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主义思想*
[荷]波琳•克莱因盖尔德[美]埃里克•布朗**
“世界主义的”（cocmopolitan）源自希腊语“cosmopolitês”（世界公民）一词，用于描述道德哲学和社会—政治哲学中多种多样的重要观点。所有世界主义观点共有的一个模糊核心思想是，所有人，不管他们的政治背景如何，都是（或能够是或应该是）一个共同体的公民。不同版本的世界主义以不同的方式构想这种共同体，有些侧重于政治制度，有些侧重于道德规范或道德关系，还有一些侧重于共享市场或文化表现形式。在大多数版本的世界主义中世界公民的普世共同体是作为一种需要培养的积极理想，但一些版本的世界主义在于把这种共同体主要作为否认对地方政治组织形式的特定义务的理由。不同版本的世界主义还依据它们所使用的公民概念而有所不同，包括它们是在字面意义上还是在比喻意义上使用“世界公民”这一概念。对世界主义的哲学兴趣在于它挑战了人们对同胞、国家、狭隘的共享文化等的普遍认同。
一、世界主义的历史
（一）希腊和罗马时期的世界主义
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理想的政治文化不是世界主义的。在这种文化中，一个人首先将自己认同为一个特定城邦或城市的公民，他这样做表明了其所效忠的是哪一种制度和哪一个民族实体。因此，他会被寄予厚望，以帮助保卫城邦免遭攻击、维护城邦司法机构以及促进城邦共同利益。这样，他自己对善的生活的追求与城邦的命运及其他城邦居民的类似追求就密不可分。相比之下，优秀的人不会被寄予希望，与居住在城邦之外的外国人命运与共或为之服务。对一个优秀雅典人的任何世界主义期望只会延展到关心碰巧居住在雅典的外国人身上。
然而，如果认为古典时代雅典思想是一致反世界主义的，那就错了。古典时代雅典思想家主动将外国人排除在任何伦理考虑之外，或主动将外国人作为虐待的目标，在超越人们关注对同胞的服务和关切方面迈出了一步。事实上，把“野蛮人”作为虐待的目标，在历史上与泛希腊主义的兴起有关，但与对城邦更狭隘的重视无关。把古典时代对城邦的重视称为非世界主义的，应该更为准确。
不过，就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写作的时候，其他希腊人发出了世界主义的挑战。也许最明显的挑战来自于四处旅行的知识分子，他们坚持将政治约定的纽带与人类的自然纽带相对比。例如，在《普罗塔戈拉篇》① Plato,Protagoras,337c7-d3 in Plato,Complete Works,Edited,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J.M.Cooper,Indianapolis:Hackett,1997,pp.677-770. 中，柏拉图让智者希庇亚对集聚在卡利亚斯家里的雅典人和外国人发表讲话：
先生们，我把你们当作我的亲人、好友和同胞，依据的是自然，而不是约定；因为依据自然，同类的与同类的彼此亲近，而约定是人类的暴君，使许多事情违背自然。② 文中“自然”和“约定”的希腊文分别为“physis”和“nomos”，英文分别译为“nature”和“convention”,国内也有学者分别译为“本性”和“习俗”。希腊古典时期的思想家曾就“physis”和“nomos”展开过争论，“physis”有“自然而然”、“本性使然”等意思，而“nomos”则包括习风俗习惯、法律等，是人为约定。参见汪子嵩、范明生等著：《希腊哲学史》，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202—246 页；W.K.C.Guthrie,The Sophist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pp.55-134.——译者注
也可以说，对人类的这种世界主义认同，苏格拉底同样很敏感。③ 苏格拉底是否是世界主义者，西方学术界还有争议，但他一生忠于雅典，宁死也不愿破坏雅典的法律而做一个逃犯，因此很难将他与世界主义联系在一起。参见Timothy Chappell,“Ethical Blind-Spot:Why Socrates Was not a Cosmopolitanism”,Ratio(New Series)XXIII,March 1,2010,pp.17-33.——译者注 至少正如柏拉图所描述的那样，苏格拉底尽量回避传统的政治参与，而倾心于一种非凡的职业，即审视自己和他人。他坚持认为，这些审视都是真正政治性的，④ Plato,Gorgias,521d6-8,in Plato,Complete Works,p.864. 并且所审视的对象扩展到所有的人，包括雅典人和外国人。⑤ Plato,Apology,23b4-6,in Plato,Complete Works,p.22. 当然，苏格拉底选择不去广泛旅行，但这一决定很可能符合世界主义理想，因为他可能认为，为人类服务最好的方法通常是呆在家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是因为雅典有更大的言论自由。⑥ Plato,Gorgias,461e1-3,in Plato,Complete Works,p.806;Plato,Apology, 37c5-e2, in Plato, Complete Works,p.33; Lpato,Meno.80b4-7,in Plato,Complete Works,p.879. 无论苏格拉底是否自觉意识到以这种方式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毫无疑问，他的思想加快了世界主义的发展，而且在此后的古代，他被誉为一个世界公民。⑦ 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和爱比克泰德是典型代表，他们说苏格拉底“不称自己是雅典人，而称自己是世界公民”，参见Marcus Tullius Cicero,The Tusculan Disputations,W.Picering,1824,p.280;[古罗马]爱比克泰德著，吴欲波等译：《哲学谈话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5页。——译者注
实际上，西方第一个对世界主义作出明确表述的哲学家是公元前4世纪受苏格拉底启发的犬儒派的（Cynic）第欧根尼（Diogenes）。据说，“当有人问他从哪里来时，他回答说，‘我是世界公民（kosmopolitês）’”。⑧ 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the Eminent Philosophers,R.D.Hicks (trans.), vol. 2,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5,VI,p.63. 第欧根尼不认为自己是锡诺佩（Sinope）⑨ 锡诺佩，黑海港口城市，第欧根尼（约前412—约前321）生于此，因改铸货币被流放，于雅典和科林斯度过余生。——译者注 的公民，而是世界公民。显然，第欧根尼拒绝承认自己对锡诺佩和锡诺佩人负有特定的责任。由此看来，“我是世界公民”是一种否定的宣誓，我们可能会想知道，犬儒派的世界公民是否有任何积极的内容。⑩ 对犬儒派观点的讨论参见R.Bracht Branham and Marie-Odile Goulet-Cazé eds.,The Cynic:The Cynic Movement in Antiquity and Its Legac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6;John Moles,“The Cynics”,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Greek and Rom Political Thought, Edited by Christopher Rowe and Malcol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pp. 415-434; Schofiel Jason Dockstader,“Cynic Cosmopolitanism”,European Lournal of Political Theory,July 10,2018,pp.1-18;Gideon Baker,“Cynical Cosmopolitanism”,Theory&Event,Volume 21,Number 3,July 2018,pp.607-626.——译者注 最自然的暗示是世界公民应为世界国家服务，帮助建立世界国家，以便以后能够从事维护其制度、促进其共同利益的工作。但是，历史记载并未暗示犬儒派的第欧根尼赞成建立一个世界国家。事实上，对于我们可以容易理解的世界主义，历史记载并没有明确提供第欧根尼的任何积极的承诺。要在第欧根尼身上找到积极的世界主义，我们所能采取的最好做法是，坚持认为犬儒派人的整个生活方式应该是世界主义的：犬儒派人依据自然生活并且拒绝约定，犬儒派人为所有人树立了高尚品德的榜样。
只有到了公元前3世纪受苏格拉底和犬儒派影响的斯多葛派人（Stoics），积极致力于哲学世界主义的全面探究才出现。斯多葛派人喜欢说，宇宙可以说是一个城邦，因为宇宙由法律，也就是正确理性，安排得井然有序。斯多葛派人也要接受其高标准的消极含意：严格地说，传统城邦并不配城邦之名称。但是，斯多葛派人并不认为，与宇宙一致地生活——作为一个世界公民——需要与传统城邦保持临界距离。相反，正如克律西普斯（Chrysippus）① 克律西普斯（前280—前206），早期斯多葛派第三代领袖，他将该学派创始人芝诺的学说作了系统全面的阐发，著作多达705种，对斯多葛学派理论形成完整的体系并广为传播贡献甚大，被称为该学派的第二创始人。——译者注 的《论生活》（On Lives）残篇所表明的那样，斯多葛派人认为，善要求人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服务他人，平等地为所有人服务是不可能的，人们所能提供的最好服务通常需要参与政治。当然，斯多葛派人认识到，并非所有人都能参与政治，有些人只有作为美德教师而不是政治家才能最好地帮助他人。但斯多葛派人坚持认为，政治参与的考虑决不应局限于自己的城邦。毕竟，激发这种思想的想法是，帮助人类，有时最好的方法是在国外当一名教师或政治顾问。通过这种方式，斯多葛派人将清晰、实用的内容引入到其对世界主义的隐喻中：一个世界主义者为了服务人类考虑四海为家，而一个非世界主义者则不会这样。② Stoics,Fragments and testimony,in Stoicorum Veterum Fragmenta,H.von Arnim(ed.,vols.1–3)and M.Adler(ed.,Vol.4),4 Vols.,Leipzig:Teubner,1903–1905 and 1924;and Some of them in The Hellenistic Philosophers, Volume One: Translations of the Principal Sources, with Philosophical Commentary,A.A.Long and D.N.Sedley(eds.and tra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and in Hellenistic Philosophy:Introductory Readings,2nd ed.,Brad Inwood and L.P.Gerson(eds.and trans.),Indianapolis:Hackett,1997.
2.5 普及创新发明 团队在护理部的指导下在全院推广各科室在临床护理安全管理实践中的发明与创新。如预防神经外科手术患者头部导管滑脱而发明的头部约束器，用于避免发生压疮辅助翻身的轴线翻身垫等护理小发明先后应用于临床，既调动了临床护士参与护理安全管理实践的积极性，又保障了护理安全，降低导管滑脱和压疮等不良事件的发生率。
各种论证通常用来说明，经济世界主义是不可行的。马克思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从长远看，资本主义是自掘坟墓，因为它给工人阶级带来的剥削、异化和贫困将引起终结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在20世纪，当民族主义势力被证明比国际团结力量更强大（或在任何条件下更容易动员）和工人的地位增强到使他们不愿冒革命风险时，这就迫使左派重新考虑这种观点。
秉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理念，本文结合国内外城市关于住房发展与民生改善的一般经验，使用人均住房面积、房价收入比、住房消费占总消费比三个指标分别从住房使用价值、住房支出负担、整个消费结构三个方面反映住房民生的状况。因此，笔者对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市民生改善状况和新时代上海市住房民生改善趋势的考察和预测也是从这三个方面进行。
至少对罗马斯多葛派人来说，情况有些不同。一方面，世界城邦的要求变得没有那么严格。克律西普斯把宇宙公民资格限定在实际上按宇宙及其法则生活的人，而罗马斯多葛派人则凭借人们的理性将公民资格扩展到所有人。另一方面，地方性公民资格的要求变得更严。毫无疑问，西塞罗的《论责任》③ Marcus Tullius Cicero,On Duties,in M.Winterbottom(ed.),Ciceronis De Officiis, M. Winterbottom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4;and in Cicero,On Duties,M.T.Griffin and E.M.Atkins(ed.and tra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或塞涅卡的多种文集④ Lucius Annaeus Seneca,Various Letters,in L.Annaei Senecae Epistulae Morales ad Lucilium, L.D. Reynolds (ed.), Oxford:Clarendon,1965;and in Epistles,R.Gummere(ed.and trans.),3 Vols.,(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7–1925;Lucius Annaeus Seneca,Various Treatises,in L.Annaei Senecae Dialogorum Libri Duodecim,L.D.Reynolds(ed.),Oxford:Clarendon,1977;and in Moral and Political Esays,J.M.Cooper and J.F.Procopé(ed.and tra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所阐释的斯多葛主义明确承认对罗马的义务。这是一种温和的斯多葛派世界主义，罗马帝国将祖国（patria）罗马与世界城邦等同起来，从而使许多罗马人很容易接受这一学说。但是，无论是帝国主义还是对世界公民资格的字面解释，都不依赖于这种哲学观点。深知不可能以同样的方式帮助所有人，帮助一些人胜过帮助其他人的决定根据世界主义的眼光已证明其合理性，如果这是他所能做的最好的帮助人类的方式的话。因此，最忠诚的世界主义者会审慎决定他能给谁提供最好的帮助，怎么去帮助他。
3)从曲线的变化趋势来看，垦糯2号穗头各部分之间的连接力之差最小；其次垦粳1号；长香粘穗头各部分之间的连接力之差最大[9]。
形形色色的斯多葛派世界主义在整个希腊罗马极为盛行。在某种程度上，注意到当时的世界是多么具有世界性，就可以解释这种成功。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以及随后他的帝国分裂为后继王国，逐渐削弱了地方性城市的大部分传统权力，促进了城市之间已加强的联系。后来，罗马帝国崛起，并将整个地中海统一在一个政治权力之下。但是，世界主义的兴起常常被认为是对城邦衰落或罗马帝国崛起的回应，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首先，城邦的衰落被夸大了。在后继王国统治之下，甚至（在较小程度上）在罗马统治之下，重要的地方性政治参与仍有很大的空间。其次，更具决定性的是，在希腊化和罗马帝国时代世界主义之所以如此盛行，根源于亚历山大征服之前的思想发展。然而，毫无疑问，罗马帝国统治之下斯多葛主义的发展和兴盛，使许多人更乐于接受世界主义理想，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斯多葛派世界主义的广泛影响。
斯多葛派世界主义的影响没有什么地方比在早期基督教中更大。早期基督徒把后期斯多葛派公认的两座城邦作为其义务的独立来源，并赋予新的解释。对斯多葛派人来说，城邦公民和世界城邦公民做的是相同的工作，都是致力于改善公民的生活。基督徒则听从不同的召唤：“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马太福音》，22:21）根据这种观点，地方性城邦可能拥有神圣权威，为人类之善所需的最重要工作被从传统的政治中移除，被置于各国人都能成为“圣徒的同胞”（《以弗所书》，2:19）的领域。
人们往往认为，要改变现有国家体系和形成一个世界国家或全球国家联盟是不可能的。然而，面对联合国的存在、拥有不同背景的10多亿人的国家的存在，以及美国和欧盟的经验，这种断言是站不住脚的。因此，为了被严肃看待，反对意见必须转换为：形成那么一个庞大规模的好国家或联盟是不可能的，即以值得追求且不冒过高风险的方式实现或甚至是接近世界主义理想是不可能的。在这里，政治世界主义者之间没有取得一致。在光谱的一端我们发现了那些主张赞同强有力的世界国家的人，在光谱的另一端我们发现了一个松散且自愿的联盟或完全不同体系的捍卫者。
在接下来400 年里，政治哲学争论将围绕“世俗”政治权威与“永恒教会”之间的关系展开。教会的理想虽然是建立一个由所有人组成的宗教共同体，但对教会世界主义方面的强调减弱了。总而言之，现在的争论使世俗与宗教对立，而不是地方性城邦与世界城邦对立。可以肯定，这种争论常常使世界主义产生派生影响，但丁在《论世界帝国》② Dante,Monarchy,Prue Shaw(ed.and tra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中呼吁建立一个普世君主国上就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但丁的实例来自亚里士多德和罗马历史，而不是明确地来自世界主义理想或世界公民理想，他仍然十分注重在教皇和神圣罗马皇帝之间进行裁决。
随机通达教学的基本原理是：对于同一教学内容，要在不同时间，在重新安排的情境下。带着不同的目的，从不同的角度多次学习，由此来达到高级知识获得的目标。（李明振等，2007））这就要求教师教学活动设计要灵活变换形式，每次知识点的呈现都有不同的学习目的，不同的侧重点，而并非知识的简单重复，此外，还要注重知识的情境性。
（二）现代早期和启蒙时期的世界主义
随着对更多古代文献的重新研究，世界主义开始慢慢崭露头角，但在人文主义时代，世界主义仍然是例外。尽管世界主义的渊源众所周知，而且人文主义者强调所有宗教本质上的一致，但他们并没有从世界主义的视角发展这一思想。然而，一些学者，尤其是鹿特丹的伊拉斯谟（Erasmus），明确利用古代世界主义来倡导世界和平的理想。伊拉斯谟强调人类的团结而不是分裂成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认为人类自然注定是喜欢社会交往、和谐相处。他呼吁民族和宗教宽容，并把志同道合者视为自己的同胞。③ Desiderius Erasmus, A Complaint of Peace Spurned and Rejected by the Whole World,B.Radice(trans.),in Works,Vol.27,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86,pp.289–322.
此外，围绕文化世界主义也存在诸多争论。特别是关于教育课程中多元文化的争论和复兴的民族主义争论，文化上的诉求和反诉求得到极大关注。在这两种争论中，世界主义立场拒绝对特定文化的排他性忠诚。因此，一方面，世界主义者鼓励文化的多样性，并赞赏文化的融合；另一方面，世界主义拒绝强烈的民族主义。在明确表明这些诉求同时，世界主义者必须警惕强势“文化权利”，在尊重少数民族文化的同时断然拒斥无条件民族自决的权利。由此看来，新近“自由民族主义”② Avishai Margalit and Raz Joseph,“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Journal of Philosophy,Volume 87,1990,pp.439-461;Yael Tamir,Liberal Nationali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 或少数民族文化权利③ Will Kymlicka,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A Liberal Theory of Minority Right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的拥护者，通常似乎是反世界主义的。但是，世界主义者对强势文化权利和民族自决的警惕，不必基于对特定文化忠诚重要性的整体怀疑。世界主义可以承认（至少一些类型的）文化忠诚对善的人类生活的重要性，但否认这种承认意味着一个人的文化认同，应由世界上任何可利用的文化资源的界限分明或同质的子文化资源来界定。④ Jeremy Waldron,“Minority Cultures and the Cosmopolitan Alternative”,University of Michigan Journal of Law Reform,Volume 25,1992,pp.751-793;Jeremy Waldron,“Special Ties and Natural Duties”,Philosophy&Public Affairs,22,1993,pp.3-30;Jeremy Waldron,“Who Is My Neighbor?-Proximity and Humanity”,The Monist,Volume 86,pp.333-354.
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启蒙运动时期的世界主义一直是争论的焦点。第一个是19 世纪经济全球化激起了强烈的反应。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世界主义视作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反思。他们认为市场资本主义具有内在的扩张性，打破了民族国家体系的界限，正如生产和消费已经与遥远的土地相适应这一事实所证明的那样。在他们看来，“世界主义的”一词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影响紧密相联，其中特别包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它以个人自由和互惠互利的名义使“自由”贸易合法化，尽管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秩序造成了数百万人的苦难，而且也确实造成了无产阶级的存在。然而，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认为各国无产阶级具有共同的本质特征，拥有共同的利益，共产主义运动的目的就是要使各地无产阶级认识到这些共同利益。最著名的是《共产党宣言》结尾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点，再加上无阶级社会的理想和期待革命后国家的逐渐消亡，本身就意味着世界主义的一种形式。
尽管如此，有两个因素有时的确推动自然法理论向世界主义方向发展。首先，一些自然法理论家认为，除了自我保护的倾向外，自然还赋予人类同胞之情（fellow-feeling），一种喜欢社会交往的形式，它在基本层面上将所有人统一成为某种世界共同体。然而，这种共有的人类纽带的诉求是非常弱的，而且它决非必然导向世界主义。事实上，正是自然喜欢社会交往的观念有时反而用来把针对世界其他民族的战争合法化，说这些民族采取“非自然的”方式破坏了这一共同的纽带，或者说这些民族因其“野蛮的”习俗而把自己置于人类共同道德范围之外。其次，现代早期自然法理论常常与社会契约论联系在一起，虽然大多数社会契约论理论家，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是在国家层面而不是在国际关系层面提出他们的观点，但正是社会契约论背后这一思想适合应用于第二个层面。格劳秀斯、普芬道夫等人的确使这些影响表现出来，并为国际法奠定了基础。格劳秀斯构想了一种“伟大的国家社会”（great society of states），它受适用于“所有国家之间”的“万民法”（law of nations）约束。① Hugo Grotius,The Law of War and Peace.De Iure Belli ac Paci Libri Tres,F.W.Kelsey(trans.),New York:Bobbs-Merrill,1925;originally 1625;Samuel Pufendorf,De iure naturae et gentium libri octo,W.Simons(ed.),Buffalo:Hein,1995.
启蒙时期世界主义哲学复兴的历史背景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资本主义和世界贸易的不断兴盛及其理论反思；触角伸展到全球而不断扩张的帝国的现实；环球航行及由此促进的所谓人类学上的“发现”；对希腊化哲学重新出现的兴趣；人权观念的出现和哲学对人类理性的关注。当时许多知识分子把他们在跨国“文坛”（republic of letters）中的成员身份看得比他们身处其中的特定政治国家中的成员身份更重；因审查制度问题，他们与其政府间的关系经常很紧张，这更加重了他们的这一看法。这使他们能够从不同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思考问题，而采取世界主义的视角。在美国革命的影响下，特别是在法国革命最初几年里，世界主义得到了极大的推动。1789 年“人”权宣言源于世界主义思维方式，并且反过来又强化了这种思维方式。
18 世纪，“世界主义”和“世界公民”这两个词通常并不是用作特定哲学理论的标签，而是用来表示一种开放和不偏不倚的态度。世界主义者是那些不屈从特定宗教或政治权威的人，是那些不因特定忠诚或文化歧视而心无偏见的人。此外，这个词用来指过着都市气派生活的人，或酷爱旅行、拥有国际联系网络的人，或四海为家的人。在这个意义上，《百科全书》② 指18 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D·狄德罗等主编的《百科全书》。——译者注 写道，世界主义通常指“没有固定住所的人，或在任何地方都不感到陌生的人”。③ Denis Diderot,and Jean Le Rond d'Alembert,1754,Encyclopédie;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des arts et des métiers,par une société des gens de lettres,Vol.IV,Paris:Briasson,et al.,p.297. 尽管诸如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艾迪逊、休谟和杰斐逊这样的哲学家都在以上一种或多种意义上认为自己是世界主义者，但这些用法并没有太多哲学意味。
然而，到18 世纪后半叶，世界主义这个词越来越多地用来指称特定的哲学信念。一些学者复活了犬儒派传统。富尔热·德·蒙布兰（Fougeret de Montbron）在他1753 年所写的自传性报告《世界公民》（Le Cosmopolite）中，称自己是一个世界主义者，描述他如何到处旅行而不忠于任何地方，宣称“所有的国家对他来说是一样的”，“我正在根据我的一时兴趣改变我的居住地”。④ Fougeret de Montbron,Le Cosmopolite ou le Citoyen du Monde,Paris:Ducros,1970;originally London,1750,p.130.
认为“人工智能不应具有法律人格”的重要论点之一，是认为人工智能和人存在根本性不同，人工智能不可能成为人。[注]熊琦：《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认定》，《知识产权》2017年第3期，第3—8页；王迁：《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著作权法中的定性》，《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第148—155页；罗祥、张国安：《著作权法视角下人工智能创作物保护》，《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第144—150页。根据现行法律制度和法学原理，除了法人可具有拟制法律人格外，法律人格只有自然人才能享有，故人工智能不可能具有法律人格。
即使是这一简短的回顾，它也揭示了可以被称作世界主义的各种不同观点。每个世界主义者都赞成某种所有人之间的共同体，而不论他们的社会和政治背景如何。对一些人来说，应该共享的是简单的道德共同体，这仅仅意味着过一种善的人类生活需要为普世共同体服务，途径是帮助人们，或者促进正义的实现和人权的保障。另一些人则根据所有人共享的政治制度、所有人能够共享或欣赏的文化表现形式，或者应向所有人开放的经济市场，将普世共同体概念化。
其次，教师行为的集体化问题。现代教学中教师的含义变得广泛了，不仅包含了传统意义的教师，也包含了教学设计员等。在执行某一课程时，不是某一位教师可以完成的，必须是多名教师发展各自的特长，共同完成课程任务。教师与教师的合作必然导致教师行为的集体化。课程的编制将是集体劳动的结晶。此时，学生面对的不再是一位教师，而是一个专家组，要求教师的教学行为更进一步协调。
然而，18 世纪大多数世界主义的捍卫者并没有在这些批评性的描述中辨识出他们自己的观点。他们不是把世界主义理解为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形式，而是吸收了斯多葛派传统，将其理解为表示积极的普世人类共同体的道德理想，而且他们并不认为这种理想对诸如爱国主义之类的特定忠诚有害。有些人，如德国作家克里斯托弗·马丁·威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非常接近斯多葛派的观点。⑦ 克里斯托弗·马丁·威兰德（1733—1813 年），德国诗人、文学家，其思想是德国启蒙时期世界主义的代表。他曾说：“只有真正的世界主义者才是好公民。”April Carter,The Political Theory of Global Citizenship,Rutledge,2013,p.38.——译者注 另一些人则发展出一种全新的世界主义道德理论。根据康德的观点，所有理性的人都是一个单一道德共同体的成员。他们类似于政治（共和主义）意义上的公民，因为他们共同拥有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品格，并且他们为自己立法。然而，他们的共同法律是基于理性的道德法。相比之下，像边沁这样的早期功利主义的世界主义者，强调“所有民族共同和平等的效用”，以此来捍卫他们的世界主义。① Jeremy Bentham,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in The Works of Jeremy Bentham,ed.John Bowring,Vol.2,New York:Russell&Russell,1962,pp.535–560. 道德世界主义可以基于人类理性，或人类（某些情况下也包括其他存在物）普遍共有的某些其他品性，如体验快乐和痛苦的能力、道德意识或审美想象力。道德世界主义者认为所有人都是“兄弟”（尽管带有明显的性别偏见）——这种类比旨在表明人类在等级上基本平等，它排除了奴隶制、殖民剥削、封建等级和种种监护制。
一些世界主义者把他们的观点发展成一种关于国际关系的政治理论。18 世纪最激进的政治世界主义者毫无疑问是阿纳卡西斯·克洛茨（Anacharsis Cloots,1755—1794）。② 阿纳卡西斯·克洛茨，是普鲁士贵族，无政府主义者，可能是首个提出世界政府理论的人，绰号“人类的演说家”。——译者注 他主张废除所有现存国家，建立一个单一世界国家，所有人类个体将被直接纳入其中。首先，他的论证借鉴了社会契约论的通用体架构。如果是每个人在一般利益方面服从国家权威，而国家则实施提供安全保障的法律，那么这种主张就适用于全世界，并且证明建立世界范围的“联合个人共和国”（republic of united individuals）的合法性，而不是证明建立众多国家的合法性，这些国家会发现它们自己处于彼此相对的自然状态中。其次，他主张，主权应属于人民，主权概念本身因涉及不可分割性，意味着世界上只能有一个主权实体，即作为整体的人类种族。③ Anacharsis Cloots,La République universelle ou adresse aux tyrannicides,Paris,1792;Anacharsis Cloots,Bases constitutionnelles de la République du genre humain,Paris,1793.
大多数其他政治世界主义者没有克洛茨走得那么远。最有名的是伊曼努尔·康德，他提倡一种弱得多的国际法律秩序形式，即一种“民族联盟”形式。在《永久和平》中，康德认为，只有当国家在内部根据“共和”原则组织起来、在外部为了保持和平以自愿联盟的形式组织起来、不仅尊重本国公民的人权还尊重外国人的人权时，真正的世界和平才有可能。他还认为，国家联盟不应有强制性军事力量，因为那会侵犯国家内部主权。④ Immanuel Kant,Toward Perpetual Peace and Other Writings on Politics,Peace,and History,with Essays by J.Waldron,M.W.Doyle,and A.Wood,P.Kleingeld(ed.),D.L.Colclasure(tran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
一些批评者回应称，康德的立场前后矛盾，因为依据他们的看法，完全克服国家间的自然状态的唯一办法，是以强制力使它们加入一个联邦性联盟。早期的费希特改变了这一进程中的主权概念，认为它是分层的，这促使批评者认为国家应将其部分主权让渡给联盟层面，但只让渡涉及其与其他国家关系的那部分主权，而保留涉及其内部事务的主权。⑤ Johann Gottlieb Fichte,Foundations of Natural Right,F.Neuhouser(ed.),Michael Baur(tra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另一方面，浪漫派学者觉得理想的国家根本不应包括任何强制力，因此世界主义的理想国家应该是世界范围的“友爱”共和国、非独裁的共和国。⑥ K.W.F.Schlegel,“Essay on the Concept of Republicanism Occasioned by the Kantian Tract’Perpetual Peace’”,in The Early Political Writings of the German Romantics,F.C.Beiser(ed.and tra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93–112.
第一条反对意见从那时起就被反复提起，但是新近解释已怀疑这种反对意见的合理性。根据新近的解释，康德的观点也可解读为：倡导把建立松散的联盟作为通向拥有强制力联邦的第一步。因为加入这种较强形式的联邦是相关民族的自愿决定，以尊重相关民族的政治自主性，因此强大的联邦不是一个强制性国际权利的问题。⑦ Pauline Kleingeld,“Approaching Perpetual Peace:Kant's Defence of a League of States and His Ideal of a World Federation”,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12:304–325;Pauline Kleingeld,Kant and Cosmopolitanism: The Philosophical Ideal of World Citizenship,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 根据这种解释，康德对松散联盟的辩护就一致得多。
康德还引入了“世界主义法律”概念，除宪法和国际法之外，提出第三领域的公法，在这种法律中，国家和个人都拥有权利，而个人是作为“地球公民”（citizens of the earth）而不是特定国家的公民拥有这些权利的。
除了道德和政治世界主义形式之外，还出现了世界主义理论的经济形式。18 世纪反重商主义者，特别是亚当·斯密提倡的更自由的世界贸易，由迪特里希·赫尔曼·黑格维施（Dietrich Hermann Hegewisch）① 迪特里希·赫尔曼·黑格维施（1746—1812），德国历史学家。——译者注 进一步发展成为全球自由市场的理想。② Pauline Kleingeld,Kant and Cosmopolitanism:The Philosophical Ideal of World Citizenship,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 他理想的世界是，一个废除关税和外贸限制的世界，一个不是由政府而是由市场来满足人民需要的世界。针对重商主义，他认为，如果国家进口在本国生产更贵的商品，那么对所有相关的人更有好处，且废除贸易保护主义对每一个人都有益；如果其他国家从它们的出口中获益，它们会达到更高的生活水平，甚至成为更好的贸易伙伴，因为它们也能扩大进口。此外，在黑格维施看来，全世界范围内贸易自由化后，民族政府的重要性将会明显下降。他认为，民族政府现在主要关注民族经济和防务，将来的角色最多是辅助性的。全球市场越自由，国家的角色就越微不足道。③ Dietrich Hermann Hegewisch,Historische und litterarische Aufsätze,Kiel:Neue akademische Buchhandlung,1801.
（三）19世纪和20世纪世界主义
在改革的思考中，宏观层面的人才培养目标设定是首要的，当下新闻传播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应该是“大传播”。所谓大传播指的是突破传统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是为传统媒体培养人才的既有设定，以更大格局、更广视野和更新技能，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具备扎实传统传媒素养，又具备互联网思维、了解智能传播技能、具备网络传播创新能力的人才，这个人才不仅仅是新闻传播人才，更是社会传播人才，是能够适应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适应各社会组织（包括传统媒体）各类传播所需要的广义的传播人才。
关于全球资本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的争论一直在持续。从亚当·斯密到弗里德里·冯·哈耶克和到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传统，经济世界主义常常能在开放市场的主张中找到。共产主义版本的世界主义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尽管列宁—斯大林主义传统一直把“世界主义”本身作为一个贬义词来使用。
18 世纪世界主义的第二个遗产体现在两个世纪缔造和平尝试的价值中。人们经常注意到，康德在《永久和平》中的和平倡议与20 世纪早期国际联盟和当前联合国的架构类似；然而，也应该指出，康德计划的一些基本内容并没有付诸实施，如废除常备军。如今，冷战结束后关于促进世界和平最适当的世界秩序问题的讨论再次兴起，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样。
这里应该提到作为世界主义的一种创新形式国际刑事法院，它远远超过了康德的“世界主义法律”概念。国际刑事法院本身代表了国际法中一种长期趋势的扩展，即废除个人绝对服从国家的原则，同时加强个人的地位。现在个人是国际法某些权利的承载者，根据国际法对他们所犯罪行，可以避开国家主权的保护伞，追究他们的责任。
第三个是18 世之后的道德哲学家和道德家坚持认为我们人类有责任帮助危难中的人类同胞，不管他们的公民身份如何。以减轻人类苦难的名义而不考虑受害者国籍的国际救援工作（国际红十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饥荒救济组织等）已有一段历史了。
此外，因为世界主义的职责并不限于慈善，而且要求正义和尊重，世界主义价值观和原则经常被作为反对奴隶制与种族隔离、捍卫妇女解放的动力。
大多数以往世界主义学者并没有完全将他们的世界主义理论按字面解释付诸实践，人们可以在他们的阐释中发现厌恶妇女、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宗教或阶级偏见，以及前后矛盾之处。这些缺陷常被用作反对世界主义的论据，但是它们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容易被用作这一目的。因为“世界公民”话语中普世主义的潜在力量本身就可以作为揭示这些缺陷问题的基础，人们应该说，这些问题源于太少而不是太多的世界主义。
二、当代世界主义的类型
尽管事实上仅有少数学者致力于这种世界主义，但它被世界主义批评者作为批评的靶子。例如，卢梭抱怨道，世界主义者“吹嘘他们爱每一个人（tout le monde,也有“全世界”的意思），有权不爱任何人”。⑤ Jean-Jacques Rousseau,The Social Contract and Other Later Political Writings,V.Gourevitch(ed.and tra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158. 约翰·格奥尔格·施洛瑟(Johann Georg Schlosser)在他批评性诗歌《世界公民》（Der Kosmoplit）中写道：“一个人为民族而感到骄傲总比没有民族好。”显然，他认为世界主义者意味着后者。⑥ Johann Georg Schlosser,“Politische Fragmente,”Deutsches Museum,1,1777,pp.97–120.
3）结合远程控制系统，对其实时监测数据进行定期整理分析，通过大数据比对进行故障预防体系的方案设定，以此来最大限度降低微机继电保护装置故障出现概率，使其整体运行过程中的质量安全能够完全得以保障。
（一）道德世界主义
最常见的世界主义——道德世界主义——并不总是这样称呼自己。正如古代世界主义从根本上讲是帮助人类的“道德”承诺一样，当代许多道德哲学坚守援助他国挨饿或受苦难者的责任，或至少坚守尊重和促进基本人权与正义的责任。在此我们可以区分世界主义的严格和温和的形式。在这个问题上，严格的世界主义者行事有时候从功利主义的假定出发，① Peter Singer,Practical Ethics,2nd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eter Unger,Living High and Letting Die:Our Illusion of Innoce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有时候从康德式的假定出发，② Onora O'Neill, Bounds of Jus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2000. 有时候从古代的假定出发，③ Martha C.Nussbaum,Frontiers of Justice:Disability,Nationality,Species Membership,Cambridge:Belknap Press,2006. 但是他们总是声称，提供帮助定责任，既不会针对任何帮助当地人或同胞的特别责任进行权衡，也不会在考虑当地人或同胞的时候增大援助的力度。在这些严格的世界主义者中，有些人会说，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把慈善工作集中在自己同胞身上是允许的，然而另一些人则对此持否定态度，他们的立场取决于其道德理论的具体细节。我们称作温和世界主义的其他哲学家承认提供援助的责任要有世界主义视野，但坚持认为对同胞也有特定的责任。④ Samuel Scheffler,Boundaries and Allegiances:Problems of Justice and Responsibility in Liberal Though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根据承认对同胞负有特定责任的理由，以及这种特殊的责任如何与对人类普遍负有的世界主义责任取得平衡，我们还可以对温和的世界主义者作进一步的区分。在道德领域中反世界主义者极好地描述了这种社群主义者的立场，这些社群主义者要么相信我们对同胞和更多本地人的义务而排斥任何同等地造福人类的义务，要么相信在紧密的社群关系之外没有义务。⑤ Alasdair MacIntyre,“Is Patriotism a Virtue?”in Theorizing Citizenship,Ronald Beiner(ed.),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5,pp.209–228.
（二）政治世界主义
道德世界主义有时会导向政治世界主义。同样，我们可以对政治世界主义作出有用的区分。一些人拥护一个中央集权的世界国家；一些人赞成联邦体制，一个拥有有限强制权力的广泛全球实体；有些人喜欢范围有限且专注于特定问题（如战争犯罪、环境保护）的国际政治制度，还有些人对与以上主张完全不同的选择进行辩护。关于国际政治安排的著名哲学讨论，最近集中在康德的继承者⑥ Jürgen Habermas,The Postnational Constellation:Political Essays,Max Pensky(ed.and trans.),Cambridge,MA:MIT Press,2001;Jürgen Habermas,The Divided West,Ciaran Cronin(trans.),Cambridge:Polity Press, 2006. John Rawls, The Law of Peopl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Charles R.Beitz,Pol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Charles R.Beitz,“Cosmopolitan Ideals and National Sentiment”,Journal of Philosophy,Volume 80,1983,pp.591–600.Thomas W.Pogge,Realizing Rawl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9;Thomas W.Pogge,“Cosmopolitanism and Sovereignty”,Ethics,Volume 103,1992,pp.48–75;Thomas W.Pogge,ed.,Global Justice,Oxford:Blackwel,2001l. 和“世界主义民主”⑦ David Held,Democracy and the Global Order:From the Modern State to Cosmopolitan Governanc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David Held,Cosmopolitanism:A Defenc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3; David Held, Cosmopolitanism: Ideals, Realities, and Deficits,Cambridge:Polity Press,2010. 或“共和主义民主”⑧ James Bohman,“Cosmopolitan Republicanism”,The Monist,Volume 84,2001,pp.3–22. 的倡导者周围。同样，也有反世界主义者，他们怀疑所有国际政治制度。
在很多有关政治世界主义的争论中，许多理论家反对把重点放在国家的作用上。在他们看来，真正的世界主义理论应直接满足作为世界公民人类个体的需求与利益，而不是间接满足作为国家公民的需求与利益，那是通过其在特定国家的成员身份来满足的。相反，我们需要这样一种理论：它不仅关注个人的道德责任或国家间政治关系，而且关注世界范围内社会制度的正义和实现正义所需的措施。在关于全球分配正义的争论中，“世界主义”立场格外不满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及随后的《万民法》中关于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观点。他们指责道，罗尔斯本应将其著名的“原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的思想实验运用到所有人类个体的全球层面，他却没有这样做，反而为第二原初状态辩护，即为一种包括各“民族”代表的状态辩护。① “原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和“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是罗尔斯正义论的两个核心概念，参见[美]约翰·罗尔斯著，何怀宏、何包钢等译：《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第113-184页；[美]约翰·罗尔斯著，张晓辉、李仁良等译：《万民法：公共理性观念新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38页。——译者注 罗尔斯与他的世界主义批评者之间的争论直指国家的合适角色和地位问题：对追求正义（理想地体现各国人民民主自决原则），国家是必不可少的工具还是相当有害的（因为他们以牺牲个人需要为代价来巩固国家利益）？
（三）文化世界主义
现代早期自然法理论也许看上去是催生哲学世界主义的合适候选因素。自然法理论的世俗化趋势及其拥护者中普遍存在的个人主义观点，即所有人都共有某些基本特征，似乎表明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是统一的观点。然而，根据许多现代早期理论家的看法，所有个人共有的是基本的自我保护努力，而这种努力的普遍性并不等于是将所有人统一（或应该统一）在一个普世共同体之下的一种基本纽带。
(1)在战时及平时均不使用的管道不宜穿过人防围护结构；上部建筑的雨污水管和燃气管等不得进入防空地下室。
手机用户在进行手机摄影过程中，需要具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法律意识，但有一部分手机用户往往会为了迎合受众猎奇心理，利用一些较高的隐蔽性功能进行拍摄，并将一些隐私图像上传至网络，严重侵害公民隐私权。
（四）经济世界主义
为经济世界主义辩护的，或许较少是哲学家，更多的是经济学家，如哈耶克、弗里德曼，以及某些政治家，特别是在世界上富裕的国家中。其观点是，人们应培育一个拥有自由贸易和最低限度政治干预的单一全球经济市场。对此，哲学世界主义者倾向于批评而不是倡导，因为他们中许多人认为，它至少是造成巨大国际经济不平等问题的部分原因。作为冷战结束和市场范围日益扩大的结果，近年来一个彻底全球化市场是否值得追求的争论愈演愈烈。
三、对世界主义的反对意见
对世界主义最常见的一种反对意见所攻击的事实上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观点。人们常说，没有世界国家背景的世界主义是无意义的，或世界主义必然包含对世界国家的承诺。这些说法在历史上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世界主义作为一个概念，最初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隐喻而出现，而不是字面意思那样出现。从那时起，有不触及国际政治组织问题的世界主义者，而那些触及国际组织问题的世界主义者也很少为世界国家的理想辩护。此外，即使那些赞同世界政府的世界主义者也倾向支持某些更复杂、不能立即抛弃的东西，如一个具有分层主权的弱政府概念。
参照以上单因素实验的结果，对微波烘干后的凤尾鱼片的质量影响最大的3个因素分别为：烘干功率、烘干时间和质量。因此，将以上3个因素设置为自变因素，硬度(Y1)、感官评价(Y2)设置成实验的评价指标，设计后的响应面因素与水平的实验见表1。
对世界主义更严肃、哲学上更有趣的挑战有两种主要形式。第一种是质疑实现世界主义理想的可能性，而第二种是怀疑它是否值得追求。这里我们依次讨论不同形式的世界主义面临的这两种挑战。
（一）政治世界主义
这种发展有两个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奥古斯丁将其神圣化。一是世界城邦再次成为仅仅是某些人的共同体。奥古斯丁十分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他把上帝之城的公民资格局限在那些爱上帝的人。所有其他人都因爱自己而被降格到次等的——尽管仍然是普世的——尘世之城。世界上这两座城注定要相互交织共存，直到最后审判才把世界上的居民分开。二是政治的功用与创造人类善的生活即公平正义生活的任务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奥古斯丁可以强调，这允许上帝之城的公民遵守当地涉及“维持生存必需品”的法律，但他也必须承认，这造成了宗教律法与对公平正义的关切之间的潜在冲突。① Augustine of Hippo,City of God,in De Civitate Dei Libri XXII,A.Kalb(ed.),Leipzig:B.G.Teubner,1929;and in The City of God against the Pagans,R.W.Dyson(ed.and tra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松散、自愿、非强制性联盟捍卫者警告说，没有任何打破专制统治的竞争性力量存在，世界国家很容易变成专制国家。① John Rawls,The Law of People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世界国家的捍卫者回应称，一个强有力的联盟形式，或甚至是一个强有力的联合形式，是摆脱国家间自然状态的唯一出路，或实现国际分配正义的唯一途径。② Kai Nielsen,“World Government,Security,and Global Justice”,in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S.Luper-Foy(ed.),Boulder:Westview,1988,pp.263-282;Luis Cabrera,Political Theory of Global Justice:A Cosmopolitan Case for the World State,London:Routledge,2004. 其他一些学者认为，许多政治世界主义者仅仅关注这两种选择，而忽视了第三种选择，即对人权的关切使人们转而关注垂直分散的主权制度改革，而不是将主权集中于无所不包的国际制度。根据这种观点，有一种体制会更有益于和平、民主、繁荣和环境，在这种体制中政治忠诚和个人忠诚被广泛地分散在不同规模的政治单元中，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单元居统治地位而占据传统国家的角色。
在非世界主义者或反世界主义者提出的反对意见中，有两种意见值得特别注意。第一，一些学者认为，世界主义计划要求（部分或全部）放弃国家主权过度侵犯了国家自主原则或公民民主自决原则。第二，所谓的“现实主义者”认为，就国家关系而言，国家处于霍布斯式自然状态，让国家受制于规范性约束既是徒劳的，也是不恰当的。针对这些反对意见，世界主义者有各种各样的回应，从发展他们替代性规范理论（如，认为全球民主增加而不是减少了世界公民个体的民主管理），直到强调，就像至少自格劳秀斯以来已做的那样，即使建立在霍布斯式基础上，国家也有充分的理由服从某些形式的国际法律安排。
（二）经济世界主义
这一要旨允许进行严格和更温和的解释。从严格的观点看，当一个人考虑是否移民时，他认识到，不言而喻，没有特别或更有力的理由为同胞服务而不去为国外人服务。从温和的观点看，一个人确实会在他的考虑中加入服务同胞的额外理由，尽管从各方面考虑，他仍可能通过移民作出最佳选择。证据不允许将这些解释的一种或另一种的明确属性加之于任何早期斯多葛派人。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克律西普斯迷恋于犬儒派对那些只是约定的东西的拒斥，那么我们会很容易地认为他是一个严格的世界主义者。
经济世界主义理想的批评者还开始强调，资本主义在其内部播下自我毁灭种子的另一种方式，即据说资本主义将导致一场意味着人类物种可能毁灭或众所周知的资本主义无论如何将会终结的全球环境灾难。过度消费（在世界某些地方）和对自然开发利用的结果，将使地球不适宜人类子孙后代的居住。
即使人们不认为这两个问题没有严重到使经济世界主义变得不可行，但在那些关注贫困和环境破坏者的眼里，它们仍然使经济世界主义看来并不值得追求。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担忧使批评者认为经济世界主义不值得追求。其中首先是世界绝大多数人口缺乏有效的民主管理，由于大型跨国公司能够将它们的要求强加给经济地位和人口处于弱势的国家，而这些国家又不能合理地拒绝这些要求，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完全自愿地满足这些要求。例如，这关系到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动条件和原料使用问题。
其次是经济世界主义者被指责没有注意到全球自由市场可能带来的一系列副作用。特别是，经济世界主义被批评忽视或轻视以下问题：（1）如果他们降低政治制度的作用，那么巨大的财富不平等和极端贫困就没有任何可靠机制提供救助；（2）当一个地区工作岗位消失时，大规模移民和再教育（失去与朋友和家庭的联系、语言、文化等问题，以及搬迁和再培训的货币成本问题）的事先预估；（3）缺乏向世界公民充分提供最低生活收入的工作岗位的保证（特别是在自动化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同样，他们也被指责没有认真看待这样的事实，即或许存在这样的情况，一些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或进行诸如市场、原料和能源（如石油）战争，可能是有利可图的。
（三）道德世界主义
另一种批评世界主义是不可能的说法，目标直指道德世界主义的心理学假设。关于这一点，据说人类对本国或本民族的成员必定有更强的忠诚度，并且分散对同胞的忠诚以尊重人类道德共同体会破坏我们的心理功能。如果这是可行的主张，而不仅仅是可取的主张，那么我们应当相信道德世界主义确实会让大量的人失去行为能力。所以有人宣称，人们需要特定的民族认同感，以成为能动的主体，而特定的民族认同感，需要忠诚于被认为有类似认同的特定他者。但是，作为一种经验总结，这似乎并不可靠。世界主义者并不否认一些人的确恰好有民族忠诚的需要，只要实际上并非所有人都是如此；如果一些人确实如此，严格的世界主义者会说，也许不需要那样做，世界主义教育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历史记载甚至给严格的世界主义者提供了一些欢呼的理由，因为人类心理和政治组织形式被证明具有相当的可塑性。
事实上，一些世界主义者已接受发展心理学，而按照发展心理学，爱国主义是通向世界主义的第一步：随着人类个体的成熟，他们会逐渐产生更广泛的忠诚与忠心，始于对关心他的人的忠诚，最后是对整个人类的忠诚。这些不同的忠诚相互之间并不必然是竞争。正如一个人忠于自己的家庭不必然是他成为国家公民的障碍，因而对世界主义者来说，忠于国家并不必然是问题。于是，世界主义被认为是一种发展过程的延展，它包括爱国主义的发展。然而，这一主张同上面所讨论的相反主张一样，都需要实证支持。
不过，批评者关于心理可能性的论证实际上是与可取性主张的论证相结合的。批评者说，消除对同胞富有特殊动机的忠诚是不可能的，但批评者的意思是，消除对同胞富有特殊动机的忠诚使某些值得追求的政治生活形式变得不可能。要回应这类论证，世界主义者有两条路可走。首先，他可以否认这种主张本身。或许政治的可行性通常并不取决于一定的信念，即公民同胞更值得为之服务，而取决于对政治体本身的承诺。如果严格意义上的世界主义式的爱国主义是可能的话，那么它存在于对一系列普世原则的承诺中，这一系列普世原则体现在特定政治体制和一套特定政治制度中。如果这种承诺对值得追求的政治来说足够的话，那么反世界主义者就会被解除武装。但其次，世界主义者当然也能否认被假定为值得追求的政治生活形式的价值。在这一点上，道德承诺进入了政治理论的讨论中。
偶尔有人说世界主义者是不忠的或至少是不可靠的公民。但是，许多这些被公认的世界主义者（指温和的世界主义者）坚守对公民同胞的忠诚。即使最严格的世界主义者也能够证明为公民同胞的一些服务是正当的，当这些服务是促进正义或造福于人类（恰巧是公民同胞）的最佳途径时。
依据 AAS-1996 结果的进一步分析，3 种不同的不安全型依恋模式对 PTSD 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回避型依恋模式的个体 PTSD 的发生率最低，仅有14.3%（1/7）；焦虑型依恋模式的个体 PTSD 发生率其次，为 46.4%（13/28）；而恐惧型依恋模式的个体 PTSD 发病率最高，达到 66.7%（8/12），3 种不同的不安全型依恋模式个体的 PTSD 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3.859，P＜0.01），表明恐惧型依恋模式的失独个体更容易患 PTSD。
不过，最后这种批评能够更深入，并且能够明确针对严格的世界主义者量身定制。如果严格的世界主义者能够证明，在某些情况下仅有为公民同胞服务的某些形式是正当的，那么可以说他对其他道义上要求服务于公民同胞的形式或条件视而不见。在这一点上，批评者提出了为何一个人对同胞有特定义务的理由，而这些被严格的世界主义者所忽视。许多提出这些理由的批评者本身就是温和的世界主义者，他们希望证明除了对全人类共同体的一般责任外，还有对公民同胞的特定义务。但是，如果这些理由过于苛刻，那么任何形式的全人类共同体就没有存在的空间，并且这些反对意见还能够为反对严格的世界主义观点提供一些推动力。因为这样几个理由经常被提出，事实上反对严格的世界主义观点也有几种意见，它们应被逐一考察。
第一种对严格道德世界主义的狭隘反对意见是，严格道德世界主义忽视了互惠的义务。根据这一论点，我们有义务为所得的帮助给予回报，而我们接受了来自我们公民同胞的帮助。针对这一论点，严格的世界主义者的最好回应会强调国家和公民同胞之间的区别，并会质疑究竟谁提供了哪些福利，所欠的回报是什么。根据互惠原则，也许应该回报国家某些东西——合作服从（cooperative obedience）——并且事实上这些东西通常有利于公民同胞。但是，国家并不应该得到这些回报，因为人们应该造福于公民同胞。人们不能恰当地对从国家那里得到的利益表示感激，比方说，通过给予本地慈善机构的多于给予国外慈善机构的，因为像这样的慈善机构并不是负责一个人所得利益的全权政府代表，它甚至看上去也是与所得利益不相称的机构。在评估这一论证的争论时，关于获得益处如何使一个人有义务给予回报，还有一些相当重要的难题需要回答。
第二种反对严格道德世界主义的意见为我们对公民同胞承担义务提供了契约论依据。因为把公民同胞作为优先受益者的实际协议很难找到，契约论者通常依靠表达公民同胞自身利益和价值观的默示协议（implicit agreement）。所以，契约论者的论证转向确认有义务使公民互惠的兴趣和价值观。于是，有人会论证说，公民对一个成功的公民社会和国家所提供的东西有浓厚的兴趣，而这些兴趣使公民达成一项有益于公民同胞的默示协议。严格道德世界主义者会这样回应这种论证，即对公民社会需要什么持怀疑态度。我们对国家和公民社会所提供的东西感兴趣，这要求我们合作服从，为什么还要要求比这种服从更多的东西呢？当然，有些公民必须致力于为特定社会工作，但是他们这样做为什么不能基于这样的理由，即这是帮助人类本身最好的途径呢？对此，也许中间性立场是这样一种（康德式）观点，即建立正义的民主国家在道义上是必要的，而正义的民主国家要作为民主国家运转，需要其公民作出特定的承诺，这种特定承诺超越了单纯的合作服从，但仍能在普世世界主义的意义上得到维护。鉴于民主国家需要这种特定承诺作为其可能性的条件，通过促进正义的民主国家来促进一般正义而在原则上又拒绝正义的民主国家运转所需的东西，是不合逻辑的。
承认有义务使公民同胞受益的最后一种论证诉诸大卫·米勒（David Miller）所称的“关系事实”（relational facts）。① “关系事实”指人们之间关系的事实。见David Miller,On Nationali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50.——译者注 对此，一般的看法是，一定的关系是由相互义务构成的：一个人没有友谊的义务或兄弟的义务就不能相应地成为朋友或兄弟。如果公民同胞有类似的其他关系，那么我们似乎对公民同胞有特定的义务。但是这种论证，可以在西塞罗《论责任》中发现，它取决于我们的直觉：公民同胞身份像友谊情、兄弟情，并且友谊情与兄弟情的确伴随着特定的义务；这两种直觉需要更多的论证。这些论证通常诉诸所谓的人性或人类心理事实，但是这些诉求通常还会引起更多的问题。
目前，跟国家老龄化研究所其他领域的资助相比，申请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资助要容易得多：对于2018年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资助申请，经过同行评审，排名在前28%的申请都得到了资助；对于非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资助申请，只有排名前19%的申请才能得到资助。霍德斯说：“不过，消息传开后，过去几年中针对阿尔茨海默病研究的高质量申请有了大幅增加，因此，争取资助的竞争仍然很激烈。”
总之，形形色色的世界主义者和他们的批评者之间的争论提出了一系列有趣且困难的哲学问题。随着社会、政治、经济联系的增强，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这些争论及其引发的问题只会变得越来越紧迫。◎
[编者按] “cosmopolitanism”国内学者也有译为“大同主义”。从广义上讲，历史上世界主义不只是西方独有，非西方社会也出现过类似的思想。本文只介绍了西方世界主义，因此译者将题目改为“西方世界主义思想”。西方世界主义产生于希腊化时期，发展到现在，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国外学术界对西方世界主义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多，且有深度，国内研究则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全面研究西方世界主义的著作问世。本文两位作者均为资深研究专家，从西方学者的角度，比较简明、系统地梳理了西方世界主义，有助于读者全面理解西方世界主义。原文注释为文后注，为便于读者阅读，译者改为页下注，并增加了一些说明性注释。
*“Cosmopolitanism”,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Fall 2014 Editio,Edward N.Zalta(ed.),URL=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fall2014/entries/cosmopolitanism/（上网时间：2019年8月3日）
**作者：波琳·克莱因盖尔德（Pauline Kleingeld），格罗宁根大学教授，主要研究伦理学、社会与政治哲学；埃里克·布朗（Eric Brown）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教授，主要研究古希腊罗马哲学、伦理学。译者：一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责任编辑：马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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