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档案学研究差异之原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外论文,差异论文,原因论文,档案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笔者在2009年第五期《档案学通讯》上曾发表《中外档案学研究特点之比较》，文中利用数据统计的方法对中外档案学研究情况进行调研和比较，并得出以下结论：中外档案学研究内容上有“面”与“点”的差别，即中国档案学研究面广博，外国档案学研究精深；档案学研究主体上以高校档案专业教师为主和档案实际工作者为主的差别；档案学研究方法上有定性描述和实证研究的差别。为什么中外档案学的差异性如此明显，这种差异对中国档案学的发展又有何启发，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在本文中，笔者从中外档案事业管理体制、教育体系和各国研究历史传统、档案实践工作、档案职业专业化水平等方面分析了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
1 中外档案学研究内容“面”与“点”差异的原因分析
中国档案学研究内容包罗万象，全面丰富，外国档案学研究内容少而精炼，重点突击，之所以形成这两种迥然不同的研究特点，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
1.1 中外档案事业管理体制的差别
中国档案事业管理体制实行集中式管理模式，从中央到地方都设有档案事业行政管理机构和档案业务机构，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从这种管理体制可以看出，中国的档案事业从上至下已经形成了一个覆盖面广、结构严密、管理有序的系统，档案事业的各个子系统乃至各种与之相关的辅助系统，受到国家监管同时又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和保障。这种管理模式保证了档案事业的快速、稳定发展，它使各级各类国家档案馆和机关档案室延伸至国家各个角落，档案教育机构规模逐年扩大，档案学术研究欣欣向荣。脱离了这种管理体制，中国档案事业不可能在短短几十年内形成令人惊叹的规模，中国档案学也不可能结出累累硕果。
西方各国多属于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家各项事业管理上不太注意统一，而较重视权利与自治，档案事业管理体制采用分散式或者局部集中、整体分散模式的情况在国外比较普遍，没有建立全国自上而下的档案事业管理体系，中央和地方的档案工作实行分权管理、各司其职的原则。如美国只在首都设有国家档案与文件署对联邦政府内各机构的档案实行集中统一管理，但各州的档案如何管理，均由各州自行决定。英国、德国、瑞士等国家也是实行分散式的管理体制，在中央不设立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只设立中央级国家档案馆如联邦档案馆，它和各州档案馆之间没有任何领导、指导和监督关系。档案事业系统有限的规模和资源配置直接制约了外国档案学研究的规模和范围。
1.2 中外档案学者思维模式和研究风格的差别
中外档案学者思维模式和研究习惯的不同也导致了中外档案学研究内容具有“面”和“点”的区别。中国人注重整体和形式，性格中具有团结、和谐、随大众等特点，而外国人较注重个体和实用性，强调独特、创新和自我个性的表现。这种性格的区别导致中外档案学者在从事档案学研究时选题和着眼点不同，中国学者以马列主义的“一切事物都是相互关联的”思想为原则，研究视野较宽，在档案学的研究内容选择上觉得只要与档案学有一定关联皆可作为研究对象，具体研究创作时也习惯以联系、全面的角度分析问题，多从概念、定义或以追根溯源入手。外国档案学者习惯就事论事，认为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问题，他们始终将档案学的核心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为其关注的焦点，外国档案学者的著作多是单刀直入，开门见山。
为了说明这种研究习惯和研究风格的不同，笔者试举一例加以说明。笔者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上看到两篇分别代表中外写作风格的报告，一篇是中国档案报社总编辑王德俊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的主报告，题名是《档案立法、档案机构和档案基础建设的连续性和变化》，另一篇是哥斯达黎加国家档案馆馆长阿里亚斯的辅助报告《档案的立法和现代化科学管理的功能、目的与重点》。从选题看，前者是以纵向的角度对档案立法、档案机构和档案基础建设进行历史性的回顾，研究对象空间和时间上的涵盖范围都很广；后者是从横向的角度找到一个切入点——档案的现代化科学管理，然后与档案立法建立联系，具体分析，侧重于实际应用。从结构上，前者分为概论、分论、结论三部分，概论总结各国档案工作的发展轨迹，分论分别阐述档案立法、档案机构、档案基础建设的连续性和变化，每一小部分里先写由来和发展，其次是类型和相关内容，最后是发展趋势，结论部分简要总结了成就、提出了挑战；后者分为前言、档案立法、档案管理、结论。前言部分说明为什么需要良好的档案系统和档案立法，档案管理部分阐述了一个档案馆有效管理必须具备的几个功能，档案立法部分介绍了现代化档案立法的定义和基本因素，结论部分说明了两者的重要意义和相互联系。从两文的结构可以看出，前者注重历史联系性和论述的完整性，后者则直接进入主题，分开阐述两个部分，最后将他们简单建立联系，全文跳跃性较强。由此可见，不管是结构安排还是内容上，中国学者大多从大处着手，宏观论述，外国学者则是小处突破，针对性强，这与中外档案学整体的研究风格是吻合的。
2 中外档案学研究主体“学院派”和“实践派”差异的原因分析
中国档案学研究的主体是档案专业的师生，我概括为“学院派”，外国档案学研究的主体多半是档案实践工作者。这种划分并不是绝对的，仅就他们的主要身份而言，“学院派”参与和指导档案工作实践、优秀的实践工作者到高校进行交流授课的情况也很多。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我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
2.1 中外档案专业教育规模和体系的差别
中国档案专业教育的规模和体系是世界少有的，至今已经形成覆盖全国的门类较为齐全、结构合理的档案专业教育体系(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职业高中、普通学校函授、电大、自学考试)。档案教育为档案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学术园地，我国在扩大档案教育规模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一支庞大的以教师和他们所带领的学生为代表的研究团队，他们不仅具有很高的理论修养，而且具有进行档案学研究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既比较容易静下心来做研究，也容易获得学术信息和资源。档案专业教育越发达，越有利于培养这种学院式的研究氛围，因此在我国来自档案教育界的师生无疑成为档案学研究的主力军。国外的档案学高等教育机构比较零散，档案学课程多是设置在图书、情报和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生学习阶段，进行档案学专业学习的人数不多，教师也就相应比较少，不容易形成集体研究的氛围，此外，英美等国的档案院校除了少数专职教师以外，经常聘请一些在实践工作中有出色成绩的档案工作者任兼职教师，法国高等学校档案学专业教师几乎全部来自于实践工作岗位，这说明外国档案实际工作者的学术研究水平已经很高，而真正来自高校的专职学者并不多。
2.2 中外档案学性质的差别
中国档案学的发展历程打上了很深的行政烙印，20世纪30年代档案学的萌芽，是由官方发起的行政效率改革运动催生的，建国后档案事业网络体系的建立，苏联专家来华传授经验是国家行政力量干预的结果，国家为档案事业的发展和走向作了详细的规划，使我国档案学在短时间内变得规模宏大、体系完备。但细想之下，我们不难发现，我国档案学的发展起点和前进动力都过于依赖行政力量，档案工作主要是“提高行政效率”、“参考资政”的手段，而不是一项独立的、真正以服务社会为目的的工作。这导致档案学实践工作的动力不足，其表现就是来自档案实践的动力尚不能推动档案学科的发展，绝大多数实践工作者的档案意识还没有强到自觉自愿去从事档案学研究的程度，而高校和专门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虽然有了这种自觉，但仍难免摆脱不了闭门造车，剃头担子一头热的局面。
反观外国档案学，从一诞生，其发展前进的推动力与中国就是完全不同的。16世纪中期欧洲档案学的萌芽是档案实践工作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对其进行理论研究的结果，18世纪末法国档案工作改革是在公众利用档案需求的驱使下爆发的。由此可见，外国档案学前进的动力完全来自档案工作实践，也就是档案学内部，这种由实践推动发展的理论必然反过来以解决实践问题为目的，即研究主体对档案工作实践有着充分的了解和透彻的认识，并且是自发地去做这种研究，这也就是外国档案学的核心理论都是由那些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学者们提出的原因。
2.3 中外档案实践的差别
中国各级各类档案馆有3000多个，档案从业人员也有百万之众，应该说我国实践工作部门的研究潜力是很大的，他们应该成为档案学研究的支柱，但实际情况却完全相反。深究其原因，笔者发现，虽然我国档案从业人员数量庞大，但真正具备研究能力的人员只占了一小部分。一方面是因为档案馆、档案室入职门槛较低，尚未建立全国统一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导致进馆人员成分复杂，素质不高。据统计，在我国各级综合档案馆，档案专业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只占档案工作人员总数的7%左右，档案专业大专、中专和职业高中学历的占37%，有将近40%的人没有受过任何档案专业培训[1]。我国档案从业人员整体受教育程度的低下决定了他们的研究水平不高，研究力量薄弱。另一方面，在少数受过高等教育的档案人员中，也不一定有兴趣和热情进行学术研究。有人对档案人员职业评价进行调查，有63.17%的人认为档案职业的社会地位一般，有26.64%的人认为档案职业的社会地位较低和很低，认为档案人员工资一般的占60.77%，较低的占29.04%，很低的占7.19%，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档案人员的职业满意度较低，档案人员社会地位和待遇不够高。对职业本身不够热爱，这可能也是导致实践工作部门的档案人员没有学术研究热情的原因。此外，由于我国档案工作现代化普及程度较低，西部地区或者县乡一级档案馆还存在不少纯手工操作的情况，这使档案人员被繁重的业务所累，也没有更多精力进行研究。
外国档案工作人员成为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不是偶然的，主客观优势都很明显。首先，外国档案职业不仅具有从业标准而且标准很严格，高级的档案管理人员一般都接受过档案学硕士的教育，低级的档案管理员也接受了不同程度的职业培训，如“在美国，要成为‘Archivist’，必须本科毕业，至少有5年以上专业工作资历，并通过申请与考核，否则只能做辅助人员，几乎所有档案馆的正副馆长都是档案专业学院毕业的博士生[2]。”早在1989年美国就有了档案职业证书制度，英国、爱尔兰、意大利等国家也都建立了各自的档案职业资格认证体系，严格的职业资格限制保证了档案人员的专业性，大大提高了档案人员的研究水平。其次，外国档案人员的社会地位和待遇也高于我国，西方的档案工作者被称为“档案专家”或“档案学家”，他们具有较高的素质、强烈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和丰厚的薪酬，联邦政府档案人员的年平均工资超过其他雇员，英国档案工作者也属于政府公务员之列，其工资高于一般教师。最后，国外较早进入信息社会，档案工作现代化水平高于我国，自动化、信息化管理基本普及，这大大简化了他们的工作，减少了劳动量，可以使他们有时间和精力关注学术研究。
“档案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这是档案学界所熟悉的档案学经典表述。正如胡鸿杰老师所说：“在中国档案学的发展过程中，只有那些具有实践背景和对实践有真正感悟的学者，才能够对中国档案学有实实在在的贡献[3]”。中外档案学研究主体虽然身份来源不同，各有所长，但无可否认，中国档案学研究主体需要更多来自实践层面的力量。
3 中外档案学研究方法以理论为主和以实证为主差异的原因分析
笔者认为，中外档案学研究方法的差异是由传统因素和研究主体的知识背景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3.1 中外研究方法传统的差别
新中国档案学从其建立开始，就确立了以马列主义的原理来揭示和阐明档案工作和档案学问题的指导思想。学者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了档案概念的本质、档案价值与作用、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起源、档案工作规律以及档案事业建设、档案工作发展等问题，并取得了不少有益的成果，这种历史辨证的研究方法在档案学发展初期为弄清档案学的一些元问题起到了很大作用。在此后几十年的档案学发展中，马列主义作为研究者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理论，保证了档案学研究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正确方向，因此直到现在中国档案学者仍普遍存在这种意识，研究成果普遍贯穿着这种思想。长期的传统文化和研究习惯的积淀，使中国档案学以思辨和纯经验式的研究方法居多，自然科学方法运用较少。
相比之下，外国档案学在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上则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实用性和灵活性，不存在运用某种宏观理论作为研究的思想指导的情况。在不同的时期，外国档案学的研究方法有变化，但实证主义方法的运用一直是传统。19世纪末《荷兰手册》的出版奠定了来源原则的理论基础，也开了实证主义研究档案学的先河，20世纪20年代，英国詹金逊的“行政官员决定论”的档案鉴定思想，源于当时在欧洲十分流行的实证主义哲学，谢伦伯格的《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是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采用比较的方法对档案工作理论和实践进行研究的，20世纪60、70年代，在美国盛行的“利用决定论”的档案鉴定观，反映了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4]。翻看外国档案学的著作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论述都是建立在实践和例证的基础上的，前面是实例分析后面是结论的写作方式非常普遍。实证研究成为外国档案学者经常使用甚至是必须使用的最基本的一种研究方法。
3.2 中外研究学者知识结构和专业背景的差别
档案学者的专业背景、知识结构直接决定了他们的研究风格和对研究方法的选择。
中国档案学与历史学有很深的渊源，中国档案学曾长期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存在，这造成早期的档案学者以历史学为主体的档案学教育背景，他们文史知识丰富，而经济、数理等方面的知识略显不足。新一代档案学者虽然摆脱了历史学背景的束缚，但很多人从学士到博士都是档案学或相邻学科背景下获取，知识结构也很单一。这种知识结构的局限性，导致了他们看待档案学的视野比较狭窄，在借鉴和灵活运用其他学科研究方法上略显薄弱。
比较而言，国外档案学者来源广泛，多有其他专业做知识基础，不少具有理工科背景。例如美国著名的电子文件管理专家戴维·伯尔曼是计算机技术专业出身，德国著名档案学家布伦内克是哲学博士，德国档案学者艾克瓦特·弗朗兹曾获史学博士学位，路易斯·费尔南多·比阿萨利是阿根廷著名档案学者，在人文科学、企业管理、社会学等方面也颇有研究。多学科的交叉背景能够给档案学带来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3.3 中外理论界与实践界交流程度的差别
中外档案学理论界与实践界的互动交流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档案学研究方法的运用。
中国档案学的研究主体主要是高校档案教育工作者，他们理论功底深厚而实践经验缺乏，他们具有完备的知识体系却很少有机会深入档案工作实践。理论界与实践界的互动严重不足，使中国档案学者长于直观外推，短于逻辑分析，重直觉领悟，而忽视逻辑与精密方法的运用。研究没有实践作为基础，理论得不到实践的检验和反馈，久而久之，学术就成了书斋学术，理论就成了空想理论。
外国档案学史上著名的学者卡缪、多努、布伦内克、詹金逊、谢伦伯格等人均担任过国家级或者相当级别的档案馆馆长职务，他们对档案工作有深刻的认识，很多高校的教师本身就是档案工作者出身，理论与实践融为一体，相辅相成，长期的实践经验为学者们进行实证研究提供了客观基础，也形成了他们务实的研究风格。
中外档案学研究风格迥异，各有所长，这正是将其进行对比的价值所在。通过对比和分析，我们可以更加深入的了解中外档案学，同时在承认中国档案学取得成绩的基础上，以批判的角度重新认识中国档案学，在精深研究内容、扩充研究主体、丰富研究方法上多吸取外国档案学的优秀经验，使中国档案学取得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