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早期美国赴华传教士的鸦片贸易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教士论文,美国论文,鸦片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上半期，当美国传教士手捧《圣经》，怀着传播“福音”的强烈使命感赴华之际，正是美国商人对华鸦片走私活动猖獗之时。因此，一贯宣扬“仁爱”的美国传教士必须面对罪恶的鸦片贸易这一事实。由于早期美国赴华传教士与鸦片贸易商有过一些来往，并在经济上接受过他们的资助，因而有些学者据此认为：“传教士都不反对鸦片贸易。”（注：E.摩里逊：《麻萨诸塞海洋史》(S.E.Morison,The Maritine Histo-ry of Massachusetts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波士顿，1921年版，第277页。）对这一观点，本人认为缺乏足够的证据。关于传教士的鸦片贸易观，美国第一个传教医生伯驾在给林则徐的一封信中曾经有过一番自我表白。他说：“我常常目睹鸦片造成的悲惨以致使我感到痛苦。为此我常问道，从哪里可以找到力量，来制止鸦片的泛滥呢？”因此，他对林则徐抵粤禁烟，表示了由衷的欣慰，认为这是“慈悲的上帝给予他的国家一位拯救者，来消除如此令人忧虑的罪恶”，并说自己“每天向上帝倾诉最热忱的祈祷，求上帝引导钦差大臣，能够胜任这项困难的事业”（注：B.史蒂文斯与F.马克威尔：《伯驾传》(G.B.Stevens and W.F.Markwick,The Life,Leters,and Journals of the Rev.and Hon.Pater Parker,M.D.)，波士顿，1896年版，第170～172页。）。当然，仅凭某一个传教士的自我表白，或者仅仅从“道德”的角度对这个问题作出结论，那就显得过于天真了。因为“道德”常常是可以被“利益”所扭曲的，这点，已被近代美国侵华活动所一再证明。因此，我们有必要对鸦片贸易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利弊，以及对传教活动造成的影响作一些考察。
一、早期鸦片贸易给美国带来的经济利益
美国独立后，由于置身于英国的殖民体系之外，美国商人失去了他们在大英帝国范围内曾经享有的权益和市场，但遥远的东方市场却向他们敞开了大门，因为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对已经独立的美国不再具有任何约束力了。于是，独立后的第二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便首航中国，开始了中美之间的第一次直接贸易。这次首航被认为是“美国贸易史上的第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激发了美国商人对华贸易的极大热情，为美国向远东的扩张迈出了奠基性的一步。不到十年，美国对华贸易额已超过欧洲大陆各国，仅居于英国之下。1803年，美国对华贸易的总值，已超过欧洲大陆各国对华贸易额的总和（注：潘序伦：《美中贸易》(Shu-Lun Pan,The Trade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China)，纽约，1924年，第5～9页。）。但是，早期美国对华贸易却出现了巨额逆差。当时，美国国内对中国的茶叶、丝绸和棉布的需求量很大，尤其是中国茶叶，在美国市场上享有盛誉，成为美国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然而，由于美国那时刚刚摆脱殖民地的地位，国内工业还不发达，能够拿来与中国交换的产品只有一些土特产，如人参、毛皮、檀香木等。因此，随着中美贸易的迅速发展，美国对华贸易的逆差也日趋严重。1805年，中国输美商品额为512万元，而美国输华商品额仅为115万元，前者为后者的4.5倍（注：《英国蓝皮书，中国》(Area Studies Ser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China)，爱尔兰大学出版社，1971年，第36卷，第188页。）。在绝大多数的年份里，中国仅茶叶一项，就远远超过全部美国输华商品总值。例如，1817年，美国输华商品总额（不包括鸦片）仅为122万元，而该年中国输美茶叶额就达到了432万元（注：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H.B.Morse,The Chronicli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牛津，1926年版，第3卷，第327～329页。）。为了平衡双方贸易，美国商人不得不将大量银元输往中国。在19世纪前20年，美国船只平均每年运到中国的硬币达到300万美元，最高年份1819年达到了730万美元（注：T.亨森：《专使和海军准将，东印度舰队和美国在华外交》(C.T.Henson,Jr.Commissione-res and Commodores,The EastIndia Squadron and American Diploma-cy in China)，亚拉巴马，1982年版，第7页。）。
为了弥补银元的不足，美国商人除了奔波世界各地，将第三国的产品大量转运到中国外，还参与了可耻的鸦片贸易。
由于鸦片贸易是走私活动，因此很难核定美国商人将鸦片运入中国的确切数字，但综合各方面的资料，仍然可以反映美国鸦片贸易的大体轮廓。据估计，1807年前，美国运往中国的鸦片每年在105箱至150箱之间，价值在5万至10万元之间；1811至1820年，平均每年为473箱；1821至1827年间，平均每年为579箱；1828至1833年间，平均每年为1081箱（注：汪熙、邹明德：《鸦片战争前的中美贸易》。载于《中美关系史论丛》，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页。）。
随着鸦片输华量的急剧增加，美国输华白银相应减少。据统计，中国对美贸易的出超，1821年至1830年为1721万元，1831年至1840年增为4847万元；而美国输华硬币，后十年反比前十年减少了80%（注：S.霍曼斯：《美国外贸历史统计表》(S.Homans,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c-count of the Foreign Commerce of the United States)，纽约，1857年版，第181页。）。当时，美国有个鸦片贸易商在谈到对华贸易时曾经洋洋得意地说：“国内对于对华贸易曾经存有一种强烈的偏见，认为从中国方面取得货物，势非输出硬币不可。就我们的情形而论，事实是这样的，虽然几年以来我们进口的以丝绸和土布为大宗的中国产品每年都平均在一百万元以上，可是过去三年我们没有装运一枚西班牙银元到中国。我们的基金是出自土耳其输出的鸦片……”（注：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8页。）
可见，鸦片贸易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早期对华贸易的巨额逆差，不少烟贩也从中攫取了惊人的暴利。但我们在得出这个结论的同时，还有必要注意以下事实。
由于当时鸦片贸易的主要产地被东印度公司所控制，美国商人无法染指，只能将质低价贱、数量有限的土耳其鸦片运到中国。因此，在早期中美贸易中，美国商人输华鸦片无论是在输华鸦片总额中，还是在中美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例都是极为有限的。从1818年到1833年，美国商人输华总额为9760万元，其中鸦片为492万元，仅占输华总额的5%。而在同一时期，美国对外贸易额的90%以上依然来自于欧洲和美洲（注：C·菲特：《美国经济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7页。），中美贸易在美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只占4%强（注：J.瓦登堡：《殖民时代迄今之美国统计资料史》(Ren J.Wattenberg,The Statist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1976年纽约版，第904～907页。）。以上统计数字说明，鸦片贸易虽然给早期中美贸易带来了一定的利益，但却是极为有限的。这种利益无论是对美国政府的对华决策，还是对传教士的鸦片贸易观，都不可能产生很大的影响。
二、鸦片贸易造成的消极影响
鸦片战争前夕，赴华美商在给美国政府的呈文中声称：“不论我们以道德和慈善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或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商业问题来看，我们都极愿见到中国的鸦片进口和消费得以完全终止。”（注：《美国众议院档案》(House Document)，第40号，第26届国会第1次会议。）美国一家商人杂志在1841年1月号的社论中也指出：“虽然鸦片从印度输入中国已经为英国商务创造了有利条件，可是对于美国人并没有好处。一般的感觉是，鸦片贸易的根绝将会有助于美国的商业利益。”（注：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92页。）上述情况反映，美国商界已经意识到了鸦片贸易对美国商业所造成的消极影响。
鸦片贸易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它影响了早期中美之间的和谐关系。美国商人自赴华以来，便一直努力维持同中国政府的良好关系。这种愿望固然出于一般性的商业交往的要求，但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出于对付英国人的需要。在早期中美贸易中，由于独立战争的宿怨和彼此间的商业利益，美国商人常常受到英国人的排挤和压制。早在“中国皇后”号访华时，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便在给船货管理员的指示中，命令他们尽一切力量防止英国臣民给予美国商务以任何形式的帮助或鼓励。对于英国人的压制，美国人清楚地知道他们无法得到本国政府的保护，因而往往求助于中国并努力博得中国人的好感。因此，在中国人看来，美国人表现得特别“恭顺”。1844年清政府给美国公使顾盛的复照中也写道：“贵国与中国通商二百年来，凡属商人来粤者，无不循分守法，中国亦无不待之以礼，毫无不相和好之处。”（注：《筹办夷务始未》（道光朝），第2808页。）然而，鸦片贸易使美国商人“循分守法”的形象大受损害，因鸦片走私而引起的纠纷也时有发生，这给当时中美之间的“和谐”关系无疑蒙上了一层阴影。
其次，它造成了政局的动荡不安，破坏了正常的贸易秩序。在19世纪大半个时期内，美国对外扩张的重点是在北美大陆和拉丁美洲地区，暂时还没有向远东扩张的要求，也不具备向远东扩张的实力，因此，早期赴华美商的贸易条件与英商是有区别的。在1834年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取消前，英国商人对华贸易虽然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也得到了这个强大组织的庇护。而美国商人却缺乏这样的贸易条件，一旦发生纠纷，美国商人“是无法指望他们的政府给他们以有效的支持的”（注：R.杜勒斯：《1784年以来的中美关系史话》(Foster Rhea Dulles,China and America The Story of Their Relations Since 1784)，普林斯顿，1946年版，第15～16页。）。再则，零散的美国商人在经济实力上也无法同英国人抗衡，他们的小股资本经不起任何纷争的打击。但是，鸦片走私活动却破坏了正常的贸易秩序，并多次造成商业方面的危机。因此，美国商人在走私鸦片的同时，却对它有可能引起的可怕后果惶恐不安。
第三，它破坏了中国的购买力和消费力，影响了美国其他商品的对华输出。美国原是中国土布最大的市场，但在19世纪上半叶，随着美国工业革命的深入，美国纺织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美国纺织品逐渐在美国市场排挤了中国土布并输入中国。1830年，美国纺织品输华额达到了50万美元，1845年，则突破了100万美元（注：H.巴德斯特：《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影响的兴起》(L.H.Battistrie,The Rise of American Influence in Asia and Pacific)，密西根州立大学，1960年版，第27页。）。但是，随着鸦片走私活动的日益猖獗，中国对外贸易逐渐由出超转为入超，致使现银大量外流，财源渐趋枯竭，中国社会购买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这对美国纺织品努力扩大中国市场的企图，显然造成了不利影响。马克思在分析这一问题时指出：“只要取消鸦片贸易，中国可以在它对英美贸易大致出超800万英镑这个数字的范围内逐渐地吸收更多的英美商品。”（注：马克思：《英中条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05页。）
第四，它对美国赴华传教士的宗教文化活动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传教士远涉重洋，赴华传教，固然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并与早期中美贸易有着水乳交融的关系。但是，传教士与追逐一己之利的商人毕竟不尽相同。他们来华传教主要是出于对上帝的信念和宗教热忱，目的是使中国全面向“基督”开放，因而始终具有传播福音以使“异教徒”皈依上帝的强烈使命感。然而，要使中国人皈依上帝，除了要以武力为后盾外，还必须具备两个前提：其一是启迪中国民智，让中国人民接触并了解西方基督教文化；其二是要努力博得中国人民的好感，使他们的宗教文化活动更容易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因此，传教士来华之初，便致力于从文化教育方面入手，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国人民介绍和灌输西方文化，为传教活动作准备性工作。但是，肮脏的鸦片贸易与传教士的活动却大相径庭，它不但破坏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侵蚀了中国人民的肌体，而且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普遍反感和愤怒，这对传教士的宗教文化活动显然产生了消极影响。
对于鸦片贸易的消极影响，不少美国赴华商人也有所认识。同孚洋行老板奥立芬说：“我之所以要谴责鸦片贸易，是因为它犹如一座分隔基督教和世界上四亿人民的坚硬壁垒，是那些商品市场的破坏者。没有这些商品市场，西方国家的制造者们就会失却生计。”（注：《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1837年1月，第418页。）同孚洋行另一位股东金查理也认为：“由于为了几箱鸦片，完全是一些纯粹的眼前利益，而使我们的国家在此蒙受耻辱，恐怕还遭受损害。”（注：J.高尔德斯坦：《1682至1846年费城对华贸易》(J.Goldstein,Philadelphia and the China Trade,1682-1846)，宾夕法尼严大学，1978年版，第58页。）然而，对于大多数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的美国商人来说，他们更为关心的是眼前利益而不是长远利益；是个人的商业利益而不是国家是否蒙受“耻辱”。因此，他们一方面为这项贸易产生的消极影响而忧虑，另一方面却乐此不疲，很少有人与这项肮脏的贸易没有任何瓜葛。
三、传教士的观点与影响
与赴华贸易商不同，传教士主要关心的是美国的长远利益和传教利益，而不是鸦片贸易商的利益。他们企图输往中国的，是触及灵魂的“鸦片”，而不是毒害肌体的鸦片。当前者的利益受到后者的损害时，他们无疑是选择前者并对后者采取否定的态度。因此，美国传教士赴华后，对鸦片贸易造成的“悲惨后果”进行了报道，并且“大声疾呼反对鸦片毒害”（注：B.史蒂文斯与F.马克威尔：《伯驾传》(G.B.Stevens and W.F.Markwick,The Life,Leters,and Journals of the Rev.and Hon.Pater Parker,M.D.)，波士顿，1896年版，第170～172页。）。传教士的观点和他们关于鸦片贸易种种弊害的报告，无论是对美国社会舆论，还是对美国政府的侵华政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鸦片战争爆发后，美国舆论界一方面对战争有可能给美国提供的机会而兴奋不已；另一方面，对这场殖民侵略战争和鸦片贸易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谴责。他们认为，向中国输送毒品，并因中国拒绝毒品而对中国开战，这种做法是“不义之举”，是“违反独立的美国精神的”。1843年，美国《商人杂志和商业评论》发表的一篇评论指出：“鸦片战争是非正义、反基督教义的战争，它使英国蒙受耻辱。中国和与它有贸易关系的其他国家一样，也有权利决定自己的进口商品的品种。”（注：《商人杂志和商业评论》(The Merchants'Magazine and Commercial Review)Ⅷ，1843年，第205页。）
反对鸦片贸易的情绪，在国会中也有明显的反映。1840年3月16日，麻萨诸塞州众议员顾盛就美国《先驱周报》所转载的有关“英美合作对华”的消息，向外交委员会主席弗兰西斯·皮肯斯提出质询。顾盛激动地说，在广州那些差不多无人闻问的美国人，对于中华帝国的法律和权益一向都表示适当的尊重，同英国人在那里的横行不法相比，益显得光明正大。……我国若与英国政府合作而存心助纣为虐，那是为神祗所不容的。对于顾盛的质询，皮肯斯回答说，据他所知，总统没有与英国合作的意图。皮肯斯还明确表示，他不会直接或间接地支持令人诅咒的鸦片贸易（注：《美国国会议事录》(Congressional Globe)Ⅷ，1840年3月19日，第275页。）。
由于传教士的影响和美国舆论界的压力，美国政府在侵华的同时，也尽量与鸦片贸易划清界线。1842年4月，美国海军准将劳伦斯·加尼率美国东印度分遣舰队抵达中国海面，以保护美国商人的利益。加尼赴华前夕，美国海军部长詹姆斯·波尔丁在给他的训令中特别指出：赴华后应利用一切机会，使中国方面了解这一巡航的目的是“禁止美国人或其他国家的人民利用美国的旗帜向中国走私鸦片”（注：O.波林：《美国海军军官的外交交涉，1778-1883年》，(C.O.Paullin,Diplomatic Nego-tiations of American Naval Officers,1778-1883)巴尔的摩，1912年版，第191页。）。加尼抵华后即致函美国驻广州副领事，要求他将美国政府禁止悬挂美国旗帜的船只在中国海岸走私鸦片的公告公布周知，并通知中国当局。公告指出：“无论任何船只如因经营此项非法贸易，被中国方面缉获，从而引起麻烦，申请人决不会在我的训令下得到我这方面的支持，或任何解释。”（注：《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1837年1月，第259页。）美国全权公使顾盛赴华前夕，国务卿韦伯斯特在给他的训令中也强调说：“要表白得清清楚楚：美国政府不但不支持它的公民作任何种类的走私，而且宁愿放弃对于这类商人的一切管辖权，也不会出面袒护，使他们不承担他们本身非法行为的后果。”（注：《参国参议院档案》(Senate Document)，第26届国会第1次会议，第138页）
在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时，美国对鸦片贸易问题的态度，也与英国有明显的差异。
由于鸦片贸易不仅给英国商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时也增加了东印度公司的收入，加强了它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因此，对英国来说，鸦片贸易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这种利益又是一个来自英国舆论还不够关心的国家。因此，在中英谈判时，英国代表璞鼎查曾要求中国使鸦片贸易合法化。由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因而在中英签订的各项条约中都回避了鸦片走私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中美望厦条约》的本文和附黏税则中，都明确规定了鸦片为违禁品。条约33款规定：“合众国民人……凡有携带鸦片及别项违禁货物至中国者，听中国地方官自行办理治罪，合众国官民不得稍有袒护；若别国船只冒合众国旗号做不法贸易，合众国自应设法禁止。”（注：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56页。）
两国条约的差异反映了两国在鸦片贸易中经济利益的不同，也反应了美国传教士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影响力。但是，由于美国政府真正的目的并不在于是否要禁止鸦片贸易，而是企图在这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上，显示出同英国的区别，以博得中国人民的好感，赢得更为有利的侵华地位。因此，美国并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履行条约的义务。而清廷官吏又鉴于禁烟曾引起战端，对于鸦片走私大都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这就更助长了烟贩的气焰，使鸦片走私大为激增。然而，由于签订了这一条款，美国政府和鸦片贸易的瓜葛，“从技术上讲，是干干净净的”（注：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48页。）。这正显示了美国政府侵华手段的“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