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结构的优化与经济增长支撑点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支撑点论文,经济增长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动态地看，投资结构是不断演进变化的，而投资结构的变化又必然对经济增长的数量或质量产生直接的影响。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的运用可以拉动投资的增长，但却程度不同地受到国家财力或货币供应量的限制。从长期的经济运行看，在经济结构不断升级演进的过程中，必须注重投资质量推进的经济增长。由此出发，本文拟通过探讨投资与经济增长支撑点的选择，以寻求两者之间长期的联动效应。
一、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内在相关性
概括地讲，投资就是资本的使用和配置，它是一个量变运动与增殖的过程。投资结构的变化决定着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可以说，过去的投资结构决定了现在的资源配置状况及经济增长质量，而现在的投资结构又影响着未来的资源配置状况及经济增长质量。尽管资产存量的结构调整对于经济增长质量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由于货币形态的资本互转化为实物形态的资本，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便由最初的弹性变为最终的刚性。因此，投资方向、投资政策恰到好处的选择是实现投资帕累托最优、保持经济健康增长的重要保证。
从量的方面讲，投资是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和主要生长点。在物价水平稳定和投资结构合理的情况下，较高的投资率与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必然相伴而行。就拿固定资产投资来说，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在不同时期的变化轨迹明白地显示了两者的正相关性。第一时期是1978～1981年，1978年投资率为29.9%，由于十年浩劫“欠帐”太多，到1981年投资率降为25.6%，增长变动为－4.3%，GDP年均增长6.9%；第二时期是被喻为经济增长“黄金时期”的1982～1988 年，投资率从27.3%增至31.6%，增长变动为4.3%，GDP年均增长11.4%；第三个时期是1989～1991年的治理整顿阶段，投资率保持在25.5%～26.7%的稳定状态，增长变动为1.2%，GDP下滑5.7 %； 第四个时期是1992年以后，由于邓小平南巡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的召开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投资空前活跃，投资率连年攀升，到1995年达到33.7%，刺激GDP年均长增13.2%， 以后的三年调整和经济“软着陆”目标的实现始终是围绕着投资的消长而展开的。历史经验表明，投资率上升或降低1～2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或下降率会升降1～2个百分点。可见，投资消长对经济运行态势具有明显的拉动或抑制作用。
从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内在相关性看，投资占GDP 的比重应有一个正常的区间。理论界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正常投资率保持在25～30%之间较为合适。因为（1）投资增长是以GDP的增长为前提的，可以说投资增长只有在收益增长时才会出现；（2）从不同时期对比的投资与GDP增长的关系看，投资增长率一般要高于GDP增长率，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发挥投资增长的超前引导作用，但如果投资增长率超过40～50%则表明投资扩张过度；（3）从不同时期投资占GDP的比重看，投资率保持在25～30%的正常区间，经济增长平稳健康。1993年投资率超过了35%，出现了投资膨胀势头。1998年增加固定资产投资2.7万多亿元， 不仅保证了8%的预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基本实现， 而且可以拉动今后两年经济增长2.5～3个百分点。这种持续拉动力实际已构成投资方向选择与经济增长序列支撑点定位的正相关效应。当然，这种正相关效应是以保证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质量为前提的。如果忽视质量，过多地依赖投资增长拉动经济增长，很容易造成超越现实消费能力和消费结构的无效投资。据第三次工业普查的资料，我国900 种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半数以上不足50%。在投资增长的同时，我国当前经济中存在的产业结构雷同，重复建设，产品积压滞销，经济效益低下等现象不能不说是投资结构不合理的表现。这说明粗放型的扩张机制已经遇到了市场需求约束的强制，经济运行的内在机制已经提出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推进的客观要求。
从数量和质量的双重角度看，投资率和增长率绝不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一种复杂的函数关系，两者在数量上的偶合也可能在质量上有或多或少的背离。我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依靠投资拉动，表现为以增加生产要素数量为特征的外延性经济增长。正因为这样，两者理论上的正相关性正在面临许多新的挑战，使其应保持的相关效应出现背离或扭曲，同时也不难发现，投资结构的帕累托最优比数量增长的正相关更重要。
二、投资——供给——需求——增长之间的诸矛盾
由于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正相关性极易被人们所接受，使得各级政府和企业往往习惯于把经济启动的希望寄托在新一轮投资高潮上。但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运行内在约束机制的强化，投资结构优化拉动的经济高质量增长将取代资本数量扩张而带动的经济扩张。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是预期的，而政府或非政府的投资都是刚性的，从社会范围看，投资主体的投资选择又是不确定的，在供求非均衡隐形状态下，投资主体往往忽略各种要素投入的数量、质量、时间、空间上组合的合理性，当供求的非均衡状态突现出来时，投资结构的调整就显得十分困难。政府适时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协调两者之间关系有重要的作用，但诸多相关变量之间的矛盾却给协调增加了相当大的难度。正确认识这些矛盾及其影响，对投资结构的优化与经济增长支撑点的选择尤为必要。
首先，从投资的构成与数量看，非政府投资和个人投资能力的不足使经济增长缺乏长期、稳定、持续的推动力。社会投资包括政府投资、外商投资和各分散的投资主体的投资。1998年以来，为确保预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和抵御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政府全面加大了投资的力度。从政府投资的方向和结构看，大多为公共工程、风险工程及高、精、尖领域。这些投资的初衷是为带动消费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但从投资结构看，其中的非合理性显而易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投资领域的广泛化，社会范围的投资布局要求唤起各方面的投资积极性，但因为投资本身是货币资本的运用，非政府投资主体如何运用自己的资本，首先取决于投资回报的驱动，因此，在新的消费热点还未形成、存在结构性生产过剩的时候，非政府投资者必然对自己的投资行为采取谨慎的态度，从而形成非政府投资主体投资能力的不足。从广大居民个人的投资看，近年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已达五万多亿元，加上各类金融证券，居民个人金融资产已达八万亿元，这当然是一笔可观的投资和消费潜力。十年前，七千多亿元居民储蓄存款曾被有的人称作七千亿只老虎，生怕出笼形成社会抢购窘态。十年后八万多亿个人金融资产的疏导又使我们时感困惑，六次存款利率下调并未刺激起期望的投资或消费热潮。且不说三万多亿绯徊于投资领域的个人金融资本，人人看好的五万多亿的居民储蓄，若能将其一半用于消费或其它形式的投资，对市场的启动作用将是不可估量的。不过，客观地讲，如果近几年没有一场消费革命或极具诱惑力的投资吸引，这部分个人资产仍将难以启动。加之近十年的房改，大多数居民消费结构中最大的支出已在福利分房过渡为成本房、集资房中实现了“居者有其屋”，住宅消费在启动消费中的余地并不太大。家庭轿车、农用车辆受到交通、安全、停车场、“买起养不起”等条件的限制，短期内难以进入公众消费。换个角度考虑问题，若居民储蓄的50%进入个人高档、休闲之类消费或用作其它投资，将有二万多亿元从银行储蓄中退出，银行贷款的60%来自居民储蓄，而银行和企业之间的不良债务又长期悬而未决，这实际意味着居民储蓄有一大部分已在企业不灵的周转中“沉淀”着或在不良债务链上“锁定”着，这部分个人存款事实上无法形成现实的投资能力或消费能力。这样，国家启动经济、扩大内需的初衷无法形成政府上阵，应者云集，而表现为后援乏力，自然难以形成具有持续推动力的增长态势。
其次，从需求的角度看，城乡消费需求的低迷制约着投资和经济的增长。GDP是由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净出口和库存构成， 其中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是拉动GDP增长的主要动力。 从我国目前所处的国内和国际经济地位看，亚洲金融危机后复苏阶段出口竞争更加激烈，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只能是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城乡居民消费占整个消费比例的60%多，而且是消费环节的最终消费，启动这部分消费显然意义重大。但目前各种迹象表明，城乡消费需求仍处于低迷状态，究其原因：一是国企改革未取得实质性进展，非国有制经济历尽辉煌也进入“大浪淘沙”的阶段，下岗人员的增加与在岗人员收入的稳定状态使社会实际购买力下降；二是随着医疗、住房、教育体制等改革政策的逐渐出台，人们的即期消费推后，抑制了需求总体水平；三是市场供应的丰富性，强化了许多人消费心理与消费行为的个性化，消费行为更加谨慎，消费心理更加挑剔，难以形成集中的消费热点；四是在社会保障一时无法到位时，使中国人的传统美德——节俭、“积谷防饥”意识得到强化，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以年均8000亿元的速度递增，标明新一轮储蓄高潮的到来；五是社会不正之风，如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娱乐，加剧了人们对休闲消费的心理不平衡，加之消费服务质量的不尽人意，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公众消费层次的升级或多样化；六是在近20年计划生育国策中形成的独生子女家庭，以后倒金字塔式的“四、二、一”家庭结构，使人们多了一层储蓄防老动机。这些因素不仅是当前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层面障碍，而且在各项改革尚不到位时，其抑制作用都会或隐或显地存在着。
再次，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许多外在因素的掣肘、冲击使其难以实现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帕累托最优。增长率是经济运行内在机制相互啮合、相互牵动所迸发出来的内在潜能。为了使这种增长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人们结合自然科学对其进行了研究，以哈罗德增长理论为开端的增长模型、增长函数及增长预期使这一领域的研究精彩纷呈。但在现实的增长实践中，诸多外在因素的掣肘、冲击使其难以实现投资递增与经济增长的帕累托最优。我国在世纪跨越的关键时刻，把扩大内需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方针，具有重大的经济与政治意义。如果我们追求的仅是数量增长，那么动员全国各方面的力量实现预期增长速度并非难事，中国多年高速增长的惯性冲力使数量扩张如同“轻车熟道”。然而，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健全和短缺经济的结束，投资、需求、消费与增长的矛盾，使我们必须对投资优化与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序列支撑点作出重新设计。
三、投资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支撑点的选择
从我国的历史经验看，经济生活大起大落的直接诱因是投资的大起大落。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非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投资流向偏离主导产业中心或产业政策信号失真所致。在市场化的投资配置中，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统一性与投资决策的灵活性、分散性的矛盾，使投资无论在总量、结构、效率方面都积压了许多滞后的非均衡因素，使经济波动成为早在投资阶段就埋藏的隐患。对于投资和经济增长，人们往往拘泥于数量变化与比率消长。其实，两者在量的变化发生之前已经有质的规定镶嵌在其中。
1.从投资结构与经济增长支撑点的定位看。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不仅体现为总量的增长，更为重要的是经济结构的合理化与高级化。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根本动力在于科技进步和高、精、尖产业的开辟，在这整个过程中，投资结构的优化是经济结构优化与迅速升级的重要保证。我国近年重点投资的几个领域，都是“九五”计划和2010年《纲要》在远景目标中提出的重大项目：四大支柱产业——机械、电子，石化、汽车工业；三大基础设施——水利、交通、通信业；两大基础工业——能源、原材料工业和七大高新技术——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核能、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等，这些领域投资的前途无量与中小投资者的望而却步形成了投资领域的特殊格局。大多数公共工程受益的排斥性和边际消费成本为零的特点，责无旁贷地由政府作为投资主体来完成。经济发展过程中某些新兴产业门类的开发，某些高科技、高风险领域的研究开发，对经济落后地区的综合开发，对某些关系国计民生稀缺资源的开发等，都具有耗资大、耗时长、风险高等特点，难以唤起其它投资主体的热情，特别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投资回报及收益的不确定性，企业投资的产品为市场所接纳的前景的不确定性，无论对政府投资或非政府投资来说，其投资行为必然更加谨慎。因此，从长期的、持续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看，必须建立一整套既有利润趋动又配合宏观战略目标、既具有即期效益又具有预期回报、既符合产业布局需要又有利于产业梯度推进的投资体制，使投资结构的优化和经济增长序列支撑点的选择相得益彰。在扩大内需中切忌一哄而上、重复建设、盲目扩大投资、遵循以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为中心，以国内、国际潜在市场为导向，以知识经济的推进为动力并兼顾地区间不平衡的经济结构和投资格局，制定超前的投资战略，建立立体的投资结构，以吸纳不同投资主体的投资选择，形成以投资结构优化为导向的梯度推进的产业布局和质量推进下的数量攀升的经济增长态势。
2.从投资结构与经济发展的辐射效应看。投资结构变化是经济结构变化的先导，经济结构变化与辐射效应又是投资结构在动态中升级优化的保证。我国在本世纪末下世纪初仍处于瓶颈替代阶段，经济结构的“二元”特征仍会持续很长时间，这同时为投资结构优化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在不同产业、不同地区的投资布局中，要从地区资源禀赋特点出发，建立以基础产业、新兴产业及现代信息产业为框架的动态产业布局和投资布局。这样，一方面使被辐射地区得到了资本投入，使其或成为开始启动某些经济部门的第一推动力，或成为已有产业部门不断运动的持续推动力，同时使被辐射的地区的资金、经过融资而获得更为有利的投资场所，提高现有资本投资效率和原有资本自身价值，把潜在的资源优势变成现实的经济优势。
3.从投资机制和市场创新看。由于投资最终是要形成一定的市场供给，投资首先必须考虑市场容量和内需结构。90年代初的投资高潮，使我国迅速地完成了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过渡，供给过剩成为投资选择的最大障碍。不过我国12亿人口的巨大市场被国外许多投资者看好，虽然目前人均购买力较低，但其市场开辟的空间余地十分可观。对产业部门来讲，不断地研究需求变化，发现潜在市场与未来市场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海尔集团对于在别人看来太“土”也太不“合理”的洗衣机洗地瓜现象予以高度重视，开发出适应用户这种要求的产品，结果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市场。当然，扩大内需并非不注重对外经济关系，而是要首先搞好国内产业发展规划，选准产业、产品结构调整的重点。这一过程不仅是鼓励投资的过程，同时也是投资约束机制强化的过程，是投资结构优化与重组的过程。在这整个过程中，投资机制的建立必须遵循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为龙头，开发具有较大产业关联度、易形成辐射效应的产业；开发具有市场潜力、可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产业和产品；开发工艺技术先进、能源、原材料消耗低、市场适销对路产品以及出口创汇产品。通过全方位的投资优化布局，形成梯度推进的投资结构与经济稳定、协调增长的序列支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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