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云南红河州不再“一条腿”走路（论文文献综述）
李锐婷[1]（2018）在《政府主导下我国边境地区社会融合治理研究 ——以云南省瑞丽市为个案》文中指出由于区位因素,我国边境地区特别是云南边境县（市）多集民族、宗教、贫困、城乡二元结构突出等社会特点于一体,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甚至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边境少数民族聚居地村民也被裹挟进城镇化、现代化的浪潮之中,民族村寨与城镇间的社会融合成为常态。但由于当地政府在边境地区社会融合治理中缺乏相关政策机制,且对政府社会融合治理程度缺乏评估标准,故在现实治理中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以云南省瑞丽市这一西南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典型代表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从经济融合、公共权益、社会参与以及文化认同四个维度对少数民族社会融合程度进行评估,得出目前该地政府社会融合治理能力不足,治理程度较低这一结论。随后根据数据及实地走访情况,认为缺乏社会融合治理的政策机制、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足、农村公共服务仍待完善、群众公共参与意识薄弱,自治能力不足等是导致当地少数民族社会融合治理不足的原因。最后,基于边境地区社会融合治理现状及原因,因地制宜,提出较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通过构建以渐进式融合为思路,以促进经济发展为落脚点,以保障公共权益、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为重点,以推动少数民族文化交流为契机,以市民化服务为发展方向的政策优化路径,从经济发展、公共权益保障、公共服务完善以及少数民族文化交流传承等多方面推动瑞丽市这一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融合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提升。
陈实[2]（2017）在《伪满洲国童话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伪满洲国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期间,殖民者将童话作为意识形态宣传和文化侵略的一种工具,指派或倡导作家创作一种将“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等殖民宣传植入其中的童话,意在教育和影响青少年。同时,一些爱好童话创作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以“附逆”“迎合”“解殖”等姿态,发表了数量不可忽视的童话作品,并在伪满洲国后期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本论文主要由五章构成。第一章从探究伪满洲国童话的源流开始,对伪满洲国的童话概念进行梳理,以这一时期公开出版的童话作品为线索,分析殖民者如何利用童话进行“未来国民”的塑造,分析伪满洲国童话写作的两种分流与多重向度,以此呈现殖民地童话创作的复杂性与特殊性。第二章至第四章,分别以“一刊”“一报”“一人（作家）”的案例形式,对伪满洲国的童话创作进行从平台到作家的全面分析。这三个案例将以实证的方式具体对应第一章中提出的“两种分流及多重向度”:第二章以《满洲学童》作为案例,代表着殖民者的“植入与控制”。对《满洲学童》杂志及其所刊部分童话的考述,将重现伪满洲国“植入式童话”这一创作现象,揭露殖民者对儿童刊物的把控与设置,探讨他们利用童话来虚构乐土的实质。同时,以该杂志上“抗击英美”的童话为例,更深层次分析“献纳文体”的时代寓意,探究童话作家真心与无意的迎合,以此重现殖民地童话创作的纠结与挣扎;第三章以《泰东日报》作为案例,展示两种分流之中较为复杂的“中间层”,这里包含了“把控”“游离”“解殖”等多种形式的童话创作,且“把控”下有“附逆”“合作”“迎合”,“游离”中有“自觉与不自觉”“自我与时局”,“解殖”时有“消解与挣扎”。这些童话创作分流中的多重向度,正是隐藏于《泰东日报》这类报刊的文艺栏目之中。同时本章将着重分析《泰东日报》文艺副刊所掀起的“童话热潮”,并以此追溯伪满洲国时期“关东州”特殊童话土壤与作家源流的形成过程;第四章以伪满洲国时期着名童话作家杨慈灯为案例,将他作为童话作者中“游离与解殖”的代表。该章对杨慈灯的生平进行考证,梳理他在公开媒体上发表的作品,分析其军旅作品与童话作品之间的关系,并着重论述其童话创作中的两个向度。以此展现游离于殖民者“官方意识”之外的童话作家的生存与创作情况;第五章是对伪满洲国“满系”“日系”“蒙系”“俄系”“鲜系”作家多语系、多族群童话创作情况的考察,尽可能地呈现童话创作的交汇处与多样性,以期从伪满洲国各语系及族群童话写作的幻想、植入与附和之中,探究殖民者倡导的“植入式童话”与作家主观意识形态之间“同与异”的撕扯与张力。结语部分则探讨日本殖民者如何全面立体地渲染“新大陆”“新满洲”,如何将“苦海”虚构为“乐土”,并重点分析童话作为“解殖文学”的重要价值。对伪满洲国童话的研究,将再现这一时空的童话写作现象,弥补这一时期童话史料的缺失,衔接童话研究的断层,为中国文学史提供多样性的参考,与其他殖民地文学研究互为烛照、补充与参考,暴露日本殖民者培养“未来国民”的文化殖民计划,从儿童文学参与文化殖民的角度提出新思考,同时也将为这一时期的民族文学、外国文学、翻译文学等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料。
李文渊[3]（2015）在《方位概念“前”“后”的空间隐喻研究》文中提出本文重点研究了"前"和"后"这两个概念的隐喻拓展。主要运用隐喻理论,通过形象展示"前、后"这对方位概念的意象图式,分析其隐喻的经验基础,最终得到"前"和"后"作为空间意象图式被用来构造其他非空间概念的过程。
卢鹏[4]（2015）在《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 ——以中越边境哈尼族果角人为中心的讨论》文中提出本文以中越边境地区哈尼族支系果角人为中心,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建构问题进行了探讨。文章除导论外分为四章和一个结语。第一章对边疆少数民族国家符号的认知问题进行了论述。在边疆危机下的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国家边界得以确立,边疆少数民族的身边出现了以实体形式呈现的国家符号,他们的国界意识也逐渐增强。随着民族国家对国家边界附近地区管理的加强,国旗、领袖等国家符号常态化地出现在边疆少数民族的身边。通过这些国家符号,边疆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知逐步加深。第二章对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身份的赋予问题进行了论述。无论是通过纳入基层组织对国家身份的确认,还是通过卷入体制变革对国家身份的形塑,亦或是通过民族识别对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身份的赋予,边疆少数民族都通过国家的建构而被赋予了一定的国家身份。此外,国民教育对边疆少数民族进行了文化公民的濡化,而国家的边境管理与对国民的保护则在“内外有别”中强化了他们的国民身份意识。在与国家的互动过程中,边疆少数民族的国民身份意识不断得到增强。第三章主要是从比较的视角,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建构问题进行探讨。从历史比较的维度来看,边疆地区的经济社会获得了较大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出现了新的繁荣景象,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边疆少数民族的归属感和国家认同意识日渐增强。从与邻国比较的维度来看,由于国家体制与政策的不同,国界两侧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出现了邻国劳动力价格偏低以及跨国婚姻中邻国女性向中国单向流动的现象,边疆少数民族作为中国公民的优越感、自豪感和归属感都得到增强,他们的国家认同意识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第四章是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建构机制进行论述。“国民诉求-国家供给”是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机制,“国家施予—国民的接受与反馈—国家的再施予”的反复循环为其基本形式。这一建构机制最终必然要体现在边疆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其运行情况如何将直接影响到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在国家不断满足边疆少数民族诉求的过程中,国家应尽力对他们的合理需求作出积极回应,坚持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并在各方面保持对邻国的比较优势,从而不断增强他们的国家认同。结语部分是全文的总结。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是在与国家有机互动的过程中建构的,国家与边疆少数民族都是国家认同的建构者。在“国民诉求-国家供给”的建构机制下,边疆少数民族总体上已经有了较强的国家认同意识。但由于边疆少数民族在国家认同建构与重构过程中的相对缺位,导致这一建构机制有时也会失效。国家除了继续积极发挥国家的建构者作用外,还应该积极发挥边疆少数民族的建构者作用,使边疆少数民族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家的治理中去,与国家形成一种同呼吸共命运的共生关系,自觉履行对国家的责任与义务。只有这样,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才会更加稳定,国家的边疆也才会更加巩固和安全。
张玙麟[5]（2014）在《解读昆明“云南民族村”民间歌舞的市场化传播—在回望中比照》文中认为二十世纪80年代末期,当“旅游”这一新的生活方式刚刚进入国人的生活,云南就率先推出了旅游歌舞。从最初的“广场式”和“歌舞伴餐式”。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乘着西部大开发的强劲东风,随着人们对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长,快速发展的旅游业越来越呼唤更多更具审美冲击力的旅游歌舞出现。云南丰富的民族民问歌舞文化资源经由旅游歌舞的传播渠道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与此同时,云南民族民间歌舞音乐也随着人们对文化旅游的渴求而发展变化。本文以云南传统民族歌舞音乐为研究对象,以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文化旅游的兴起为背景,以昆明“云南民族村”旅游景点的实地考察为据点,通过与传统少数民族民问歌舞的比照,从传播渠道、艺术形态和社会功能等三个方面,展开对云南传统民族歌舞在当代社会的市场化传播进行整理和归纳,并对其中折射出的问题进行反思与总结。
吴丽[6]（2014）在《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历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电影一直是以近乎独立的“类型片”的形式和地位而存在的。民族电影因为展示了众多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内容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论是独特的自然景观、优美的音乐歌舞、绚烂的民族服饰,还是鲜明的民族性格,都是中国电影史上值得骄傲的美好画面。然而,作为一种文化产业事项,当今的民族电影由于在经济价值实现方面存在较大的问题,从而也使民族电影可以发挥的丰富人类文化多样性、推进民族平等团结、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等重要功能未能很好的实现。云南有25个世居少数民族,民族文化资源的丰富是举世公认的。然而,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从诞生以来,在经历了20世纪50-60年代的高潮之后,几经起伏,至今仍然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产业。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云南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中应该具有的核心作用并未得到充分的显现。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面临的最大难题就在于难以在电影产业的三大属性即政治性、艺术性与经济性之间达成平衡。而这一困境的形成是与早期国产电影（含中国民族电影）在产生之初及其早期发展以及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历程中对这三个属性的处理一直存在失衡状态有着紧密的关联的。对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困境原因的深刻思考就必须要在对早期国产电影以及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分析中才能实现。电影这一新的艺术形式传入中国的时代正是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际。在清末民国时期,救亡图存是整个中国所面临的最为急迫的任务。电影成为民族解放下宣传爱国主义的重要工具,其盈利潜力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即使有人意识到了电影的发展可以带来经济利益,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一经济目的也是难以实现的。此后,从作为抗日救国情景下唤醒爱国热情的工具到担负着新中国培养各民族的国家意识的使命,从“文化大革命”时期作为政治宣传与政治斗争的工具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成为拨乱反正的表征,再到当下成为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战略工具,电影的意识形态功能在中国的不同历史时期一直都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此也就造成了电影产业的艺术性、娱乐性和经济性虽不时地被提到,但始终未能上升到与电影产业的意识形态功能等量齐观的地位。电影产业本身各个属性之间应有的平衡关系难以达成,从而制约了中国电影、包括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产业化发展。在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发展历程中,也出现过所谓“叫好又叫座”的案例。这些电影的一个共性就在于：既契合了当时的政治语境与大众的社会文化心理和精神需求,同时又具有良好的艺术表达和商业回报。当下,电影作为文化产业的观念已经在国家大力发展电影产业的体制保障下逐步得到社会的认同,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也在努力地走向市场,但电影产业的意识形态属性、艺术性、娱乐性和经济性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达到一种新的平衡状态,其效果也依然不尽如人意。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产业化发展应该涵盖电影制作、发行、放映和后电影产品的开发、经营与管理等一系列的环节,而其中电影产品本身的开发是整个电影产业发展的核心和现实基点。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需要以差异化的产品突显比较优势、用“世界的语言”讲述民族的故事、以产业化的运作达成真正的“叫好又叫座”。具体而言,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需要将民族文化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使良好的经济效益能够成为民族电影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在满足人们尤其是广大少数民族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建设和交流的同时,为社会尤其是广大的少数民族群众带去实惠,增强其幸福感,提升文化自觉与文化保护意识,提升国家软实力,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良好的产业化发展将在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建设进而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建设的同时,促进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性的发展,也将为人类生存方式与发展方式的更多的可能性提供参考,使不同的文化持有者能够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海男[7]（2010）在《碧色寨之恋》文中研究指明上部碧色寨的上半夜我一直滋生一种想法:用一块巨大的魔毯,编织出碧色寨的梦游状态。而当我们知道,重新编织碧色寨的魔毯是一种暴露我们隐私和创伤的一次事件时,火车已经携带着喧嚣声呼啸而来了。1、工程师保罗·曼帝一家人出现在碧色寨
二、云南红河州不再“一条腿”走路（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云南红河州不再“一条腿”走路（论文提纲范文）
（1）政府主导下我国边境地区社会融合治理研究 ——以云南省瑞丽市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研究背景 |
| 1、城镇化加速推进，边境地区社会融合治理需求产生 |
| 2、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 |
| 3、打造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必要要求 |
| 4、云南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客观需要 |
| （二）研究问题 |
| （三）研究意义 |
| 1、实践意义 |
| 2、理论意义 |
| （四）研究思路及框架 |
| 1、论文思路 |
| 2、论文框架 |
| （五）研究方法、创新点及难点 |
| 1、研究方法 |
| 2、创新点 |
| 3、难点 |
| （六）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国外社会融合政策实践 |
| 2、国内社会融合研究综述 |
| 3、研究评述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必要性及理论基础 |
| （一）基本概念 |
| 1、边境地区 |
| 2、社会融合 |
| 3、社会融合治理 |
| （二）社会融合治理的必要性 |
| （三）理论基础 |
| 1、社会融合理论 |
| 2、公共治理理论 |
| 第二章 边境地区社会融合度分析 |
|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
| （二）调研地选取依据 |
| 1、基本情况 |
| 2、选取依据 |
| （三）统计结果与分析 |
| 1、基本信息描述 |
| 2、社会融合度分析 |
| 第三章 边境地区社会融合治理现状及原因分析 |
| （一）少数民族社会融合治理的现状概述 |
| 1、经济发展情况 |
| 2、公共权益获得情况 |
| 3、社会参与情况 |
| 4、文化认同情况 |
| （二）少数民族社会融合治理不足的原因分析 |
| 1、缺乏社会融合治理的政策或机制 |
| 2、经济结构单一，缺乏产业支撑，经济内生动力不足 |
| 3、缺乏相关技能培训和职业规划，劳动力素质较低 |
| 4、对少数民族公共权益的保障仍不足 |
| 5、村民参与村委会工作渠道不通畅，参与意识薄弱 |
| 6、当地政府对少数民族文化习俗的保护力度有待强化 |
| 第四章 边境地区社会融合治理的对策建议 |
| （一）完善社会融合治理政策的构建与优化 |
| 1、以渐进式融合为思路 |
| 2、以发展经济为落脚点 |
| 3、以保障公共权益，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为重点 |
| 4、以推动少数民族文化交流传承为契机 |
| 5、以市民化服务为发展方向 |
| （二）优化产业结构，推进精准扶贫，促进经济发展 |
| 1、发展支柱产业，优化经济结构 |
| 2、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提升就业技能 |
| 3、继续推进精准扶贫政策，打赢脱贫攻坚战 |
| （三）保障公共权益，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与质量 |
| 1、提高公众参与意识，充分发挥村民自治功能 |
| 2、推进“政府购买”，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与质量 |
| （四）挖掘文化内涵，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 |
| 结语 |
| 附录：调查问卷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伪满洲国童话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东亚殖民主义视野下的伪满洲国童话 |
| 第一节 伪满洲国文学史料体系的建立 |
| 第二节 东亚殖民主义视野下的伪满洲国童话 |
| 第一章 伪满洲国童话写作与“未来国民”的塑造 |
| 第一节 伪满洲国“童话”的源流 |
| 第二节 何为伪满洲国的童话 |
| 第三节 “未来国民”的塑造 |
| 第四节 伪满洲国童话的勃发 |
| 第五节 童话创作的多重向度 |
| 余论 |
| 第二章 《满洲学童》与“植入式童话” |
| 第一节 殖民者的想象与读物把控 |
| 第二节 《满洲学童》的“精神强化”与“植入式童话” |
| 第三节 童话中“鬼畜米英”的修辞与实践 |
| 第四节 童话“击灭米英”的时代寓意 |
| 第五节 献纳文体:童话真心与无意的迎合 |
| 余论 |
| 第三章 《泰东日报》童话:在形式与立场之间 |
| 第一节 《泰东日报》“童话土壤”的形成 |
| 第二节 辽东半岛“童话的热潮” |
| 第三节 形式与立场——童话复杂的边界 |
| 余论 |
| 第四章 杨慈灯童话的两个向度 |
| 第一节 杨慈灯小传 |
| 第二节 伪满洲国的现实之昼与童话之夜 |
| 第三节 两个向度:奇幻讽刺与幽暗控诉 |
| 余论 |
| 第五章 幻想、植入与协和:同与异的张力 |
| 第一节 虚实与浮沉——中国作家的童话创作 |
| 第二节 描绘与把持——“日系”作家的童话创作 |
| 第三节 失语与掺杂——“鲜系”“俄系”文人的无奈 |
| 第四节 幻想、植入与协和:同与异的张力 |
| 余论 |
| 结语: “乐土”的建构与解构 |
| 第一节 “王道乐土”的立体虚构 |
| 第二节 作为“解殖文学”的童话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满洲学童》现存原刊目录(共82本) |
| 附录二: 1931-1945年《泰东日报》所刊童话作品目录索引 |
| 附录三: 1931-1945年杨慈灯作品目录 |
| 附录四: 1945-2017年伪满洲国文学研究论文目录 |
| 博士在读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方位概念“前”“后”的空间隐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方位词和隐喻理论 |
| 二、“前、后”的意象图式 |
| 三、“前、后”的隐喻拓展 |
| ( 一) 时间 |
| ( 二) 顺序、状态、社会关系等隐喻拓展义 |
（4）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 ——以中越边境哈尼族果角人为中心的讨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导论 |
| 一、问题的缘起 |
| 二、研究的现状 |
| (一) 关于国家的研究 |
| (二) 关于国家认同的研究 |
| (三) 关于国家认同建构的研究 |
| 三、田野点概况 |
| (一) 地理环境 |
| (二) 历史与人口 |
| (三) 民族构成 |
| (四) 社会经济现状 |
| 四、思路与方法 |
| 五、内容与框架 |
| 第一章 国家符号的认知：国界、国旗和国家在场 |
| 一、作为边陲的“江外三猛屯方”：模糊的国家身影 |
| (一) “江外三猛屯方” |
| (二) 国家在边陲的间接治理 |
| 二、边疆危机与中法越勘界：民族国家及其符号建构过程 |
| (一) 中越朝贡关系的崩溃 |
| (二) 中法越勘定中越边界 |
| (三) 新旧观念下的边界纠纷 |
| 三、中越边界的确认与再确认：民族国家符号的强化 |
| (一) 族群切割下国家边界的确认 |
| (二) 国家边界的再确认 |
| (三) 民族国家符号的常态化在场 |
| 四、小结 |
| 第二章 国家身份的赋予：国民与民族 |
| 一、纳入基层组织：国家身份的确认 |
| (一) 军队入驻 |
| (二) 基层政权的建立 |
| (三) 国家身份的确认 |
| 二、卷入体制变革：国家身份的型塑 |
| (一) 改革开放前阶级身份的型塑 |
| (二) 改革开放后多元身份的出现 |
| 三、哈尼族：被赋予的中国少数民族身份 |
| (一) 民族识别前的族群关系 |
| (二) 国家主导的民族识别 |
| (三) 民族认同的国家建构 |
| (四) 身份证：多民族国家成员的身份凭证 |
| 四、国民教育：文化公民的濡化 |
| (一) 国民教育的推行 |
| (二) 架构融入主流社会的文化桥梁 |
| (三) 增强民族互信,培养爱国情感 |
| 五、内外之别：边境管理与国民保护 |
| (一) 边民跨越国界的管理 |
| (二) 边境战争与保护国民 |
| (三) 跨境活动中对边民的保护 |
| 六、小结 |
| 第三章 在比较中建构的国家认同 |
| 一、边疆发展资源投入：国家体制与政策比较 |
| (一) 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
| (二) 多种经济作物种植的投入 |
| (三) 社会保障的投入 |
| 二、优越感的形成：经济生活和生活条件的变化 |
| (一) 政策条件的优越 |
| (二) 经济状况的优越 |
| (三) 社会保障条件的优越 |
| 三、归属感的表达：民族民间文化活动的国家在场 |
| (一) 宗教色彩浓郁的传统文化 |
| (二) 民间文化活动的蛰伏 |
| (三) 民间文化复兴中的国家在场 |
| 四、自豪感的强化：中越果角人的劳动力价格差异 |
| (一) 边境地区劳动力的短缺 |
| (二) 劳动力层级流动中的越南劳工 |
| (三) 劳动力价格差异与自豪感的强化 |
| 五、“用脚投票”：跨国婚姻流向的国家选择 |
| (一) 族群内婚为主的通婚圈 |
| (二) 改革开放前跨国婚姻的双向流动 |
| (三) 改革开放后跨国婚姻的单向流动 |
| 六、小结 |
| 第四章 诉求与供给：国家认同的建构机制 |
| 一、公平正义的诉求 |
| (一) 莫碑村的低保事件 |
| (二) 基层干部的“权力寻租” |
| (三) 供给的公平正义原则 |
| 二、合理需求的满足 |
| (一) 性别失衡下的婚姻选择 |
| (二) 手续繁琐与国籍难入 |
| (三) 国民合理诉求的满足 |
| 三、比较优势的保持 |
| (一) 边境政策的比较优势 |
| (二) 生活状况的比较优势 |
| (三) 社会保障的比较优势 |
| (四) 民族文化发展的比较优势 |
| 四、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解读昆明“云南民族村”民间歌舞的市场化传播—在回望中比照（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提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中国社会转型催生民俗文化旅游 |
| 昆明“云南民族村”创立与宗旨简介 |
| 前人研究情况 |
| 选题意图与意义 |
| 实地考察 |
|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民间歌舞传播渠道的今昔对比 |
| 第一节 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歌舞传统传播渠道的回顾 |
| 引子：传统的传播方式——自然传播 |
| 一、传播渠道一：民俗生活 |
| 二、传播渠道二：口耳相传 |
| 三、传播渠道三：集体场合 |
| 四、传播渠道四：历时与共时的依存 |
| 第二节 市场化的传播渠道 |
| 一、商教并重、学演同步 |
| 二、以老带青、传统奠基 |
| 三、以新促传、海纳百川 |
| 第二章 民间歌舞市场化的艺术形态变迁 |
| 第一节 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歌舞传统艺术形态的回顾 |
| 一、舞蹈形态特征——原始性 |
| 二、歌唱形态特征——初始性 |
| 三、传统艺术形态的缘起 |
| 第二节 民族村少数民族歌舞市场化的艺术形态变迁 |
| 一、传统剪裁型 |
| 二、丰富扩展型 |
| 三、专业创作型 |
| 第三章 民间歌舞市场化传播的多元功能 |
| 第一节 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歌舞传统社会功能的回顾 |
| 一、抒发感情、愉悦心情 |
| 二、祭祀祖先、感动神灵 |
| 三、婚丧依托、血脉传承 |
| 第二节 民族村民族歌舞市场化传播的多元功能 |
| 一、文化与经济的双赢 |
| 二、表演与观众的互动 |
| 三、大众文化自觉的回归 |
| 结语与反思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采风图片) |
（6）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历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框架 |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早期国产电影对电影产业属性的呈现(1895——1953年) |
| 第一节 电影产业的经济诉求 |
| 一、电影产业的经济属性与盈利潜能 |
| 二、新中国建立前中国电影的经济属性呈现 |
| (一) 私营电影：利益至上 |
| (二) 红色电影：不计成本 |
| 三、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电影的经济属性呈现 |
| (一) 私营电影：市场狭窄 |
| (二) 红色电影：市场开阔 |
| 第二节 特定时代的政治诉求 |
| 一、建构国家认同与社会动员 |
| 二、新中国建立前中国电影的政治属性呈现 |
| (一) 私营电影：主张教化社会,体现时政主题 |
| (二) 红色电影：鼓舞抗日热情,宣传爱国主义 |
| (三) 国民政府主导的电影：倡导民族精神,动员抗日救国 |
| 三、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电影的政治属性呈现 |
| (一) 私营电影：遵循“三反”、“三不反” |
| (二) 红色电影：培养国家认同意识 |
| 第三节 娱乐大众的艺术体验 |
| 一、从大众娱乐文化到艺术 |
| 二、新中国建立前中国电影的艺术属性呈现 |
| (一) 私营电影：“惟兴趣是尚” |
| (二) 红色电影：寓教于乐 |
| 三、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电影的艺术属性呈现 |
| (一) 私营电影：调适中的观赏性 |
| (二) 红色电影：重要的娱乐方式 |
| 第二章 早期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国家认同建构与艺术表达(1954——1965年) |
| 第一节 作为培养各民族的国家意识的载体 |
| 一、职能定位：建构国家认同的重要媒介 |
| 二、为谁服务：工农兵 |
| 三、谁来生产：国有电影生产基地和军旅作家 |
| 四、生产什么：工农兵题材和民族团结主题 |
| 五、如何生产：国家认同主题下的边疆安全与民族团结叙事 |
| (一) 以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明确的主题强调边疆安全与民族团结 |
| (二) 以简单化、模式化的叙事策略引导观众正确理解国家认同主题 |
| (三) 以个性突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少数民族女性形象彰显平等与自由 |
| 第二节 艺术创新与对娱乐价值的彰显 |
| 一、对艺术形态的全新尝试 |
| 二、对爱情题材与叙事主题的突破 |
| 三、对叙事手法与叙事结构的创新 |
| 第三节 对经济意图的压制与隐性实现 |
| 一、发行放映：统购包销与追求利润 |
| 二、短暂的票房价值讨论：电影是否是文化商品 |
| 第三章 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对娱乐价值的肯定以及对经济诉求的正名(1977——1999年) |
| 第一节 拨乱反正的表征 |
| 一、延续“十七年”时期边疆安全与民族团结的叙事策略,强化国家认同 |
| 二、反思历史与表现新时期各民族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宣传爱国主义 |
| 三、以台湾同胞在云南民族地区的见闻为题材,寓意“台湾回归祖国” |
| 第二节 从唯政治化到回归艺术的本性 |
| 一、唯政治化：“高大全”与“三突出” |
| 二、从否定到重新确认：娱乐本性的回归 |
| 第三节 从去经济性到经济意图的合理化 |
| 一、去经济性：不计成本与连年亏损 |
| 二、对经济意图合理性的积极印证 |
| (一) 改革开放与国家扶持下的经营发展 |
| (二) 机制改革与自负盈亏下的濒临倒闭 |
| 第四章 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对政治性、艺术性和经济性三者平衡关系的探索(2000年以来) |
| 第一节 作为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战略工具 |
| 一、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增进民族团结 |
| 二、城镇数字电影公益放映：构建和谐社会 |
| 三、边疆民族政策叙事：提升国家认同 |
| 第二节 作为民族文化自觉与娱乐体验的传播媒介 |
| 一、以故事化的手法讲述国家的边疆民族政策,提升艺术性和娱乐性 |
| 二、突破宏大叙事,关注少数民族的生存状态和对自我价值的诉求 |
| 三、影片类型多元化,创新创作理念和艺术表现 |
| 四、云南本土人才及少数民族群众参与创作,凸显民族归属感 |
| 第三节 政府主导与“叫好不叫座”的境遇 |
| 一、作为战略性产业的电影：呼唤经济属性的回归 |
| 二、“云南现象”：市场探索取得进展 |
| (一) 政府支持：政策保障与搭建平台 |
| (二) 行业摸索：产品经营意识逐渐形成 |
| 三、“叫好不叫座”：经济价值实现的尴尬 |
| (一) 政府主导：重事业,轻产业 |
| (二) 背离市场：重个人表达,轻营销策划 |
| (三) “叫好不叫座”：重获奖,轻票房 |
| (四) 营销短视：重注意力,轻影响力 |
| 第五章 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实现文化表达与经济诉求的思考 |
| 第一节 以差异化的产品突显比较优势 |
| 一、突出绚丽的自然风光 |
| 二、立足独特的民族文化 |
| 第二节 用“世界的语言”讲述民族的故事 |
| 一、符合电影艺术的基本规律和发展潮流 |
| 二、以独具民族特色的故事呈现人类共同珍视的价值 |
| 第三节 以产业化运作达成真正的“叫好又叫座” |
| 一、构建成熟的产业价值链 |
| 二、以三个属性的平衡作为评价电影的标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云南红河州不再“一条腿”走路（论文参考文献）
- [1]政府主导下我国边境地区社会融合治理研究 ——以云南省瑞丽市为个案[D]. 李锐婷. 云南大学, 2018(01)
- [2]伪满洲国童话研究[D]. 陈实.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9)
- [3]方位概念“前”“后”的空间隐喻研究[J]. 李文渊. 语文学刊, 2015(15)
- [4]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 ——以中越边境哈尼族果角人为中心的讨论[D]. 卢鹏. 云南大学, 2015(09)
- [5]解读昆明“云南民族村”民间歌舞的市场化传播—在回望中比照[D]. 张玙麟. 上海音乐学院, 2014(02)
- [6]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历程研究[D]. 吴丽. 云南大学, 2014(12)
- [7]碧色寨之恋[J]. 海男. 红岩, 20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