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道路和哲学工作者的使命——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当代中国论文,工作者论文,使命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光辉灿烂的20年，也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20年。20年来，从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到恢复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认识路线，从发展和解放生产力的指导思想到“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改革开放实践中的威力。而这些原理本身或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或者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发挥。这个事实说明，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陈旧的课堂哲学，应该另外创立一个什么体系之类的看法是不全面的，甚至是错误的。20年来，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证明，关键是能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已经陈旧或过时的问题。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并根据当今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总结了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教训，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从而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的原则，既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年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总结，又为我们指明了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原则。
一、真理没有新旧，“老祖宗”不能丢
任何一门具有科学性的思想体系，都是由一系列原理构成的。自然科学是这样，社会科学也是这样。科学体系的某些原理，它的不完备可以为新的事实和理论所补充，被证明为过时的、不适用的原理也可以为新原理所取代。这是科学发展的普遍规律，是人类实践和认识的进步。但是，认识的可靠性是以其中包含的真理性颗粒为尺度，而不是以出现的时间长短为准则。在认识史上可以有古老的真理也可以有最新的谬误。因此某个原理是否要被抛弃或被取代，不取决于它出现的时间而是取决于理论本身的正确程度。
邓小平一直强调“老祖宗”不能丢。他坚持“一定不要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丢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邓小平文选》，2 版，第1卷，2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还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8页。）邓小平之所以强调“老祖宗”不能丢，正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科学体系。而凡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理论是不能被随便推翻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的一百多年间，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从来没有断过。一些人以时代的变化为借口，说马克思主义具有维多利亚时代的印记，在现代还坚持马克思主义，如同有了电子显微镜仍然使用放大镜一样。“过时论”已经出现过一千遍，现在仍在重复。不同的是，由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马克思主义“破产论”更是甚嚣尘上。“破产论”本质上仍是“过时论”，是“过时论”的变种。可连一些明智的西方学者都明白，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被消灭的，他们说：“苏联共产党政权在欧洲的垮台宣告了冷战的结束，但还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挑战的结束”；“再度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古典主义的思想的挑战，会比苏联共产党政权曾经构成的挑战更令人生畏”。邓小平高瞻远瞩，在苏东剧变后世界人民陷于困惑之际，他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他还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3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科学性，是它不会过时、不会被消灭的保证。事实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新胜利不用说，西方在经过苏东剧变的最初的猛烈冲击之后，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复兴和宣传攻势日趋活跃，各种大型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会议频频举行，如1996年7 月英国《社会主义者评论》杂志等单位组织的“’96马克思主义大会”，1997年10月由《当今马克思主义》杂志、“马克思世界协会”等主办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国际讨论会，1998年5 月由法国“马克思世界协会”主办的“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巴黎国际大会”，会议的规模多达千人甚至数千人。 即使在前苏联和东欧地区，马克思主义和左派力量仍然是不可忽视的。我曾在一首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诗中写到：“水行地底静寂寂，俯身侧耳有洪波”。马克思主义的火种是扑灭不了的。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打不倒，正因为它是真理，是科学。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由它的后继者所坚持和发展的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彻底解放、关于人类最终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创造性的开放的思想体系。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体系看，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新世界观、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和由此得出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系列结论。可见，马克思主义创立时的马克思主义包括两个不同的部分：一部分是根据当时的实践（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就）直接概括的经过验证的理论，如哲学理论和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和基本矛盾，关于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理论等；另一部分，尽管包括具有科学性的基本原则，但是没有经过实践检验，属于推测和假设的理论，如关于无产阶级如何取得政权、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只能从西方资本主义现实出发考虑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方式，只能从与西方现实资本主义对立的角度逻辑地考察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所谓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对立、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对立、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的对立，讲的是抽象形态中的两种社会形态的对立性。至于在建立现实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在特定条件下也可能出现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同时并存的局面。这个问题不在他们思考之列，因为现实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始终是未完成的，即不是封闭的体系。列宁和毛泽东就依据实践经验，对无产阶级如何根据本国特点夺取政权，各自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至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仍在就发达国家如何革命的问题进行探索。而邓小平根据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的实践经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凡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原理，应该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和科学成就使其丰富和发展；凡属原来未经检验、未经实践的原理，应该根据新的实践和新的经验去验证、补充和纠正，即用新的原理代替过时的旧的原理。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就是不断创造性发展和用新的原理代替个别旧的原理的过程。这与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是截然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是针对马克思主义整个体系说的，就体系而言，马克思主义永远不会过时，因为它以实践为源头活水，不断与时俱进；会过时的是个别原理，而个别原理的过时，正是整个体系永具活力的保证。
在考察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时，我们不仅要区分经过检验和未经检验的原理，还要区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具体结论。经过检验的基本原理是对规律的把握，可以丰富但不会过时，如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和发展的辩证规律的认识、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认识、关于资本主义最终会为更高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所取代的认识，等等。列宁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万能是因为它是正确的，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真理，都是从普遍规律的角度讲的。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根据特定时间、地点就某个问题作出的结论并不是不可改变的。事实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和革命前景的考察，明显地具有时代和地区性的局限。但这并不损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和威信，因为正是他们一再强调，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观察问题的方法。例如，恩格斯在致考茨基的信中曾批评杰维尔关于《资本论》评论文章的缺点，说：“他把马克思认为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的一些原理解释成绝对的原理。杰维尔忽视了这些条件，因此那些原理本身就成为不正确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6卷，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在给屠拉梯的信中，恩格斯提出了同样的批评，说“杰维尔在许多地方把马克思的个别论点绝对化了，而马克思提出这些论点时，只是把它们看作相对的，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9卷，79～80页，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历史上和当代，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和学说，在总体上能像马克思主义这样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基本的理论和方法，也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和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强调理论的运用必须联系实际，必须具有创造性。凡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做到的，他们的后继者可以做到，后继者还有后继者，这个过程永无止境。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才永葆青春。
所以，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包括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就不知道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反过来，不知道如何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把经典著作中的片言只语、把一些具体结论、把一些未经检验的推理和预测当成永恒不变的原则，就弄不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说“老祖宗”不能丢，不仅是指经实践检验过的基本原理不能背弃，也是指马克思主义关于应该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方法不能丢。
二、马克思主义不能空谈，必须运用
有人经常问，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什么用？我回答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大用处存在于用之中，不用则无用，用则有用。例如，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科学是生产力，等等，都是理论工作者甚至普通知识分子耳熟能详的原理。可是只有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先导，结合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实际，在中国开辟了社会主义历史的新时代、新局面，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极其充分地显示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思维方法的巨大威力。
哲学变革是政治变革的导言，这是恩格斯通过总结法国和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揭示的一条规律。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启蒙思想揭开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序幕，而德国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革命，则以枯燥的哲学命题曲折隐晦地反映了德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无产阶级革命更是如此。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都在从事为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进行的思想变革工作。他们创立新的革命学说，用马克思主义来武装工人阶级和工人政党，把形形色色的空想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潮从工人运动中驱逐出去。这项思想变革的工作长达数十年，最后无产阶级革命才第一次在俄国取得胜利。没有这种思想变革，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就不可能成为一支自觉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更不用说成为统治阶级了。
我国是无产阶级已经处于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所进行的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但改革涉及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方方面面的问题，就其深度、广度和困难程度而言不亚于革命。这场改革的导言同样首先是思想领域，是哲学变革。而这个思想变革难度更大，因为它所要反对的是各种各样以经典作家的片言只语拼凑起来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附加和错误解释，是被曲解或理解错了的社会主义，而其中不少就是我们自己亲手培育和创建起来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因而这个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思想解放运动比起反对任何资产阶级思想的工作都更为困难。邓小平的伟大英明正在于：他紧紧抓住思想变革，从恢复党的思想认识路线入手，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清除思想障碍。
邓小平首先以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契机，破除了“两个凡是”，为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以及长达20年的“左”的错误找到了比任何个人权威更有权威的权威，即人类的实践活动。这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否认、也不能否认的权威。在长期个人崇拜影响下的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仍沿着“两个凡是”路线滑行的中国，只有以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开路，才具有如此的回天之力。接着，邓小平又着力恢复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认识路线，以思想解放为先导，破除僵化半僵化的思想束缚，力求实事求是，以实事求是为依据解放思想。这样，不仅能越来越深入地总结国际和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并且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在中国大地上产生了邓小平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哲学变革是政治变革的导言，在中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中同样得到证实。
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是马克思的著名论断。人们往往容易把这个命题看成是新哲学体系的创造，以为哲学的应用似乎永远达不到把握时代精神精华的境界。其实不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而根据时代的需要结合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解决时代面临的重大问题同样是个创造。马克思说过，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提出问题并要求人类予以正确解决的过程。谁能敏锐地把握时代面临的问题并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上予以解决，谁就是伟大理论的创造者。邓小平积极支持并指导的关于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的巨大意义和理论价值，正在于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抓往了中国当时面临的向何处去的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存亡兴衰的问题，也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是个老命题，至少从1845年算起已经经历了一百五十多年，可中国面临的问题是新的，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个老的命题之所以能解决一个如此重大的新的问题，不仅在于这个命题本身的真理性，更在于处于新时代的运用者透彻地理解了时代的需要，创造性地运用了这个原理。因此，实践标准讨论在当代中国的作用不仅仅是理论的作用，而且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所爆发出的力量。
同样，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就是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它体现了辩证法与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邓小平并不是简单地重复这一原则，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新的问题，创造性地运用这些原则。不解放思想，就不敢提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当代中国的现实等所谓经典依据有定论的问题。不实事求是，就不能立足现实，通过总结国际国内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科学地回答这些问题，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新措施、新办法。所以，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虽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原则，但在邓小平的运用中被赋予了新的内容，成为开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创立邓小平理论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邓小平理论思维方法的特色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着眼于时代特点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反对本本主义。他说过：“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可以说，邓小平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一贯坚持有的放矢的原则。
宋代著名哲学家叶适说过一段很有见解的话，他把需要讨论的问题比之为“若射之的也，或百步之外，或五十步之外，的必先立，然后弓矢以从之。故弓矢从的，非的从弓矢”。的必先立，矢要从的，而非的要从矢，这是一条重要的唯物主义的原则。毛泽东极力反对强的以从矢的教条主义态度，反复强调有的放矢，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邓小平多次说，我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完全弄清楚。这就是说，我们对矢必从的而非的必从矢的原则没弄清楚。邓小平说，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必须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但必须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江泽民1997年5月29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 又重提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问题。江泽民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要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只有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才算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创造性的，必须是发展的。
矢必从的，非的从矢是正确的论断。可要真正弄清的之为的，又必须以正确的理论观点为指导。的必先立决不是不要理论，因为在人的实践中确立“的”的过程，就是总结经验进行理论分析的过程。在中国革命中，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分析中国的各种经济成分的比重，分析中国的各种阶级关系和阶层的状况，就无法正确把握中国社会的性质。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都是分析中国国情，以矢射的的名著。同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的许多重要著作和讲话，对我国的生产力状况、工农业的比重、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的比重、文盲半文盲在人口中的比重、科学技术文化教育落后的状况、贫困人口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状况，都有科学的分析。这些分析，立足国情，以矢射的，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并以此为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世界无不变之的，亦无不变之矢。以矢射的，的变，矢当然也要变。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中强调“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有的同志说，这是不是三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的（中国当代实际）？是一的三矢，还是只能一矢（邓小平理论）一的？这种怀疑或困惑，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分为相互排斥的三种体系。实际上我们只存在一种主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一种科学思想体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发展，而不是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体系。邓小平多次强调：“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上书，第173页。）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就无法理解邓小平理论， 也不可能产生邓小平理论；反之，离开邓小平理论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就会由于变为僵死教条而丧失它的生命力。
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所谓别的理论，指的是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例如，西方的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以及当今颇为热络的新儒家倡导的儒家治国论，等等。西方的经济和政治理论可以借鉴，但不能作为我们改革的指导原则，儒家学说也是如此，尽管它是中国的东西。在封建社会中，有人倡言半部《论语》治天下，但没有一个王朝是用半部《论语》治国安邦的，更不用说用《论语》来挽救封建制度的衰亡了。那种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异族文化，是外来文化，企图恢复儒学在当代中国的主导地位的意图，确乎是新时代的堂吉诃德。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哲学家们都热切地关心并讨论21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问题。我以为，中国哲学发展的道路，仍然是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毛泽东思想走的是这条路，邓小平理论走的也是这条路。这条路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实际，从而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原理似乎仍然是“老祖宗”的，可一旦与实际相结合，从中生发出来的新的内容以及它的实际效果远远超出原来基本原理的范围。这就叫坚持与发展的统一。正如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等一系列原理，一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它的作用是无可比拟的。我们有些人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陈旧，意在创新，来点新花样。我总是说问题不是面孔的新与旧，而在于真与不真。一个具有真理性的哲学体系，只要密切结合实际（包括自然科学成就和人类的社会实践），是能够不断增值的。相反，没有真理性，任何所谓创新都是经不起实践碰撞的泡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后，西方出现过不少哲学家和新的哲学体系，可真正能解决人类命运，指导科学研究的并不多。当然多了一些学者，多了一些哲学家，但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追求的并不是这个。我们需要的是发挥实践标准讨论所蕴涵的精神，即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着力解决实际问题。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能永葆青春。列宁的话是对的：“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列宁选集》，中文3版，第2卷，103～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这是实践标准问题大讨论，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通过邓小平的运用和发展所昭示的重要结论。
哲学贫困的说法现在非常流行。哲学圈子外的人这样说，以表示对哲学的轻视；哲学圈子里不少人也这样说，以表示对自己专业的无奈。其实，与蒲鲁东不一样，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贫困。贫困的是哲学家，或者说是哲学工作者。我们要区分开哲学的贫困和哲学家的贫穷。《庄子·山木》中有个故事，说庄子身穿打补丁的破衣服，脚穿用麻绳绑着的破鞋去见魏王，魏王说您怎么这样疲困呀？庄子说，我是贫穷并不是疲困，衣服破旧、鞋子破烂是贫穷，有理想不能施行才是疲困呀。这个道理，与哲学的贫困和哲学家的贫穷二者的区别相类似。
哲学家是贫穷的，可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并不因此而贫困。我不搬用我们的祖先，说哲学是我们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哲学，中国灿烂的文化是不可设想的，也不搬用中国革命史，说《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作用如何如何，只需看到20年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及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认识路线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伟大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就足矣。整个中国的历史、整个中国的革命史、正在进行的中国的实践运动，都证明我们的历史发展得力于我们丰富的哲学思维。哲学本身并不贫困。
仅就当前来说，现实提出了许许多多的哲学问题。例如，在自然科学中，西方科学哲学家有的重新对世界物质性问题提出挑战。他们说：世界只有在未进入人类实践和认识范围时才是客观的自在之物，一旦进入人的认识范围，就成为为我之物，成为现象；客体是不能认识的，当它一旦被认识就转变为现象，即转变为在主体中呈现并依存于主体的客体。我认为，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复自在之物和为我之物对立的陈旧观点。如果对客体的把握仅仅属于主体的构建，那无非是人为自然立法。按照这种哲学，自然科学就会完全丧失它的客观真理性，丧失它的实际效用。当今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以其成功和失败不断地驳斥这种理论。特别是生态环境恶化，迫使人们要尊重自然规律，承认自然规律的客观性。
社会科学领域中也是如此。苏东剧变把历史有无规律性问题摆在人们面前。至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问题、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关系问题、生产力标准问题、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问题，等等，都是当前存在的一些重要的哲学问题。面对丰富的社会生活、复杂的社会实践，哲学不会贫困也不能贫困。哲学家的贫穷不应成为哲学家投身哲学研究的障碍，更不能成为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人民轻视哲学的理由。中国自古就有“安贫乐道”的传统。我们应该改变对“哲学贫困”的看法，让贫穷的哲学家到富裕的哲学大海中去搏击。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从事哲学研究和教学的人员，一定会比现在生活得更好。但如果不是爱好真理而是迷恋金钱，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
我国正处在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关键时期。我们哲学工作者肩负着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坚持邓小平理论，全面准确地宣传邓小平理论的历史使命。同时，我们还要坚持有的放矢、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研究。这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又是个难题。从延安整风至今半个多世纪以来，由纯理论工作者撰写的能称得上研究中国实际问题的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不是很多。我们的理论研究工作多停留在解释或注解某本著作或某个原理上，或介绍西方某些理论。这对于宣传普及和启蒙有作用，但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长期处于这种水平当然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研究现实问题既要有勇气、有胆量，还要有条件、有水平。我们只有真正落实江泽民关于端正学风，坚持“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的指导原则，造就一种面对实际的学风，才可望培养一大批跨世纪的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人才。这是时代的需要，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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