书的编纂上，传教士都作出了相当重要且具有历史影响的贡献。即使是对中国本土音乐传统的介绍、基础研究和兴趣启发等方面，传教士也担当了先驱者的角色。同为西方音乐的传播者，传教士的音乐活动与其他外国人在华的音乐活动有很多不同。从传播的对象来讲，他们所面对的是中国的民众，而不是自己的同胞。这无疑有助于西乐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传播。从传播目的来讲，他们的音乐活动是为了更有效地传播基督教义，而不像其他外侨那样纯属自娱。对象和目的的不同也决定了传播范围和传播内容的不同。以上讨论的上海开埠后的音乐活动就充分显示了传教士音乐活动与近代上海社会的互动关系。 传教士在上海的音乐教育活动的具体例证表明，在上海开埠后不久就有传教士开始在为中国儿童所办的学校中教授西方音乐知识。至迟在19世纪50年代，上海的教会学校已开始为中国学生提供基本的音乐训练。这些训练除基本的独唱、重唱、合唱技法外，还包括钢琴、管风琴、风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器演奏技能的培训。通过编纂教科书，传教士还普及了西洋基本乐理知识。 诚然，教会学校的音乐教育和音乐活动主要服从于宗教的需要，着重培养中国儿童参与宗教音乐活动的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教会学校的音乐教育和音乐活动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教育没有贡献。通过传教士在上海的音乐活动，我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出，并不是所有的传教士都仅仅把音乐等同于传教工具。他们其中有些人无论是在教学理念上，还是在艺术和审美的要求上都是有追求的。有的传教士也力求基督教音乐中国化。(101)有些传教士甚至担当了中国音乐研究先驱者的角色。 ①有关该时期的中外研究成果，有代表性的可参见：矢澤利彦：《〈律吕正義〉と德理格》，载《東洋音樂研究》，1938年第1期，第11～33页；方豪《嘉庆前西洋音乐流传中国史略》，载《大陆杂志》，1952年第4期，第309～316页；阴法鲁：《利玛窦与欧洲教会音乐之东传》，载《音乐研究》，1982年2期；席臻贯：《从康熙皇帝的音樂活動看〈律吕正義〉》，载《音乐研究》，1988年3期；王震亚：《西洋樂理輸入探源》，载《音乐研究》，1990年4期；王冰：《〈律吕纂要〉之研究》，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第102期，第68～81页；汤开建：《明清之际西洋音乐在中国内地的传播考略》，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106期，第46～55页；Ysia Tchen,La Musique chinoise en France au ⅩⅧe siècle(Paris:Publications orientalistes de France,1975); Gerlinde Gild-Bohne,Das Lǖ Lǖ Zheng Yi Xubian:Ein Jesuitentraktat ǖber die
Notation in China 1713(G
ttingen,1991); Kii-Ming Lo,"New Documents on Encounter between European and Chinese Music",Revista de Musicologie,16:4(1993):pp.21～25; Fran
ois Picard,"Music(17th and 18th centuries)" in N.Standaert ed.,The Handbook of Oriental Studies,Christianity in China(vol.1)(Leiden,E.J.Brill,2001),pp.851～860; W.Y.L.Chiu,"The Function of Western Music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Court",(PhD dissertation,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2007); Joyce Lindorff,"Missionaries,Keyboards and Musical Exchange in the Ming and Qing Courts",Early Music,32.3(2004):403～414; Peter Allsop and Joyce Lindorff,"Teodorico Pedrini:the Music and Letters of an 18th-century Missionary in China',Vincentian Heritage,27.2(2008):43～59. ②相关研究成果以博硕士论文为主，可参见：林苗：《中国新教赞美诗集〈普天颂赞〉之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2009；南鸿雁：《沪宁杭地区近代天主教音乐考察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7；陈晶：《基督教会学校女子音乐教育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1；李亚芳：《透过文本：对西方传教士记录的鄂尔多斯音乐的历史民族音乐学考察与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1；袁昱：《燕京大学音乐系历史研究》，中央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9；张媛：《浅论北京教会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③Hong-yu Gong(宫宏宇)，"Missionaries,Reformers,and the Beginnings of Western Music in Late Qing China(1839-1911)",(PhD thesis,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2006)；《基督教传教士与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之开创》，载《音乐研究》，2007年第1、2期；《杜嘉德的乐理书系列与西洋乐理之东传》，载《音乐研究》，2009年第1期；《传教士与晚清时的中西音乐交流——花之安与他的〈中国音乐理论〉》，载《黄钟》，2010年第1期；《传教士与中国音乐：以苏维廉为例》，载《黄钟》，2008年第1期；《基督教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的盲人音乐教育——以安格妮丝·郭士立、穆瑞为例》，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钱德明、朱载堉与中国礼仪乐舞之西渐》，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基督教赞美诗集缩微胶卷资料初探》，载《黄钟》，2011年第3期。《基督教传教士与西国乐法之东渐：从傅兰雅的教学实践看“主音嗖乏”教学法在晚清的传播》，载《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与中国音乐—以李太郭为例》，载《中国音乐》，2013年第1期；《基督教传教士与工尺谱》，载《音乐探索》，2013年第1期。 ④方豪：《中西交通史》(五)，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1954，第1～2页。 ⑤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中华书局，1988，第207～210页。 ⑥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书店，1935，第226～232页。范良佐：《上海的天主教》，载《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9)，上海书店，1999，第116～124页。 ⑦姚民权：《基督教初传上海记》，载《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9)，第140～149页。 ⑧史式徽：《江南传教史》卷1，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第220页。Joseph de La Servière,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Zi-ka-wei,pre
Chang-hai:Impr.de l'Orphelinat de Tóu-sè-wè,1914)，Tome I,p.212. ⑨同⑧，卷2，第270页，原文第252～253页。 ⑩《圣教杂志》，1914年第3期。转引自马学强：《“素为沪地教会中学之冠”——近代上海徐汇公学研究》，载《史林》，2010年6期。 (11)同⑨，第204页，原文第192页。 (12)《申报》1928年5月5日。转引出处同⑩。 (13)转引出处同⑩。 (14)同⑨，第277页，原文第260页。 (15)同⑨，第90页，原文第87页。 (16)同⑨，第168页，原文第158～159页。 (17)同⑨，第168～169页，原文第159页。 (18)同⑨，第318页，原文第296页。 (19)同⑨，第279页，原文第263～264页。 (20)同⑨，原文第264页。 (21)同⑨，第279～281页，原文第264页。 (22)E.W.Syle,"Music among the Chinese",Dwight’s Journal of Music,27：4(1867)：28. (23)转引自Robert Bickers,The Scramble for China:Foreign Devils in the Qing Empire,1832-1914(London:Allen Lane,2011),p.227. (24)同⑨，第82～83页，原文第81页。 (25)同④，第1～3、10页。 (26)同(⑨，第82～83页，原文第81页。 (27)G.Lanning and S.Couling,The History of Shanghai,Part I(Shanghai: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1921)，p.430.韩国鐄：《上海工部局乐队研究》，第139页。 (28)同⑦，第142页。 (29)《上海研究资料》，第236～237页。关于英国乐器制造商Gray and Davidson，可参见James Boeringer,Organa Britannica:Organs in Great Britain 1660-1860 a Complete,Volume 1(London: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p.112. (30)Shanghai by Night and Day(Shanghai:Shanghai Mercury,1902)，pp.18～22,《上海研究资料》，第238页。 (31)F.L.Crompton,"Music in Shanghai",The Musical Times(October 1,1904),pp.642～643. (32)同(30)。 (33)G.B.Fentum,The Passions:An Ode for S.A.G.B.and Pianoforte(Melbourne,1891). (34)The Straits Times(6 July 1872),p.3. (35)The Musical Times and Singing Class Circular,12(May 1,1865),p.61.The Straits Times(12August,1865). (36)转引自Phan Ming Yen,"Music in Empire,Western Music in 19th Century Singapore through a Study of Selected Texts",(MA Thesis,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2004),p.139. (37)"Organ Recital in the Freemasons'-Hall",The Argus(Melbourne)(April 14,1890),p.6."Town-Hall Organ Recitals",The Argus(16 January 16,1893),p.7. (38)W.A.Came,A Century of Harmony:The Official Centenary History of the Royal Melbourne Philharmonic Society(Melbourne:National Press,1954),p.74. (3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译室：《外国人来华人名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272～273页。 (40)The Jubilee of Shanghai,1843-1893：Shanghai Past and Present and a full account of the proceedings on the 17th and 18th November,1893(Shanghai:North China Daily News,1893),p.42. (41)同(31)，第643页。 (42)同(40)，第41页。 (43)R.B.Hurry,"A Far-Eastern Gateway"，Music and Letters,3.4(1922),p.376. (44)同(31)，第642页。 (45)同⑨，第98页。 (46)《圣方济学院六十周年纪念特刊》，载李楚材辑《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第203页。 (47)艾赉沃：《拯亡会修女在中国》，顾裕禄译，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276～277、281页。 (48)董涤尘、锺寿芝：《前清心女中校史》，载《解放前上海的学校》(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286～287页。 (49)同(22)。 (50)马学强：《“素为沪地教会中学之冠”——近代上海徐汇公学研究》，载《史林》，2010年6期。参见薛理勇编《上海旧影：老学堂》，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第25～27页。 (51)同⑨，第290页，原文第272页。 (52)同⑨，第291页，原文第272～273页。 (53)M.Le Baron de Hǖbner,Promenade au tour du monde(Paris,1873),translated by Lady Herbert as A Ramble Round the World(London:Macmillan and Co.,1874),Vol.2,p.195.J.de La Servière,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Zi-ka-wei,pre
Chang-hai:Impr.de l'Orphelinat de Toóu-sé-wé,1914),Tome Ⅱ,p.273. (54)A Guide to Catholic Shanghai(Shanghai:Zi-ka-wei Press,1937),p.62. (55)同(47)，第280页。 (56)关于圣玛利亚的音乐教学，可参见陈晶：《圣玛利亚女校与“女基督徒”音乐教育——上海圣玛利亚女校音乐教育研究》，载《音乐艺术》，2012年4期。 (57)同(48)，第290页。 (58)《圣玛利亚女书院章程》，载陈学恂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第221页。 (59)孙继南：《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山东友谊出版社，2000，第5～6页。 (60)"The Shanghai Anglo-Chinese School for Girls"，Chinese Recorder,23(April 1892),p.195. (61)薛正：《我所知道的中西女中》，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第104页。关于中西女中参见Heidi A.Ross,"‘Cradle of Female Talent'：The McTyeire Home and School for Girls,1892-1937" in Daniel H.Bays ed.,Christianity in China: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209～227. (62)Mary Lamberton,St.John's University,1879-1951(New York: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1955),p.55. (63)Wen-hsin Yeh,The Alienated Academy: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1919-193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p.70. (64)Eliza J.Gillett Bridgman,Daughters of China(New York:Robert Carter and Brothers,1853),p.101. (65)同(64)，第190页。 (66)同(62)，第54页。 (67)W.A.Cornaby,The Call of Cathay(London:The Wesleyan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1910)，p.283. (68)Chao Mei-pa,"The Trend of Modem Chinese Music"，Tien Hsia Monthly,4.3(March 1937),p.273. (69)同(62)，第54～55页。 (70)《记环球中国学生会音乐会》，载《时报》，1905年9月10日。转引自闵杰：《清末新式娱乐活动》，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资料》总11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25页。 (71)Calvin W.Mateer,"The Rel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s to Education" in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May 10～24,1877,Shanghai(Shanghai: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78),p.176. (72)关于狄就烈生平、《圣诗谱》及其版本，参见宫宏宇：《狄就烈、〈乐法启蒙〉、〈圣诗谱〉》，载《中国音乐》，2008年第4期。Hong-yu Gong,"Protestant Missionaries and School Music Education in Late Qing China:The Case of Julia B.Mateer"，Chime,Nos 18/19(2013),pp.101～135. (73)关于叶肇昌和：《方言西乐问答》，载张伟《西风东渐——晚清民初上海艺文界》，台北秀威资讯科技公司，2013，第53～57页。 (74)同(50)。 (75)见宫宏宇：《艾约瑟与晚清中国盲人音乐教育》，载《音乐研究》，2012年2期。 (76)黎东方：《平凡的我——黎东方回忆录》，台湾文星书店，1963，第109页。 (77)同(68)。 (78)Benjamin Z.N.Ing,"Music Chronicle"，Tien Hsia Monthly,4.1(January 1937),p.57. (79)胡伯亮：《中国近代声乐事业的先驱——女声乐教育家周淑安》，载向延声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第1辑，第269～279页。廖辅叔：《近代中国第一个合唱女指挥家周淑安》，载廖崇向编《乐苑谈往》，华乐出版社，1996，第77～81页。 (80)吴乐懿：《我的音乐旅程》，载向延生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第3辑，第219～220页。 (81)韩国鐄：《留美三乐人》，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0，第78页。 (82)见宫宏宇：《让世界同唱中国歌——姚锦新与〈花鼓及其他中国歌曲〉》，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4期。 (83)陈晶：《基督教会学校女子音乐教育研究》，见②。 (84)龚祺、丁涧：《心系人民，歌系人民》，载向延生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第3辑，第250～251页。 (85)董涤尘、锺寿芝：《前清心女中校史》，第291页；倪瑞霖：《歌坛闪亮的明星》，载向延生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第三辑，第456页。 (86)王毅：《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第2、21页。 (87)关于帅福守与工尺谱，请见宫宏宇：《基督教传教士与工尺谱》，出处见③。 (88)W.H.Medhurst,Ancient China The Shoo King or The Historical Classics(Shanghai:The Mission Press,1846)，p.77. (89)王韬：《漫游随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第51页。 (90)Alexander Wylie,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with Introductory Remarks on the Progressive Advancement of the Art；and a List of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into Various European Languages(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67),pp.113～114. (91)方豪：《上海徐汇公学初创十年记略》，转引出处同⑩。 (92)E.W.Syle,"On the Musical Notation of the Chinese,"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Royal Asiatic Society1.2(1859),pp.176～179.关于该文，详见宫宏宇：《基督教传教士与工尺谱》，出处见③。 (93)B.Jenkins,"Notions of the Ancient Chinese Respecting Music.A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the Yok-kyi,or Memorial of Music,According to the Imperial Edition",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5(1868),pp.30～57.秦右于1862年出任美驻沪领事。 (94)G.E.Moule,"Notes on the Ting-chi,or Half Yearly Sacrifice to Confucius",Journal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899/1900)33,pp.120～156. (95)A.C.Moule,"A List of the Musical and Other Sound Producing Instruments of the Chinese"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08)39,pp.1～160. (96)A.C.Moule,"Chinese Music",Musical Times(Mar.1,1907),pp.163～166；(Apr.1,1907),pp.231～233. (97)A.E.Moule,The Chinese People(London:Society for Promotion Christian Knowledge,1914),pp.110～115.慕雅德是慕稼榖的弟弟，1860年来华传教，主要活动区域为浙江和上海，兄弟俩都曾任圣公会华中教区副主教。慕阿德是慕稼榖的儿子。慕氏家族成员都著述甚多，特别是慕阿德，他的《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郝镇华译，中华书局，1984)至今仍是研究教会学者必须参考之作。 (98)Mrs Timothy Richard,Paper on Chinese Music 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99. (99)John H.Levis,"Preface" in Foundations of Chinese Musical Art,2[nd] edition New York:Paragon Book Reprint Corp.,1963,p.v. (100)同(98)。 (101)关于基督教音乐中国化的例子，见宫宏宇：《传教士与中国音乐：以苏维廉为例》，出处见③；《杨荫浏的传教士老师——郝路义其人其事考》，载《中国音乐学》，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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