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精英群体的教育改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群体论文,精英论文,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四”精英群体对于中国教育的改造，跟他们的文化选择相配合。我们知道，他们的文化选择是毫不犹豫地把西方文化作为中国社会的文化目标，将中国传统文化从我们的社会中淘汰出去。这种文化选择后来被胡适、陈序经等人命名为“全盘西化”。
与“全盘西化”的文化选择相一致，“五四”精英群体对中国教育实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其改造的关键之处在于：以国家政策的方式将西方文化列为中国教育的主要资源甚至唯一资源，将中国传统文化从教育资源中基本排除出去甚至完全排除出去。最后的结局就是，蔡元培作为中华民国的教育部长，于1912年9月3日颁布了《学校系统法》，随后于1913年陆续颁布了各类细则，使得上述原则以政治和法律的方式得到确定。这就是其基本模式延续至今的“壬子癸丑学制”，也可以称之为“蔡元培学制”。
任何一代人的历史实践，都是在前辈的经验、观念和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五四”精英群体所实施的教育改造工程，是中华民族为了应对西方列强的掠夺和凌辱而采取的社会文化调整工程的一部分，它经过了几代人的痛苦思考和选择，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蔡元培之前，已经有魏源、王韬、薛福成、严复、梁启超等等几代知识分子，对中国教育制度和考试制度的陈腐落后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改革方案。在处理外国事务过程中，清廷兴办了同文馆。同文馆（以及一些教会学校）教育资源的厘定和课程的设置，成为日后中国教育改革的参照物。1903年（光绪一十九年），张之洞等人制定了《奏定学堂章程》，被称为“癸卯学制”（也可以称之为“张之洞学制”），并于第二年年初正式颁布实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全国普遍实行的现代学制。
如果将这些历史过程予以澄清，我们就能看出“五四”精英群体进行教育改造的历史依据，充分理解其历史合理性，并能比较客观地评价其历史影响。
清末知识分子对中国教育和科举制度的批评与建议
一个国家教育资源的选择和设置，表现了立国者对其立国基础的理解，对其社会文化目标的理解。有什么样的国家，就会选择什么样的教育资源；有什么样的教育资源，就有什么样的主流文化；有什么样的主流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前景。
自古以来，人类社会的每一个权力实体都具有明确的文化选择。最早的血缘群体（比如氏族）选择了各自的图腾崇拜，以此指导自己的行为和精神生活。周公制礼作乐，用礼乐作为精神认同和国家秩序的标志。秦用法家之术，实现了富国强兵和统一天下的战略目标，法家之术成为他们主要的文化资源。汉武帝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实际上就是选定儒家文化作为国家主流文化。此后中国新上台的权力集团虽然也偶有选择道家学说或者佛家学说作为主要文化资源的，但是，绝大多数统治集团都是把儒家学说作为治国治人治心的不二法门。在西方列强用铁舰铁炮打开中国国门时，中国最基本的教育资源就是体现儒家学说特征的和官方意识形态精髓的“四书五经”。
随着外国势力的介入越来越深，中国社会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可是权力集团反应迟钝，不知道也不愿意在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等等方面变法图新。中国一代代知识分子对这种社会局面十分焦虑，不断提出各种批评和建议，以期促成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
清末严复是近代史上最为优秀的思想家之一，他曾从文化战略的高度对中国教育资源的守旧、单一和科举的陈腐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一个国家的未来前途就蕴含在当下的学风之中，而中国的学风几乎自古以来就是背对现实、凌空蹈虚的，于经世致用颇不适应。严复指出：“且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记诵词章既已误，训诂注疏又甚拘，江河日下，以致今日之经义八股，则适足以破坏人材，复何民智之开之与有耶？且也六七龄童子入学，脑气未坚，即教以穷玄极眇之文字，事资强记，何裨灵襟！其中所恃以开濬神明者，不外区区对偶已耳。所以审覈物理，辨析是非者，胥无有焉。以是为学，又何怪制科人十九鹘突于人情物理，转不若农工商贾之有时而当也。今之蒿目时事者，每致叹于中国读书人少；自我观之，如是教人，无宁学者少耳。”①
这种学风的形成，跟国家规定儒家学说作为国家唯一意识形态，而且以此作为衡量、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密切相关。每个时代的学子都不得不在国家控制的社会空间中谋求发展，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人才标准和选拔制度，人们必定会按照这个人才标准和选拔制度的要求来建设自己。以上严复所批评的虚浮学风，就是由体现国家人才标准和选拔制度的“科举制度”造成的。所以严复对科举制度尤其是八股取士的考试制度也进行了激烈批评。“夫科举之事，为国求才也，劝人为学也。求才为学二者，皆必以有用为宗。而有用之效，征之富强；富强之基，本诸格致。不本格致，将无所往而不荒虚，所谓‘蒸砂千载，成饭无期’者矣……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国随贫弱。此之不除，徒补苴罅漏，张皇幽渺，无益也，虽练军实、讲通商，亦无益也。何则？无人才，则之数事者，虽举亦废故也。舐糠及米，终致危亡而已。然则救之之道当何如？曰：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则庶乎其有鸠耳。东海可以回流，吾言必不可易也”②。
康有为也是那个时代最有洞察力的思想家之一，他在戊戌变法运动中，对科举和八股的攻击几乎是个突破口。他把中国的积贫积弱、备受凌辱都跟科举和八股联系起来。他说：“然则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惟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得才之道多端，莫急于改科举。今学校未成，科举之法未能骤废，则莫先于废八股矣。”③他提出科举考试改考策论。待日后兴办学校，才废除科举。
学校教育应该以什么为楷模呢？当然是西方学校。“夫西人之于民，皆思教之而得其用，故自童幼至冠，教之以算数图史，天文地理，化光电重，内政外交之学，惟恐其民之不智”④。
我们当代社会将一年一度的高考称之为指挥棒，这根指挥棒用来指挥什么？当然是指挥教育和学风。作为国家制度构成部分的教育制度，乃是受制于国家权力的一种文化存在。国家规定考什么，人们就会学什么；国家规定怎样考，人们就会怎样学。国家权力对于教育资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教育资源对于社会未来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严复、康有为等人正是深察这种文化奥秘，才将学风问题、教育资源问题以及科举制度问题，提高到国家盛衰、民族兴旺的高度来予以讨论，希望权力集团于此能够幡然醒悟，重新进行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的选择。
严复和康有为不但批评了教育现实的不合理，还明确指出了改造的方向，那就是本着务实精神，致力于西方的学习和研究。因为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模式，只能在西方势力的裹挟下，亦步亦趋地模仿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这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几乎无法由自己的主观意志所主导的选择。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尽早投向西方，以适应社会文化转型之需求。
像严复、康有为这样富于洞察力和责任心的思想家，中国近代史上代不乏人。早在1861年，冯桂芬就写作了《采西学议》，主张在与外国交往比较集中的沿海地区，设立翻译机构，选拔15岁以下的聪慧儿童予以教育，“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注：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西人十岁外无人不学算，今欲采西学，自不可不学算）”⑤。他说有算学起步，可以掌握轮船火器以及各种制造业，还可以厘定历法。正如冯桂芬所说：“通市二十年来，彼酋之西我语言文字者甚多；其尤者能读我经史，于我朝章、吏治、舆地、民情，类能言之；而我都护以下之于彼国则懵然无知，相形之下，能无愧乎？”⑥这种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使得中国在中西交往中，处处被动，最后处处失败，此种教训，至为严重。
所以，郑观应在1862年提出：“夫通习西语西文，例所不能禁，亦势所不可少。与其使市井无赖独能之，不若使读书明理之人共能之。”⑦冯桂芬和郑观应的主张，都是必须将西学引入中国教育资源之中，中国教育必须同时采用中西两种文化资源。虽然他们的主张还停留在设立专门的语言机构（同文馆即是外语学习机构）来处理西学，还没有明确提出在中国的主流教育中全面引入西学资源，但是，这种主流体制之外的语言机构，也是官办机构，深植于主流体制之中，它之成为主流教育的一部分，只是有待时间而已。所以，他们采用西学进入教育资源的主张，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至于他们的目标看样子很低，则可能是基于策略（目标太高会招来更强烈的反对），而不是基于认识上的局限。
时间发展到1896年，梁启超写作《变法通议》的时代，经历了甲午战败之剧痛的中国知识分子，于中国教育之改造，心态更加急迫，思路更加清晰，全面引入西学的主张更加彻底。《变法通议》是当时通晓时务的、具有强烈现实感的知识分子的一份有代表性的文化战略宣言，虽然在结构上，这个宣言涉及政治、民族关系、人事、货币等社会各个领域的革故鼎新，但是其主要篇幅都在讨论文化教育的改造。所以，将《变法通议》看作近代史上第一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规划方案，似乎比较如实。
《变法通议》强调教育为立国之本，为强国之术。因此，必须引进西学，广开学堂，集中财力培养人才。“今国家不欲自强则已，苟欲自强，则悠悠万事，惟此（作者注：指集中国家财力办教育）为大，虽百举未遑，犹先图之”⑧。
可是，清国政府对于在教育体制中引入西学资源的重要意义一直甚为蒙昧，中国教育的基本面貌依然被科举考试所拘囿。学子们即使在官办的同文馆毕业，他们依然得不到体制的认可和重视。他们往往在社会上游荡奔波十多年还无法安身立命，“上不足以尽所学，下不足以救饥寒”，一副穷困潦倒的模样，谁也不愿意步他们的后尘。如果不从考试制度和人事制度上做出重大调整，洋务学堂难于拥有社会空间。因此，梁启超认为：“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⑨
科举制度是中国奉行千年的基本政治制度的一部分，要对此做出变革，需要非同一般的大气魄。但是，制度乃为时势所设，既然时势有了重大变化，科举的变革乃无可逃避。
梁启超就科举制度变革提出了上策、中策、下策三种模式。
上策包含国家对学制的厘定，按照西方模式兴办小学、中学、大学，大学毕业之后还可以择优送到外国留学。这些学子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可以比照进士、举人、秀才的等序厘定。这是对中国教育制度和官吏制度全面改革的举措。学制既经改造，科举自然不再存在，教育资源自然也不再限于“四书五经”，而可以将中学西学烩于一炉。如此，中国文化和中国教育都将从灭亡的深渊中振拔起来，中国也将巍然挺立于世界。
所谓中策，放弃学校制度的改变，而是对科举考试制度进行重大调整。在通常考试科目帖括之外，增加如下既照顾传统，又适用于时务的考试科目：经学、算学、外语、法学、外交和国际关系、礼学、技艺、医学、教育学、兵法等。这些学科，远比传统的科举丰富。如果说帖括一科可能只能选拔一些腐儒，其他各科所选则都具有较多文化、学术、科学、技艺含量，充分体现了经世致用精神，可致富国强兵之效果。除此之外，还可以广开思路，多途径取士。或特诏举试，或按省附考，给予出身，示以荣途。“著书可以入翰林，上策可以蒙召见”。倘可如此，“则岩穴之间，乡邑之内，与夫西学诸馆，及出洋学习之学生，皆可因此以自达。其未有成就者，亦可以益厉于实学，以为天下用，则其事甚顺，而其效亦甚捷”⑩。
所谓下策，“一仍今日取士之法，而略变其取士之具”。也就是学校制度和考试制度不变，但是考试内容有新的要求。童子试必须增加“中外政治得失、时务要事、算法、格致”等考试内容。“乡会试必三场并重，第一场试四书文、五经文、试帖各一首；第二场试中外史学三首，专问历代五洲治乱存亡之故；第三场试天算、地舆、声光、化电，农、矿、商、兵等专门，听人自择一门，分题试之，各三首。殿试一依汉策贤良故事，专问当世之务，对策者不拘格式，不论楷法”(11)。
中策的考试内容中，有经学、算学、外语、法学、外交和国际关系、礼学、技艺、医学、教育学、兵法，其中除了传统文化外，还包括了西学中的社会科学和科技。下策的考试内容，没有西学中的社会科学，但是强调了中外政治得失、时务要事，然后将与时务相关的科技内容和军事内容悉数列入。这里的上中下三策，并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若行上策，全面变革教育制度、课程设置、教育资源配置，那就必定会涉及中策下策的内容。倘若推行下策，这些教育资源的改变，事实上必定会促进教育制度的全面变革。
梁启超的教育改革方案，简而言之，不抛弃古代教育制度中固有的教育资源，同时将西学全面引进教育资源之中。这种思路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步一步明确下来的。自从魏源时代以来，每一代精英人物在制定中国文化发展战略时，无不提倡将西学纳入到中国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之中。就像变法一样，“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已，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12)
征诸历史，梁启超的科举改革主张，在清末得到了部分实现。清王朝在“大势相迫”的情形下，态度一直处于“变”与“不变”之间，因而他们的境遇也一直徘徊于“变之权操诸已”和“变之权让诸人”之间。1905年，清王朝终于废除了科举制，这项改革的实施离《变法通议》的诞生仅仅9年，庶几接近梁启超所提出的“上策”。可是，单纯的教育改革无法挽救清王朝的衰朽和灭亡，没有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模式的变革相配套，孤立的教育改革给社会带来的冲击力，也许只会导致负面效果。甚至不妨这样猜测，1905年废除科举制，说不定是促成清王朝1911年彻底崩溃的因素之一。
民国时期的教育变革，在清王朝废除科举制的基础上又跨出一大步。蔡元培代表政府所制定的教育政策，尽奉西学，尽去中学，这比梁启超走得更远。同时，蔡元培的教育改造，与梁启超的教育变革思想具有血缘关系一样牢固的历史联系，这一点我们不可忽视。对于满清王朝来说，因为他们在包括教育变革在内的各项变革上，长期以来过于畏缩不前，终于出现“变之权让诸人”的形势，最后走向了覆亡的悲惨结局。也许，这也是促成蔡元培和民国政府进行如此彻底的教育变革的警示性动力。
京师同文馆及教会学校中西并重的课程设置
虽然蔡元培的教育改造方案甚为彻底，但是自从中西交往开始以来，中国教育改造的步伐是非常缓慢的。老大帝国各方面反应之迟钝，几乎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中国主流体制内的新式教育，是从同文馆开始的。所谓“同文”，也可理解为“通文”，直解就是“翻译、译文”的意思。中国学习外语的同文馆，设置于19世纪60年代之初。此前只有四夷馆、四译馆。
据史料记载，明代于永乐五年设立了四夷馆，负责“四方番夷翻译文字……内分八馆：曰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异、高昌、缅甸”(13)。
清代顺治元年设立会同馆、四译馆，乾隆十三年合为会同四译馆，改八馆为二，名为西域、百夷(14)。
欧洲各国语言，不在四夷馆、四译馆的业务范围之内。所以，中国从来没有会通欧洲各国语言的官方译员。鸦片战争前后几十年，中西之间发生那么多通商、交战、谈判、签约事务，担任译员的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民间马仔。中国丧失了那么多利益，甚至有传教士在中国合同文本上加添条款，骗取中国利益，可是中国却不知道需要培养自己的译员，连在四译馆中增设欧洲语种业务都没想到。
直到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朝官吏才开始认真考虑创办培训外语人才的机构。1861年（咸丰十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创办同文馆，获得御准，可是因为找不到师资而一筹莫展。第二年，奕訢上奏同治帝诉苦说，去年臣等行文要两广总督、江苏巡抚委派教员（教习），同时行文八旗，让他们挑选学生。学生倒是很快就召集到位了，可是教员却没有着落。广东方面声称无人可派，上海方面虽然说是有人，可是水平不怎么样，要价还高得很，我们觉得负担不起，就没让他来。这样一来，同文馆的创办事宜，一搁就搁置这么久了(15)。他们以找不到教员或者付不起教员工资为理由，将创办同文馆的事情就这样搁置不问，可见这些官僚并不将此事放在心上。
1862年，奕訢等人奏请延请外国教员来同文馆教授英语，规定外国教员只准教外语，不许传教。另请汉人给同文馆学生教授汉文。到了1863年，增设了法语、俄语语种。
同文馆起初规定，这些满族学生只学外语和汉语，颇有点外语速成班的意味，因为他们的培养目标是充当译员。在主事者看来，译员大约是个技术性的工作，不需要丰富的文化背景。从外语汉语并重的办学思路来看，同文馆在文化资源上还是洋土结合、中西并重。在同文馆的影响下，外地也按照时势之需办起了类似机构，如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新疆俄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
随着时势的发展，同文馆的教学内容在不断增加。起初虽然只是外语培训机构，后来逐渐演变为传播西学的基础教育机构。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学习西方的步伐迅速加快，同文馆的发展也突飞猛进。所有学生不再以语言培训为满足，而是在学习语言的基础上必须通晓西学和洋务。有的学生甚至可以不学外语，只是通过译本学习西学。这一变化十分关键，说明同文馆的办学思路已经不是培养译员，而是培养包括译员在内的通晓洋务、时务甚至西学的人才。这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都是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其学制也逐步形成定例。至少有五年制和八年制两种。精研外语并学习西学者学制八年，这些学生往往入学时都很年轻。“其年齿稍长，无暇肄及洋文，仅借译本而求诸学者，共须五年”(16)。
同文馆五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数理启蒙 九章算法 代数学。
第二年 学四元解 几何原本 平三角、弧三角。
第三年 格物入门 兼讲化学 重学测算。
第四年 微分积分 航海测算 天文测算 讲求机器。
第五年 万国公法 富国策 天文测算 地理金石。
同文馆八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认字写字 浅解辞句 讲解浅书。
第二年 讲解浅书 练习书法 翻译条子。
第三年 讲各国地图 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第四年 数理启蒙 代数学 翻译公文。
第五年 讲求格物 几何原本 平三角、弧三角 练习译书。
第六年 讲求机器 微分积分 航海测算 练习译书。
第七年 讲求化学 天文测算 万国公法 练习译书。
第八年 天文测算 地理金石 富国策 练习译书(17)。
从1876年公布的该校课程表看来，同文馆所教授的西学内容，跟今天中国基础教育规定的西学内容，基本一致。除了物理、化学、数学、地理等科学内容外，还有世界历史、国际法、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内容。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同文馆在大规模引进西学的同时，对于传统文化的内容一直十分重视。“至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故于课程并未另列。向来初学者每日专以半日用功于汉文，其稍进者亦皆随时练习作文”(18)。也就是说，学习汉文本系重中之重。从这种课程设置不难看出洋务派官僚奉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发展战略在教育资源上的投影。
此时同文馆并不是中国教育的主体，办学规模尚小，入馆学习者相当少。梁启超在写于1896年的《变法通议》中说，同文馆、广方言馆这一类教育机构，在校“生徒不满千计”(19)。在科举废除之前，中国的教育主体一直是以习诵讲解“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传统私塾教育。可是，科举制一旦废除，传统教育失去了加官晋爵的功利指向，其吸引力必将立时收到重创，与现代社会制造业、矿业、航海业、商业、外交等等相关联的西学，就会受到莘莘学子的青睐，并进而晋身为教育的主体。
除了上述同文馆一类教育机构之外，中土传播西学的教育机构还有两类。其中第一类是各种时务学堂，例如军事及军事技术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直隶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福建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等），医学、铁路、矿务学堂（福州电气学塾、上海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医学堂、山海关铁路学堂、南京矿务学堂、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等等。它们的建立，有赖西方的技术模式和学术模式做支持。所以，每有引进，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引进；每有发展，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发展。
所有这些洋务学堂，其教育资源都不是单一的西学，而是中西并重。鲁迅曾经先后就读于南京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他回忆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的教学内容是这样的：
功课也简单，一星期中，几乎四整天是英文：“It is a cat。”“Is it a rat?”一整天是读汉文：“君子曰，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一整天是做汉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颍考叔论》，《云从龙风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
这回不是It is a cat了，是Der Mann,Das Weib,Oas Kind。汉文仍旧是“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学集注》。论文题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是先前没有做过的。此外还有所谓格致、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但是还得声明：后两项，就是现在之所谓地质学和矿物学，并非讲舆地和钟鼎碑版的。只是画铁轨横断面图却有些麻烦，平行线尤其讨厌。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20)
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21)。从鲁迅的回忆不难看出，那时的时务学堂的教育资源，乃是中西合璧的。
其中第二类是教会学校。研究者田松认为：“中国现代教育是从传教士的新式学堂开始的。”根据这项研究，传教士的教会学校创始于1839年，这比1862年创立的同文馆早23年。田松指出：
中国第一个面向小学生的传教士学校是1839年建于澳门，1842年迁至香港的马礼逊学堂。这是中国现代教育的起点，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中有三位曾在此就读，其中包括后来为中国近代教育贡献颇巨的容闳。中国最早的现代教育建制化也是教会学校完成的。1877年5月，第一届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在上海举行，其中一项重要议题是对各地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进行规范，成立“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中文名称为“益智书会”，主席就是先后被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聘为总教习的丁韪良。这个机构在日后的传教士大会中不断更改名称，但是对外的中文名称始终未变，对于教程设置和教科书的规范功能也始终保持着。
在传教士的新式学堂中，主要课程包括四大门类：神学，理论上最重要的课程；语言，如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这是工具；然后是西学，这部分包括西学经典，比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还包括一个重要的部分——科学；让我惊异的是，第四类课程竟然是中学，即四书五经阴阳五行，直接继承了中国传统私塾中的内容。更让我惊异的是，在很多教会学校中，中学和西学具有同等的重要程度，无论课程设置，还是课时总量，两者都不相上下。因为传教士要培养的并不是要去欧洲生活的中国人，而是要在中国生活的中国人。而如果没有中学根基，就难以进入当时中国的主流社会。此外，虽然神学在理论上最为重要，但是在课程和课时上并不特别突出。对于孩子们来说，抽象的理论不如日常起居中的宗教仪式更能深入人心(22)。
教会学校的教育资源也是中西并重的。
以上所介绍的三种学校，当时都不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主流，而是为了应对西方势力对中国的涌入而设置的辅助性的教育机构，它们虽然很前沿，甚至很自信地代表着时代的趋势，但是它们毕竟面对的是中国传统社会，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无论作为它们的强大敌人还是作为改造的对象，它们必须具有与之共同生存的智慧和胸怀，才能找到自己的立足空间。
这种教育资源方面中西合璧的格局，跟社会上积极向西方学习的时代要求和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心理激烈交战的局面，恰好形成同构关系。以下文字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社会上和文化界的新旧观念在冲突中并存的事实。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骙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23)。从鲁迅的文字中，不难感受到两种倾向的相互冲击与搏战。鲁迅对于西学趋之若鹜，代表了最开放的心态，而且与前辈学者如创办《时务报》的梁启超相呼应。鲁迅的本家前辈代表了保守倾向，他反对鲁迅学习《天演论》、《时务报》之类，而要他关注抵制康梁变法的文字。
中西并重的“张之洞学制”和全盘西化的“蔡元培学制”
当社会上用西学改造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趋势越来越兴盛，上述三种辅助性的教育机构就不再安于寂寞和附庸，而是要求成为主流和正统。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亡国之忧日盛一日，借西学西法以图富强的战略思路越来越受到精英群体的认同。这时，用中西合璧的新式教育取代传统教育的思潮，终于应时而生。
所谓用中西合璧的新式教育取代传统教育，也就是以国家的名义将新式教育认可为教育的主流和正统，并将此种正统教育纳入国家制度之中。自此之后，原先居为主流的私塾教育，迅速成为一种辅助性的教育模式，仅对国家教育制度构成某一程度的补充。再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了1949年以后，私塾教育就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新式教育取代传统教育的历史过程中，出现了两种泾渭分明的模式，这两种模式的区别不体现在办学方式上，而体现为教育资源和课程设置的不同。一种模式是用“中西合璧”的教育资源和课程设置，可以以张之洞的《癸卯学制》为代表，另一种排除中学、仅取西学作为教育资源和课程资源，以蔡元培的“壬子癸丑学制”为代表。前者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战略思想作为理论依据，后者是以“全盘西化”的战略思想作为理论依据。
下面分别介绍这两种教育模式的教育资源及其课程、学科设置。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管学大臣张百熙曾拟订《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未能实行。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7月清政府命张之洞、张百熙、荣禄等人以日本学制为蓝本，重新拟订学堂章程，于1904年1月公布，即《奏定学堂章程》，是年为旧历癸卯年，故称癸卯学制。该学制包括了各种不同等级、不同类型的教育机构的规范和章程——《初等小学堂章程》、《高等小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大学堂章程》、《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译学馆章程》、《各学堂考试章程》等等，规定学堂的立学宗旨是“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文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24)。还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性质任务、入学条件、修业年限及相互衔接和关系。
让我们考察一下《癸卯学制》中对于不同等级、不同类型学校的课程设置的具体规定。
初等小学堂五年，属普及教育性质，宗旨是“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令其发育”。课程设置为：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等。视地方情形，可增加手工、图画一科或两科。贫瘠地区可设简易科，课程酌减。
高等小学堂四年，宗旨是“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体”，课程设置为：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等。视地方情形可增设手工、农业、商业等科。
中学堂五年。属普通教育性质，兼有升学和就业两重任务。课程设置为：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外国语（东语、英语或德语、法语、俄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
高等学堂，“以教大学预备为宗旨”。根据大学堂分科的需要，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升入大学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商科做准备；第二类为升入大学格致、工科、农科做准备；第三类为升入大学医科做准备。
大学堂亦称分科大学，“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分八科，下设若干门。
经学科大学：设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左传、春秋三传、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孟子、理学十一门。
政法科大学：设政治、法律两门。
文学科大学：设中国史学、万国史学、中外地理学、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俄国文学、日本国文学九门。
医科大学：设医学、药学两门。
格致科大学：设算学、星学、物理学、化学、动植物学、地质学六门。
农科大学：设农学、农艺化学、林学、兽医学四门。
工科大学：设土木工学、机器工学、造船学、造兵器学、电气工学、建筑学、应用化学、火药学、采矿及冶金学九门。
商科大学：设银行保险学、贸易及贩运学、关税学三门。
学制除政法科及医科之医学门修业四年外，余均为三年。
大学堂还设有通儒院，“为研究各科学精深义蕴，以备著书制器之所”。以五年为限(25)。
根据以上规定，小学堂、中学堂的前三门课程，为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这都是中国文化精神及其内容的学习和传承，可以理解为基础教育的底色。“其中读经讲经每年每周都是十二小时，占全部课时的百分之四十，每日半小时温经尚不记在其内，读经的内容为《孝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礼记》节本等。到了高小和中学，读经讲经的内容变为《诗》、《书》、《礼》、《易》、《春秋》、《左传》等，课时数一直占据重大的比例。此外，修身课相当于道德课程，也是以《四书》为主要教材”(26)。
以本土文化的底色为基础，再学习地理、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理财、图画、体操、外国语等属于西学范畴的课程。
在大学的建制和课程设置方面，绝大多数是适应现代社会和现代产业需求的学科和专业，这些学科基本是以西学为主要内容的，但是以经学科统帅百科，经学科所学，纯粹是中国本土文化内容。经学科的教学内容为设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左传、春秋三传、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孟子、理学，哲学课程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范畴和内容。
所以，《癸卯学制》对于中国教育的制度安排和课程安排，符合中西合璧、文化融合的时代要求，顺应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和产业现代化对于相关人才的需求，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当时执掌中国政治和文化学术之牛耳的精英群体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战略思想。
清王朝在进行教育改造的过程中，逐步失去了社会控制能力，新学制仅仅实施了不到十年，清朝的政治生命就结束了。代之而起的是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的第一任教育部长是蔡元培。蔡元培的家乡浙江绍兴系得西学之先风的沿海地区，那里自开埠通商以来，现代产业比较发达。蔡元培在清末曾一度致力于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跟陈独秀一样建立过一个又一个政党，最后跟孙中山的同盟会结为一体，成为当时主流革命政党的骨干力量，是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之一。蔡元培曾长时间留学西洋，对于西学具有深博的造诣。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时期，崛起的新一代文化领袖对于维新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颇为不屑，他们自有更加激进的文化主张和救世良方，那就是彻底抛弃拘囿国人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抛弃的理由当然是因为传统文化在应对西方强盗的入侵和西方文化、西方产业的影响方面毫无应变能力，基本上一败涂地。这是就负面而言。就正面而言，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对于按照西方社会模式和文化模式重造中华民族，充满强烈的愿望和坚韧的信心，这种愿望和信心在文化上就体现为“全盘西化”的战略主张。
在激进派看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是一种消极的应变策略，“全盘西化”才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振兴战略，才能给民族带来真正的振兴和新生。在这种声势浩大的反传统浪潮和“全盘西化”浪潮中，蔡元培主持制定的教育改造方案，自然不会给传统文化留出太多的空间。
蔡元培担任民国政府的教育部长之后，于1912年（壬子年）9、10月先后颁布了《小学校令》、《中学校令》、《专门学校令》、《大学令》、《师范教育令》，建构了一个完整的、新型的学校体系，是为《壬子学制》。自此至1913年（癸丑年），教育部又陆续颁布了各种学校规程，对新学制有所补充和修改，于是又总合成一个更加完整的学制系统，并被合称为《壬子癸丑学制》。新学制对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目的、课程设置、学校配置、入学条件、教职员任用、经费及管理等等，都作了具体规定。
按照新学制的规定，小学教育以留意儿童身心之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并授以生活所必需之知识技能为宗旨。
初等小学的课程设置是：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操，女子加设缝纫。
高等小学设修身、国文、算术。本国历史、地理、理科、手工、图画、唱歌、体操，男子加设农业、女子加设缝纫，并视地方情形加设英语或其他外国语。与清末相比，取消了读经课，授课时数也略有减少。
中学校以完成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取消了清末的文、实分科制度。中学的课程设置是：修身、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图画、手工、乐歌、体操，女子中学加课家事、园艺、缝纫。外国语以英语为主，因地方条件可任择法、德、俄语之一种。与清末相比，取消了读经课，增加了手工课。
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分政法、医学、药学、农业、工业、商业、美术、音乐、商船和外国语各类。
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大学分文、理、法、商、医、农、工等七科。各科再分为若干门（相当现在大学中的系）。预科分三部：第一部预科生入文、法、商三科；第二部预科生入理、工、农及医科的药物门；第三部预科生入医科的医学门(27)。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跟《癸卯学制》相比，《壬子癸丑学制》最大的改变就是废除了读经讲经课，原先占用一半课时的本民族圣经，在这里没有立足之地。大学设置中，也不再有“经学科”的存在，那些被视作中国文化命根子的典籍，不再是中国教育和中国文化的基本资源，而沦落为绝学。
颇为奇怪的是，这个教育改造方案规定了唯独师范学校应该学习中国文化经典。“师范学校以造就小学教员为目的。高等师范学校以造就中学校、师范学校教员为目的。男、女师范学校都分本科和预科，本科又分一、二两部。男师第一部学科为修身、读经、教育、国文、习字、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图画、手工、农业、乐歌、体操。女师本科第一部学科，除不设农业、另加家事、园艺、缝纫外，外国语为选修，其他与男师相同。男女师范第一部均为四年。男师本科第二部学科为修身、读经、教育、国文、数学、博物、物理、化学、图画、手工、农业、乐歌、体操。女师第二部不设读经和农业，另加缝纫，其他与男师相同”(28)。
“读经”二字夹杂在师范学校几十种课程之中，基本上可有可无，不过是体现了方案制订者的某种犹豫和妥协而已。而且，师范学校是为普通学校培养师资的，既然普通学校不开设经学课，师范学校学习经学的热情也就无法调动起来。所以，可以设想，师范学校的读经课实际上形同虚设。
总之，《壬子癸丑学制》将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从教育资源中剔除出去，从此，现代中国人在接受基础教育的过程中，将不再学习、继承古代中国人所创造的这些精神文化。由此所出现的后果是，现代中国人与古代中国人、与这个作为文化共同体而存在的中华民族，将失去文化联系和精神联系。“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崛起的一代精英人物，迅速成为引导中国文化前途的决定性人物，他们所选择的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成为日后中国社会的正统和主流。此后几代国人，都是在这种主流文化和主流教育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由于我们几代人都身处这种资源极其单一的教育之中，对于这种极其单一的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缺乏反思能力。倒是那些曾经成为“五四”一代的前驱，却眼睁睁看着“五四”一代比自己走得更远的前贤所表达的忧虑，给我们提供了反思“五四”的思想资源。我说的前贤，是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物。
1913年，康有为曾经指出：“新学之士，不能兼通中外之政俗，不能深维治教之本原。”“以欧美一日之强也，则溺惑之；以中国今兹之弱也，则鄙夷之。溺惑之甚，则于欧美弊俗秕政，欧人所弃余者，仿之惟恐其不肖；则鄙夷之极，则虽中国至要道，数千年所尊信者，蹂躏之惟恐少有存也。”(29)蔡元培的教育改造，功莫大焉，但是其于中国固有精神文化“惟恐少有存也”，终于不能不说是一种偏颇。这种选择虽然显示了新一代精英群体除旧图新的勇气，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其负面影响终于日盛一日地显现出来。
更早的时候，还在1902年，梁启超在讨论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时，就敏锐地指出：“自今以往二十年中，吾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吾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夫二十年间之不发明，于我学术思想必非有损也。虽然，凡一国之立于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质。欲自善其国者，不可不于此特质焉，淬厉之而增长之。今正当过渡时代苍黄不接之余，诸君如爱国也，欲唤起同胞之爱国心也，于此事必非可等闲视矣。不然，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而复生出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吾惧其得不偿失也。”(30)在大多数中国精英还在苦恼于国人之顽固守旧、抵制西学的时代，梁启超已经觉察到了中国社会思潮的另一种趋势。梁启超的惊人敏感不为时人所关注，直到百年之后的今天，终于成为我们反思“五四”时期“全盘西化”思潮之弊端的理论资源。
注释：
①严复：《原强》修订稿，载《严复文选》第28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②严复：《救亡决论》，载《严复文选》第68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③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取士改用策论折》，载《康有为政论选》（上）第270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④康有为：《请改八股为策论折》，载《康有为政论选》（上）第264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⑤⑥冯桂芬：《采西学议》，载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576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⑦郑观应：《上海设立同文馆》，载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57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⑧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总论》，载《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20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⑨⑩(11)梁启超：《变法通议·论科举》，载《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24、25、25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12)梁启超：《变法通议·论不变法之害》，载《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14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13)《明会典》卷二百二十一，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1-2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14)《清史稿·职官》卷一百十四，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2-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15)《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8.20)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折》，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6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16)(17)(18)《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71、71-73、71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19)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余论》，载《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42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20)(23)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载《鲁迅全集》（第2卷）第293-295、29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1)鲁迅：《呐喊·自序》，载《鲁迅全集》（第1卷）第4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2)田松：《蔡元培与中国传统的流失》，载《民主与科学》2008年3期。
(24)(25)(26)张之洞等：《奏定学堂章程》，转引自戚名《癸卯学制》，原载中国百科网，网址：http://www.chinabaike.com/article/316/327/2007/2007022157723_2.html，访问日期：2008年12月4日。
(27)(28)佚名《壬子癸丑学制》，原载《17348教育网》，网址：http://www.17348.com/wiki，访问日期：2008年12月4日。
(29)康有为：《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载《康有为政论选》（下）第842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30)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总论》，载《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562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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