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交际中的语码转换略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言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被定义为：“在同一次对话或交谈中使用两种甚至更多的语言变体。转换不拘数量，可以仅仅是一个词或几分种的谈话；转换的语码，可以是没有谱系关系的另一种语言或同一种语言的两种变体。”①本文在使用这个术语时是指同一种语言的两种变体这一层而言。
美国社会学家柏恩斯坦指出②，言语体系是被作为社会关系形式的产物来看的，或者说的更深一点，是社会结构的一种属性。一种社会关系所采取的形式调节了说话者在结构和词汇层次所做的选择。社会关系形式的改变会不同程度地影响选择原则，会影响一个人在准备自己讲话时所采用的计划步骤，也会影响听话者的倾向。不同的社会关系形式会通过影响计划步骤生成非常不同的言语体系或语言代码。这些不同的言语体系或语码将为说话者造成不同程度的重要性。从这点出发我们知道言语交际中的语码转换选择是与社会关系形式密切相关的，因此人们在言语交际中选择什么样的语码或在一次谈话中数次转换语码必然有着种种社会因素的考虑。不同的交际语境，不同的交际目的，交际双方的角色意识，心理陈因等等都可能成为语码转换选择的因由。但不论出于哪种考虑，期望交谈朝着转换者的目标发展，这是促使语码选择转换的根本动力。因为每一次的语码转换都是在重新调整一个更适合交谈性质的言语交际环境；每转换一次语码总是在对先前那种交际姿态的某种否认和态度上的转变，每转换一次语码都显示出说话者对用语选择的一种意愿。一个人在言谈中使用某种语码在程度上的好坏取决于他对这种语码掌握程度的好坏，但一个人在交际中所进行的语码转换则是作用于他身上的种种社会因素所决定的。正是基于此，在一次次语码转换中隐敝着一些社会、文化、心理的参数，使语码转换具有了语言学上的意义，本文将就此中一些有意味的现象作一探讨。
一、语码转换经济效益论
由上述我们已得知言语交际中语码的转换是与社会关系形式密切相关的。由此言语交际中语码的选择转换就被赋予了极强的社会性。表现在为获得经济效益而转换语码最突出的场合就是商业销售过程中的言语沟通了。笔者一九九○年曾在我国最大的商业城市上海就售货员在什么情境下出现语码转换作过一次极小型的隐性调查〔以实地观察买卖双方的交际并以买方身份参与交际〕，上海以它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特殊地位吸引了四方的游客，据一九八三年抽样调查，上海著名的商业街南京路的客流量有160万人次，商业交往的人次自然要比这个数目大。这样上海市的售货员在言语使用上就面临着语码选择问题，即售货员除使用上海话与本地顾客进行交流之外，还得操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外地顾客进行交流，上海话与普通话作为一种语言的两种变体在售货员和顾客的交际过程中不断交叉出现，形成语码转换〔语码转换在这里不局限指一次对话，而是持续买卖整个过程〕。笔者共调查了南京路上大型国营商店两家，四川北路个体销售摊点十二家，共接触售货员三十八人。调查内容分三个方面：一是售货员的社会特征，即指性别、年龄、个体还是国营；年龄一栏因隐性调查方法所限，仅是大致推测了。二是售货员主动还是被动进行语码转换，售货员在什么情境中出现语码转换。第一个问题的结果是三十八人中：按资本所有分：国营二十人，个体十八人；按性别分：男十七人，女二十一人；按年龄分：青年十九人，中年十人，老年九人。第二个问题的结果是：国营商店二十位售货员在辨清顾客是外地人后，即转用普通话与其交谈的九人〔我们称之为主动者〕，在顾客听不懂再问的情况下或因对方听不懂而流出疑问眼神的注视下而转用普通话的十一人〔我们称之为被动者〕。主动者中男青年七人，女青年一人，女中年一人；被动者中，男青年二人，女青年五人，女中年二人，男老年二人。个体的十八位售货员皆可划入主动者行列，他们凭判断或试探性用上海话与顾客交谈，一旦认准对方是外地顾客，皆毫不犹豫地转用普通话，而且在买卖过程中在有外地顾客和本地顾客同时在场的情况下，频繁地转换语码，照顾两方面。笔者注意到销售交往中语码转换的几个极有意味的场景：
场景1 讨价还价时语码的转换使用
售货员〔个体，男中年〕
这两个对话几乎是同时穿插进行的，售货员面对两个顾客频繁的转换语码，若说外地顾客听不懂上海话，那么那位本地青年顾客是一定能听懂普通话的，但售货员始终以两种变体接待。
场景2 推销降价处理商品时语码的转换使用
在三个出售市面滞销商品因而降价处理的摊位上，几位售货员皆用普通话吆喝推销，当有本地顾客以上海话插入问价时，转用上海话回答，后又转用普通话继续吆喝。
场景3 买卖得失中的语码转换使用
当有外地顾客用普通话问及某种商品，售货员在介绍推销时用普通话与其进行交谈，当推销失败，顾客不想购买时，售货员转用上海话发泄不满。这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四例，国营商店占一例，个体销售者占三例。
面对这样的调查结果，要回答语码转换中为什么国营与个体的主动者和被动者比例不同，最直接的社会原因是众所周知的经济效益在左右之，个体营业的收入每一分钱都归个体所有，而国营商店的营业收入即使在管理很好的商店里也仅是与售货员的奖金挂钩，这对每一个售货员来说就不似个体那样，对每一笔收入的得失都有切肤之感。场景3中所表现出的在介绍推销商品时用普通话，推销失败转用上海话，这种语码转换中所隐含的因素也与商业经济效益有关。商业买卖讲求互惠互益，顾客关心所购商品的价格、质量及售货员满足自己需要的态度如何，而售货员则关心这种服务中所得的盈额是多少，当售货员一方付出服务，对方却没有相应的回报时，售货员因经济上的损失而产生一种不满的心绪，要平息这种不满，只有借助语码转换。因公开挑衅与顾客吵架，不符合生意人“和气生财”的原则，而语码转换既可以公开表示自已的不满，但对方又只能模糊听懂一些，不致发生争吵，语码转换此时起到一种平衡缓冲的作用。
二、语码转换社会声望说
大量的社会语言工作者的调查说明，社会内部不同层次文化集团的成员及不同性别的成员存在着一种潜在的价值体系，这种潜在的价值体系反映在言语上就表现为言语成为了一种社会声望的象征。社会语言学家特鲁杰为论证非标准语因具有潜在声望因而影响语言演变造成男女语言性别差异时对英国诺里奇市居民言语调查中的很多资料反映了这一点，我们先看看特鲁杰提供的一个数据：不同阶层在不同语体中／ng／的平均指数计分。〔／ng／在诺里奇英语中是一个语言变素，这个变素有两种读音（标准与非标准）〕。他调查了所得到的五个社会阶层小组〔中中、低中、上工、中工、下工〕在四种语境的语体中〔念词表、读短文、正式说话、随便说话〕／ng／变素的平均指数计分，得到的结果是下工阶层随便说话中使用非标准语音形式的计分高达一百，而中中阶层在读短文时，中中阶层和下中阶层在念词表时的百分比低到只有零，这说明下工阶层使用非标准形式高于中中和下中阶层。同时特鲁杰还进行了自我评价测验的调查，即找出一个词，这个词有两种读音〔标准与非标准〕，让调查对象发音，然后由其自报哪种读音更接近其平常念这个词的发音。凡自报读音比平常读音更标准的为自报偏高，反之则为自报偏低，调查的结论是：自报偏高的全部是妇女〔即她虽然不自觉的使用了非标准读音，但却认为自己应该使用更有社会声望的标准读音〕，自报偏低的一半是男性，一半是女性。男性被调查者显示出对非标准语音形式的热衷，很多人自认为自己使用了非标准的发音，而实际并非如此。③这些调查说明不同阶层，不同性别的人员对语言的标准与非标准的价值取向不同。有趣的是美国语言学家拉波夫在美国纽约市对元音后是否使用变素／r／所进行的调查也显示了这一特点：变素／r／指的是car、card、four、fourth等词中元音后的辅音／r／发不发音。拉波夫对纽约市上、中、下三个等级的百货公司职员进行了调查，他设法让被调查者说出fourth floor这个词，统计不同阶层职员对词中／r／的发音情况。调查结果表明，不同的发音实际上代表着不同的社会阶层。发／r／音的上层职员和中层职员占的百分比为62%和51%，而下层职员只占20%，因此发不发／r／音成了上、下层职员的区分标志。变素／r／成为了言语有声望的一个象征。而对／r／所进行的自我评价测验结果是：使用／r／的人中，有70%的自报他们在通常的情况下使用／r／，但在非／r／使用者中，也有62%的人自报其通常是使用／r／的。故拉波夫说“在报告自己使用什么样的语言形式时，…纽约人的自报是很不准确的。”因为这种准确性被自报时的一种偏向所掩盖了，那就是自报的使用形式比他们实际的使用形式更有声望。“大多数调查对象看来都是按照他们想要达到的标准，而不是实际发的音去看待他们自己的言语。”④耿二岭同志在《方言色彩“普通话”的性别差异与因素分析》一文中对天津地区男女使用带有天津方言色彩的普通话情况所作的调查，也显示出各阶层女性口音中的方言特征普遍少于同阶层男性1-2个，女性对自己母语的土俗色彩较为敏感，倾向于使用较有声望的标准语形式。
由此我们认为，因言语具有社会声望的象征作用，所以人们在言语交际中选择转换语码时下意识地追求这种社会声望，以求在社会集团的认同心理下获得一种潜在的言语威力，以此加强语言的力度。这在笔者的上海市售货员语码转换使用调查中也显示出这种隐性参数。同为国营商店的售货员，为什么会出现语码转换主动者与被动者的分化，而且被动者中女性居多，占了七人〔见前文〕，这与沪语的社会声望是有关系的。沪语在上海地区官方地位颇高，上海广播电台、电视台都有专门的沪语新闻、文艺、市场行情、商品介绍等节目。市民见面寒喧能说沪语的都尽量说沪语，包括外地在上海工作的同志及高层文化圈都如此，如高校、科研机构等，可见其民间优势也不低。这样起主导作用的语言在它所流行的区域里就产生其必有的社会声望，这种声望转化成上海市民的一种潜在的心理优势，女性特别看重这种优势，这反馈在女性售货员身上就表现出不主动根据交际需要而转换语码。特鲁杰指出，妇女比男子具有更敏锐的地位感，男子的社会地位可以用职业、收入或其它能力来衡量，而大部分妇女却不能这样，因此，对她们来说，可能更加需要在语言上和别的方面来表明和保障她们的社会地位。她们可能更强烈地意识到这类标志的重要性。⑤这种方言的心理优势或者说方言所形成的潜在声望在中国经济发达的地区皆有反映，原来的沪语、川话，现在横行大江南北的粤语、闽南话，都因其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文化教育水平的优越而形成其独特的地位。而今“厦门、广州等地的广播电台、电视台都用方言和普通话轮流播放节目，甚至以方言节目为主、普通话反成了点缀。”⑥值得玩味的是在中国经济不发达的一些地区，本地方语就不如共同语——普通话那样具有社会声望。汉族人讲求“宁卖祖宗金，不卖祖宗音”对方言是极为珍爱的，但在这些地区人们以操标准普通话来显示其社会地位，一些乡镇级干部在衣村宣讲政策或作宣传动员工作时，常在方言的讲述中转换使用一些普通话词汇来增加自己言语的官方色彩和可信度，形成老百姓所说的“打官腔”这一特殊的言语社会现象。
三、语码转换人际亲疏谈
语言不仅是使用共同语言的社会群体的交际手段，而且是群体成员的明显标志，甚至可以是群体的同一性的象征。根据这种观点，对一种现存语言的了解与否，在特定环境中语言的使用或个人语言的选择运用，这些都具有特定群体的社会融合的象征价值和道义价值，并表现为对特定群体的忠诚。⑦人们对本族语言的忠诚和热爱是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的一种具体表现。虽然面对一种语言的两种变体不存在着民族感情问题，但语言作为一个群体成员间的明显标志或同一性的象征，在双语和双方言上是相通的，热爱民族与热爱家乡，这都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规范。同胞在异国相见，说上几句本族语会倍感亲切，老乡在外地邂逅，相互用家乡话攀谈，也会乡情流溢。由此我们认为致使语码转换的另一个隐性因素是人际关系的亲疏。前文我们曾提及零售摊点售货员在推销降价商品时以普通话为主导语，辅之以上海话，而个体售货员坚持频繁的转换语码接待本地与外地顾客。在以沪语为通行语言的上海，为何推销降价商品时用普通话，而沪语退而次之。这另一形式上的语码转换我们认为体现了人际关系的亲疏。降价商品在上海原是滞销才降价的，本地顾客已不大光顾了，因此售货员直接用普通话推销，造成一个外地顾客熟悉的言语环境，使对方感觉一分亲切。至于个体售贷员不厌其烦坚持以两种语体接待本地和外地的顾客，这其中的人际亲疏色彩更为分明。对本地顾客用沪语，对外地顾客用普通话，从买卖双方来看，是卖方可迅速建立与买方的亲近感；仅以卖方来说，两种语码的频繁转换又使其巧妙的分化了本地顾客与外地顾客间的亲近，让本地顾客觉得自己占了地主之宜，又使外地顾客觉得卖方接待亲切。语码转换中显示出的这种人际亲疏情景在许多交际场合皆可看到：菜市场上双方争吵先以普通话以示身份，后转用方言表示和解；朋友、乡党之间谈生意，先用方言套近乎，接触到实质性利益时转用普通话以示正规。
综上，我们看到借助语码转换能求得经济效益，显示社会地位，展现人际亲疏，可见语码转换在言语交际中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推向深入的今天，纷繁的商业谈判，铺天的广告宣传，广泛的人际交往，这都要求交际双方的和谐融洽，语码转换在其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是不可不予以重视并充分利用的。
注释：
①见Carol M.Scotton,Bilingual Strategies:The Social Functions of code-Swit-ching,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No,13,1977
②参见Basil Bernstein,“Elaborated and Restricted Codes:TheirSocial Origins and Some Consequences”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6December.1964
③④⑤参见Peter Trudgill,Sex,Covert Prestige and LinguisticChange in the Urban British of Norwich,1972
⑥见邢福义主编《文化语言学》第376页
⑦见M·F麦凯，M·西格恩著《双语教育概论》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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