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理论到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理论——杰索普论福利国家的危机及其出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凯恩斯论文,国家论文,福利论文,主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的历史命运和资本主义国家当代转型的激烈争论，是全球化时代国家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当代英国著名国家理论家杰索普指出：“考虑当前全球化发展中的国家问题，关键是要澄清原有的国家制度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即至关重要的问题是福利国家会怎样被重构。”① 基于此，杰索普认为， 伴随着资本主义新的时空定位和尺度重组，资本主义的积累策略、调节方式和治理模式以及国家的形式与功能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主义国家的类型正在从福特主义中的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转变为后福特主义中的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
一、福利国家危机的种种解释理论
战后盛行的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既促进了战后经济的繁荣，又赢得了相对和平安定的政治局面。不过，20世纪70年代世界石油危机爆发，福利国家体制“开始出现裂缝”②，有关福利国家的危机话语开始流行。约翰·基恩认为，把20世纪30年代不景气的、充满冲突的政治经济转变为战后世界官僚主义福利国家的繁荣计划，已经陷入绝境。“福利国家在政治上的胜利已经演变成肯定的失败。福利国家所引起的问题和意想不到的后果，已经超出了它现在通过官僚主义管理手段所能解决的范围。”③ 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一书中也明确指出，由于国家过多地介入经济生活，承担起取代市场和补充市场的职能，这会最终导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官僚福利体制陷入一种新的合法性危机。对福利国家危机的解释及其解决方案的设计成为20世纪70、80年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主要话题。
奥康纳关注福利国家的财政危机，他指出，在国家财政开支不断增长的同时，税收却受到限制，这一矛盾导致不断的财政赤字，沉重的财政负担使得福利国家寸步难行。引起福利国家发生财政危机的基本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1）垄断资本的大规模发展，要求越来越大量的、技术先进的现代化基础结构，需要有大量“社会投资”支持其发展。（2）资本主义的“国有”经济部门的日益扩大， 使社会用于这个领域的支出不断增加，投资量大、生产率低、就业人数很多、产量提高缓慢，都加速了财政危机局面的发展。（3）旧的国家机构不断扩大，新的国家机构接连产生，这主要包括“福利机构”和“战争机构”两种，他称之为“福利—战争国家”，这些沉重的预算开支加重了福利国家的“财政危机”。④ 奥康纳对福利国家财政危机的分析深刻影响到后人对福利国家危机的系统分析。
在《合法化危机》一书中，哈贝马斯将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划分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系统，并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民族福利国家的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和动机危机的总危机趋势。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的政治、经济干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危机，主要危机是政治系统的合理性危机和合法化危机，社会危机从经济系统转移到作为政治系统的国家。合理性危机是指“国家机器左右摇摆，举棋不定，一方面是人们期待干预，另一方面则是被迫放弃干预；一方面是独立于自己的服务对象，但这样会危及系统，另一方面则是屈从于服务对象的特殊利益”。⑤ 合法化危机是指“国家不能把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功能失调的效果保持在选民可接受的程度内，如果国家在自我降低其可接受性的临界点方面仍然是不成功的，那么，合法化的消解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⑥ 哈贝马斯认为，应该“设法摆脱固执于福利国家模式和倒退到资产阶级形式法的两种选择，并建立两种模式之间或多或少的混合”⑦，亦即通过以交往理性、商谈伦理、生活世界为基础的“民主法治国”来解决晚期资本主义以及福利国家的危机。
在吸收奥康纳和哈贝马斯思想的基础上，奥菲对福利国家危机的分析富有代表性。奥菲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划分为经济子系统、政治—行政子系统和规范子系统。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在战后成为整个社会系统的中心，一方面要维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的运转，另一方面又要通过福利保障和福利供给维系民族大众对国家的合法性支持。但由于商品交换形式是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根本原则，劳动力的商品化是市场关系的根本保障，国家必须维持商品化，而福利体制本身却必须以劳动力的“去商品化”为基础，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供给必然要破坏资本主义经济的商品交换关系。福利国家徘徊于“去商品化”和“行政再商品化”之间，使其陷入了“奥菲悖论”：“尽管资本主义不能与福利国家共存，然而资本主义又不能没有福利国家。”⑧ 这种困境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得到避免和解决。为此，他提出一种基于新社会运动的民主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并坚称“民主社会主义已经转变为生态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强调抵制并阻止资本主义理性化过程进一步盲目发展的必要性”。⑨
与奥菲和哈贝马斯不同，法国调节学派更关注福特主义范式本身的危机，阿格利塔和博耶尔等人认为，福特主义难以适应集体福利服务，低生产力增长率和高工资意味着劳动密集的福利服务限制了资本积累，解决的方法是“更彻底地转变集体消费的生产条件，使积累可以通过非生产劳动进入剩余价值的劳动之中”。⑩ 在调节学派看来，福利国家的危机根源在于福特主义生产范式本身的衰竭和危机，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深受福特主义生产范式的结构限制。因此，问题不在于福利国家的危机，而在于产生这种福利国家的生产范式本身的危机，解决危机的手段只能在经济领域即积累体制的变迁中寻找。
也有学者认为，福利国家的矛盾可以从福利体制自身的改革当中找到解决方案。相比于福利国家的危机及其替代性的左、右不同方案，吉登斯主张走“第三条道路”，既反对完全取消福利国家的右翼，又反对坚持传统福利国家模式的左派。他说：“第三条道路政治应当接受右派对福利国家提出的某些批评……某些类型的福利机构是官僚化的、脱离群众的、没有效率的，而且，福利经济有可能导致违反设计制度之初衷的不合理结果。但是，第三条道路政治并不把这些问题看成是应剔除福利国家的信号，而把它们视为重建福利国家的理由。”(11) 由此，他提出以积极的福利取代消极的福利，让市场和社会在福利政策和福利供给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当然，我们还需要提到艾斯平—安德森。在《转变中的福利国家》一书中，艾斯平—安德森指出：“福利国家的经济成果肯定不能忽视。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在经济效率背后的唯一可靠的基本原理是：经济效率将产生福利。因此，社会公民权利的观念也可以延伸到21世纪。”(12) 在安德森看来，尽管福利国家陷入重重的危机之中，但是福利供给仍然是保障社会公民权利的重要方面，福利理念深入到现代的公民思想之中，而进一步提高公民的福利水平，关键在于如何提高经济效率、提高公民的劳动积极性，福利体制不仅不应当废除，而且应当伴随着生产方式的变迁而得到重构。
与奥康纳、奥菲、哈贝马斯、吉登斯、安德森等理论家考察福利国家危机的时代（20世纪70、80年代）相比，杰索普所处的20世纪末、21世纪初，无论福利国家本身还是福利国家理论，都面临着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杰索普指出，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在当代的重构，关键在于全面而系统地分析各个维度出现的可能危机，而这需要综合各种理论解释的成果。杰索普遵循调节学派的路径，更为强调资本主义因重组积累策略、政治策略以及发展出新的调节模式、治理机制而发生的深刻变革，并且追随安德森和吉登斯，坚持认为福利观念、福利体制及其重构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中仍然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层面上发生的结构调整和重组以及治理、元治理的出现，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和福利体制正在走向新的未来。
二、杰索普论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及其危机
杰索普认为，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类型必须首先分析其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他将之称为积累体制或积累策略。积累策略界定了“一个特殊的经济增长模式，并兼有各种超经济的前提条件，还勾画出一个适于其实现的一般策略”。(13) 国家形式、国家干预与国家政策的选择，随着积累策略的改变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成功的积累策略维持着资本流通的整合。资本主义在特殊的时空定位和尺度安排中选择其积累体制、调节方式和治理模式，由此形成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多样性和阶段性。积累体制的变化是调节方式、治理模式、国家形式变化的主要根源，正是积累体制的变迁造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不断重构，而调节方式与治理模式则构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功能与形式的具体特征。
战后资本主义的积累策略或积累体制，被称之为福特主义。作为劳动过程的一个独特类型，福特主义包括大规模生产，建立在由许多半熟练的工人操作的流水线技术的基础上，生产相对比较刚性。作为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增长模式，福特主义建立在大规模生产、生产率的提高、工资水平的提高、大规模需求、利润的不断增长、有效率的增长周期之上。作为一个经济调节方式，国家通过整合资本流通和消费品工业、管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冲突、对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进行“危机管理”，从而促进福特主义经济的增长，维持其有效的运行。作为一般的社会组织样式，福特主义的工人依赖于工资和社会福利，国家服务于满足他们从摇篮到坟墓的需要，官僚国家提供的标准化公共物品和服务不断增长。
与福特主义相对应的资本主义国家类型即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是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形式。（1）在提供资本积累的内外部条件从而促进私人资本的利润实现时，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是凯恩斯主义的，它试图在相对封闭的民族经济内通过需求管理保障充分就业。（2）在再生产劳动力和保障社会再生产所需的条件时，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指向的是福利，它试图在与充分就业增长水平相一致的情况下调节集体薪资协议，使规模消费标准化、普遍化，促进有利于福特主义增长的集体消费形式，从而所有公民可以分享经济增长的果实。（3）在其主要职责是在民族国家边界内的不同尺度上发展和引导凯恩斯主义福利政策时，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是民族的。民族经济与民族国家通过制度的、话语的联结形成了战后经济的相对封闭和重构，出现了“30年的繁荣”。（4）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是国家的，国家在福特主义积累体制中是市场力量的主要补充者，并且在市民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国家被用来弥补市场的失灵并且把繁荣普及到所有公民。(14)
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作为一种理想的或抽象的福利体制之指称，并不存在一种纯粹的模式或类型。杰索普发展了安德森的福利体制分类学，并指出分析凯恩斯主义福利体制的类型学，需要我们对增长模式、调节方式和福利体制的本质之间的路径依赖的结构耦合进行更成熟的分析。在经济和社会干预的形式方面，我们可以区分出自由社会市场体制、社会民主主义体制、保守合作主义体制、管制主义体制、调节性国家、经济和社会的依附主义模式。它们分别对应于北美、北欧、英国、法国、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南欧等六种福利体制。同样地，就治理而言，我们可以区分出自由混合经济模式、协商经济模式、国家主义模式、家族模式等。(15) 尽管存在着各种不同实体的福利体制，但是其一般特征仍可辨别和归纳出来。福利体制是传输福利的复杂机制的基体，这些机制包括：职业利益、国家的直接财政再分配、金融手段、国家基金、国家提供的集体消费、住房再分配、家庭的代际维持、慈善活动、基础设施建设、养老金等。凯恩斯主义国家的福利传输主要有三种主要形式：（1）集体组织的社会保障体系，其功能如照顾失业者、患者、孕妇、退休者；（2）通过财政金融系统和社会政策，对工资收入、税收进行再分配。（3）扩大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输出，扩大公共财政，从而促进社会的集体消费。
在考虑了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的一般特征和福利体制之后，杰索普考察了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作为民族国家的独特类型。这主要表现为：（1）在各种正式政治组织的不同空间尺度上，主权国家被认为是首要的层次。地方和区域的政府主要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政治的传送带而发挥作用，民族国家主要关注人口、再生产、公民权、移民和领土的捍卫。（2）国家的经济策略和经济调节主要建立在相对封闭的国民经济前提上，民族经济物质的和话语的建构依赖于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的经济调节。（3）在经济组织的不同空间尺度上， 国民经济主要与国家行动保持一致，按照民族共同体而加以界定和衡量，按照共同体目标的变化加以控制。地方和区域经济被视为国民经济的次级单元，地区间的差异相对不重要。（4）福利和社会再生产政策的主要对象被看作常住的国家人口以及他的家庭和作为个体的公民。（5）国家社会基础的主要单元是作为民族国家公民的政治主体， 他们被赋予了不同的法律、政治和社会权利，并且被组织为经济法团组织的成员（如工会）。（6）围绕着国内政治领导权斗争中心的是民族—大众的斗争以及实现政治过程中公民权利的扩展和保护，这主要涉及经济和社会的再分配问题，但本质上仍是资本主义特征的。(16)
由此，杰索普对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作出了如下总体特征的描述：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对于福特主义的主要贡献在于，它控制、转移或推迟了资本关系不同形式中的矛盾以及福特主义积累体制中所表达出来的策略困境，成功遏制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固有矛盾。但是在今天，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陷入了多维度的危机。在国家维度上，这种危机主要体现在：（1）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的不断增长破坏了一些支撑福特主义积累的条件，国内市场相对饱和，福特制的增长动力被逐渐耗尽，利润率和总利润不断下降，经济出现滞胀。（2）财政金融危机。一方面社会保障支付的税收基础减少了，同时用于收入保障和福利服务方面的开支增加了。此外国家对技术创新、经济重建的支出扩大，对资本一般的征税减少，限制了可用于社会支出方面的资金来源。（3）政治危机。凯恩斯福利民族国家遭遇到特殊资本与“有组织”工人对税收和经济滞胀的抵抗，伴随新的经济和社会条件而来的新问题没有得到国家的合理解决，新的冲突和斗争形式（如新社会运动）无法被整合进战后的妥协方案中，新的问题和新的风险种类（如污染）在旧形式中也不易被控制、调节或治理。（4）社会危机。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遭到生活世界两类倾向的瓦解。一是市民社会的非国家化、新社会运动的扩展削弱了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二是拒斥与福利国家相联系的价值观念、社会认同和利益，拒斥社会民主主义和福特主义对平等主义的支持以及阶级间的再分配政治。（5）话语危机。随着官僚国家解决危机能力的削弱，危机越来越无法得到管理和治理，危机趋势有增无减。各种社会力量为寻求解决危机的办法和策略展开了竞争和冲突，如对福利国家的浪漫主义式拒绝（新保守主义）、寻求新的共同体主义福利国家（社群主义）、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的重组和削减（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供给和公共产品输出的重新私有化（撒切尔主义）等等。话语冲突使得福利国家从其出现起就仿佛处于危机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夸大或加剧了凯恩斯主义民族福利国家的合法性危机。(17)
就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尺度的危机来看，主要体现在：（1）由于当地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冲突的不断增长，以及在美国霸权下组织起来的国际规制，使得主权国家无法确保民族国家政治与经济的有效运行，因而自身的中心地位遭到质疑。（2）因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合法性的降低，使得原来“地方保护主义”式的民族经济希望通过诸如“欧盟”之类的政治手段将其生产和积累扩展至更广阔的经济空间。（3）地方和区域的经济体越来越认识到， 它们自身具有的一些独特问题不能通过民族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或微观政策来解决。这推动了地方与区域开始实行自下而上的经济政策，中央的经济控制力不断减弱。（4）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的经济目标还依赖于大量的劳动力移民，这威胁到了国家的凝聚力，同时增大了充分就业和福利体制的问题。（5）政治代表制也出现了危机， 公民普遍对政治参与和政治选举缺乏热情，甚至拒绝战后形成的劳资妥协关系。相反，新社会运动的兴起挑战着福特主义与福利民族国家的逻辑，并开始寻找一些替代性的经济和政治的组织形式。（6）领导权斗争从民族—大众维度的扩大繁荣和福利权利向两种趋势转变，要么是更为世界主义、民粹主义、权威主义的话语，要么是更为经济开放、世界主义、“更多市场，更少国家”的新自由主义话语。尽管两种趋势继续存在，但已被如何最好地提高竞争力的斗争策略所代替。(18)
杰索普指出，危机从来就不能被简化为一个纯客观的现象，危机是客观上多元决定而主观上不确定的现象，这就为策略干预创造了空间。福特主义范式的危机、全球化对民族尺度产生的影响、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的危机以及危机的越来越难以“管理”即奥菲所说的“危机管理的危机”，这些危机趋势结合成一种普兰查斯所说的“有机的危机”。这使得人们尝试对经济、社会和政治进行不断的调整与重构。
三、杰索普关于福利民族国家未来的设计
杰索普指出，在全球化与后福特主义的历史语境下，资本主义国家正在经历一种转型。后福特主义的典型形式也被称之为以信息、高端科技、微电子技术为基础的“知识经济”，具有弹性化的生产方式、新的集体消费关系，它成为经济、政治、社会之重构的指导性策略，它“标志着与福特主义的刻板的直接对抗。它依靠同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产品和消费模式有关的灵活性。”(19)
相比于福特主义，后福特主义的特点是：（1）作为一种独特类型的劳动过程，后福特主义是一种基于多技能工人与不熟练工人相结合的弹性机制和弹性系统的弹性运转之上的弹性生产，以空间经济和网络经济的运行为基础，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作为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增长方式， 后福特主义是弹性的和创新性的，有效循环将基于灵活和网络化的生产，在技术、其他创新租金以及灵活性能的充分利用之基础上，利润率大大提高，从而扩大了更灵活的生产装备、技术和新产品的再投资。（3）作为一种经济调节方式， 后福特主义从官僚主义形式在合作结构中占据统治性的支配地位，走向扩散化的、非中心化的、更弹性化的组织形式，国家放松了管制措施，削减福利预算和财政赤字，让市场充分发挥调节作用。国家主要是以培育知识基础、营造创新环境、提供制度设计为其关键的干预模式和调节方式。（4）目前还不存在一个类似于福特主义建立在规模生产和规模消费基础上的工业社会的明显的后福特主义社会化模式，当代社会的组织模式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具有混合性，民族认同和社会聚合也越来越难以形成。(20)
在后福特主义时代，影响资本主义国家转型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全球化，全球化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复杂难辨、难以估摸。如今成为时髦用语的“经济全球化”或全球资本，是一个资本积累在全球范围内整体性的结构整合和策略协调的过程。这个过程主要包括：（1）通过全球资本不断的对内渗透和对外输出，民族国家的经济空间不断国际化。（2）通过囊括许多具有经济或地缘联系的民族国家，形成了区域经济集团，如欧盟，并且区域经济集团之间的联系与协作在不断发展，如亚太经合组织。（3）不同民族国家经济中毗邻或不毗邻的地方或区域之间经济联系的增长——常常是跨国甚至洲际性的——导致了不断的“地方全球化”趋势。（4）多国化不断的扩展和深化，跨国公司、跨国银行、国际生产服务公司从有限的国外经济活动移向更广的世界范围，形成了“全球地方化”趋势。（5）为解决全球经济问题和与经济相关联的其他问题， “国际规制”不断地扩大和深化。（6）急剧的全球化进程引入了全球标准和全球规范， 并且不断扩大其被接受的范围，采用了全球基准，市场的全球整合发展了一种全球策略，“失去祖国的”公司不再明显以民族国家的运行为基础。
另外，经济全球化不断在策略和结构上创造或重构着社会关系的新尺度。在众多尺度中变化最大、重要性越来越大的尺度，无疑是时空尺度。一方面，由于交通、通讯、控制、知识、信息等新的物质和社会技术的协助，时空延展更为突出；另一方面则是空间被时间征服，各种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流动速度打破了其空间的停留性。时空尺度的不断激增和复杂化导致了其他尺度不断地相对化，从而使资本主义的竞争形式和竞争基础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也就意味着经济与政治活动的制度组织尺度越来越相对化和多样化，在全球化的时空定位上，资本主义的组织原则、制度建构和治理模式正在重新整合和重组。
可见，在后福特主义与全球化时代，技术和经济范式的转换、经济与超经济因素之间接合形式的不断变化、尺度的不断相对化、时空定位的不断复杂化以及新的积累体制、调节方式、治理模式及其社会化的重构，对于国家的形式和功能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带来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转型。在此背景下，政治的总体反应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从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转向一种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
“竞争国家”指称国家的如下特征：其目的是保证国家边界内的经济增长和资本的竞争优势，同时也保证国家在边界之外的竞争优势，这主要是由促进经济与超经济条件之间的接合而实现的，这些条件是保证国家经济活动和与其他国家竞争成功的基础。竞争国家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利用其政治权力，试图通过单独的活动或与其他力量、其他国家的合作，保障内部和外部经济空间中的资本积累和社会再生产。“熊彼特主义”即是制度经济学家熊彼特关于竞争和创新的思想，它指的是竞争力取决于个人和集体在资源、科技、生产、组织或市场中的创新能力，这些能力不仅仅是狭义的经济因素，也包括了广泛的超经济因素。在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中形成的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试图通过推进相对开放经济中持续的创新和灵活性，并通过超经济条件与经济条件之间的重新接合来强化后福特主义经济的结构性或系统性竞争”。(21)
与福特主义相比，后福特主义的经济主要是一种基于知识的经济，知识培育和技术创新在经济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因此，就知识领域而言，国家必须妥善处理知识作为一个虚拟商品存在着的矛盾：一方面，知识共享对于知识生产很重要。另一方面，知识产权在信息资本主义社会中是积累的主要基础。知识共享的重要性与知识产权的私有性构成了知识生产中的矛盾和困境，所有国家都必须努力解决这些矛盾和困境。由此，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在此起着两方面的作用：第一，它必须促进知识产权从而有利于知识的商品化（专利、版权和许可）。第二，它必须保护作为整体经济竞争优势之基础的知识共享。(22) 创新和企业家能力在后福特主义中的重要性在新的国家策略中得到反映，竞争国家也不断参与技术情报的收集，帮助创造独立的技术能力和提高创新能力、技术能力和技术转换，以便许多公司可以尽可能从由特定经济部门承担的研发活动所创造的新技术中受益。竞争国家还通过创制直接支持企业的机构和结构或支撑企业氛围的机构和结构，以及通过风险资本的提供、补贴、商业园的建立、技术转化机制、技术帮助、知识产品的投资等措施直接参与到有利于资本的技术租金的追逐中来。
与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相比，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对资本积累的独特功能主要有10个方面：（1）在民族国家的经济空间内改变调节框架， 从而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化和流动性。（2）使外汇活动自由化并去调节化， 参与国际金融制度建构的重新设计。（3）调整国际贸易和海外投资的制度结构。（4）设计和巩固有利于金融、工业和商业资本跨界活动的空间定位。（5）促进本国的民族资本或区域资本的竞争力，并且为其全球扩展提供适当的条件。（6）为本国内部的资本流动和竞争提供支持，扩展国内的城市、区域间的经济竞争，并且参与国际角逐。（7）管理流动资本的潜在利益与国家自身利益之间的张力。（8）促进经济活动的新空间和弹性生产的新形式。（9）调节整体社会再生产的长期条件与短期的市场利益计算之间的矛盾和困境。（10）创造适合本国资本关系和资本积累的新时空定位，接合去领土化与再领土化、去时间化与再时间化的过程，创造新的时空分离和时空压缩。(23)
与凯恩斯主义充分就业的福利体制相比，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正在进行深刻的福利体制重组，正在走向工作福利体制。事实上，资本主义并没有因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的危机而放弃福利体制，相反，福利国家正从其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等方面进行重组：（1）社会政策越来越屈从于经济政策。 国家利用社会政策增强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创造出适合于全球化知识经济的、弹性的、有进取心的产业工人。（2）国家重组或重新设计社会政策以便减低社会工资的压力， 工资越来越成为国际生产的成本，工资作为国内需求的源泉这一方面的角色明显相对转弱。（3）集体消费的功能和形式发生了变化，比如养老金的指数化从工资转向价格，国家正在促进形成一种多元的退休养老保障体系。由此，福利国家正在走向工作福利体制，这种体制不仅要使穷人积极工作和富于进取心，同时也要使弹性的劳动力市场良性运转，它希望“人人拥有能够满足生活的、有意义的工作，而且是既能得到承认又不伤害他人的工作”。(24) 当然，这种工作福利体制现在并不具备一种巩固或稳定的特征，而这样的努力是否可以实现其目标也还有待检验。
与福特主义时代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相比，后福特主义时代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的另一个更引人注目的变化在于民族国家的传统地位受到挑战。在福特主义战后30年的经济发展中，民族国家经济是理所当然的经济管理目标，权力关系主要围绕着民族国家展开。随着后福特主义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同形式的民族国家由于移民的不断增长而受到挑战，它降低了种族的同质性、文化的同质性和公民对民族国家的忠诚；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也在不断挑战福特主义的工业逻辑和凯恩斯福利国家主义的逻辑，转而支持另外的经济和政治组织形式。
由此，国家组织和政治就发生了新变化：第一个趋势是国家的去国家化。民族国家机构正逐渐空洞化，其权力正不断地被超国家制度剥夺，或转移给地区或地方层次以及一些正在出现的权力网络，国家能力在超国家的、国家的、次国家的以及跨地方的层次上进行重建。第二个趋势是政治制度的去官方化。如果说去国家化涉及到民族国家活动领土的分散，那么去官方化则包含公共—私人划分的重新绘制、任务的重新分配、组织和任务之间关系的重新连接。第三个趋势是政策规制的国际化。国家内部行动的国际背景已经扩展到包括超地域的或跨国的因素和过程，对于国内政策来说，它们在策略上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在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中，民族国家自主性的丧失使得超国家合作、协调和次国家空间的复活成为必要，民族国家的传统地位不断受到挑战。但是它同时为民族国家自身去调解不断增多地重要的超国家和次国家行动拓展了空间，与政策规制国际化相应的是民族国家试图为塑造国际政策规制而斗争。(25) 也正因为如此，杰索普提醒我们，由此裁定民族国家正失去作用似乎过于匆忙，国家的重新调整既不是民族国家的逐渐衰弱，也不是基于“更多市场、更少国家”的简单移植，事实上只是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遭到侵蚀。相反，随着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边界的后退，民族国家其他方面的边界正在推进，其他的政治形式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民族国家不是正在消亡，而是正在被重新想像、重新设计、重新调整以回应挑战，其主要途径是治理与元治理的制度建构。
综上所述，在杰索普看来，代替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的将是这样一个类型：它是以后福特主义知识经济的增长方式为基础的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福利体制不但保存下来并且正在进行深刻重组，它将走向工作福利体制；随着全球化的新时空定位和尺度，经济的民族国家尺度已经相对化，但民族国家仍然持续地扮演着重要角色；治理、元治理是资本主义国家有希望的出路。尽管新的资本主义国家形式仍然在历史的地平线上，我们还无法精确把握其确定的历史轨迹，但是通过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与治理、元治理的结合，杰索普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找到了解决“奥菲悖论”的出路。
注释：
① Jessop,B.(eds),Flexible Politics,London: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1991.p.104.
② 郑秉文：《全球化对欧洲合作主义福利国家的挑战》，载《世界经济》2002年第6期。
③ 约翰·基恩：《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④ 参看李青宜：《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国家理论》，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5年第3期。
⑤ 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4—85页。
⑥ 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04页。
⑦ 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92—493页。
⑧⑨ 克劳斯·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256页。
⑩ Aglietta,M.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The American Experience,London:New Left Books,1979,p.157.
(11) 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17页。
(12) 哥斯塔·艾斯平—安德森编：《转变中的福利国家》，重庆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13) Jessop,B.,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197.
(14)(15)(16)(17)(18)(20)(22)(23)(25) Jessop,B.,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2,pp.59—61,p.64,pp.71—72,pp.174—177,pp.81—94,pp.96—103,p.129,pp.138—139,pp.195—200.
(19) 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91页。
(21) 杰索普：《紧随福特主义的是什么？关于资本主义分期与管制》，载罗伯特·阿尔布里坦、伊藤诚等编：《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繁荣、危机和全球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5页。译文有改动。
(24) 克劳斯·科赫：《市场的贪欲：国家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无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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