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学：一门亟待建构的新学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门论文,哲学论文,新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哲学学，顾名思义是一门关于哲学本身的学说，是对作为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的哲学的反思、对各种复杂的哲学现象的诠释、对古今哲学大家的消解以及对形形色色的哲学观念的系统化概括。它以哲学体系与哲学活动为研究对象，着重考察哲学学科的特点、哲学体系的形成与解体、哲学工作者队伍的构成与活动以及哲学的社会功能与作用，广泛涵摄元哲学、哲学史学、哲学人才学、哲学社会学四个分支学科。建构这样一个新兴学科体系，凭藉的是如下理由：⑴任何一门学科的充分发展都离不开对学科自身的深入认识；⑵一门学科只有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具备对自身进行系统理论研究的可能和条件；⑶世纪之交各种莫衷一是的争论与冲突根源於哲学观念的困惑与混乱；⑷哲学研究的现状呼唤辩证综合的新的元理论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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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术较之古代已呈现出越来越复杂的面貌与内涵，它大致沿着两个方向拓展与深化：一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中介环节越来越多，大多数情况下看不出二者的直接关联；二是学术研究本身已不只是简单的知识体系的传承与创新，而且还成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性的活动。因此在对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新成就的综合分析与掌握中，单凭由实践活动所积累的经验或由现有知识水准提供的解释框架往往都不能完全奏效，而要求对实践与理论连接的整个环节与过程进行全面分析、对现有学术的渊源与结构进行追溯与透视。对一门学科而言，这实质上是要求把自身作为认识对象来研究，沟通其内部与外部、历史与现实的界域，从而使学科的发展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由自在走向自为与自觉。这可以说是现代学术发展的一种潮流或趋势。
事实上，本世纪以来，在个别具体学科中这种对由事物运动规律认识而形成的知识体系进行再认识的方法已产生了不少的影响力。首先是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自然科学学异军突起，高举对自然科学本身进行研究的大旗，以广义的自然科学为核心，联系到科学与社会之间多方面的关系，深入探究科学的根本性质、特点、功能和发展规律，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实际，研究科研管理的原理、原则和一般方法以及科技政策等，促进了科学技术的优化发展。人们亲眼目睹了对科学事业整体认识的自然科学学协调各门科学的研究和运用带来的累累硕果，受到启发，学者们积极从其它领域进行尝试，相继提出了史学学、社会科学学的概念，并进行了多方面探讨，初步建构起这些学科的元理论体系。“哲学之功外在于哲学”，从背景知识看，各门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为哲学提供抽象素材与方法论借鉴；因此要加深对自身学科特质的认识，哲学也必须顺应现代学术发展的趋势，在自然科学学、社会科学学之后建构起哲学学的框架结构。这是一种明智而必然的选择。
学科的发展犹如生命个体的成长，当他（她）能够对自身进行反思、比较、鉴别进而作出比较客观公元的估价时，他就走向了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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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门学科的特质的认识一般要通过两条途径来完成，一条是用学科史的研究方式来大致描述和揭示其发展过程与规律，另一条是通过元理论的形式来分析其结构。当然二者是有关联的，前者研究得越充分，后者才能阐释得越完满，抽掉前者的基础作用，后者就不可能成为深刻的体系；而前者也必须由后者来补充，只有这单方面的史的追溯是必需的却不是完备的。在这方面哲学史研究可谓意义独特而又源远流长。如果作仔细甄别，那么就会发现哲学史之於哲学原理很不同於科学史之於科学研究。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未必一定要熟习或了解本学科的发展史（当然了解更好），他只要抓住该学科的前沿问题就能进行攻关，因为科学的发展靠的是后继者对前人结论的否证，越是后来者就越占有真理，因此有人形象地比喻说，科学史的殿堂是一个个“谬误的陈列室”。而对哲学家来说全然不是如此，不懂得哲学史就意味着不懂得哲学。哲学是种形而上的追问，它的基本命题从古至今变化不大，即使同一命题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可以给予不同的回答，赋予不同的内涵，有优劣之分而无对错之别，谁也不具有这方面真理的绝对占有权。后辈未必一定能超越前贤，老子是远古时代的人了，但不能说现代人都达到他的哲学水准与为人境界。因此如果说科学史研究对於科学学是重要的，那么哲学史对哲学自身的认识就显得更为重要了；科学家可以不是科学史家，但哲学家却没有不是哲学史家的。
正是鉴於上述原因，哲学史的研究成为很古老的学科，至今还呈现勃勃生机。在中国哲学界现在呈三足鼎立之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哲学的研究，基本上仍是一种史的研究，尽管各个领域内部有些变化，比如由通史性的人物、流源的梳理向专题研究过渡，由具体历史事件的甄别向史学方法论提升等等。这些堪称雄厚的哲学史研究基础为哲学学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充足的条件，充分吸收这方面的优秀成果才能形成一种对哲学进行完备的阐释的系统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幸运的历史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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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将尽，人们正对20世纪作全方位的反思。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斑斓驳杂的一章。“辉煌黯淡俱存一体，功过是非促人深省。”时至今日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民族乃至整个世界都陷入一种并不轻松甚至毋宁说更加困惑的境地。科学技术发展了，民主观念增强了，但人们提高了的期望值与实际能力之间的差距却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人生四大悖论：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他人之间、生命个体内部的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矛盾与张力更加紧迫。国家的冲突、制度的冲突，核心是人的自我分裂与价值观变革的困顿，是哲学观念上的混乱。人们不得不再度发出形而上的追问：人究竟是什么？人的真正的不可削弱和必不可少的品质是什么？精神与物质之间的相互关系到底是怎样的？界定一个好社会的标准是什么？肩负这些千古之谜人类正步履蹒跚地走在两个世纪的交界线上。
鉴於这种复杂情况，有人认为在当代要求一种统一的价值观（包括哲学观）已是十分过时的梦幻。这其实是为相对主义张目，也是为自己综合创新能力的萎缩辩解。我们认为，任何事情都是辩证的，世界是纷杂了，观念是多样化了，但这些应当是“一”中之“多”，在不同的表面现象背后有共同的本质在支撑。而人作为类存在确实有其独特的以普遍涵摄个体特征的能力，现代人历经磨难，穿越千万年风雨征程而至今天，那一幕幕苦难与灾变是它能力与代价的表证，她不可能毁灭於自己之手。可能有浮躁、张狂或一时颓废与无奈，但起落有则，继之而起的将是一个健全的心态、健全的人生理想，而支撑这一切的就是一种新的哲学观念。哲学家不能也不会总是沉缅於对个人体验的概叹或经验层次的技艺的抽象，关注人类整体的命运、人类的自我拯救，使其从困惑走向自信是时代赋予他们的使命，而建构一种能提供方法论原则或形而上沉思的哲学学体系应当属其中很重要的工作，哲学家们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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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说来，哲学学体系虽未建构起来，但拓荒性的工作已经开始进行了（还不包括前面提及的哲学史研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自甘寂寞的中国哲学工作者在辛勤地努力着。迄今为止，已有零星文章发表，而作为投石探路的专著已有一本，这就是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任忱撰写的《哲学学导论》。尽管现在看来其体系框架太简单且并不全面、建构原则也不无可斟酌之外，但毕竟是一个开端。此外还有一些哲学原理教科书点滴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但点到为止，没有展开论述。这些说明我国目前的哲学学研究虽已起步，但未形成众所注目与赞同的成果，期待更多的人特别是知识结构更新、创新意识更强的青年学人加入这一研究行列。
前苏联在这一问题研究上起步较早，在六十年代末已开始着手对辩证唯物主义的逻辑结构进行研究，八十年代出版的弗罗洛夫主编的《哲学导论》代表了前苏联这方面研究的最高成就。随着苏联解体，前苏联哲学也终结了，现在俄罗斯哲学处在难产过程中，呈现出一派捉摸不定、错综复杂的局面。1993年由B ·斯杰平主持制定的《哲学教学大纲》被视为俄罗斯新哲学的端倪之作，但尽可能与西方哲学在命题、原则、旨趣等方面接轨，全面抹煞前苏联哲学成就，很难谈得上有自己独立的见解。
英美哲学在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二重变奏中行进了大半个世纪。囿於各自的成见与偏激立场都不能在自身范围内解决其内在的难题，於是企图融合二者的“哲学解释学”兴起了，继之而起影响较大的还有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的“后哲学文化”，企图在更广的范围内消解二者的对立，为新哲学寻找出路。现在看，还不能说这种出路已找到，但反映了西方学者一种明确的方向。
当然我们要建构一个新的哲学学体系，不仅仅是要包容上述各种观点与体系，更是一种提炼、抽象，一种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