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产业和区域分析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商投资论文,证据论文,中国经济发展论文,产业论文,区域分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
中国在2002年跃居世界首位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国家，2003年上半年，外商直接投资继续以超过30％的幅度增长。这个发展趋势既是来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效应，也是世界范围不景气下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反映。联系到更广泛的全球化问题的讨论，确切评价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就兼具政策和理论意义上的急迫性了。
既有文献对这个课题的研究，大多依循下列两种方法。一是采用各种与经济增长相关的比率指标，诸如外资流量与固定资本形成的比率、外商投资企业占全国出口额的比重等，由此判断外商直接投资对整体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江小涓2002a，2002b）。另一是应用回归分析，针对各种外商直接投资指标与经济增长指标的关系，后者包括可观察指标，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或不可观察指标如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应用分析的对象，在近期的文献中集中在区域经济增长，从中引申出有关整体中国经济发展的结论（Berthélemy and Démurger 2000；Zhang and Felmingham 2002）。
这些研究在澄清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及限度的同时，也显现出两方面问题：（1）这两种分析方法都面临如何区分因果关系与相关关系的难题，换言之，这些研究文献始终未能确切指认，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究竟是透过什么特定渠道实现的；（2）相对于更广泛的有关全球化问题的讨论而言，上述研究的范围，显得过于狭窄，大都是仅仅围绕着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展开的。换言之，这些研究都是仅将外商投资视为净增加的金融或技术资源、以及促进符合市场原则的经济结构或体制的因素，对于相关理论文献中的批判性论题，诸如外资企业的不平等竞争和垄断能力、扭曲本地产业结构或压抑关联产业发展、表现为劳动非技能化等妨碍动态效率进步的可能性等等，可能流于片面（有关理论文献评述，可参阅Lo，1995；Saggi，2002；联合国贸发会议，1999）。
二、宏观指标与产业分析证据
从宏观指标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以外资流量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比率看，1992年前几乎微不足道，之后才大幅度攀升至平均14％左右的水平。但是，由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本身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左右，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贡献，在1992年之前应该不会超过半个百分点，之后则应该不会超过一个百分点。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的另一个重要的宏观指标，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创汇贡献，它可促进国外先进生产技术的引进。相关的贡献也是相当有限的。虽然，外商投资企业占全国出口额的比重不断攀升，1996年和2001年分别超过40％和50％。然而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占全国进口额的比重更大，因而，1985—1997年间，外商投资企业年年出现巨额逆差，而自1998年起的顺差，也在全国贸易顺差中只占了很小部分。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口中，相当一部分是作为投资的生产设备进口，这意味着，一方面此类进口应该有助于提升有关企业的技术水平，另一方面，随着生产能力的逐渐形成，外商投资企业还是有可能在出口创汇上做贡献的。只不过，这种可能性至今尚未证实，而前一方面的贡献，则反映在有关企业和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上，下文将要分析。
按照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外商投资企业对整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应该是通过下列途径实现的，包括，向有关企业的技术转移；对同一行业或相关产业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产业结构向符合比较优势原则转化、促进经济体制向符合市场原则转化，等等，这些影响主要反映在有关行业相对于整体经济的效率表现上。表1给出相关的工业行业数据，这些数据是以外商投资企业在2001年所占行业增加值比重排序的，是全部40个工业行业的前15个，反映了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商投资企业经营的累积结果。从表中可以得出三个颇具意义的结论。
首先，是外商直接投资是否促进了整体工业部门的资源配置效率，也就是说，是否促进产业结构向符合比较优势原则转化，表现为这些外商投资企业主导的行业是否趋于劳动密集生产。根据传统标准，某一工业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如果与全行业的比率低于0.9，则可以归为劳动密集行业。从表中数据可见，在1980、1991和2001年，15个行业中有10个属于劳动密集类，意味着外商直接投资在这方面大致上还是起着促进作用。值得指出的是，与主流论题相违背的工业行业，包括电子、电气机械、交通运输设备、饮料制造、食品制造和加工。既然吸引外资进入这些行业的主要因素并非资源配置效率，就应该是需求因素或生产率较快增长等动态效率更值得动态效率因素的存在，意味着上文提及的与标准新古典经济学相对的批判性论题，诸如非完全竞争、行业结构扭曲等等，也就有可能适用，因而必须加以探讨、而非置之不顾。Lo and Chan（1998）验证了上述5个行业中的前3个，其快速发展正是基于动态效率因素；Hu and Jefferson（2002）针对电子工业和纺织工业的分析则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产出和生产率影响大不相同。
第二，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劳动技能的影响，可以参见有关行业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这个指标的涵义，是行业与整体工业部门的对比，排除了整体经济的影响因素，只显现行业特有因素的影响、包括远高于平均水平的外商投资企业活动的影响。从表中数据可见，在1980—1991和1991—2001年两段时期，这15个行业中有9至10个呈现出相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外商直接投资同样在这方面起到促进作用。但是，上文提到的5个并不符合比较优势原则的工业行业，却都位列相对劳动生产率提升的行业之中，其中电子和交通运输设备两行业的提升幅度更是远远超出其他行业。如果上文关于动态效率因素的判断成立的话，外资流入与劳动生产率提升就有可能是双向的相互促进，也就是说外资提升劳动技能的论题，其适用性大为减弱。
第三，外商直接投资是否促进工业行业的总体效率提升，可以参见行业的相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而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一个综合指标，原则上应该可以涵盖诸如技术转移、行业内或所谓横向技术外溢效应、促进企业和行业内经济体制向符合市场原则转化等作用。从表1数据可见，在1980—1991年和1991—2001年两段时期，这15个行业中只有8个呈现出相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情况，这不能确凿地支持主流理论以及大部分研究所判断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起重大作用的提法。再考虑到上述5个并不符合比较优势原则的工业行业，都是位列相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行业之中，则主流理论的适用性就更弱了。
表1外商投资企业主导的工业行业的相对业绩表现——全国数据（1980、1991、2001年）
注：劳动生产率的计算，在1980和1991年是以工业净产值除以年末职工人数，在2001年是以工业增加值除以年平均职工人数。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采用下列公式TFP＝Q/[（L[，0.6]）（K[，0.4]）]，其中，Q是工业净产值或工业增加值，L是职工人数，K是固定资产净值余额。后面两表使用同样的计算方法。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各期。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判断，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就可观察指标看是相当有限的。至于不可观察指标方面，最明显的是外商投资企业对于行业相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本上是上升与下降的行业各占一半。实现外资经济影响的具体渠道可以这样归纳：外商投资企业主导的15个工业行业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是符合比较优势原则的行业，它们趋于呈现相对劳动生产率下降的特性，另一是不符合比较优势原则的行业，它们则趋于呈现相对劳动生产率上升的特性。换言之，在外商直接投资对整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有可能存在着资源配置效率（静态效率）与生产效率（动态效率）的取舍或互换。
三、“广东模式”与“上海模式”
关于资源配置效率与生产效率之间可能存在着互换关系问题，以及上文的分析框架中无法验证的另外两个论题，即外商直接投资的跨行业或纵向技术外溢影响、以及在促进整体经济体制向符合市场原则转化方面的作用，都有可能在区域经济发展层面上加以深入探讨。这里选择两个区域作为分析对象，即广东省和上海市加江苏省（分别代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选择的理由是：（1）这两个区域都是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尤其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方面更是如此，广东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就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地区，上海和江苏（以下略称上海地区）则是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近年更有后来居上的趋势。以最具代表性的指标、即两个区域所占的全国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看，1993年，广东34％，上海地区24％；2002年，前者降至28％，后者则增至29％，可见两者在全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上海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的急起直追趋势。与此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对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远远大于全国平均。以外商投资企业在区内全部企业的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看，1993年，广东29％，上海地区12％，全国平均8％；2002年，这三者分别增至54％、41％和26％（数据来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94年，以及全国和有关省市的2003年统计公报）。
（2）这两个区域基本上代表了两种很不相同的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模式，这可以从表2外商投资企业的外贸和生产特征的数据中看出。在外贸方面，广东是带动全国外商投资企业从外贸逆差转为顺差的主力，而且广东的顺差持续超过全国的顺差总额，意味着广东以外的外商投资企业始终都是逆差，其中以上海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最为显著，其外贸逆差即使1998年之后仍是数额巨大并趋于增加。再看生产方面，广东外商投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大都低于0.9，而上海地区的同一指标则大都高于1.3，而且两者的差距趋于扩大，意味着广东属于劳动密集型，上海地区属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综合起来可以判断，广东的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模式（从而整体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是出口导向、劳动密集型，而上海地区则近于进口替代、资本深化模式。相对于进口替代加资本深化模式，出口导向加劳动密集模式的效率特性，是源自比较优势原则的资源配置效率改进，其代价则是前文提及的批判性论题，即表现为劳动非技能化和压抑关联产业的生产效率改进。这些结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可以通过对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分析加以验证。
表2外商投资企业的外贸和生产特征——全国、上海地区和广东（1989—2001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各年；《人民日报》2003年1月27日；王洛林（主编）《中国外商投资报告》，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
将与前文类似的相对表现分析方法，应用于广东的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情况分析，从中可以得出三项结论：（1）从行业相对劳动生产率指标看，在1991年，15个外商投资企业主导的工业行业中，只有6个可以归类为劳动密集型，至2001年却增至10个，意味着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促进资源配置效率。（2）从行业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变动看，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却明显符合劳动非技能化结论，在1991—2001年期间，15个行业中有11个呈现出相对劳动生产率下降的情况，而仅有的4个上升行业中3个是上文提及的不符合比较优势原则的行业。（3）从综合指标即行业相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看，在此期间，只有6个行业呈现出上升情况，也就是说表现不如全国水平（见表3）。
表 3外商投资企业主导的工业行业的相对业绩表现——广东数据（1991和2001年）
注：除表中所列行业外，另有两个行业即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和其他制造业，位列前15个以外商投资企业所占行业工业增加值排序的行业，只是在1991年，前一个行业并没有外商投资企业，后一个行业则不作独立统计，因而本表采用排序第16和17两个行业，即造纸及纸制品业和金属制品业。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广东统计年鉴》各年。
表4的有关数据，显示上海地区与广东很不相同的情况。在1991—2001年期间，劳动密集类工业行业从12个减少至9个，意味着同期的大规模外资进入并没有促使资源配置效率改进。而15个行业中有多达11个呈现出相对劳动生产率上升的情况，这意味着外资进入有助于生产效率改进。综合起来，就行业相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看，15个行业中有8个出现上升情况，也就是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比广东略强。
表4外商投资企业主导的工业行业的相对业绩表现——上海加江苏数据（1991和2001年）
注：表中前三行的2001年工业增加值数据只是江苏省数据，因为上海市从不公布外商投资企业的工业行业分布数据。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本来并不位列江苏省的前15个以外商投资企业所占行业工业增加值排序的行业，只是因为上海工业中这个行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在当地以至全国占重要地位，也就列入本表的分析。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和《江苏统计年鉴》各年。
上述表3和表4的相关分析证明，有关两种发展模式的结论，适用于中国。广东的情况，验证了出口导向加劳动密集模式有助于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其代价则表现为劳动非技能化妨碍生产效率改进；而上海地区的情况，则验证了进口替代加资本深化模式无助于改进资源配置效率，但有助于改进生产效率。至于两种模式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影响，可以从下列数据得出结论：在1991—2001年期间，相对于全国平均而言，广东工业的相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是0.156，上海地区工业则是0.055，显示前者的表现远差于全国平均，后者的表现则略优于全国平均（数据源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各期）。这个数据的涵义，首先是排除了全国性因素的影响、而只显现包括高于平均水平的外资活动等区域因素的影响，其次是涵盖了上文提及的各种外资影响经济发展的途径，包括横向和纵向技术外溢效应、促进经济结构和体制转化的作用等等，因而可以作为验证有关论题的证据。
四、区域模式分析的涵义和限度
上文关于两个区域模式的分析结论，在什么意义和多大程度上，有助于确切评价外商直接投资对整体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确定这两个区域模式本身的局限性和这两个地区的发展途径与整体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
就模式的限制而言，“上海模式”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有关外商投资企业持续出现相当巨额的外贸逆差，而这种持续意味着逆差有可能是结构性而非过渡性的，也就是说有可能使得模式本身不具可持续性。理论上，结构性外贸逆差的最大危险，是有可能导致“外债陷阱”，令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倒退。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曾经出现这种危险，并为之付出相当重大的代价；同一危险在世界范围中也频频出现，对有关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就更为巨大了。因此，“上海模式”虽然在促进生产率提升方面颇有表现，可否将模式普遍应用于整体中国经济却成疑问。至于“广东模式”的限制，却正是在于生产率提升的缓慢。事实上，相对于全国平均而言，广东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速度大大放缓，相应地广东工业在国内市场中的竞争地位也日趋滑落，尤其是表现为自1994年后工业税前利润率年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也就从根本上限制了将“广东模式”普遍应用于中国整体经济的可行性。
与这两个区域模式能否推广应用于整体中国经济有关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这两个地区的实际经济发展，对全国究竟产生了什么作用。图1标示出广东和上海地区在国内生产总值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从中可以见到一个出人意料的情况：在改革开放期间的大部分年份，广东1981—1996年、上海地区1986—1998年，也就是在它们各自的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以至整体改革开放的起飞阶段。这两个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份额，都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份额，显然，这种现象并不符合这两个地区作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前沿、总体效率水平最高的一般印象，由此引申，外商直接投资对这两个地区的总体效率提升的推动作用，始终是颇为有限。
图1 国内生产总值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全国份额——广东和上海加江苏数据（1978-2002年）
注：上海加江苏；GD＝广东；Y＝现价国内生产总值：I＝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各年。
上述判断能否成立，还得结合这两个地区与国内其他地区的经济交换关系看。图2是分别以当年价格和不变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中，两个地区所占的份额，这两个份额之间的差距，可以理解为了两个地区与国内其他地区的贸易条件、或产品交易比价的演变。
贸易条件演变的一个重要意义，是显示生产率提升的利益在地区之间的转移，这正与改革开放早期工业部门相对于整体经济的比较价格持续下降的意义一样（卢荻；2001）。“上海模式”的表现显然远优于“广东模式”。上海地区的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份额，始终都超过现价国内生产总值份额，广东则是从1992年起才出现这种情况，而上海地区的两种指标之间的差距，更是一直远远大于广东。可见，在审视上海地区对全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时，必须平衡图1和图2两个指标所显示的得失，即一边是投资份额高于产出份额，另一边则是生产率提升的利益向全国其他地区转移。但同一判断显然不适用于广东，因为生产率提升利益转移的情况出现较晚，规模也相当有限。
贸易条件演变的另一个重要意义，表现为有关地区在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广东在1992年之前现价国内生产总值份额持续超过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份额，这是很不寻常的，因为这段时期正是广东的工业化起飞阶段，而同期在全国范围内也出现了工业产品的价格大幅度下降的情况。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不少研究已经揭示的广东工业化的特征，即它利用政策和地理条件所赋予的“先走一步”优势，抢先建立起作为全国市场热点的新兴耐用消费品工业，尤其是高度进口依赖的消费类电子和电气机械产品系列。换言之，广东在1992年前之所以没有出现现价产出份额低于不变价产出份额，是因为工业化的主导特征是生产新产品，甚至是不断利用抢先优势在全国市场上创造和保持某些垄断地位；而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经济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对全国经济的影响，也就必须结合这个背景。广东在1992年之后开始经历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反映了它无法继续保持原有的市场竞争地位，主要原因是，市场热点转至诸如汽车、移动电话、高质量钢材和化工产品等，或是技术要求高，或是一开始就市场竞争激烈，广东工业没有优势。上海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反映出它无法重复之前的广东经验，不能持续创建和保持竞争优势以及垄断地位。与此同时，上海地区又未能学习广东在20世纪90年代的做法，从进口替代转为出口导向，这更显示出，它所建立起来的新兴产业缺乏出口竞争力，这使得上文提及的“上海模式”的结构性外贸逆差问题更显严重。
图2 现价和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的全国份额——广东和上海加江苏数据（1978-2002年）
注：SHJS＝上海加江苏；GD＝广东；Y（pc）＝现价国内生产总值；Y（pO）＝1978年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和《江苏统计年鉴》各期。
上文讨论显示，就对地区和全国整体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而言，“上海模式”比“广东模式”更具优势。只不过，前一模式的可持续性颇成问题，要普遍应用于全国其他地区也就很有限制了。
五、结语
本文试图将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分析，与中国经济的特定发展模式联系起来，既有研究文献的两个欠缺，表现为未能明确指认外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机制以及考察范围过于狭窄。本文的分析结果和结论有二：一是在产业发展层面，外商直接投资确实有助于改进资源配置效率，然而这种贡献却是以妨碍生产效率改进为代价的。二是在区域发展层面，以进口替代加资本深化为特征的“上海模式”，在促进地区和全国整体经济发展方面，确实优于以出口导向加劳动密集为特征的“广东模式”，只是，这前一模式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可持续性问题。
标签：中国统计年鉴论文; 全要素生产率论文; 外商直接投资论文; 劳动生产率论文; 经济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地区经济发展论文; 投资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国内生产总值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