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海洋意识的重构——“东矿西珍”与白银货币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构论文,意识论文,海洋论文,货币化论文,东矿西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804(2013)04-0071-15
16世纪，海洋成为时代的主题，一个整体的世界从海上连接起来，海上活动成为最令人瞩目的国际现象，历史上首次出现了空前规模的全球贸易。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晚明中国出现了张燮《东西洋考》一书，卷首萧基《小引》中有这样一段话：“其指南所至，风艢所屯，西产多珍，东产多矿。”①晚明海上贸易具有“东矿西珍”的特征，遂使晚明人海洋意识的重构跃然纸上。
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突显了西洋的地位，反映了中国对外交往的重心所在。自古以来，西方就是中外交往的主要趋向。②然而，16世纪以后，东洋凸显出来，至少是取得了与西洋平起平坐的地位。事实上，这种异峰突起，已含有超越西洋的意味。在明朝人的海洋意识里，东洋的凸显是如何形成的？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16世纪以后的海上贸易都是中国与世界连接的关节点。更重要的是，当中国的赋役改革达到顶峰——一条鞭法出现时，一个全球市场体系已初露端倪，“东矿西珍”的海上贸易结构直接影响了中国和世界。中外学界对于晚明海上贸易已有诸多研究成果，然而明朝人的海洋意识及由此引申的“东矿西珍”问题没有引起学者关注；晚明东西洋海上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特征以及背后推力等问题，也缺乏专门考察。笔者在相关研究基础上，以此专文聚焦晚明人海洋意识的重构，具体考察东西洋概念的变化，比较晚明与明初的海上贸易商品结构，探讨晚明东西洋贸易形成的“东矿西珍”实态，进而探寻东洋凸显及其特征背后的推力所在，揭示16世纪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及其历史进程，以见教于方家。
一、东西洋概念及其变化的梳理
考察东矿西珍，首先要确认萧基所谓的“西产多珍，东产多矿”中的“西”与“东”的含义。这里的“西”与“东”，无疑是指西洋、东洋。因此，首先要确定明朝人海洋意识中对于西洋与东洋的概念。
中外学界聚焦于东西洋的分界，争议纷纭，莫衷一是。③由于标准不同，分歧迭见。学界的争议孰是孰非？这只能从明朝人的海洋意识出发，以明朝人的认识为判断依据。在明朝人的观念中，大致可归纳为两种认识：一种是以苏门答腊以西海域为西洋，以东为东洋，这以明初马欢《瀛涯胜览》为代表④；另一种以文莱以西为西洋，以东为东洋，这以晚明张燮《东西洋考》为代表⑤。以上两种认识的形成，均出自明朝文献，那么问题的焦点就在于东西洋名称在不同时期确有不同的含义。
元朝《大德南海志》与《岛夷志略》中，已有小东洋、大东洋、小西洋和西洋的多种称谓，说明自元朝以来东西洋名称出现并通行于世。明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郑和七次下西洋，其出使次数之多，规模之大，航程之远，地域之广，影响之深，史无前例，史称“盛事”。郑和下西洋的随行者马欢所著《瀛涯胜览》明确记载，明朝人是以南浡里国为东西洋的分界，它位于今天的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北的帽山，帽山以西被认为是西洋，也就是说今天的印度洋才被称之为西洋，当年叫做“那没黎洋”。按照明初人的海洋意识，帽山以西是西洋，以东就是东洋。⑥当时的苏门答腊岛也就是“东洋之尽处”。永乐年间有东洋冯嘉施兰和浡泥国、吕宋国使臣来朝之事。⑦冯嘉施兰、吕宋位于今菲律宾群岛，浡泥则是位于今加里曼丹岛北部的古国。而当时人将朝鲜称为东洋朝鲜国。⑧可见，明初人们是把东自朝鲜半岛，西至苏门答腊岛，包括今朝鲜、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马来半岛，以及中南半岛诸国，统称为东洋。
郑和七下西洋以后，西洋凸显，“西洋之迹，著自郑和”⑨。在下西洋影响下，东西洋概念很快发生了变化。马欢云“往西洋诸番”，费信载“历览西洋诸番之国”，而巩珍所著《西洋番国志》，顾名思义是将下西洋所到国家和地区，包括占城、爪哇、旧港、马六甲乃至榜葛拉国、忽鲁谟厮国、天方国，一律列入了西洋诸番国。换言之，他把下西洋所至诸国都列入了“西洋”界限内，极大地扩展了“西洋”的范围。此后，约作于正德十五年(1520)的《西洋朝贡典录》更进一步将“朝贡之国甚著者”全列入了“西洋”的范围，编辑的23国，包括了广阔的区域，其中列有东洋的浡泥国、苏禄国、琉球国。⑩于是“西洋”不仅极大的彰显，而且前所未有地扩大到了包括东西洋，乃至海外各国之义了。笔者曾对“西洋”一词作了专门考释，指出郑和下西洋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后明朝人将郑和所到之处乃至极西之地都称为西洋。(11)在明朝人的海洋意识中，西洋已包括了原来划分在东洋范围里的国家，西洋由此凸显。
那么，改变这种观念，东洋彰显出来，又始自何时？这是研究明代中外关系史应该厘清的问题。
在晚明人的海洋意识中，海上世界仍然划分为东西洋，但东西洋概念与明初已经完全不同。一般来说，今人对于晚明人东西洋分界概念的认识来自张燮《东西洋考》，其中记载：“文莱，即婆罗国，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12)，明确地说晚明以文莱为东西洋的界限。就此而言，晚明的东西洋划分较明初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少学者以此认为明初对东西洋的划分是以文莱为界，或以明初概念校正晚明概念，或以晚明概念纠正明初概念，实际上都是没有厘清时空变化的因素，因而产生了对明人概念的误解。
以往学界几乎形成一种固定的认识，即《东西洋考》中的东西洋就是晚明人海洋意识中的东西洋。事实是否如此呢？为了评价晚明人对东西洋的认识，必须对这部书中的三个问题细加考索：第一，《东西洋考》中的东西洋范围界定从何而来？第二，当时是否只有《东西洋考》中涉及的东西洋贸易？换言之，《东西洋考》中的东西洋划分及范围是否包括当时全部海上贸易？第三，《东西洋考》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
这需要从文本进行考察。《东西洋考》首列《西洋列国考》，次列《东洋列国考》，以下分为《外纪考》、《饷税考》、《税珰考》、《舟师考》、《艺文考》和《逸事考》。
《西洋列国考》列有15国：交趾、占城、暹罗、下港、柬埔寨、大泥、旧港、麻六甲、哑齐、彭亨、柔佛、丁机宜、思吉港、文郎马神、迟闷。附带所属之地9处：清化、顺化、广南、新州、提夷、六坤、加留吧、吉兰丹、詹卑。《东洋列国考》列有7国：吕宋、苏禄、猫里务、沙瑶、呐哔嘽、美洛居、文莱。附带所属之地12处：大港、南旺、玳瑁、中邦、吕蓬、磨荖央、以宁、屋党、朔雾、高药、网巾樵老、班隘。
以上共43个国家和地区。(13)此外，在《外纪考》中列有“日本”和“红毛番”。日本列其物产有：“金、银(僧奝然曰：东奥州产黄金，西别岛出白银，以为贡赋)”等。红毛番列其物产有：“金、银钱、琥珀、玛瑙、玻瓈、天鹅绒、琐服、哆啰嗹、刀”(14)，云：“商舶未有抵其地者。特暹罗、爪哇、渤尼之间与相互市”(15)。
再看书中的东西洋“针路”。张燮在《东西洋考·舟师考》中叙述了“西洋针路”和“东洋针路”。据此可知，“东洋”与“西洋”的区分，基本依据在于贸易航线的划分：西洋针路从漳州月港出发，最远至爪哇岛南的池闷；东洋针路从太武山分道，经台湾、澎湖至菲律宾群岛，最远到东、西洋的交界文莱。如果认为透过东西洋针路，就可以了解16世纪中外交通的概貌，是不确切的。向达先生指出：“明代以交趾、柬埔寨、暹罗以西今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爪哇、小巽他群岛，以至于印度、波斯、阿拉伯为西洋，今日本、菲律宾、加里曼丹、摩鹿加群岛为东洋。”(16)这是后世学者所解读的晚明整体东西洋的概念。这一概念与《东西洋考》中的概念有明显不同。
以往学界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东西洋考》只是部分地反映了当时明朝人海洋意识中的东西洋概念，东西洋范围的认定与东西洋针路，都只是明朝官方开海限定与许可贸易的范围，并非晚明人海洋意识中对东西洋的整体认识。对此，《东西洋考》的《凡例》中说得很清楚：“列国各立一传，如史体。其后附载山川、方物，如《一统志》体，以其为舶政而设，故交易终焉。”(17)又云：“集中所载，皆贾舶所之。若琉球、朝鲜，虽我天朝属国，然贾人所未尝往，亦不掇入。或曰日本、红夷，何以特书？书其梗贾舶者也。”(18)“为舶政而设”正是《东西洋考》记述列国的主要目的。
由上可以从晚明人的语境中解析时人对东西洋的两种认识：一是来自《东西洋考》中的内容部分，一是来自其书前萧基《小引》。至此，晚明东西洋的概念可以说出现了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东西洋，即“集中所载，皆贾舶所之”，是当时明朝官方设定的划分海上贸易区域的特定概念。这种东西洋概念是特殊所指。正如《东西洋考》中东西洋列国考与二洋针路所显示，明朝开海于福建漳州月港的东西洋贸易，并不包括位于东洋的日本、琉球、朝鲜和位于西洋的荷兰人所在的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这样的特定概念，明显不是明朝人对东西洋的整体认识。广义的东西洋，也就是萧基《小引》中所谓“东矿西珍”的东西洋，显示出当时海上贸易的整体特征，这显然超出了书中所记载的东西洋针路，完整地包括了东洋的日本和在西洋活动的荷兰人在亚洲所占据的地理范围。
实际上，晚明人海洋意识中的东西洋概念来自传统方位的划分和贸易地理格局的现实，晚明的东西洋概念经历了重构的过程。关于这一点，在时人的海洋意识中，不可能完全游离于传统地理概念之外，也不可能不了解贸易地理格局的现实。《东西洋考》以日本为外纪，不在航海贸易范围之列，乃至又云琉球、朝鲜“贾人所未尝往”，这皆与历史事实不符。日本位于东洋，由于倭寇一直存在，明朝官方不允许与日本贸易，但日本出产白银，在嘉靖年间已经闻名遐迩，时有繁盛的对日私人海上贸易为证，下面还将述及。萧基《小引》中的“东产多矿”，应是包括日本在内。至于琉球、朝鲜“贾人所未尝往”，是因为二者不在漳州月港所规定的针路之列。
以时间上早于《东西洋考》的《顺风相送》(19)来看，《东西洋考》所述的东西洋贸易范围也存在问题。《顺风相送》具体记录了日本、琉球、吕宋、吉里地闷等东洋的往返针路，也记载了去印度洋的六条针路，只是对印度洋的针路记载较为简略。(20)此书可作为《东西洋考》所涉的东西洋概念并非明朝人完整的东西洋认识的一个佐证。明代成、弘年间私人海上贸易兴起，超出国家允许的贸易范围，而《东西洋考》是在地方官授意下修撰的，反映了东西洋贸易由官方控制的部分。成、弘以后，官与商在海上贸易有激烈博弈。月港开海是官商博弈的结果，当时私商盛行，官方没有掌控全部海上贸易，开海只是以官方所能掌控的范围为主。这里反映出官方与民间的认识角度不同。
二、晚明海上贸易模式及其变化
晚明中国社会内部涌动变革的潜流，国内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白银货币化加速进行，白银需求使市场扩大到海外成为必然。有识之士已看到开海是大势所趋，私人海外贸易已成燎原之火，只能因势利导，以保利权。(21)于是有隆庆元年(1567)福建巡抚涂泽民上疏“准贩东、西二洋”，得到明廷允准。(22)隆庆开海是明代海上政策变化的枢纽，也是明代国际贸易制度之一大变化。贸易模式从官方朝贡贸易为主向民间私人海上贸易为主转变，由此中国海商出洋贸易合法化，正式进入了国际贸易的行列，而一种新的东西洋贸易网络“上以佐帑需，下以广生遂”(23)也开始正式运行。《东西洋考》由此应运而生。
海上贸易的新格局是直接或间接引起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反言之，新的制度安排和实施，又直接关系着海上贸易结构的形态和演变趋势。明朝将海上划分为东西洋两个贸易区域。万历十七年(1589)，福建巡抚周寀对东西洋船引的数量、航行港口和船数做了具体规定：
东洋44只，包括：吕宋16只，屋同、沙瑶、玳瑁、宿务、文莱、南旺、大港、呐哔啴各2只；磨荖央，笔架山、密雁、中邦、以宁、麻里吕、米六合、高药、武运、福河仑、岸塘、吕篷各1只。
西洋44只，包括：下港、暹罗、旧港、交趾各4只；柬埔寨、丁机宜、顺塔、占城各3只；麻六甲、顺化各2只；大呢、乌丁礁林、新洲、哑齐、交留吧、思吉港、方林郎、彭亨、广南、吧哪彭西、陆坤各1只。
以上总共88只。船引的管理，万历二十一年(1593)，福建巡抚许孚远又做了增加：占陂、高趾州、篱木、高堤里邻、吉连单、柔佛、古宁邦、日隶、安丁、义里迟闷、苏禄、班隘各1引。于是“后以私贩者多，增至百一十引矣”(24)，达到了“引船百余只，货物亿万计”(25)。此后船引数续有增加，至万历二十五年(1597)巡抚金学增又议增加引数：“东西洋引及鸡笼、淡水、占婆、高址州等处共引一百十七张，请再增二十张，发该道收，则引内国道东西听各商填注，毋容狡猾高下其手”，此时已达137引。(26)
事实上，当时的出洋船只远远超过了官方规定的数目。如万历五年(1577)春，漳州海澄陈宾松的商船往交趾买卖，到顺化地方贸易，其时已有福建来航停泊的船只13艘。其时距隆庆开海十年，即使寻至万历十七年(1589)的规定，顺化也只有2艘，而此年则超多至13艘。(27)这说明晚明无船引的出海商船数量激增，远远超出有船引的商船数目。原因是作为海上贸易主体的民间海商，为海上贸易利润所趋，走私贸易仍然大量存在，至崇祯初年有万历末“海舶千计”之说。(28)
给以船引之地是官方允许贸易的区域，代表了开海以后中国商船在东西洋活动的地区及主要贸易港口。东洋方向主要是在今天的菲律宾群岛、加里曼丹岛一带，只有米六合是在马鲁古群岛。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东洋没有包括日本贸易，即与日本的贸易当时仍然不合法，然而日本有白银矿产资源，中国有巨大的白银需求，中国与日本的海上贸易大量存在，直至明末。据统计：1623年9月，澳门有小船7艘，中国大陆有三四十艘前往日本，运送大量绢丝及绢制品。(29)还有不少自漳州出发的船只在出洋后转向日本。这样一个东洋贸易活动的主要区域，直接或间接与日本、美洲的白银矿产资源相联系。
还有一个典型例证，即漳州青花瓷的崛起。16世纪下半叶，在景德镇青花瓷取得了中国瓷器主流地位，开始走向世界之时，在闽南诞生了另一个似乎不那么引人注目，但意义绝不亚于前者的青花瓷之乡——漳州窑。明初，江西景德镇是瓷器制造重镇，也是青花瓷制造的中心，当时福建漳州的瓷器制造尽管已经存在，但无法与景德镇相比。晚明月港开海以后，仅平和一县，现在发掘的窑址已有数十处。为何晚明漳州青花瓷会异军突起，在外销上几乎达到与景德镇并驾齐驱的地位？一般认为，漳州窑的发展与隆庆初年在漳州月港的开海密切相关，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从贸易全球化开端时期中国社会内部变革的标志之一——白银货币化与世界格局变迁紧密相连的视角来看，漳州青花瓷的崛起作为社会文化现象，是晚明中国海洋文化——闽南文化非比寻常的爆发式发展与传播的典型例证，更是晚明前所未有的繁盛的海上瓷银贸易的典型例证。
既然《东西洋考》中的东西洋概念是明朝官方允许贸易的东西洋市场，以此与萧基所云“东矿西珍”的东西洋概念比较，最基本的区别显示了出来，即《东西洋考》的东西洋不包括矿源丰富的日本，而萧基所云的“东产多矿”包括日本。日本与美洲的白银确实在晚明都大量流入中国，但有一点至关重要：日本白银输入在前，美洲白银流入在后。准贩东西洋是隆庆开海的主要内容，这无疑是构成东西洋特定区域概念的主要原因。但是“东产多矿”，白银流入中国并不始自隆庆开海。这一点下面还将述及。
海上通商贸易的考量是《东西洋考》的主要写作动机之一。正如谢方先生认为它是海外贸易“通商指南”性质的书。(30)但还应注意此书所涉及的是官方允许贸易的东西洋范围内的通商贸易。《东西洋考》先后应海澄县令陶镕、漳州府督饷别驾王起宗之请撰写完成，由漳州地方官主持刻印出版，表明这部书地方官修的色彩浓厚。
因此，晚明人东西洋概念与明初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能将二者混淆。晚明东洋得到彰显，与郑和下西洋以后凸显的西洋平起平坐，呈现出与明初迥然不同的格局与面貌。《东西洋考》反映了晚明人海洋意识中关于东西洋新概念的形成，也反映了晚明中国海上贸易模式的变化。
三、传统东西洋商品结构的改变
从某种意义上说，“东矿西珍”即东西洋的海上贸易结构。晚明海上贸易以东西洋贸易区域的面貌出现，与晚明人的东西洋范围概念发生变化相联系，晚明海上贸易的商品结构也发生了重大改变。
明初海上贸易的商品，马欢《瀛涯胜览》中有详细记录。将其与晚明张燮《东西洋考》记载的贸易商品进行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海上贸易商品结构的变迁主要发生在晚明的东洋。
长期以来，物产作为商品，是商人们关注的焦点。郑和下西洋，当时西洋输入中国的商品主要是香料和奇珍异兽，体现了远距离海上贸易的特性是奢侈品贸易。郑和下西洋时期，海外物产进入交流的主要有以下品种：
犀角、象牙、伽蓝香、金子、宝石、红马厮肯的石、苏木、乌木、降真香、绵布、乳酪、玳瑁、肉豆蔻、鹤顶、荜拔、黄蜡、胡椒、野犀牛、珊瑚、锡、珍珠、香货、西洋布、花巾、海鱼、宝石与珍珠厢宝带、丝嵌手巾、织金方帕、龙涎香、椰子、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鳖子、骆驼、猫晴石、各色雅姑、金珀、蔷薇露、沉香、檀香、俺八儿香、琥珀、狮子、麒麟、花福鹿、金钱豹、驼鸡、白鸠、金银生活、熟食、彩帛、书籍、金厢宝带、蛇角、荜布、姜黄布、布罗、布纱、沙塌儿、兜罗锦、绢、剌石，祖把碧，祖母喇，金刚钻、金珀珠、神珀、蜡珀、黑珀(番名撒白值)、美玉器皿、水晶器皿、十样锦剪绒花毯、各色棱幅、撒哈剌、氁罗、氁纱。(31)
以上总共80种。有些是一类商品的名称，如“金银生活”，实际进入流通的单项商品还要更多。以上进入商品交易的大都是西洋各国的特殊产品，以珍奇为主要构成。其中也包括传统西域地区的珍奇特产。
综合而言，明初进口物品值得特别留意的有以下六类：
第一，香料药物类，主要有伽蓝香、降真香、沉香、檀香、俺八儿香、龙涎香、安息香、没药、肉豆蔻、胡椒、苏木等。(32)
第二，珍宝类，主要有犀角、象牙、珍珠、珊瑚等。
第三，珍禽兽类，主要有狮子、麒麟、花福鹿、金钱豹、驼鸡、白鸠等。
第四，工艺品类，主要有宝石与珍珠厢宝带、丝嵌手巾、织金方帕、西洋布、美玉器皿、水晶器皿、十样锦剪绒花毯、各色棱幅、撒哈剌、氁罗、氁纱等。
第五，矿产类，主要有金、宝石、金刚钻、锡等。
第六，日用品类，主要有乳酪、海鱼等。
从这些类物资的进口，可以看出古代中外物资交流的连续性。
中国进入交流的商品主要有：青磁盘碗、紵丝、绫绡、烧珠、麝香、花绢、铜钱、布帛、色绢、樟脑、锦绮等。其中以青花瓷器、丝绸、麝香、铜钱最为重要。除了麝香以外，其他都是中国特有的人工产品，深受海外各国欢迎。以中国的手工业制品换取西洋海外奇珍仍是传统海上贸易的商品结构。
晚明中国出口商品结构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如果说有变化的话，是量的增加，如丝和瓷都有更多的出口。以下主要比较进口商品结构方面。
《东西洋考》记录万历十七年(1589)漳州月港税收调整时的交易商品有84种：
胡椒、象牙、苏木(分为东洋、西洋)、檀香、奇楠香、犀角、沉香、没药、玳瑁、肉豆蔻、冰片、燕窝、鹤顶、荜拔、黄蜡、鹿皮、子绵、番被、孔雀尾、竹布、嘉文席、番藤席、大风子、阿片、交趾绢、槟榔、水藤、白藤、牛角、牛皮、藤黄、黑铅、番锡、番藤、乌木、紫檀、紫憬、珠母壳、番米、降真、白豆蔻、血竭、孩子茶、束香、乳香、木香、番金、丁香、鹦鹉螺、毕布、锁服、阿魏、芦荟、马钱、椰子、海菜、没石子、虎豹皮、龟筒、苏合油、安息香、鹿角、番纸、暹罗红纱、棕竹、沙鱼皮、螺蚆、獐皮、獭皮、尖尾螺、番泥瓶、丁香枝、明角、马尾、鹿脯、磺土、花草、油麻、黄丝、锦鲂鱼皮、柑庶鸟、排草、钱铜。(33)
还有“先年不见开载”，《东西洋考》作为附记的商品32种：
哆罗嗹、番镜、番铜镜、红铜、烂铜、土丝布、粗丝布、西洋布、东京乌布、八丁荞、青花笔筒、青琉璃笔筒、白琉璃盏、琉璃瓶、莺哥、草席、漆、红花米、犀牛皮、马皮、蛇皮、猿皮、沙鱼翅、翠鸟皮、樟脑、虾米、火炬、棕竹枯、绿豆、黍仔、胖大子、石花。(34)
以上商品总共116种。其中有一些是来自欧洲的商品，如哆罗嗹、番镜、番铜镜等，说明此时西方扩张东来有所增加。“先年不见开载”的新增商品中也有不少属于一般生活日用品，如草席、漆、虾米、绿豆等。值得注意的是米、铜的进口。明朝开海以后，海上贸易的内容明显地反映了当时社会需求的实态，即民生日用类的增加。
将晚明商品结构与明初相比较，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第一，晚明西洋商品的变化不大。从海上贸易的商品来看，胡椒、苏木、象牙、檀香、犀角、沉香、没药、玳瑁等西洋特产珍奇消费品并没有任何变化，虽然也有如冰片、燕窝等明初没有的新种类，但也属于珍奇的范围。由此可知，与明初西洋官方贸易的商品比较，晚明西洋民间私人海上贸易中的商品品种没有太多的改变。明初西洋海上贸易的远距离奢侈品贸易性质，在晚明西洋商品输入上仍很明显，但增加的一般日常用品的输入，反映了中国市场对海上贸易的消费需求。
第二，晚明东洋商品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明初海上贸易商品结构相比较，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明初没有白银的大量进口，而大规模的白银输入是晚明东洋贸易的特征。以往在计算贸易额的时候，均不把白银计算在内，但当时的白银不但是货币，而且本身也是商品，其主要来源于日本与美洲银矿的输出，满足了中国市场的巨大需求。
四、“东矿西珍”实态的考察
根据文献记载，晚明海上贸易之利，以东洋最富，即以银为贵。关于这一点，在明朝人的海洋意识中有清楚的认识。明末何乔远《开洋海议》云：
佛郎机之地，本在西洋，吕宋不过海岛一浮沤耳，其民皆耕种为业，佛郎机夺其地开市于此，人遂名吕宋，而亦名东洋……此皆据今日吕宋、红夷二夷入我近地而论，此所谓东洋者也。此外尚有暹逻、柬埔寨、广南、顺化以及日本倭，所谓西洋也。暹逻出犀角、象牙、苏木、胡椒如加留巴，又出西国米、燕窝，他番所无。柬埔寨、广南、顺化亦出苏木、胡椒。日本国法所禁，无人敢通，然悉奸阑出物，私往交趾诸处，日本转手贩鬻，实则与中国贸易矣。而其国有银名长锜，别无他物，我人得其长锜银以归，将至中国，则凿沉其舟，负银而趋，而我给引被其混冒，我则不能周知。要之，总有利存焉。而比者日本之人亦杂住台湾之中，以私贸易，我亦不能禁，此东洋之大略也。(35)
这里不仅明确了东西洋在明末的划分，而且详细记述了东西洋特产，值得注意的是，特别提及日本除了白银“别无他物”的特征。
何乔远《请开海事疏》中谈及“开洋之利”，细述东西洋贸易商品情形，再次说明东西洋贸易的不同之处：
臣请言开洋之利，盖海外之夷，有大西洋，有东洋。大西洋则暹逻、柬埔寨、顺化、哩摩诸国道，其国产苏木、胡椒、犀角、象齿、沉檀、片脑诸货物，是皆我中国所需。东洋则吕宋，其夷佛郎机也。其国有银山出银，夷人铸作银钱独盛。我中国人若往贩大西洋，则以其所产货物相抵，若贩吕宋，则单是得其银钱而已。是两夷人者皆好服用中国绫段杂缯，其土不蚕，惟藉中国之丝为用。湖丝到彼，亦自能织精好段匹，錾凿如花如鳞，服之以为华好。是以中国湖丝百斤值银百两者，至彼悉得价可二三百两。而江西之磁器，臣福建之糖品、果品诸物，皆所嗜好。(36)
这里突出了与吕宋贸易中可以获得的银钱，实际上，这也就是通过吕宋与美洲的丝银——瓷银贸易。
晚明泉州籍内阁大学士李廷机曾云：“所通乃吕宋诸番，每以贱恶什物贸易其银钱，满载而归，往往致富，而又有以彼为乐土而久留。”(37)这也是东洋海上贸易以中国商品交易银钱的例证。清初人对晚明中国前往西洋船只折往东洋贸易的情形也有评述，王胜时说：“闻往时闽中巨室，皆擅海舶之利，西至欧罗巴，东至日本之吕宋、长岐，每一舶至，则钱货充牣。先朝禁通日本，然东之利倍蓰于西，海舶出海时，先向西洋行，行既远，乃复折而入东洋。嗜利走死，习以为常，以是富甲天下。”(38)
明朝在漳州月港的加增饷征收，印证了海上贸易商品结构发生的变迁。《东西洋考》记载：“加增饷者，东洋吕宋，地无他产，夷人悉用银钱易货，故归船白银钱外，无他携来，即有货亦无几。故商人回澳，征水陆二饷外，属吕宋船者，每船更征银百五十两，谓之加征。后诸商苦难，万历十八年，量减至百二十两。”(39)加增饷是福建漳州月港专门为出洋到吕宋的商船所设商税，是一种附加税。征收对象是船主。由于当时西班牙人占据菲律宾群岛，开辟了吕宋到墨西哥的航线，以墨西哥银元购买中国生丝等商货，因此至吕宋贸易的中国海商在归国时几乎不载货物，而运回大量墨西哥银元即白银。鉴于此，明朝特地设置了加增饷。
事实证明，中外海商在东洋的最大利益是白银的获取。晚明海上贸易东西洋新格局在明初郑和下西洋西洋凸显之后，转向东洋地位明显上升，出现了东洋的凸显，这是东洋贸易结构的变化使然。
从出洋船只的分配比例上看，虽然表面上明朝规定的东西洋出洋船只是对等分配的，似乎二者没有差别。然而根据前述东洋与西洋的国家数目，显示出东西洋并不对等，西洋国家远比东洋国家多出一倍有余。这说明从出洋船只的制度安排上，东洋已经占上风。通过月港，中国商品大规模输出，大量白银输入，这种新的东西洋贸易结构变化，凸显了具有白银资源的东洋在海上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万历二十五年(1597)，泉州人提出分贩东西洋，由泉州抽东洋饷税，漳州抽西洋饷税。史载：“泉人以兵饷匮乏，泉观察议分漳贩西洋，泉贩东洋，各画陇无相搀越，欲于中左所设官抽饷，如漳例”。(40)当时立即遭到漳州府的强烈反对，“力言其不可”，于是分贩之议不行。
值得注意的是，当隆庆初年明朝海外政策做出大幅度调整，在福建漳州开放海禁，允许中国商民出海贸易，伴随这一调整趋势，明朝在广东对澳门政策也基本定型，澳门拥有了广州外港的历史地位，促使澳门迅速成为远东重要的国际贸易中转港。(41)澳门本身虽然不在东洋范围之内，但葡萄牙人经营的澳门贸易航线中最为活跃的是对日贸易航线，也就是说澳门海上贸易得利最为丰厚的是来自于东洋贸易，并由此进入澳门的黄金时期。澳门也参与马尼拉的美洲白银贸易，也就是葡萄牙人参与美洲白银运行相关的贸易活动。就此而言，澳门在东洋贸易中也占有重要地位。(42)
晚明“东矿西珍”之说的出现，印证了东洋的凸显，这无疑是海上贸易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东矿西珍”即东西洋的主要商品贸易结构。西洋主要显示了传统贸易的连续性，虽然由于西方人东来出现了变化，但相对东洋来说，西洋商品贸易结构的变化不大，反衬了东洋商品贸易结构变化巨大。概括而言，16世纪是东洋凸显的时代，而东洋的凸显，得力于“东产多矿”，即白银的输入。
商品结构发生的变化，主要是关系国计民生的贵金属白银的加入，极大地改变了传统进口商品的性质。当时输入中国的白银不只是来自东洋，西洋商船也带来大量货币白银。海上贸易出口商品结构反映出国家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状况、资源情况以及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对外竞争力，随着晚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海上贸易呈现多样化发展的趋势。进口以白银为主，是以中国出口产品交易得来，当时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丝绸、瓷器，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手工业的迅速发展态势。当时丝绸在海外已经可以大量织造，中国的出口以生丝或半成品为主，在中国产品中唯有瓷器独步世界，以青花瓷为代表，出口比重急剧上升，数量巨大。生产青花瓷的窑场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就是最好的证明。(43)
商品结构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明时期中国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状况。过去占进口比重最大的胡椒、苏木等香料和珍宝类，在晚明所占进口总值的比重相对减少，到万历年间，虽然仍有进口，但相对白银的输入，已经退居次要地位。这在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反映了中国商品货币经济确实有了较快的发展，以及海上贸易领域和国际市场的不断扩大。西方一直无法以大宗产品换取中国丝绸、瓷器等商品，只能采取以白银交易。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的丝瓷在根本上改变了进出口贸易的基本格局和结构，促使大量白银流入中国。
16世纪，海上贸易地理格局、贸易模式与商品结构都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观，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商品货币经济引发的社会经济变迁，乃至国家的变迁。白银在海上贸易中不再是无足轻重，而是一系列互相关联的国家与社会变迁现象中首先应该引起注意的现象。它使得海上贸易迥然不同于过去。这一变化说明，发展到嘉、隆、万年间，中国海上贸易已达到最高点，而此时与明初以盛大的下西洋为标志的官方为海上贸易主体不同，是以繁盛的私人海上贸易为主体。
从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东矿西珍反映了晚明海上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这一结构变化在晚明海上贸易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出现，标志着东洋的凸显与白银的巨大社会需求有着直接联系。货币流通是由商品流通引起的，货币流通的规模是由商品流通的规模和速度决定的。隆庆开海以后，民间私人海上贸易合法化，进入大规模迅速发展的阶段。月港鼎盛时期对外通商达40多个国家和地区，事实上通商地区和国家还不仅是官方记载的这些。从16世纪40年代白银成为中国市场流通领域的主币以来，海上贸易的交换手段也随之发生了根本转变，白银在海上国际贸易中具有了主币的地位，开始与世界货币接轨。海上贸易商品交换所得主要是白银。白银既是商品，又是货币。东洋成为中国民间海上贸易获取白银资源的主要地区，在这一区域进行贸易活动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等主要以白银购买中国商品，进行中转贸易获利。中国正是以自身的经济实力，以独步世界的丝瓷产品参与波澜壮阔的全球化进程。
五、“东矿西珍”的背后推力
《东西洋考》云：“市舶之设，始于唐宋，大率夷人入市中国，中国而商于夷，未有今日之伙者也。”(44)在时人眼里，晚明海上贸易达到空前繁盛，“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45)东矿西珍正是海上贸易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概括，其出现并非偶然。
资本主义扩张使得各个国家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从而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46)明初中国海上贸易的主要对象是西洋与东洋，下西洋使西洋凸显，主要是东南亚印度洋周边区域。晚明处于全球化的开端时期，世界正在形成一个整体，联系世界主要大洲的国际贸易网络也正在形成。全球化(Globalization)也称经济全球化(Economic Globalization)，指地理上分散于全球的经济活动开始综合和一体化的现象，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世界经济日益成为紧密联系的一个整体，开端于16世纪，海上贸易的发展使世界联系在一起，各国和各地区对外联系的广度和深度达到了空前水平。在那个世纪里，中国经历了从区域史到全球史的过程。探讨区域史与全球史的连接，白银是一个关节点。
道格拉斯·诺斯曾说：“历史是至关重要的。人们过去做出的决策决定现在可能的选择。要理解经济实绩随时间变化而显现出来的差异，就需要了解经济的演变。”(47)东洋航路早已开辟，但在明初不如西洋发达，只是到了晚明才凸显出来。原因何在？过去给以的解释归纳起来，在内是由于福建地狭人稠，山多田少，对海上贸易需求巨大；在外是东洋诸国社会经济落后，可供贸易的物品匮乏，至明后期才发达起来。大多数学者归之于西方东来的因素，特别是西班牙占据马尼拉及其太平洋航路的开辟。笔者认为仅仅这些还不够，还应看到中国社会整体变迁的大背景，唯有如此，才能完整解释晚明海上贸易结构的变迁。关注东洋凸显，特别要关注“东矿西珍”出现的背后推力。
海上贸易的发展和大规模的商品货币流通，是晚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两个最显著的特征。晚明东西洋贸易呈现出非常不同的特征，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国际经济现象。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是决定东西洋贸易不平衡的根本原因。以“东矿西珍”为特征的海上贸易新格局形成的背后，蕴含着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深层需求，与中国本土白银货币化的发展进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东洋凸显背后的推力可以分为中国社会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内部的推力主要体现在明代白银货币化，是中国国内市场萌发的作用；外部的推力则主要表现在外银的大量流入，是世界市场的作用。二者之间存在互动关系。
学界一般认为东西洋地位变化是时代和社会环境变化的结果，而没有关注变化背后的推力。海上贸易结构变化不是自然形成的历史过程，而是具有深厚的中国内部社会经济变迁的背景。从明代白银货币化看晚明东西洋贸易商品结构变化的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当时海外输入的白银主要有两个源头，一是日本，一是美洲，二者均是明代社会迫切需求的白银货币资源所在地。日本的白银通过中国海商和澳门葡萄牙人的贸易输入，美洲白银则主要是通过西班牙占据的吕宋输入中国，有中国海商的参与。
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基本奠定，不是出现在美洲白银到来以后，而是在它之前。因此，有必要关注日本银矿的开发时间。2007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日本石见银山遗址表明，石见银矿从1526年(明朝嘉靖五年)开始了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那里从日本战国时代后期到江户时代前期是日本最大的银矿山，17世纪银产量占世界银总产量的三分之一。石见银山的开发时期与日本经济史上的商业发展时期重叠，那里冶炼加工的白银当时不仅作为货币在日本国内流通，而且还支持着日本与葡萄牙、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及中国商人之间的贸易往来。(48)石见银山的开发时期与中国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史也是重叠的。明代舟山双屿国际自由贸易港的兴起，是中日私人海上贸易繁盛的历史见证。根据明代朱纨《甓余杂记》和葡萄牙费尔南·门德斯·平托《远游记》的记载，舟山双屿自1520年代一度活跃兴起，成为国际贸易中心港，以私商云集的私人海上贸易而闻名中外，连接了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双屿在1540年代积聚的私商大群数千人，小群数百人。一至夏季，大海船多达数百艘，乘风破浪，蔽江而下，多时甚至达到1294艘。关注中国与世界历史发生重大变化的关联，以中国本土社会变迁与世界现实变革的历史潮流相融通为主要解释模式，舟山双屿港的兴起并非偶然。嘉靖初年，白银货币化已经呈现出基本奠定了白银为流通领域主币的态势，白银渗透到整个社会，促使各阶层产生了对白银的需求，出现：“司计者日夜忧烦，遑遑以匮乏为虑者，岂布帛、五谷不足之谓哉，谓银两不足耳。夫银者，寒之不可衣，饥之不可食，又非衣食之所自出也，不过贸迁以通衣食之用尔。而铜钱亦贸迁以通用，与银异质而通神者。犹云南不用钱，而用海巴。三者不同而致用则一焉。今独奈何用银而废钱？惟时天下之用钱者，曾不什一，而钱法一政久矣其不举矣。钱益废，则银益独行”(49)。朝贡贸易不能满足需要，中外私人海上贸易蓬勃兴起，舟山双屿港得以凸显。这标志着中国国内市场发展，迅速向海外拓展，中国海商参与了世界市场体系最初的建构过程。(50)
嘉靖二十五年(1546)，“以往日本市易”为风所漂至朝鲜，被解送回国的“下海通番”福建人，即超过千人以上。(51)从时间上看，可以认为由于中国社会内部对于白银的巨大需求，促发了中国私人海上贸易的蓬勃兴起，直接刺激了日本银矿的大开发。日本出产白银的巅峰时期为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初，开采业兴盛时，仅生野和石见每年就上缴白银一二万公斤。丰臣秀吉统治日本时，佐渡和石见的金银矿开采迅速。佐渡每年上缴白银1万贯左右，石见上缴四五千贯。(52)中国的白银需求对日本与美洲的白银大开发，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作用，中国本身通过白银货币化，主动走向了世界。(53)
明代中国白银经历了从非法货币到合法货币，乃至形成完全货币形态的历程。(54)明代成、弘之际是中国白银货币化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开始全面铺开的时期，同时也是郑和下西洋时代海外物品胡椒、苏木等在皇家府库枯竭之时。(55)从那时开始，民间私人海上贸易蓬勃发展的大趋势突破制度的障碍，极大地显现了出来。嘉靖初年，伴随白银在全国市场流通中形成主币，而本土矿藏储量严重不足，于是巨大的内需促发了走向海外的寻求，拉动了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这时白银的主要来源是日本银矿，可以认为，中国扩大的私人海上贸易引发了日本的银矿大开发。率先到达中国沿海的葡萄牙人也参与其中，但毕竟不是海上贸易的主体。繁盛的私人海上贸易也导致嘉靖年间海上争夺战以倭寇为形式爆发，暴露了明朝官方应对海上危机的乏力，使得朝堂之上关于海上事宜的争议纷纭。总之，16世纪，无论在中国社会内部还是在外部，都突出了白银货币的特殊意义。明代白银货币化是一个中国社会内部经济结构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与世界历史变革的大背景相互关联。
中外学者对白银流入中国数量的估计做了大量研究，然而往往忽略了西方人到达美洲首先追求的是黄金而不是白银，是以低估了中国本土社会经济变迁的影响与作用。关注白银输入的时间问题，不能忽略一个重要的时间差，那就是美洲白银的输入要晚于日本白银的输入30年。美洲白银是在西班牙人占据马尼拉以后，在万历二年(1574)才开始大量开采运输的，而日本的银矿开发是在明代嘉靖初年，也就是16世纪20年代已经开始兴盛起来。这个时间差是重要的分界，由此可以分别白银流入中国的两个阶段，而不是笼统地看待两个来源。关注到这一点，并与明代白银货币化进程联系起来考察，可以作出如下分期：第一是日本白银流入时期，开始于1520年代，在1540年代达到高潮。日本白银对于嘉靖初年基本奠定白银作为流通领域主币的白银需求供应起了重要作用。第二是美洲白银流入时期，开始于1570年代，此后与日本来源的白银汇合，达到了外银输入中国的高潮期。外银对于中国持续稳定以白银作为流通领域主币起了重要作用，由此也对明朝赋役—财政改革与中国货币财政的开端起了重要作用。(56)
总之，在全球化开端的大背景下，从市场发育、商品流通和货币经济发展三个方面考察晚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轨迹与特点，不难看出，晚明中国经济最具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发展之一是白银货币化，也即中国社会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化过程。白银成为流通领域的主币，成为统一的货币计算单位，并且作为一种通用的结算方式用于国际贸易，这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在中国货币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明代通过白银货币化积极参与和推动了全球化进程。
与之相联系，社会变迁相伴而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是多方面的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晚明社会面貌光怪陆离，发生了重大改观。由此产生巨大的社会需求，促使全国市场迅速形成以后，扩大到世界范围成为必然，并推动中国主动地走向世界。在全球市场初步形成过程中，外银通过繁盛的海上贸易流入中国，完全奠定了白银在全社会作为普遍流通主币的地位。白银货币化成为晚明国家与社会变迁与转型的重要标志。原有国际贸易关系重组，海上贸易商品结构发生重大改变，是中外双重变迁的反映。晚明国家与社会的一切变化，包括明朝人海洋意识的重构，都是内外交汇大变局下形成的。
本文可以归纳以下两点认识：
第一，万历年间修撰的《东西洋考》中的东西洋概念，是官方允许贸易的东西洋贸易范围的海域划分，并不是晚明人对于东西洋的完整认识，只是当时狭义的东西洋概念。日本是“东矿西珍”所谓“矿”的主要来源之一，且相对美洲白银，日本对中国来说是首先出现的白银资源，私人海上贸易与葡萄牙在澳门经营的对日贸易取得了巨大的商业利润。萧基《小引》基于晚明人对于东西洋的完整认识，所云“东矿西珍”，遂使东洋彰显出来，可以作为广义的东西洋概念。
第二，明代白银货币化是贸易商品结构演变，乃至晚明人海洋意识中东西洋位置转换的背后推力。晚明与明初海上贸易商品结构比较，西洋变化不大，东洋变化重大，主要是东洋的矿产开发，导致大规模白银流入中国，从而在晚明海上贸易中凸显了东洋。从明初郑和下西洋后西洋的凸显，到晚明国际贸易商品结构变迁后东洋的凸显，呈现出海上贸易从西洋向东洋重心转变的态势。追寻晚明商品结构变化与“东矿西珍”背后的推力，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内部经济结构的变迁。通过考察东西洋两个贸易区域的维度关系，以及晚明与明初两个不同阶段的贸易商品的变化，印证了这些变化与明代白银货币化有着直接的关联，白银货币化显示出中国国家和社会变迁与世界变革紧密联系。伴随白银货币化进程同步的，是晚明海上贸易进入前所未有的规模与白银需求态势，这也与中国商品大规模开发生产密切相连。中国先有自身的白银货币化进程，才产生对于白银的强劲需求，紧接着依托自身商品的发展潜力，丝瓷等跨洋远播，吸引了大量外银的流入，遂使白银成为晚明流通领域主币的地位得以稳定延续。白银货币化这一历史性变化，是不可逆转的，直至1935年，中国的白银作为主币才退出历史舞台。
在16世纪、17世纪全球化开端时期，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动，晚明人海洋意识的重构，国际贸易新的商品结构“东矿西珍”的形成，可以作为国际海上活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明代中国参与了波澜壮阔的全球化进程的历史见证。
①张燮：《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第11页。书成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前有萧基、周起、王起宗三序。萧基，字大美，又字汝城，江西泰和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任漳州府推官(萧彦：《掖垣人鉴》，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8页)。
②参见万明：《释西洋：郑和下西洋深远影响的探析》，《南洋问题研究》2004年第4期。
③山本达郎(《东西洋とぃり称呼の起源に就ぃこ》，《东洋学报》第二十一卷一号，1933年)、宫畸市定(《南洋を东西洋に分つ根据に就ぃこ》，《东洋史研究》第七卷四号，1942年)、洪建新(《郑和航海前后东、西洋地域概念考》，《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1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沈福伟(《郑和时代的东西洋考》，《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2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刘迎胜、陈佳荣(《东洋与西洋的由来》、《郑和航行时期的东西洋》，《走向海洋的中国人》，海潮出版社，1996年)讨论重心均为东西洋的分界。
④马欢著，万明校注：《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海洋出版社，2005年，第50页。
⑤张燮：《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第102页。
⑥马欢著，万明校注：《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海洋出版社，2005年，第50页。自郑和下西洋以后，西洋的概念就开始发生演变(万明：《释“西洋”——郑和下西洋深远影响的探析》，《南洋问题研究》2004年第4期)。虽然在晚明文献中形成了以文莱划界的东西洋主流认识，但在明末记载中仍见有用明初东洋概念的，如吕毖《明朝小史》卷17《崇祯纪》中以爪哇为东洋：“爪哇国古名阇婆自古城顺风二十昼夜可至。其国地广人稠甲兵为东洋诸番之雄”，即为一例。
⑦《明太宗实录》卷58：“东洋冯嘉施兰土酋嘉马银等来朝，赐钞币有差”，永乐四年八月丁酉，第848页；卷82：“赐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及于阗、东洋等处使臣”，永乐六年八月癸卯，第1108页；卷110，赐“东洋冯加施兰、吕宋国”使臣，永乐八年十一月丁丑，第1411页，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
⑧《明太宗实录》卷89：“浙江定海卫百户唐鉴等亦追至东洋朝鲜国义州界”，永乐七年三月壬申，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第1184页。
⑨黄省曾著，谢方校注：《西洋朝贡典录·自序》，中华书局，1982年，第5页。
⑩参见黄省曾著，谢方校注：《西洋朝贡典录》，中华书局，1982年，第44～47、50～54页。
(11)参见万明：《释“西洋”—郑和下西洋深远影响的探析》，《南洋问题研究》2004年第4期。
(12)张燮：《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第102页。
(13)张燮：《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第1～108页。
(14)张燮：《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第125、130页。
(15)张燮：《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第130页。
(16)向达整理：《两种海道针经·序言》，中华书局，1961年，第7页。
(17)张燮：《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第20页。
(18)张燮：《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第20页。
(19)明抄本《顺风相送》，16世纪成书，但可认为始撰于永乐初年，因为这一抄本依据的是永乐初年的古本。琉球人程顺则的《指南广义》是一部1708年汇辑的航海专书，其中《针路条记》来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册封使团传授的《航海针法》部分，其源头明确记载为明代永乐元年郑和等“前往东西二洋等处”，可为佐证。《指南广义》琉球大学仲原文库本，系海洋出版社刘义杰先生惠赐电子版，在此谨致谢忱。
(20)向达整理：《两种海道针经》之甲种，中华书局，1961年，第13～99页。
(21)参见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42～244页。
(22)张燮：《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第131页。
(23)张燮：《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第16页。
(24)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四部丛刊三编》史部第7册(原编第26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35年，第100页。
(25)许孚远：《敬和堂集·疏通海禁疏》，见陈子龙等辑：《明经世文编》第5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4332页。
(26)《明神宗实录》卷316，万历二十五年十一月庚戌，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第5899页。
(27)侯继高：《全浙兵制》卷2，附录《近报倭警》，旧抄本。
(28)《崇祯长编》卷41，崇祯三年十二月乙已，《明实录》附录，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第2456页。
(29)[日]村上直次郎原译，郭辉译：《巴达维亚城日记》第1册，台湾文献委员会，1989年，第23页。
(30)张燮：《东西洋考·前言》，中华书局，1981年，第4页。
(31)马欢著，万明校注：《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诸国条，海洋出版社，2005年。
(32)参见马欢著，万明校注：《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海洋出版社，2005年，第77、10、45、20页。物品都是产自马欢亲身所到的西洋各国的土特产品。如乳香主要产自非洲和阿拉伯半岛，没药主要产自阿拉伯和东非索马里，安息香主要出自伊朗，见于该书阿丹国条；乌木原产自印度与马来半岛，马欢记载以占城国的“绝胜他国出者”，见该书占城国条；胡椒原产南亚、东南亚，见于该书苏门答剌国条；热带地区产品檀香、肉豆蔻，荜拨，均见于该书爪哇国条。以下各类均见于诸国条，不另注。
(33)张燮：《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第141～143页。
(34)张燮：《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第146页。
(35)何乔远：《镜山全集》之《开洋海议(崇祯三年在南都作)》，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崇祯刊本，第13～15页。由于《镜山全集》一书笔者未得见，此文所引诸条，幸得徐晓望先生帮助，在此谨致谢忱。
(36)何乔远：《镜山全集》卷23《请开海事疏》，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崇祯刊本，第31～32页。
(37)李廷机：《李文节集》卷14《报徐石楼》，明人文集丛刊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第1304页。
(38)王胜时：《漫游纪略》卷1《闽游》，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第5页。
(39)张燮：《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第132页。
(40)张燮：《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第133页。
(41)参见万明：《中葡早期关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77～113页。
(42)参见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81～282页。
(43)参见万明：《明代青花瓷崛起的轨迹：从文明交流走向社会时尚》，《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6期；万明：《万里同风：明代青花瓷崛起的历程》，收入《逐波泛海：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陶瓷外销与物质文明扩散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未刊)，2011年5月；万明：《明代青花瓷的展开：以时空为视点》，《历史研究》2012年第5期。
(44)张燮：《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第153～154页。
(45)张燮：《东西洋考·周起元序》，中华书局，1981年，第17页。
(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54～255页。
(47)[美]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序言第1页。
(48)陈君勇、陆春燕：《领略自然和文化精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7年新增世界遗产欣赏》，《科学生活》2007年第10期。
(49)靳学颜：《讲求财用疏》，见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第4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3145页。
(50)(明)朱纨：《甓余杂记》，明刻本；[葡萄牙]费尔南·门德斯·平托：《远游记》，金国平译，澳门，1999年。参见万明：《明代嘉靖年间的宁波港》，《海交史研究》2002年第2期；万明：《全球化视野下的明代舟山双屿港》，见《城市与中外民族文化交流》(《中外关系史论丛》第20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51)《明世宗实录》卷321，嘉靖二十六年三月乙卯，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第5963页。
(52)[日]岩生成一：《日本的历史》卷14《锁国》，“中央”公论社，1966年，第159页。
(53)参见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
(54)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与中外变革》，见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43～246页。
(55)参见万明：《郑和下西洋终止相关史实考辨》，《暨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56)参见万明：《明代财政体系转型——张居正改革的重新诠释》，《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7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