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智库建设与决策科学化论文

中国特色智库建设与决策科学化论文

中国特色智库建设与决策科学化

◆张 莉

摘要 当前,决策科学化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已经上升到了党和国家战略的高度。然而,由于我国现代政府决策体制不健全、智库自身发展不完善,我国智库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尚未完全发挥其决策咨询作用。为此,要通过建立健全科学的现代政府决策体制,建立各类智库间的公平竞争与交流合作机制、实施分类改革以及推动智库国际化建设等,使其能真正服务于现代中国政府科学民主决策。

关键词: 决策科学化;中国特色智库;智库建设;决策咨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政府决策涉及面广、问题复杂,仅凭单一的决策机构或个人很难做出正确的决策,为此,国家提出了“决策科学化”的口号,智库体系建设也被提上日程。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与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政府面临的困难与挑战空前增加,迫切需要不断完善中国特色决策体制,大力加强中国特色智库建设,以决策咨询服务支撑科学决策,以科学决策引领科学发展。

一、概述

(一)智库的定义及特征

“智库”一词源于英语的“thinktank”,也被称为“思想库”或“智囊团”。主要是指由专家组成的,多学科的,为政府部门或大的社会集团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科技、社会等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决策进行调查研究、出谋划策、提供各类咨询意见,能够为之解决具体问题,以及培养、储备和提供人才的社会组织形式。

现代国家中的智库是适应日益复杂的政府决策咨询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而来的,现已成为影响政府决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其包含了三大基本特征:一是非政府研究机构,独立于政府之外,一般拥有相对独立的运作方式;二是为政府决策咨询服务,以提供公共政策和决策方案为主要业务或任务;三是非营利性组织。

(二)政府决策科学化的定义

政府决策科学化是指政府决策主体在实施重大决策过程中,以科学决策理论为指导,遵循科学的决策规则,按照科学的决策程序和决策制度,依据科学的决策手段和方法进行决策,以最终解决重大决策问题。

(三)智库与决策科学化的关系

智库是为重大决策提供科学化决策方案,推动决策科学化的重要支撑。现代政府所处环境日益复杂,越来越要求专业、独立、客观、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帮助政府预测、分析有关情况,提供决策依据,优化决策目标,制定备选方案,以减少和避免决策失误。事实上,决策议题的确定、政策方案的设计、论证与评估等公共政策制定的各个环节,都离不开智库的支持与参与。

而在2018年,比上述提到的更为重要的一次并购行动是在4月2日阿里巴巴集团联合蚂蚁金服以95亿美元对饿了么完成全资收购。

(四)智库影响政府决策的路径

1.开展调查研究

此外,各国智库也根据各国传统与国情,形成了一些独特的影响政策决策的渠道与方式,例如,美国智库通过为总统候选人提供施政纲领、参加国会听证并与议员密切沟通等方式深刻影响着政府决策。

二是针对国内外热点问题自主选题,进行前瞻性、综合性研究,甚至就某一特定问题开展长期跟踪研究,获得在某一领域的领先地位和话语权,而这正成为智库的生命力所在。

扒开一片覆盖在土壤上的稻草,姬松茸一簇簇冒出头来,这种别名巴西菇的食用菌红伞白柄、圆润可爱,简直就像电子游戏里的小蘑菇人一般。

2.为政府决策层输送人才

独立性是智库公信力的来源。据统计,我国官方智库占比高达80%,官方智库所独有的政府背景和体制内身份在为其提供雄厚研究资源的同时,也使其行政化问题突出,丧失应有的独立性与专业性,从而造成研究结果不客观不科学。首先,在经费来源上,我国官方智库多是依靠政府财政拨款,缺乏市场竞争意识。其次,其承担的研究课题也多由政府相关部门委派,容易受委托部门利益与领导意志所左右,使其研究多为对政策的解读与宣传。最后,基本沿用国家机关的机构设置方式、人员编制管理,采用行政化的运作模式,影响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效率低下。

According to the Japanese guidelines on the gastric cancer treatment issued by JGCA (2011)[13], the algorithm of surgical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GC is as follows (Figure 7).

3.发表研究成果

就国内外形势和热点问题出版专著或专题研究报告,宣传其政策主张,这是智库最常采用的影响政府决策的方式。近年来,各国也越来越注重利用互联网发布信息,在美国,几乎所有的智库都有自己的官方网站,向公众宣传本智库的政策研究报告,扩大其影响。

4.举办各类会议和社会活动

邀请国内外的政界名流和知名专家学者参加各类专题会议,就某一问题展开交流讨论,最终形成主导性的意见和建议。一些国家还通过举办各种短期培训班或研讨班对参与政策制定的政府官员进行政策教育,进而把自己的政策思想逐渐灌输到决策人员的意识乃至行动中去,从而间接影响政府决策。例如,我国国务院在正式出台重大决策之前,通常会在国家行政学院举办省部级专题研讨班,议程结束时,国务院领导与学员进行座谈,最后,有关起草小组根据讲话精神完善相应文件。

一是接受政府权威机构委托,就现代化建设所涉及的重大经济、政治、生态和国际环境安全等事关全局性的重大热点、焦点问题进行研究。例如,我国各部委研究机构一年收到的课题有时多达三四百个。

二、中国特色智库的“特色”

二是决策咨询领域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与法制化水平低。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一部关于决策咨询的专门法律和行政法规,决策咨询工作缺乏法律上的保障;调查研究、决策咨询、决策公示、决策听证与决策评估等各项制度虽已建立,但执行并不到位;一些决策程序虚置,在实践中得不到严格遵循,使得政府决策咨询在很多情况成为一句口号,党政机关与智库缺乏实质性的深入交流与沟通,对于智库专家的意见和建议真正采纳的不多,即使是一些科学的研究成果也难以得到有效转化与利用。

(一)鲜明的政治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意见》进一步要求:“坚持党管智库,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因而,与西方智库“通常独立于政党或政府”的基本特征不同,中国特色智库是直接服务于党和政府决策的研究咨询机构,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光荣使命,具有鲜明的政治意蕴与党性色彩,中国智库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在坚持学术导向的同时,也应以政治导向作为价值取向。

以产量为主的摊铺工艺优化设计为基于异味收集控制的摊铺工艺,以挖掘机为主的作业设备优化设计为履带式移动堆料机。

(二)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

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府决策的特有形式与独特优势。2014年,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讲话中提出要拓宽包括各类智库在内的十种协商渠道,建立健全提案、会议、座谈、论证、听证、公示、评估、咨询、网络等多种协商方式,我国智库可充分利用这一优势,积极发表意见与建议,推动社会问题转化为政策议题以及促成政策措施最终出台。

她有一种像刚爬上岸又被人推进了海里的感觉,出于赌气,她也和人说,他们分开了,只是换了个公司。其实,也不是真的分开了,两人依然经常问候,只是不常见面了。

在不同的热力学温度曲线下,当平衡吸附量为Q e时,C e可以根据Freundlich方程式求得,以ln C e对1/T作图,并进行线性拟合,得到图4~6。

(三)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支撑

我国智库是在传统智囊文化的土壤中发展起来的,我国古代典籍中早已记载了“智囊”一词,古代智囊凭借其在自然地理、天文历法、农经医学、军事谋略等方面的特殊才能以智辅政、以智启民,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君王决策的准确性、科学性与可行性,其发挥作用的舞台十分广阔,既涉及了改革建制的经济政治领域、战争讨伐的军事领域,还包括治史立言的文化领域。现代国家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决策环境,优秀传统智囊文化为中国特色智库建设以及现代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文化养分与支撑。

(四)以官方智库为主导的多主体发展格局

我国智库种类繁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结合自身国情与制度属性逐渐形成官方智库(包括半官方智库)、社会智库和高校智库多元主体共存共荣的发展格局,其中,官方智库数量最多、占据着最多的研究资源,通过内参或送阅件等内部渠道就可直接向决策者传递决策参考,在整个中国智库体系之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社会智库专业性、技术性较强,具有独立法人地位和社会组织身份,有利于其获取捐赠与税收优惠,在人员聘用、经费支配上拥有更多的自主性,以及在国际交往、全球治理中享有更多的话语权与国际影响力。高校智库则在基础研究、学科门类、人才培育以及对外交往等方面优势明显,且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些不同类型的智库利用各自独特的优势,通过不同的渠道和形式,共同服务于政府决策中枢系统,共同推动政府决策科学化发展。

(五)以内参模式为主的影响政府决策方式

内参模式是我国独特的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种智库影响政府决策的方式,它是指一些智库专家或学者通过政府机构内部的文件传送渠道向特定部门或领导呈递有关研究报告或学术论文,以引起决策者重视,推动政策最终形成。例如,新华社就通过《新华社内参》向党中央、省、部领导机关反映民情动态和社会走向,为决策者制定政策提供依据。

三、中国特色智库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决策体制不健全,决策咨询功能发挥有限

现代政府决策体系是一个由决策信息系统、决策咨询系统、决策中枢系统、决策执行系统和决策监督系统等子系统组成的相互分工又密切协作的有机整体,各子系统在其中履行着不同的职责。近年来,我国越发强调发挥决策咨询系统在整个决策体系中的作用,然而,由于现阶段我国科学决策体制尚不健全,智库并未完全参与到政府决策过程中,更谈不上其功能作用的有效发挥。

“真”从字面意思来看,是与“假”相对应的反义词,真实就是与客观事实相符合,努力摒弃一切雾障、虚假、伪善等不真实的存在,达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教育是师生在人际互动中追求最本真最真诚的教学活动,而教育互动合理性的根据就是互动主体间相互同意、普遍赞同、自觉遵守一定规范的交往过程。哈贝马斯论证了理性交往行为必须遵循的三个有效性要求,即判断、陈述的真实性;遵循规范的正当性;表达自我的真诚性。所以说,互动合理性从本质上讲存在于互动的真实之中。在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过程中,真实良好的互动至少应该包括双主体、内容、形式三个方面的内容。

因为气候变化、人口增加、劳动力减少和食品安全等因素,促使农业寻求更多创新措施来保护和提高农作物产量。目前主流的大棚控制方法是采用农业物联网技术对温室大棚进行智能控制,通过智能传感器对大棚内环境数据进行采集,然后专家系统根据大棚内的环境状况提供控制设备的下一步动作[1]。由于专家系统是根据种植专家的经验来设定的,不能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实时决策,从长远来看不利于植物的生长。

智库最大的特色在于其所具有的国家属性。中国特色智库立足于中国国情,其功能定位和体系建设与西方智库均存在较大差异,呈现出我国智库的独特风格与形式。

(二)智库大而不强,影响力较弱

根据《2015年全球智库报告》显示,我国拥有智库数量达到435家,是世界第二智库大国,然而,进入全球智库排名前175强的智库仅为9家。我国智库机构虽然数量庞大,但从整体上看影响力较弱,与西方智库存在较大差距。

一是低水平重复建设与同质化发展现象突出,既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也严重阻碍了中国特色智库的建设与发展。

一是决策文化环境有待优化。一方面,一些政府部门及官员具有明显的“唯上”倾向,奉行经验决策,对科学决策的内容、程序及功能认识不足,对咨询机构及人员重视不够。另一方面,一些智库尤其是官方智库的官本位意识浓厚,缺乏为人民服务、以国家与人民为重的观念,缺乏对科学真理的追求,在实践中常常异化为某些政策合理性的证明者、特殊部门意见的表达者与特殊群体利益的代言人。

二是智库市场竞争不充分,我国智库市场并未建立公平公开的课题招标机制,各级政府通常将大部分课题直接委托给官方或半官方智库,阻碍了智库独立性、客观性与创造性的发挥,难以产生真正有效的决策咨询成果。

三是智库间互动与合作不够。智库间交流合作意识淡薄,跨区域及跨国互动合作机制不健全,研究成果传播受地域限制明显,极大地影响了智库整体发展水平,无法进一步扩大其全国及全球影响力。

(三)官方智库定位不明,缺乏独立性

智库成员直接进入政府重要职位,参与政策制定,将智库思想转化为政府政策,同时,离职的政府高级官员也可进入各大智库,继续从事决策咨询工作。在美国,智库通过“旋转门”机制影响甚至左右着政府决策。当前,我国智库的“旋转门”机制也已初具模型,例如,朱镕基总理在改革开放初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室主任;现任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也曾是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员。

(四)社会智库起步较晚,发展滞后

当前,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区与深水区,各种社会矛盾问题日益凸显,政府决策失误可能造成经济社会剧烈动荡与不安,这为我国政府决策以及决策咨询系统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智库建设既应具备国际眼光,学习他国成功经验,又应立足中国国情,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充分体现中国特色。《意见》指出:强化问题意识聚焦国家急需,确定主攻方向,紧紧围绕党和政府决策急需的重大课题,紧密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确定主攻方向,加强战略预测。为中国特色智库建设指明了奋斗目标与前进方向。

1.1.2 管理体系 技能竞赛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完善的组织机构和健全的运行机制,为其深入持久的开展提供保障。学校成立了由分管教学工作的校领导、教务科、教研室和深圳现代牙科器材有限公司技术培训中心负责人组成的技能竞赛指导委员会,负责技能竞赛活动的整体规划与领导。技能竞赛指导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技能竞赛项目审核、竞赛经费及竞赛档案管理等。口腔教研室具体负责技能竞赛题库制定和竞赛项目的设置,组织实施培训辅导计划,监控竞赛准备及实施过程,并通过“现代杯”选拔全国“日进杯”参赛选手。

(五)高校智库现实导向性不足,适用性差

高校智库的研究偏重于学术层面,研究成果与社会实际需求结合不够,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研究成果利用率低。首先,受重学术理论研究的传统考评机制影响,高校智库也更偏重于基础理论研究,缺乏对应用对策研究的重视。其次,大部分高校智库孤立于政府决策体系之外,对政策需求把握不足,与实务部门间也缺乏积极有效的合作,导致研究成果与社会需要脱节。最后,成果报送渠道不畅通,研究报告完成后不能及时进入决策层,更谈不上运用于社会实践。

式中:NIR为近红外波段,R为红波波段,NDVI值越大则植被覆盖度越高,NDVI值越小,则植被覆盖度越低。

四、以中国特色智库建设推动决策科学化的对策建议

我国社会智库起步时间较晚,发展速度较为缓慢,数量少、影响力弱,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一是资金筹措困难。一方面缺乏来自政府和事业单位的拨款;另一方面,由于当前我国捐助智库的慈善捐赠文化还未形成,捐赠机制尚不完善,社会智库难以获得来自社会的捐助或赞助。二是缺乏资料来源渠道。目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社会智库的研究人员很难从公开渠道获得第一手资料数据。三是缺乏畅通的成果报送渠道。我国决策咨询机制不健全,社会智库参与决策咨询缺少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安排,大部分智库缺乏将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送达党政决策核心部门及相关领导的直接渠道。四是社会智库自身能力不足。对社会舆论的引导作用发挥有限,难以获得民众与社会的信任与认可。

(一)建立健全科学的现代政府决策体制

智库发展受到一国政府决策体制影响,中国特色智库建设要以科学的政府决策体制为依托,为此,要正确处理好决策信息系统、决策咨询系统、决策中枢系统与决策评估监督系统等子系统间的关系,形成分工明确又协调运转的决策体制。就决策中枢系统与决策咨询系统来说,既要明确各自职责权限,保证智库应有的独立性与客观性,又要加强智库与决策部门之间的联系,增强研究成果的针对性与时效性,真正发挥其决策咨询作用。

首先,积极开展宣传教育,培育理性参与的决策文化。一方面,要向决策部门及人员解读科学决策的相关理论知识,也要向其介绍发达国家的政府决策咨询状况,重点阐述忽视决策咨询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提高决策层对决策咨询机构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也要促使智库破除官本位思想,坚持人民本位,摆脱对权力的依附,坚持科学精神,进行独立客观的研究。

其次,建立健全各项制度,拓宽参与决策的制度化渠道。第一,事先形成对智库的重大信息通报制度,决策部门在进行重大决策之前应与智库进行必要的交流与沟通,及时传达党委政府的有关精神与要求,让智库对国家今后一段时间或者即将出台的某些重大政策有一定了解,使其研究有所依循。第二,建立公开、透明、开放的政府决策咨询论证制度,将决策咨询纳入公共决策过程之中。第三,建立决策部门对智库咨询意见的反馈制度,促使智库对其研究成果进行修改完善,以进一步满足政府决策需要。第四,加快建立与完善多渠道的智库成果报送制度。健全智库研究成果定期收集、归口报送及信息共享工作机制,加强智库报送刊物建设与政协提案等工作,并借助各种平台进行资源整合,提高报送成果采用率。

最后,形成中国特色党政机关与智库人才的双向流动机制。目前,我国以由党政机关进入智库的单向流动为主,对此可借鉴西方的“旋转门”模式,鼓励智库专家到党政部门挂职任职,掌握一手资料,积累实务经验,提高研究成果的针对性与实用性,扩大其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

(二)建立各类智库间的公平竞争机制

政府应该积极搭建决策咨询的公共竞争平台,放开决策咨询服务市场,将大部分调研项目、研究报告实行公开招标,明确招投标标准和规则,并逐步取消对非官方智库参与竞标的门槛限制,将“体制外”的非官方智库纳入公共决策程序之中,同时也将官方智库推向市场,建立起对智库成果进行独立性、权威性的社会化评估与认证制度,对决策咨询实施社会监督,在智库之间形成健康的竞争机制和公平的竞争环境,以提高决策咨询的质量。

(三)建立各类智库间的交流合作机制

政府决策议题越来越呈现出多元性、复杂性和综合性,且各类智库自身也存在着缺陷与不足,需要凝聚不同类型的智慧力量,发挥各自优势,提出互补意见,形成咨询服务的群体效应,提升整体决策咨询服务能力,共同推动政府决策科学化。党政部门在其中应发挥重要的桥梁作用,以一定项目为纽带,牵头成立各种智库协会、筹建智库联盟与举办咨询业联席会议,搭建好智库互联互通的平台,形成决策共商、组织共建、资源共享、活动共办、风险共担的联合资政模式。

(四)实施智库分类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结合自身国情与制度属性逐渐形成官方智库(包括半官方智库)、社会智库和高校智库多元主体共存共荣的发展格局,不同类型智库有着不同的定位、职责与任务,其在服务党和政府决策时存在的问题也各不相同。当前要尽快建立起智库多元、分工、专业与协同发展的中国特色智库体系,应以差异化发展理念为指导,科学界定各种类型智库的功能定位,明确各自发展侧重点与主攻方向,对各类智库进行区别对待与分类指导,以充分发挥各类智库的自身优势。

第一,对于官方智库,改革关键在去行政化。正确处理体制内管理与打造专业智库的关系问题,要通过经费来源渠道、人事管理、运行机制等系列改革实现“党管原则”与“独立性”之间的平衡,使其能客观中立地进行研究,提升其资政能力。

第二,高校智库改革应以提升其研究成果实践转化能力为重点,将学术研究的前瞻性与政府决策研究的时效性结合起来。围绕应用贡献率和成果转化率建立起对高校智库机构、人员及其成果的分类评价机制;促使高校智库与政府、媒体和社会智库保持良好联系,构建多元化的成果转化、推广与传播机制。

传统的操作系统,软件主要存储在硬盘上,嵌入式系统对速度和可靠性有较高的要求,因而嵌入式系统的软件一般固化在ROM(只读存储器)芯片中,然后固化在主板上,并且由于ROM芯片存储容量有限,因此嵌入式系统要求在保持执行功能和速度的前提下,要尽量减少二进制程序代码的长度,以节省只读存储器宝贵的存储空间。

第三,对社会智库则实行引导培育和扶持政策,激励社会智库创新发展。政府不仅应加强与社会智库的联系,建立良好的互信机制,还应通过财政拨款、税收优惠、鼓励公益捐赠等方式为社会智库建立多元化的筹资机制。

(五)推动智库国家化建设,提升国际影响力

智库越来越成为各国增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渠道,在对外交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智库应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原则,增强与国外智库的互动,大力开展项目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智库平台对话,在学习西方智库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于本国国情进行开拓创新,找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发展道路,提升我国智库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与话语权,为全球发展提供新的理念与思想,树立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3-11-16(002).

[2]王海明.政治化的困境——美国保守主义智库的兴起[M].中信出版集团.

[3]韩兆琦.史记·中华经典精粹解读[M].北京:中华书局,2012.

[4]王璐.美国智库影响美国对华贸易的机制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

[4]丁煌.美国的思想库及其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J].国际技术经济研究学报,1997(3):31-37.

[5]左雪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定位思考[J].情报杂志,2018(6):33-39.

[6]伍欣.新时代智库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应对措施[J].国是论丛,2018(2):59-61.

[7]许悦.新型高校智库建设的现实困境与发展策略[J].决策参考,2018(8):62-66.

[8]任林茂,王伟静.我国新型智库的分类、特点和能力提升策略[J].高教探索,2017(4).

[9]许淑萍,李玉艳.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着力点[J].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16(6):42-45.

[10]王金炳.试论我国政府决策科学化的思考[J].法制与社会,2012(29):134-136.

[11]刘宁.智库的历史演进、基本特征及走向[J].重庆社会科学,2012(3):103-109.

[12]柳静,毛劲歌.浅析行政决策咨询系统构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理论探讨,2011(9):111-113.

[13]何顺进,范磊.中国传统智囊的智力转化术[J].决策史鉴,2009(7):68-71.

[14]黄松菲.中国智库内参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17.

[15]王璐.美国智库影响美国对华贸易的机制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6.

作者简介: 张莉(1995-),女,重庆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政府政策理论与实践、城市基层治理。

标签:;  ;  ;  ;  ;  

中国特色智库建设与决策科学化论文
下载Doc文档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