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 训” 成 因 述 论
马进勇
（广西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摘 要： “反训”问题自东晋郭璞提出以来，争议历千年而不衰。学术界至今仍未能就其中的争议问题达成共识。只有探明“反训”现象的成因，正本清源，才能认清所谓“反训”的庐山真面目。结合清代以来诸多学者的相关考述，佐之以具体语料分析，探究“反训”之成因，论证所谓的“反训”现象其实主要是前人在未能厘清一些词语的词义演变轨迹情况下而进行的一种误读误解。
关键词： 反训 训诂 成因
“反训”问题，自东晋郭璞提出，迄今已近1700年，历来众说纷纭，争论不休。此前，我们通过对“反训”称名源头、立名依据、定名历史等问题进行考述，论证了“反训”作为一个训诂术语，本身是不恰当、不科学的，在严格意义上根本不能成立［1］。现在，我们再从造成所谓“反训”这种现象的原因角度探讨“反训”之不能成立的问题。
一、前贤之论
“反训”的成因问题，在清代以前，学者几无论及；即使偶有言及者，也仅为只言片语，文意含混不清，不成系统，难以知其要旨。例如，首先提出“反训”问题的郭璞在论述时所说的“义相反而兼通”“诂训义有反覆旁通”，这两个语句中使用的“兼通”“旁通”二词，是在说明互为“反训”的两个字之间为假借关系呢，还是指出两个词之间为词义引申关系？由于仅此寥寥数字，别无阐释，因而我们无法得其要旨。
1．清儒之考述
及至有清一代，随着训诂学的发展，训诂学家们才逐渐开始对“反训”的成因予以关注和探索。根据余大光先生的研究［2］，清代诸儒大致有三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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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相因说。这是王念孙提出来的。王氏《广雅疏证》卷三下“歛、
、匃、贷……予也”条疏云：“歛为欲而又为与，乞、匃为求而又为与，贷为借而又为与，稟为受而又为与。义有相反而实相因者，皆此类也。”［3］他这里所举的例子，基本上都是兼有“取”和“予”两方面意思的词。他认为一词兼有正反二义是由于词义“相因”造成的。“相因”即沿袭承接，也就是我们现在通常说的词义引申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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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互根说。这是郝懿行的观点。郝氏精于《尔雅》，著有《尔雅义疏》。他在《尔雅义疏》中探讨“初、哉、首、基、肈、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一条时说：“落本殒坠之义，故云殂落。此训始者，始终代嬗，荣落互根，《易》之消长，《书》之治乱，其道胥然。愚者闇于当前，达人烛以远览。落之训死，又训始，名若相反，而义实相通矣。”［5］郝氏从语源学的角度揭示了词义相互转化、正反同根这一内在关系。他认为一词之二义相因，乃是源自同根 （这在后来被人归纳为 “相反同根”）；正是由于同源分化，才出现了一词兼有正反二义的现象。这与段、王二人的观点相比又进了一步。
第三，假借说。与段、王、郝等同时代的桂馥，以及比之略晚的朱骏声等人持此说。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卷四十八注解“亂”字时批评了郭璞以乱为治是美恶不嫌同名的说法。 他指出：“此皆不知有
、亂之别。 ”［6］桂氏认为，表示“紊乱”义的本字是“
”，表示“治理”义的本字是“亂”，两者本不相干，并非一词兼有正反二义；“亂”之所以训作治，是由于假借导致的。
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诗经·大雅·文王》）
2．近人之考述
在清儒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近现代训诂学者对“反训”问题进行了更深入具体的探究。
先谈谈词义的缩小。
近代训诂大师黄季刚先生曾对“反训”问题作过专题论述。其中关于“反训”形成原因的阐释，相较于清代诸儒又有所发展。他说：“凡人之心理循环不一，而语义亦流转不居，故当造字时，已多有相反为义者。余前撰《说文形声字有相反为义说》，历举‘祀'训祭无已而从已声，‘徙'①训迻而从止声，‘譆'训痛而从喜声，‘朐'训脯挺而从句声诸字为证。 ”［8］黄先生指出，一字兼有正反二义，是由于语义的“流转”（即词义的引申转化）造成的；语义的“流转”又源于“人之心理循环不一”。从“人之心理”的角度探求“反训”形成的原因，这已经把考察视角拓展到了心理学领域。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董璠先生发表《反训篹例》一文首次对“反训”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他在文中探索“反训”成因时首先作了总体概括：“惟是反训之字，自本义引伸者半，自音变假借者亦半。”而后把“反训”详细划分为十类，逐一分析。最后对“反训”的成因作了深层的探究，归结为四点：“反训是生于语文之病态”（在这一条中又对前述观点进行了巩固说明：“故反训之字，摄要以言：一为比义转注，一为同声假借，两类尽之。”）“反训是肇于思想之矛盾”“反训是保存语言之复辅音”“反训是用如‘前加'‘后附'之音标”［9］。 董氏之说，“反训”十类之分良莠不齐，相关成因之论也存在牵强，均有待商榷。
二、成因再探
前代学者对“反训”形成原因的探索，自段、王以来，屡有建树。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们的探索成果存在诸多缺憾，需要后代学人予以合理取舍、补正和发展。
1．词义演变而致误解
结合前贤的论述和笔者的考察，我们认为，产生一词兼有正反二义和“相反为训”等所谓“反训”这种语言现象，其实是由于人们对先秦典籍及秦汉传注中的某些词作了错误的解读造成的。造成这种误解的主要原因是这些词中有相当一部分随着历史的发展发生了词义演变，但人们没能弄清楚这些词的词义演变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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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例证中，“臭”字是与声、色等概念并列而言的，可见其义是“气味”这个上位概念。在第一例中，“臭”没有其他限定词，泛指一切气味。在第二例中，“臭”的含义还是“气味”，而非“难闻的气味”。后来，“臭”的词义缩小，义为难闻的气味，与“香”对立。王筠《说文释例》卷十八：“臭为腥臊羶香之总名，引伸为恶臭。”［11］这样“臭”的词义就由原来的上位概念发展为了后来的下位概念。例如：
段玉裁也持类似的观点。《说文解字·手部》：“
（扰），烦也。”段氏《注》曰：“烦者，热头痛也。引申为烦乱之称。训驯之字，依许作‘
'，而古书多作‘
'。盖扰得训驯，犹乱得训治，徂得训存，苦得训快。皆穷则变，变则通之理也。《周礼注》曰：‘扰犹驯也。 '言犹者，字本不训驯。 ”［4］在这里，段玉裁指出这种语言现象体现的是一种“穷则变，变则通”的规律，即是说词义相反相成、相互转化。这可以算作对王念孙之相因说的增补。
现代语言学研究表明，词义的演变，就其演变结果来看，新义不外乎是旧义的扩大、缩小或转移。被人们视为兼有正反二义或“相反为训”而名之曰“反训”的词，都是由于其词义发生了这其中的某种演变而为人所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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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些词的词义发展轨迹没有弄清楚，就容易产生误读误解现象。
上古时代，先民对世界、对事物的认识不如今人的认识这般系统、科学。反映到语言上，就是词汇系统不够发达，对事物的分类、命名不够细致。这样，很多事物最初就只有大类区分和命名，而少有对于一类事物之中各种具体事物的下位区分和相应的命名。例如，“穀”为“百穀之总名”，稻黍稷麦菽皆为“穀”；“臭”是腥臊膻香等各种气味的总称。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对事物的认识逐渐深入，相应地，对事物的分类、命名日益精细化。于是，为了达到语言表达的准确性要求，先前使用的词汇系统逐渐发生了变化：先前用作大类称名的词，有的保持原义不变，但产生了一批与之相应的下位词；有的则发生了词义变化，其指称的对象不再是先前的某个事物大类，指称的范围缩小，转而指称其原指事物大类之中的某种具体事物。“穀（谷）”字之义发展到今天，在南方指水稻，在北方则指粟；“臭”之今义则专指恶臭这种气味。
生态文明建设强调要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节水增粮行动项目的实施在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资源与环境状况恶化风险隐患。因此，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必须贯穿于项目规划、设计、建设、管理和维护的全过程，水资源论证作为项目落地的决定性环节，更要充分发挥其促进和约束作用，最大限度降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说文解字·犬部》：“臭，禽走臭而知其迹者，犬也。”段氏《注》曰：“走臭犹言逐气。犬能行路踪迹前犬之所至，于其气知之也。故其字从犬自。自者，鼻也。引伸假借为凡气息芳臭之称。 ”［10］则“臭”的本义是“嗅气味”，是动词；引申为“气息”，气息即气味，是名词。气味是一个上位概念，其下位概念有腥臊膻香等各种具体气味。先秦文献中的“臭”字大都用作名词，是“气味”的意思。例如：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壯部弟十八于“祥”字下注曰：“祲祥字犹祸福、善恶，岂宜通称？必是假借。如经传亂借为
，完借为髨，仇借为逑，畼借为
，颠借为蹎，更借为赓；《方言》苦即借为快，羊即借为蝇。非本字有两谊相反也。”［7］由此可以看出，朱氏的假借观点非常鲜明。不过，他并不认为所有的“反训”都是由于假借造成的。这在《说文通训定声》中多有所见。例如，孚部弟六注“臭”字曰“古者香气、秽气皆名为臭”；豫部弟九在“贾”字下面首先注曰“市也……谓以财致物……买也”，而后标明其“转注”（即引申）义曰“卖也”；泰部弟十三在“匃（丐）”字下面注出的本义是“求也”，“转注”义为“予也”。朱氏认为，臭、贾、丐等字之所以兼有正反二义，是由于词义引申转化而导致的。
色恶，不食；臭恶，不食。 （《论语·乡党》）
要想使医院的党建工作与临床业务工作紧密结合，搞活医院党支部尤其是离退休党支部，“互联网+党建”顺势而发展。搭建“互联网+党建”平台，打造立体化党支部，充分发挥“互联网+”优势，建立医院智慧党建平台，通过党员学习、党费缴纳、党组织关系转移、党员民主评议、在线互动交流、信息反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系列主题活动等板块，打造“互联网+”立体化党支部，创新党员学习新模式、党员管理新模式、党员监督模式，实现党支部与“互联网+”融合，拓展了党组织结构的维度的同时拓展了党支部工作宣传阵地。
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庄子·知北游》）
香、臭、芬、郁、腥、臊、漏、庮、奇臭以鼻异。 （《荀子·正名》）
上述第一例和第二例中前一个“臭”字都作“难闻的气味”讲，而第二例中后一个“臭”字仍作“气味”讲。再后来，“臭”字的“气味”这一古义逐渐消亡，而“难闻的气味”这个意义被保留。又由于“臭”在先秦文献中某些时候义为“气味”而实际具体指的“香气”，因此有人认为“臭”字兼有“香味”和“臭味”这两个相反的词义。其实这是将“臭”字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词义人为地叠加到一起，放入同一个共时层面而造成的误解。再者，“臭”字似乎并没有像后来它直接拥有“臭味”义那样直接拥有过“香味”义。即使在先秦文献中，也鲜有其义就直接是“香味”（而不能是“气味”）者；在“香味”义上用“臭”之处，多是义为“气味”而实指“香味”者。
关于词义的扩大和词义的转移，则在“乱”字的词义演变过程中可以体现出来。
郭锡良先生在《反训不可信》一文中分析认为，“乱（亂）”字本作“
”，而“
”的本义应该是“治理乱丝”，引申为治理一切纷乱的事物。这个引申过程是词义的扩大。《论语》中“乱臣”的确切含义是“治理乱世之臣”。这个扩大后的词义当是“乱”字的早期引申义，是动词。后来，由这一引申义再次引申，用以形容纷乱的事物，词性变为形容词。引申至此，则可以算作是词义的转移。“汉代以后，本义和早期的引申义逐渐衰亡，只保存后起的引申义，专用为形容词‘纷乱'的意思，与‘治'相对”。郭先生批评“郭璞没有区分‘乱'字的古今义，于是提出了反训的说法”［12］。这一论断是非常精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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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原因造成误解
除了词义演变之外，造成人们误读误解的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比如，古人用字的假借、行文的修辞、词类的活用，某些词在某种具体语言环境中其词义模棱两可、较为模糊，以及解读古代经籍传注时断句不当、取错义项，等等，都有可能给人造成误会。不过，由这些原因造成的误解只是极少的一部分，因此这里暂不作具体探讨。
注释：
①原书系誊录影印本，誊抄时笔误为“徒”，本文引用时据《说文解字》更正为“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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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清］王筠．说文释例［M］．北京：中华书局，1987：442下．
［12］郭锡良．反训不可信［A］.郭锡良．汉语史论集（增补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51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