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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怎样？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这些问题，毛泽东本人曾作过精辟的论述。重温毛泽东这些论述，甚感意味深长，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一、什么是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有很多论述，其中比较集中的一次是1967年6月17日同周世钊的谈话。 他在回答周世钊提出的问题时说：“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一种思想体系，一种指导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思想体系。 ”（《领袖情 毛泽东与周世钊》第195页）
毛泽东这段话，深刻地阐明以下三点：其一，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它的理论根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它的基本内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统一的。正如周恩来说的“毛泽东思想是从马列主义发展的，马列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根”。其二，毛泽东思想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延安就说过：“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思想，是千百万的先烈用鲜血写出来的，是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毛泽东同周世钊的谈话中，谈了中国革命在1935年遵义会议以前，因为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的实践结合起来，或者结合得不好，走了很多弯路，吃了很多的亏，遭受了很大的损失。遵义会议是历史的转折点。从1935年起，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比较好地结合起来，到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时，“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正确思想体系，可说已经到了成熟的地步了。于是，大家觉得很有必要给这种思想体系安个名称。”他说：“党中央当时确定把这种正确思想体系叫做‘毛泽东思想’，决不是说‘毛泽东思想’就完全是我一个人的思想。它是包括一班人的正确思想在内的。明确地说，‘毛泽东思想’是包括我们这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正确思想在内的思想，只不过是用我的名字来代替罢了。但我一直不同意用我的名字来代替。我曾多次批示不用‘毛泽东思想’，而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可是他们不听，这叫我有什么办法呢？当然，在这种正确思想体系里面，我的东西可能要多一点。”这就是说，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想，也不是他一个人创立的。其三，毛泽东思想是一种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思想体系。这就是说，这是一种思想体系，而且是一种经过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的正确的思想体系。它的内容是包括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也包括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理论，而社会主义建设还正在开展，还需要不断经受实践的检验。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对编辑出版他的选集持极为慎重的态度。早在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4 卷出版后，第5卷就有了一个清样本， 但毛泽东本人明确表示暂不愿出版。他多次说，他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著作究竟行不行，还有待于更多的实践检验。1962年1月， 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说：“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向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7、829页）他还说过：“对于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还不甚了解。”“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党的文献》1992年第5期）。
可见，毛泽东之所以不同意出版第5卷， 其主要考虑就是他觉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并未完全掌握，他认为在试验探索的过程中，所提出的一些观点，所制定的一些政策，还需经过较长时间实践的检验，还需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和完善，不能立即作出结论。
二、不要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提
不要将自己的名字与马、恩、列、斯并列，不要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提，这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
1948年8月13日，吴玉章给周恩来电报， 表示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习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并说“这样说是否妥当，请同主席和少奇同志商量后，赐以指示”。毛泽东在8月15日发电吴玉章说：“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 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03页）
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中， 针对王明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定义”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应该这样提法，这样提法较好。”他还说：“为什么不应当将中国共产党人和马、恩、列、斯并列呢？我们要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不反对也不应当反对宣传中国的东西。但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书，可是实际上没有对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的宣传。所以现在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等，而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我们说，我们这一套是一个国家的经验，这样说法就很好，就比较好些。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59 、 260页）
1952年4月25日， 毛泽东审阅《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送审的国庆社论时，将提纲中“毛泽东思想”五字勾掉，并批示：“邓拓同志：此件已阅……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1953年4月10日， 他在审阅《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成立宣言草稿》、《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章程（草案）》时，将其中五处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字样全部勾掉，并写道：“彭真同志：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应将这些字删去。”在八大前，毛泽东多次在中央文件和有关文件上删去“毛泽东思想”，并指示今后不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党的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没有提“毛泽东思想”，正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八大后，毛泽东仍坚持这一意见，他多次在中央的文件和有关文章中删掉“毛泽东思想”一词。例如，他在审阅1968年9月《人民日报》社论初稿中，将6处提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统统删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认为，自己和马、列的关系，是先生与学生的关系，不应并列；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是“总店”和“分店”的关系，是“根”与“枝干”的关系，不应并提；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统一的，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误解”。已经有了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思想、路线、政策等，如再搞一个主义，那末世界上就有了几个主义，这对革命不利，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61页）毛泽东的这些看法是站得很高的， 是从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高度和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高度来认识的。
三、要“突出马列”，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
毛泽东对林彪一伙大肆吹嘘的“顶峰”、“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把什么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等同或对立起来，深为反感， 并作了多次批评。 他在1966年7月8日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说：“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话。”
1970年4月3日，毛泽东对《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一稿批示，提出：“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他删去的话，包括：“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毛泽东同志……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等。他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谈到：“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讽刺。”毛泽东多次批示“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以后不要这种不合实际情况的自吹自擂。”
毛泽东是一个忠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一贯重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学习、研究和实践，毛泽东晚年特别强调要“突出马列”。1970年7月，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 针对陈伯达等人搞的“天才”语录，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判先验论和唯心史观，强调要读马列的书。在批陈整风中，他对选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9本书， 批示：“大本宜选读《反杜林论》”。他在叶群第一次书面检讨的批示中，批评叶群等人“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指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一个共产党人不读一点马列怎么行呢？我指的主要是担负高级职务的人。”1971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一文件中批示：“只在18 页上去掉一个词（指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语中的“毛泽东思想”——笔者注），以便突出马列。……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辩证法，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毛泽东在二十六年前讲的“突出马列”，“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对当今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前苏联、东欧的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科学地分析和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的扭曲变形和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崩溃的历史教训，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社会主义“大失败”、“已经灭亡”的断言，作出有说服力的批判，进一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推进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