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与创新：多样性和临界质量(critical mass)，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临界论文,多样性论文,质量论文,大学论文,mass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今天受邀在此发表演讲我感到非常荣幸。中国的变化速度令人惊奇，而在这些变化的实现过程中，中国进行的创新和教育同样令人惊奇。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在许多方面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东部与西部不一样，城市与农村不一样，旧事物与新事物不一样，这同样令人惊奇。虽然我要谈的是多样性问题，但我仅仅谈论在大学和创新这个狭义范围内的多样性，而且也不想将这种多样性与更广义的多样性相比较。不过，我还是希望我能使你们感受到多样性在这个有限范围内的意义。
大学在社会中扮演了很多角色，最主要的角色是教育者、知识的创造者与储存库。最近，人们已经认识到大学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虽然大学的重要性早已为人所知，但当我们开始更多地讨论知识经济、当知识创新和知识应用的步伐加快时，大学的重要性已成为一个焦点问题。特别是，人们正在仔细观察大学在创新过程中的作用，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这对大学有几个好处：如果大学能够表明自己的效用，那么很显然，利益相关者、特别是政府会愿意为其做更多的投资。但是，这也会带来一些危险。当人们从方法的多样性中受益良多时，这种观察就会得出过于简单的结论，并使人们的行动趋于一致。
剑桥大学的未来与其带来的价值紧密相关，它带给社会的价值被认为体现在经济和非经济方面。的确，我们正在努力量化我们做出的贡献，并将其传递给人们。我们已经做出了一个举动，即共同做一次影响研究(impact study)，试图捕获住剑桥大学创造的价值。这种价值不仅仅指我校直接或间接创造出的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指我校提升了学生的价值以及产生于校园的思想的价值。虽然这项工作不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从长远角度来看却是必不可少的。创造出这种价值是困难的，部分原因是人们缺乏对促使大学进行创新的机制的了解。
在本次演讲中，我想审视一下大学在创新中的作用，重点讲以下几个方面：多样性和临界质量(critical mass)；为何大学在创新中起着独特的作用；如果大学希望尽可能多地做出贡献，为何需要维护其独立性并忠实于其核心学术价值。
在以剑桥大学为例进行研究之前，我想先考虑一个总体问题。我要表达的许多观点所涉及的活动可能并不在大学的核心活动范围之内。需要阐明的是，我并非认为这些活动应该取代或削弱大学的核心活动。事实上，我认为大学的核心活动在创新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些处于“外围”的活动不仅是对大学自身的有益补充，更重要的是，这些活动是对核心活动的增强。
二、创新
首先，让我对创新下个定义。鉴于我们以下所要讨论的内容，我将创新定义为以新的方式应用知识，以解决实际问题。这与知识的原始性创造完全不同。事实上，知识可能在早些时候就已产生，且可能已经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得到应用：对这种知识的新应用就是创新。
创造转化成创新的过程是很复杂的。我想通过讨论与大学相关的三种转化模式以及综合运用这三种模式的案例，来讨论这一转化过程。我将这三种模式称为传统模式、线性模式和互动模式。
传统模式即指被我们视为一般性的学术活动：研究产生新的知识，然后通过发表论文得以传播，由此对知识界做出贡献。在后来的某个时候，出现了需要解决的问题，促使人们重新拾起这种知识，然后再运用它解决问题。知识的产生与创新之间可能相隔几十年。创新者和创造者之间从来都不需要进行直接沟通，但重要的是，必须有人有能力重拾这种知识。这种方法已经过尝试和检验。它的优点是能使尽可能多的创新者以间接的方式接近尽可能多的创造者。它的主要缺点是：第一，出现的问题并不能指导知识的创造。第二，沟通以间接的方式进行，因此无法面对面进行教育和解释。尽管如此，传统模式仍然是最重要的模式。
线性模式有时也被称为知识转移。当创造者和创新者被连在一起时，就会出现这种模式。事实上，创造者和创新者甚至可能是同一个人或同一个团队中的人。虽然这种情况很少见，但它能产生惊人的结果，其主要表现是：创造快速转化为创新，创造为适应创新做出了快速的相关改进。遗憾的是，与此相反的情况也会出现：创新可能受创造的驱使导致无法解决实际问题，或仅仅得出差强人意的解决方案。这种模式已被很多人视为将大学研究成果商业化的主要途径，通过在许多学校里建立技术转让办公室，该模式得到了巩固。
最近又出现了一种创新的互动模式，也被称为知识交流模式。这是开放式创新的一种延伸。在开放式创新中，独立的创新参与者聚集在一起解决问题，他们利用其具有多种技能的优势，并且还认识到创新的提升是通过以迥异的观点看待问题得以实现的。知识交流增加了知识的创造，从而扩展了这种模式：研究人员与行业人士互相沟通以了解问题，然后开展研究，解决问题。研究活动是通过不断的咨询以及与行业合作来进行的。学生们看到了这一过程。当问题达到足够规模时，课程就会得以加强。这种模式还为各类大学以外的组织提供了合适的结合点，使各类组织能够结合在一起，从而推动开放式创新的过程。
大学如何根据这三种模式增加创新的潜力？首先，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认识这些不同的模式以及它们的优缺点，了解每种模式如何互相促进，以营造一种总体性的创新环境。特别是应该认识到创新与企业精神(entrepreneurism)之间的区别。其次，大学应该认识到，有一些外部因素是无法改变的：自身所处的区域环境、政府制定的财政援助制度，以及所在国家的经济状况等。但是，教育研究机构有能力改变其他因素，以优化创新的影响。我想着重讨论其中的两个因素：多样性和临界质量。
三、多样性和临界质量
临界质量就是集中资源，提供一个可实现充分互动的环境。在此情况下，最明显的资源集中就是人员的集中。这适用于大学内的各个组织、作为一个整体的若干大学、大学所在的地区以及各大学的联合。在一个地区内，所有的智力资本(intellectual capital)都为临界质量服务，无论这种资本存在于大学、研究机构、行业还是在非政府组织。智力资本的临界质量能进一步吸引智力资本；一连串企业活动围绕着优秀的大学开展起来。事实上，智力资本能够进一步吸引投资和服务。
虽然大学应该致力于创造临界质量，但它们经常受制于政府制定的政策。英国在这一方面比较进步。它执行一项选择性措施，奖励高质量的研究。虽然它没有明确的将资源集中起来的政策，但是国家能够凝聚力量实现资源的集中。英国大约有180所大学，但通过公开竞争，英国研究理事会(UK Research Council)25％的资金援助都流入了4所大学，这一点能直接通过这4所大学在国际排名中的突出地位表现出来。虽然在某些成员国中有采用这项政策的各种尝试，但它并未在整个欧洲通用。我也了解到，在中国，人们也在对这种政策进行辩论。
具有足够临界质量的大学能够积聚极其庞大的智力资本，对政府研究机构、技术咨询机构、行业研究实验室和大型企业形成吸引。各大学可以就这点展开工作，这倒不是为了增加自身的资源，而是为了提高其用以发挥自身作用的临界质量。
临界质量既有其深度又有其广度。各大学通常大肆宣扬其在某些特殊领域的优秀程度，但却不愿意充分表现出其学科所具有的广度。虽然这两者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大学希望对创新做出更积极的贡献，广度才是关键：创新与应用知识有关，通常会从先前被认为是分散的领域中将知识组合起来。具有临界广度(critical breadth)的大学更有可能促成这种类型的创新。先前被认为是专业型的研究机构，如科技领域的研究所，也并未忽视这一点。现在，这类研究机构正在拓宽它们的学科组合，或积极与所在地区的其他大学合作，以展现更广泛的能力。
行业(industry)也逐渐认识到大学内部学科广度的战略意义。行业在大学里投入资金，资助长期的研究项目；大学帮助行业分担风险，并且提供了一个在中期内行业内不会关注的研究环境。一般来说，行业的时间有限，无法参与基础研究。许多大公司都已削减了它们的内部研究项目。为了追求临界质量，它们通常将研究实验室建在大学旁边；研究实验室的规模越小，其重要性越高。在过去，研究实验室与某一特殊组织或部门建立一种关系，做法通常是将某一行业实验室嵌入大学中。如今，这些嵌入式实验室正被在一系列学科中与大学通力合作的独立性商业研究实验室所取代。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技术变化的快慢会影响到企业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核心技术能力的变化速度：大学为企业提供了一些保护，包括在快速充实技术能力中发挥作用。
除了提供不同领域的知识外，不同的学科通常采取各不相同的方法和研究技术。此外，与行业部门和相关商业之间的关系或这种关系的缺乏通常都会影响某个特定学科中研究人员的行事动机。即使那些具有商业抱负的研究人员也会发现，不同的行业部门具有根本不同的创新模式和时间尺度：比如电脑游戏业和制药业。也许更重要的是，在大学里，目的的多样性促成了动机的多样性。在大学里获得的知识、思想、方法和动机的多样性具有强大的力量，它们巩固了智力资本，这在高等教育体制之外是难以实现的。但是，它们依赖于研究机构本身和研究机构内部个体研究人员的自主权。因此，相对于那些努力以一切方式适应行业的大学而言，捍卫自主权的大学对行业更为有用。
四、创新和教育
学生获得的经验有利于提高其创新才能。创新的多样性和对创新的理解模式再次显示出重要性。首先也是最重要的，自主权的重要学术价值和因好奇而开展的研究是创新的积极因素，必须将这些价值传达给学生。虽然大学在采取行动和开展创新之间存在时间上的滞后，无法保证一直参与到创新中来，但是，教学和研究是我们的主要任务，这将一直成为我们推动创新的主要途径。
但是，即使在创新的传统模式中，我们也可以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扩大企业活动的开放度。负责评估企业意图的剑桥大学MIT研究所已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果。做好创新准备的学生对某一学科领域有着深刻的了解，有能力与其他领域的专家一起合作，也有信心凭借自己的能力解决实际问题。上述种种都不会与核心学术价值构成冲突，但是并非所有的研究机构都在对学生的评估中清楚地评价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此外，由于使用模仿现实世界的计算机教学工具，因而学生无法真正处理现实问题，也无法获得因处理现实问题而产生的信心，而这些因素完全处于研究机构的控制之下。
学生的企业活动能力可通过创新的线性模式加以培养。在这个模式中，产生于校园的思想(ideas)和应用紧密相联。但是，大家必须谨慎。当学习企业活动、与可作为榜样的企业家接触成为学生的最大需要时，我们应该认识到最有可能取得成功的企业家也可能是那些在行业中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再创办企业的人。因此，我们必须达成一种平衡，使得不断提高的企业意识不会转变成对企业活动的过高期望。特别是，我们还面临着一种危险，即可能鼓励学生(和教员)在做好准备之前或在其思想本有可能通过与现有的成功企业合作时成立自己的新公司。事实上，学生创业计划中出现的各种竞争可以向学生表明，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可能是顾客——正在流失。
学生还可以通过创新的互动模式增强自身经验。无论是研究生还是本科生，与非学术界的合作者接触与互动能产生新的观点。要让学生深刻了解学科的内容，只要这一目的不被削弱，我们可以通过这种互动模式让学生了解教学流程和学习的课程。在这一点上大家必须十分警觉：利用互动模式拓宽各种观点与为了短期利益允许外部利益相关者接管学校工作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大家当然可以进行试验，而硕士课程尤其能够提供试验领域。
提高学生创新才能的主要效果在学生毕业很长一段时间后才能体现出来。我们应该只将这项工作作为教育的一部分，它完全处于传统教学任务的范围之内。因此，我们可以将创新战略纳入大学的总体任务中；它与教育和研究之间的协同作用很强，就像教学和研究之间的协同作用一样；大学一直在发挥这种协同作用的优势。
这必须是一种平衡的方法。当我们希望大多数学生成为创新者时，我们就不应该期望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成为企业家。创业的意识、对经济活动的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对那些做过尝试但最终失败的人的尊重，都是全面性教育产生的结果。另一方面，创新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研究机构内部的广度和多样性向学生证明了合作的价值，并教会他们接受不同的观点。在这一方面，互动模式比线性模式更具意义。
对大学而言，人员的流动，不管是本科生、研究生还是学校教员的流动，可能比思想的交流更为重要。事实上，人员流动通常是促进思想交流的最有效的机制。大学在这一方面卓有成效：随着知识的产生，大学里出现了稳定的学生流动，而这些学生可以成为思想的传播者。但是大学通常并不在行业、政府或其他外部利益相关者中开展学术交流，以此作为学生流动的补充。虽然也有一个明显的特例——芬兰在鼓励研究人员花大量时间参与行业活动方面特别突出——在这一方面我们还大有可为。同时，大学体制之外的研究机构应该和大学联合起来，增强人员流动，特别是研究生(research students)的流动。
虽然这种人员流动或以人员为中心的创新原则并非是全新的事物，但它也不是关于大学应如何参与创新的传统智慧的一部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的以思想为中心的创新智慧毫无用处，这种智慧恰恰是我们必须正确保留的。建立运作良好的技术转让办公室是明智之举，特别是当这类办公室的目标是加强创新、提升研究机构内产生的知识的价值，而不是从中谋求利益的时候。但是技术转让只是创新机制多样性的一个方面，并非全部。
五、创新和研究机构
除了让学生体验创新以外，大学还应考虑其多样性和临界质量的战略重要性。大学在拓宽其学科范围的过程中应该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我的意思并非指专业研究机构应该改变方向、放弃其宗旨，我只是说综合性研究机构应该挖掘其固有的优势。这一点包含两方面的意思：首先，我们需要关注学科之间的内部合作机制。这并不需要以创新为中心；这些合作有许多理由，而且将取得累累硕果，并不仅仅是吸引外部资源。其次，我们需要更多地将信息传达给外部利益相关者。即使是综合性研究机构也很少将广度视为自身特色而大肆宣扬。
创新是互动的过程，因此它受邻近关系的影响。我们不应该根据单个研究机构衡量临界质量和临界广度，而应该根据智力资本所处的整个环境进行衡量。邻近大学之间的合作是建立临界质量的一种方法，特别是这种合作为专业研究机构提供了一种途径，使它们可以成为综合性研究机构的一部分，以获得人们所说的两全其美的结果。
研究机构之间的多样性同样非常重要。并非所有的研究机构都是综合性的，并非所有的研究机构都在以知识为基础的地方经济中发挥作用，并非所有的研究机构都是大规模的知识生产者。虽然在一些国家里，针对大学的激励机制促使研究机构向同一个目标前进。在英国，负责奖励优秀研究成果的研究评估所(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还是在英国，所有的地区发展机构都相信前进的方式就是复制出现在英国各处的“剑桥现象”。正如我的一位同事所说的，“地区执行的不是一套地区性政策，而是一项国家政策”，这错误地将通用的激励政策用于所有的大学。
美国高等教育体制在多样性方面特别引人关注。在美国，有优秀的教学型大学和并不特别参与行业活动的研究型大学，也有优秀的参与行业活动的研究型大学。由于许多大学都由私人资助，而那些接受政府资助的大学则由各州资助，因此各个大学都在不同的激励政策下运作。单单是自主权并不能产生多样性；而全球大多数高等教育机制正在慢慢失去的正是激励政策的多样性。
六、剑桥——案例研究
剑桥享有很高的声望。我并不是单单指剑桥大学，虽然它显然是剑桥的一部分。剑桥地区可以说是欧洲最大的公共研究基地，特别是如果把政府资助的研究机构和医疗慈善团体的研究机构也包括在内时。剑桥一直吸引着跨国公司的研究实验室来到这一地区。该地区的创新是通过4家历史悠久的大型技术咨询机构得以提升的。该地区拥有欧洲最大的信息技术和生物工艺学研究群体，吸引了欧洲所有风险投资的大约8％。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利于建立创新环境，其表现出来的多样性程度和智力资本的集中程度在欧洲都是无与伦比的。
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上述现象是怎么发生的？这种现象可以延续下来吗？
第一个问题是很复杂的，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观察。虽然创新并非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是我们可以在剑桥大学里找到很多起因，第一批技术咨询机构的建立是原因之一。大批创新资源以各个优秀大学为中心聚集起来；同时也将吸引诸如专业服务和资本等其他因素。因此，这个问题变成了为什么剑桥大学能获得成功？它意在指出一些内部条件，特别是给予研究人员学术自主权，允许他们追求自己的目标和抱负——剑桥通常被称为“由下至上”的组织。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剑桥大学拥有一套为了加强不同学科研究人员之间的互动而建立的机制。虽然这些内部因素显然是这个“成功等式”的一部分，但是我在前文提到的英国政府的政策也很重要。政府并不担心资源会通过公开竞争集中到成功的研究机构内。各学校响应的正是这种公开竞争，而且卓有成效。再一个原因就是人们越来越能接受动机的多样性。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在剑桥发现并不是大家都倾向于企业活动(entrepreneurial activity)，而是大家都能广泛地接受创业活动，甚至那些以前有意远离商业界的人士现在也能很好地接受企业活动。
在我供职的研究机构里，微软研究院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到来引起了人们对一个传闻的极大关注，即微软不只是购买剑桥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系，而是在购买整个剑桥大学！10年以后，人们欣慰地发现研究人员仍然能做他们想做的事(在某些限制内)，而且我们在私底下相信我们能在不失去自主权或特性的情况下与大公司合作。现在，英国电信局(British Telecom)对剑桥大学人文社会学科的资金投入多于对科学的投入；大学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我们可以以一种使研究人员和行业合作者双方都受益的方式进行互动。
很多公司都了解综合性研究机构带来的机会，英国电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其内部，与大学进行广泛合作被视为开明之举。但这并不是唯一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行业与大学的关系从集中于特定的某一个院系转移到更广泛的范围：嵌入院系中的大公司研究实验室现在又有了“邻近”实验室的加入，这些实验室不仅具有更强的独立性，而且除了能接触大学的不同院系以外，还能对建立大学内的互动关系产生积极的影响。
柯达和Genzyme等公司已在市里建立了研究实验室，并阐明他们的目的是获得大学内和大学外的总体临界质量。当然，现在他们也是此种临界质量的一部分。嵌入式的实验室模式现在也在我们新成立的光电子学研究所里重新实行，但这次有许多不同的公司参加，与我们进行开放式的合作。一切都在良好地运转，但是很显然，我们在合作模式上的灵活性对行业非常重要。合作模式同样存在多样性。
以临界质量作为诱导因素的模式使原先的缓慢增长加快了速度。剑桥地区新成立公司的比率证实了这一点。但是它的前进方向是什么呢？
我现在集中讨论剑桥创新环境可持续性的原因。正如我所说的，我相信由邻近关系促进的创新——有些人称为聚合关系或神奇的半小时路程的会面。而且，人们会移居到各创新中心地区，正如他们移居到硅谷一样。这两个因素——邻近关系促成的创新和全球移民，意味着会出现少数极其重要的创新中心。处于此类中心的大学会变得极具影响力，而且会像人们希望的那样因其贡献而获得回报。我并不是说大学必须扩大规模以保持其全球临界质量，而是说大学需要将其他形式的智力资本吸引到这个创新环境中来。
我们发现，信息科技、工程、医药、美术和设计专业的毕业生都集中在英格兰的东南部，而且信息科技专业的学生很明显地集中在剑桥周围；剑桥地区聘用的毕业生多于伦敦。这种聚合作用非常强大，使得大家相信剑桥能在不采取行动的情况下继续增加其临界质量。但这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成功的大学、特别是那些将外部智力资本吸引到本地来的大学为自己的运作增加了困难，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造成住房开支上涨和基础设施紧张。最近，我有幸聆听了江西省孟省长的演讲。他讲到，江西省需要改善水力、卫生、交通和住房状况。虽然我无意表示我们关注的问题有可比性，但是他的演讲让我想到大剑桥地区也面临着类似的基础设施问题：剑桥大学成长缓慢，但预计这个地区的人口将迅速增长，在今后15年之内可能会增长20％。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保持剑桥有吸引力的环境，同时在不断增长的经济环境中保持剑桥大学的生存能力。在这一方面，剑桥大学必须能在其所在地区内传递其为创新带来的价值，这一点至关重要而且也很值得。我感到我们面临的真正危险是英国将把注意力集中到建立更多的创新中心上——这很好——但这会忽视那些有潜力成为引领世界的创新中心——这就不好了。
我认为，如果不在地区性基础设施上投入资金，剑桥地区最终会出现萧条：高价值的创新将转移到大家认可的创新中心——不管它们刚好在世界的哪个地方，而剑桥大学将成为缺乏创新的地方。我真正关心的是，对剑桥大学外围的规划和投资将无法应付25年的时间，我们必须要有这样长的一个时间段来考虑我们是否投入足够的资金。
七、影响(impact)研究
在剑桥，我们正在努力促成有关大学的影响的辩论。最近，我们与地区发展机构共同进行了一次关于剑桥的影响的研究活动。大多数关于大学的影响的研究都将大学视为企业，且很关注这些学校的学生直接或间接的就业情况，因此肯定无法得出大学之所以存在的真正理由：提升学生的价值以及校内思想的价值。这些价值很难量化——但是无法量化的后果将是我们得不到投资，而正是这些投资使我们在(高成本)创新环境中发挥和保持自身的积极作用。
我们对失去剑桥大学的影响所做的预测证明了剑桥大学对这个地区的重要程度：失去剑桥大学意味着剑桥郡将失去25.5％的就业机会。
很明显，临界质量并不只是给社区造成问题，还会给社区带来好处。大约8000名职员和学生花费20万小时参与社区活动，而且到目前为止，大多数活动都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这让我感到吃惊。
对大学影响的研究还显示，剑桥在学生教育方面的费用日渐增多，以净现值(a net present value)计算，超过了净现值14倍。如果将剑桥大学在地区的聚合作用考虑进去，剑桥大学为英国经济创造的总体价值高达570亿英镑。虽然这些数字令人惊奇，但问题在于我们在确定大学的真实价值时不能将大学的互动影响和间接影响排除在外。只有考虑了这些因素以后才能真正进行投资。
八、结论
我想用以下七点进行总结：
两点关于临界质量：①促成资源集中的体制所实现的临界质量对创新具有深远的积极影响。②创新是一种邻近关系的活动。人们将流动到创新中心地区工作和生活。这将导致经济活动的产生，反过来为处于这些中心的大学带来问题，除非能制定相应的大学保护机制。只有当外部利益相关者了解了大学正在创造的价值时，这种保护机制才能得以建立。
四点关于多样性：①综合性研究机构在创新过程中起到了特别强大的作用，它们应维持其学科广度。专业型研究机构应参与合作，特别是与本地的其他机构进行合作。②动机的多样性和拥有自主权的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有助于创新，这本质上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因此，保留学术价值，保持大学的传统角色实际上是有益的；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培养参与创新的意识。③各大学之间的激励政策通常缺乏多样性(虽然人们往往重视行业的多样性)。④大学参与创新的模式多种多样。如果人们了解这些模式，就能和谐运作这些模式。
一点关于人员流动：通过研究机构形成的人员流动是大学里影响创新的最重要的途径。一个能积极推动创新的环境可以使学生增长经验，即使这种影响可能在学生离校后很长一段时间才能体现出来。
以上各点均可概括为下面这句话：接受多样性，在合作的基础上保持独立性；把你创造出的价值传递给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