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统区与沦陷区间走私贸易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国统区论文,区间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走私的原因
抗日战争时期，在国统区与沦陷区之间存在着大量的走私贸易。这种贸易之所以存在，与敌我双方的经济形势及其措施是分不开的。
日本是自然资源极为贫乏的国家。1936年日本各种军需原料的自给率分别为：铁砂23%，铣铁70%，铜59%，铝30%，棉花20%，铅8 %，锡29%，锌29%，煤油8%，羊毛5%，橡皮、石油，镁、锑等几乎完全从国外进口。（注：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出版社1939年版，第165页。 ）中国历来是日本所需生铁、煤、大豆、油料、生丝和盐等产品的主要供应国。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下令切断与敌占区的一切经济联系，日本除向欧美购买和从沦陷区掠夺物资外，还着力煽动奸商从国统区走私物资。每当新谷上市，日方便“重价收购”（注：《财政部安徽缉私处快邮代电》（1943年9月 2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财政部缉私署档案。）， 用超过国统区4倍以上的高价到处收买猪鬃。（注：重庆《新蜀报》被扣稿件《中原的经济漏洞》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编：《走私专辑》（中）（油印本）。）对于其它物资，日方也施予高价诱购。
日本又是工业发达的国家， 其出口商品的主要市场历来是中国。 1912—1931年，日本对华输出始终占日本对外输出的第二位，对华贸易总值每年占日本对外贸易总值的18%。（注：蔡谦《近二十年来之中日贸易及其主要商品》，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9页。）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对日实行经济绝交，日本失去了巨大的国统区市场，于是它千方百计地加强对华输出，经由沦陷区向国统区走私成了日本促进对华贸易的重要手段。
1938年10月，由日本首相亲任总裁，外、藏、陆、海四相任副总裁的日本经济侵华重要机关——“兴亚院”设立，其下设“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和“华中振兴株式会社”两个“国策会社”，负责日本对华北、华中的经济侵略。这两个会社在中国沦陷区各地普遍设立“实业百货店”、“物资交换所”和“物资通济处”等机构，专门从事走私活动。（注：常奥定《经济封锁与反封锁》，重庆1943年版，第13页。）日商廉价倾销其产品，拿价值3块钱的白银，可换取价值40余元的货物。 （注：《奸佞横行的闽南》（河南所检扣稿件），《走私专辑》（中）。）在日商廉价倾销下，走私鸦片、卷烟可获6倍以上的利润。 （注：重庆《新蜀报》被扣稿件《中原的经济漏洞》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编：《走私专辑》（中）（油印本）。）奸商于是见利忘义，不惜挺而走险，大发国难财。
当时中国的经济形势不佳也是走私贸易发达的原因之一。
抗战爆发前，我国仍然是一个工业极其落后的国家。到1936年，外国资本大体上已控制了中国生铁产量的95%，钢产量的83%，机器采煤量的66%，在市场上煤产品一半为外商产品，英商开滦煤矿独占35%，发电量的55%也为外商控制。在纺织业中，外国资本占有纱绽数的46%和织机数的56%。国内出产的棉布中，外商（主要是日本厂）占69.8%。棉纱中，外商厂占33.9%。棉纱虽华商厂占优势，但所产以粗纱为主，能控制的也只占全部销量市场的20%。纸烟市场则几乎全被英商颐中烟草公司垄断。有些商品，如煤油、染料、钢铁、机器等，则全部或大部依赖进口。（注：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页。）抗战爆发后， 日本封锁了中国的沿海交通，海外输入受到极大的阻碍，国统区内各种商品奇缺，价格暴涨，输入有暴利可图，于是日本趁机向国统区大肆走私商品，而我国的特产，如桐油、茶叶、猪鬃，黄豆、特种矿产品等，本国又不能完全吸收，需大量外销，为日寇诱购创造了条件。
我国海岸线漫长，地形复杂，敌我双方控制线犬牙交错，堵塞漏卮实属不易。这些都为走私提供了条件，而国民政府自身的疏漏也是走私猖獗的重要原因。
不可否认，国民政府很重视反走私斗争，于1938年10月制定了《查禁敌货条例》和《禁运资敌物品条例》，严厉打击走私。但在具体执行中却受到极大的干扰。缉私部门中的腐败分子知法犯法，收受贿赂，“敌货检查处有时成了敌货通过处”（注：《皖南前线的敌货攻势》，《走私专辑》（上）。）。例如广西龙州缉私所所长罗东藩多次索贿，压制缉私工作。1939年2月，奸商农志丰将钨砂5千余斤、银锭200余斤、 汽油数十桶、机油十余桶等物资出售资敌，罗东藩竟听之任之。个中原由，不难查悉。（注：《龙州所长罗东藩对农志丰资运钨砂未予堵缉》（1939年4月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
军队的护私现象也十分严重。在西北，“近来伊盟及榆林三边等地绒毛走私之风非常猖狂，……军队包庇奸商在三边、榆林一带放价收购，……转至太原资敌。”（注：《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电》（1943年9 月2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
军队不仅护私，还参与走私。驻闽某师师长刘湘辅，勾结部下，每日护送私粮百余担出售资敌。每批私粮起运时，均有武装押运，遇有水路，即封用民船沿途不准盘查。各查缉机关因警力不及，无法查缉。上报官员哀叹：“军队走私固属常事，但未有如此公然，……官民无不周知。”（注：《101 师副师长刘湘辅等勾结部属护送食粮出口》（1943年9月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
军队还是大宗毒品走私的组织者。驻绥远某团团长侯顺轩借驻河防的便利，将驻地粮食大半私运渡河资敌，换购大烟。（注：《新骑3 师2团团长侯顺轩等走私情形》（1943年4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驻陕某团团长杨兴华，一次携带鸦片即有500斤之多。 （注：《呈新编骑兵第5师第2团团长杨兴华携鸦片案》（1943年9月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
各种恶势力结合在一起，走私之风愈演愈烈。在浙西，奸商、“游吃队（游击队）”、帮会三股恶势力，结合成三位一体的走私集团。（注：《浙西的特产走私》（《新华日报》被扣稿件），《走私专辑》（上）。）无独有偶，在惠州，也有“一鸡三味”的说法，意即走私、包私与缉私三位一体。（注：常奥定《经济封锁与反封锁》，重庆1943年版，第34页。）
国民政府派出的收货机关工作不得力，在与敌物资争夺战中处于不利地位。贸易委员会所设的收货机关，单纯从增加利润的角度出发，往往把收购价格压得太低，有时甚至低于生产成本，生产者无利可图。而敌人高价诱购，生产者往往愿意把产品卖给敌方。在广东电白，矿工一天可采钨砂半公斤，卖与政府只得1.8元，而当时米价为每斤1.5元，矿工辛勤劳作一天，买不到1.5斤米，何以养活一家老小！ 敌人策动的奸商收价为每斤14—16元，并且不用拣选，于是矿工为谋生起见，只得将钨砂卖给走私商人。（注：《钨砂走私在电白》（桂林《力报》被扣稿件），《走私专辑》（中）。）
收货机关的收买地区狭小，许多地区根本不去收。在浙西，吴兴每年产丝茧11万担、土丝2万担、绢2千余匹、花绢1万余匹、素绢2万匹；武康年产茧2千担、茶2千担；杭县年产茶50担、茧130万担， 收货机关无力全部收购，以至90%以上的特产被奸商收购卖与敌人。（注：《浙西走私的点线面》（重庆《扫荡报》被扣稿件），《走私专辑》（上）。）
战时宣传不够，群众不明了走私的巨大危害，“百姓不以贩日货为罪大恶极”（注：《日货从武汉来》（重庆《国民公报》被扣稿件），《走私专辑》（上）。），缉私机关孤军奋战，陷入单独应付走私大潮的被动局面，缉私效果自然难以理想。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使国统区与沦陷区间的走私十分猖獗。“鸦片充斥，私货遍地，仇货比比皆是”（注：《闽南的走私潮》（湖南《开明日报》被扣稿件），《走私专辑》（中）。），“大江南北，仇货充斥”。（注：《湖北缉私处处理境内游散军人阻扰缉私案》（1942 年6月），二档馆缉私署档案。）
二、走私的状况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在中国沦陷区建立了五大走私据点：上海、天津、汉口、徐州和广州。天津是日本在华中走私的重要据点，敌货运至平津后，向南沿平汉、正太、同蒲三路运至永济，经河南奸商之手，从黄河各渡口走私至西安及陕西南部各地，有时远抵成都。上海是日本对华走私的最大据点，除一部货物系由日本国内运来外，日方还劫夺宁沪未及拆迁的工厂，以其产品冒充国统区工厂的产品，运销内地。各地敌货运抵武汉后，大部分循长江西运，直达沙市，或偷渡洞庭湖运销湘西，也有一部分溯汉水而上，经钟祥转运鄂西。广州是华南敌货走私内运的大本营，广州敌货一部分沿西江西运，一部分沿粤汉路北运转销各地。也有一部分敌货运至香港，不经过广州而直抵广州湾或大鹏湾登陆，或由越南河内分运广西镇南关及云南河口，偷销内地。（注：陈介生《抗战以来敌寇对我经济侵略概况》，1940年，第42页。）具体的走私据点，仅在沿海就有700处以上。 （注：顾翊群《经济封锁》，《中央训练团讲词选录》第三册，国民党中执委会1941 年印行， 第419页。）这样，在沦陷区与国统区之间及国统区内部， 形成了密密麻麻的走私网。相对而言，从国统区向沦陷区走私的逆向路线比较短促，多由游击区或接近战区的国统区地带向沦陷区走私。
参与走私的人员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奸商、退伍和现役军人、公务员中的败类分子、土豪劣绅、地痞流氓、土匪私枭，还有一般的贫苦百姓，其中奸商走私占据最重要的地位。（注：中央调查统计局特种经济调查处（以下简称特调处）编：《四年之倭寇经济侵略》，1941年版，第143页；《第五年之倭寇经济侵略》，第72页； 国民党宣传部编：《如何防止走私》，1942年，第1页。 ）奸商往往与日寇的倾销组织和各地特殊势力勾结在一起，他们的组织形式为：第一，独资经营。或专营运输，或专营推销，或两者兼营；第二，组织公司。一般规模较大，或公开经营，或托名接洽；第三，临时合伙，系遇到新到的某种私货待销，临时集资经营，交易成功即告结束。（注：国民党中执会训委会编：《中国战时经济问题》1943年第124页。）
就走私的方式言，可分为公开走私与秘密走私两种。在西北的甘、宁、绥一带，走私状况一反内地，极为公开。由甘、宁、绥运抵包头的土货，在国统区由当地驻军分段保护，抽取税金，到敌占区后由敌军保护入城。（注：特调处编：《甘宁绥三省走私概况》（油印本），1941年。）更有走私团伙手持枪械，明目张胆地走私。但大多数走私因时势所限，仍采取秘密方式进行。秘密走私又可分为隐藏规避、蒙混取巧、假借名义和贿赂收买等方式。（注：财政部贸委会湘桂办事处编：《湘桂两省走私情形调查报告》（复写本），1942年。）至于具体的走私方式，则诡计百出，无奇不有，如用包裹邮寄私货，挖掘地道偷越关卡等，不一而足。
日本由沦陷区向国统区走私的货物，大致可以1941年为界，前期五花八门，无所不包，概括起来，可分为以下十类：
1.纺织品类：棉纱、布匹、人造丝织品、呢绒等；
2.食品类：面粉、米、谷、盐、碱、糖、海味、咸货等；
3.日用品类：毛巾、牙刷、牙膏、肥皂、火柴、煤油、蜡烛、伞、磁器、颜料等；
4.文化用品类：钢笔、铅笔、油墨、橡皮、图钉、纸张等；
5.奢侈消费品类：香烟、酒（果酒、啤酒）、玩具、照相器材、化妆品、滋补品等；
6.五金百货类：理发刀剪、铁钉、缝针、自行车及零件等；
7.工业用品类：机器零件、胶轮车胎、电器材料、电池、汽油等；
8.肥料类；
9.药品类；
10.毒品类：鸦片、海洛因、吗啡、高根、红丸等。 （注：陈介生前揭书，第43页，《四年之倭寇经济侵略》第145页； 《第五年之倭寇经济侵略》第73页。）
总而言之，日本向国统区倾销的私货，简直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货物种类以奢侈性的消费品为主，民生必需品较少，机器零件，胶轮车胎、电器材料、染料、汽油、五金的数量微乎其微。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对策动毒害中国人民的毒品走私更是不遗余力。奸商每向国统区销售一两鸦片，日本便给“奖励”数十元。（注：《闽南的走私潮》（湖南《开明日报》被扣稿件），《走私专辑》（中）。）在日寇的煽动下，其毒化政策由沦陷区延伸到国统区。日寇还以“帮助”中国人戒毒为名，向国统区大肆贩运毒品。日本东兴公司声称发明了一种名为“东光剂”的戒毒剂，但在该制剂中“须加入一半份量吗啡”。通过该制剂，可以“捕捉到他们（吸食者）的特殊性格，可随意控制他们的生死”，并“可获得无法比拟的巨大利益”。可见，这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毒品。贩卖的目的是获取非法利润，再来抢购“敌占区[国统区]军用物资和第三国的援蒋物资，并将交换物资移交军队当局”，同时“还收集未占领区的情报，刺探敌情”。据透露，仅1939年2 月一次，东兴公司就向中国境内贩运了这种毒品一万公斤，攫取中国铜、铁、铝、钨、桐油等军用物资数千吨。（注：钟山译：《抗战时期日本以毒品换取中国内地战略物资史料》《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4期。）
1941年7月，英美宣布封存中日两国资金， 日本利用倾销货物套取法币外汇的方法失去效用，它的经济侵华策略随即改变。从该年10 月9日起，禁止沦陷区一切物品运往任何口岸，尤其是香港和缅甸。（注：常奥定《经济封锁与反封锁》，重庆1943年版，第34页。）与此政策相配合，日方制订了华北《昭和16年度经济封锁并确保资源要领》，其第17条规定：“努力套取非占领区域之重要国防资源，但如由购买而获得时，则向敌区流出之交换物资，务须不致减低封锁效力，由师团自身及一般商人统制，利用特务机关实施之，重要者则报告方面军。”第18条更明确规定了可流出的物资：“交换物资尽量利用鸦片、化妆品、果子酒、人造绢丝等不能增加敌战斗力及生活力之商品，并由军方规定路径，以交换商品。”（注：特调处编：《华北敌伪对我经济封锁概况》（油印本），1942年。）此后由沦陷区走私到国统区的物品，本来就十分稀有的工业和军用物资已近绝迹，生活必需品也较罕见，而奢侈性消费品和毒品大幅增加，占据了主导地位。
由国统区向沦陷区走私资敌的物品种类一直比较固定，以日本急需的物资为主，极具地方特色。除粮食、油、牲畜、木材、薪炭、茶叶、药材、漆、蔗糖、樟脑、笋干、瓷器、苎麻、羽毛等生活必需品、各地特产，金银、法币等硬通货和货币外，钨、锡、铅、汞等特矿产品，铜元、废铜铁、棉花、桐油等战略物资被大量走私资敌，其中以粮食、桐油和特种矿产品数量最为巨大。（注：《第五年之倭寇经济侵略》第73—77页。）更为恶劣的是，在福建，竟然发生壮丁被走私出境的事件。（注：《闽南的走私潮》（湖南《开明日报》被扣稿件），《走私专辑》（中）。）
走私的数量如何呢？由于走私具有高度的隐蔽性，要正确估计其数量是困难的，因此各家估计不一。据国防最高委员会致军事委员会函称，1939年度敌货输入超过3亿元之巨。（注：《大公报》1940年4月29日。）而常奥定先生据可靠的报告计算更不止此数。在抗战前后的二、三年内，日本由平绥路以及黄河走私到察、绥、晋、陕、甘、宁等西北各省的货物，每年价值约3600万元。从广州湾、北海走私到华南的敌货，仅麻章、遂溪一路，每日即有40万元之多，每年约有1.4亿元。 此外从陇海路东段、宁沪路、沪杭路与长江水道分散走私到苏、浙、鲁、皖、湘、赣等省，以及从广州、汕头、厦门分散走私到粤、桂、闽等省的敌货，合计每年约2亿元。综合以上各路敌货走私的数额，每年在4亿元以上。（注：常奥定《经济封锁与反封锁》，重庆1943年版，第32页。）
由国统区走私到沦陷区资敌物资的数量和价值，历来缺乏统计，难以估算。仅在1938及1939年，皖北就有300万石粮食走私资敌。 （注：《淮河线上的经济战》（衡阳《力报》被扣稿件），《走私专辑》（上）。）由于大量粮食被走私资敌，在华中、华南许多地方竟出现丰年粮荒。在1939年由国统区出口的80万箱茶叶中，有1／4被走私到了沦陷区。（注：顾翊群《经济封锁》，《中央训练团讲词选录》第三册，国民党中执委会1941年印行，第423页。）据唐凌先生估计，在抗战期间， 钨、锡、汞、锑等特种矿产品，至少分别有2000、20190、410和7417吨被走私资敌，价值3128万美元以上（其中汞因国际市场价不明，未统计在内）。（注：唐凌《抗战时期的特矿走私》，《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
以上数字是否确切尚有近一步研究的必要，但即便是如此规模的输入流出，已相当令人触目惊心了，也必然会给抗战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
三、走私的影响
猖獗的走私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都给抗战带来巨大冲击。
在经济方面，首当其冲的是国家税收锐减。抗战时期，在云南海关，据估计每年仅能收到应收税款的1／3，其余2／3白白地流失了。（注：《滇南的走私问题》（湖南所检扣稿件），《走私专辑》（中）。）在抗战前后的二、三年内，据前文统计，每年敌货在国统区走私倾销的总值都在4亿元以上，给国民政府的财政税收造成了巨大损失。
其次，走私破坏国统区的工农业经济。国统区由于出海口被封锁，交通运输困难，原料减少，价格上涨，生产成本提高，难与低价倾销的走私敌货竞争，敌货在国统区市场上占了上风，阻塞了国货的销路，阻碍了国统区工业的正常发展。1940年，日产棉纱竟走私至四川万县，每件600余元，较国产棉纱便宜400元。经营国货的小本商人叫苦不迭。在宜昌市面，四川产的麻线蚊帐颇受消费者欢迎，而日产廉价棉纱蚊帐输入后，麻线蚊帐便无人问津了。（注：刘耀燊：《中日经济战》，新建设出版社1941年版，第79页。）
由于贩卖私货有利可图，部份农民和工人不务农工而专事走私，结果农村劳力减少，田地荒芜，工业不振。在皖南的郎溪、广德两县，1940年前有熟田3.3万亩，1941年因农民离田走私而抛荒6千亩。赣东浮梁一带瓷业工人，也受走私重利的诱惑，纷纷弃工从商，专营走私。（注：《四年之倭寇经济侵略》第146页。）这种现象越靠近前线越严重。
最后，最主要的经济危害在于，日本利用走私诱购国统区的物资，套取法币，以实现其“以战养战”的阴谋，不利于国民政府对敌实行经济反封锁，使国民政府在中日经济战中处于被动的地位。
抗战爆发后，日本妄图封锁中国海外交通。“八·一三”事变后，日本于8月25日发表所谓“遮断航行”宣言， 宣布封锁上海至华北沿海。9月5日，日海军部发言人宣称：“对第三国在中国沿海之航行，一律实行封锁。”
在阻挠中国对外联系的同时，日本向国统区大量走私其廉价商品，套购法币。仅在1938年冬至1939年春，日方便在淮河流域每天套购法币200万元。 （注：《淮河线上的经济战》（衡阳《力报》被扣稿件），《走私专辑》（上）。）日本把从各地套购的法币，集中运往上海黑市，套取法币外汇基金。据统计，从1938年6月至1940年5月被日方套取的法币外汇金额约在2亿元上下。（注：寒芷：《战后上海的金融》， 香港金融出版社1941年版，第14页。）
日本封锁中国沿海交通，向国统区大肆走私廉价过剩商品的目的在于，一方面换取法币，抢购国统区物资，扩大其商品市场，发展其工商企业，实现其“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计划，阻挠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使中国在经济上成为它的附庸；另一方面，套取中国的法币外汇基金，从欧美购入它所急需的钢铁、汽油等战略物资，制成飞机、大炮、坦克来屠杀中国人民。
1941年7月英美冻结中日资金后， 日本已无法再套购中国的外汇基金，它随即对国统区实行物资封锁，又唆使伪组织颁布所谓《通货统一令》，规定自1942年6月22日起，禁止法币在沦陷区流通， 强制人民把法币以2∶1的比率兑换伪中储券，同时把军用票对法币的比价，由1 ∶4提高到1∶20。（注：常奥定《经济封锁与反封锁》，重庆1943年版，第5页。）日伪意图乘机大量收兑法币， 集中起来从国统区抢购战略物资，又可破坏法币信用，将法币逐出沦陷区，使其大量涌入国统区，加剧国统区的通货膨胀，造成国统区物价奇昂的状况，使向国统区走私更有利可图，煽起更加炽烈的走私风潮。
国民政府对敌人的走私阴谋做了一定程度的抵制，但私货大量出入的状况一直没有扭转。1941、1942两年，仅从桂越边境走私出口的铜元每月就有700吨， 差不多等于每月给敌人输送了制造一艘船所需的铜料（每造一艘船约需铜1000吨）。（注：《各缉私处查获私运铜元钞票银币水银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缉私署档案。）1944年6月， 从各地运往澳门资敌的钨砂大约有620余担，另外还有价值50万元的钨砂。 （注：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经研室编，《敌伪经济参考资料》第4期， 1944年7月10日。）
各地还发生了物资倒流资敌的现象。在日方的高价引诱下，奸商不仅把各地特产走私资敌，还将抗战爆发时历经千辛万苦从沦陷区抢购的重要物资，如棉纱、布匹、西药、机器零件、五金、汽油等，又重新运回沦陷区资敌。（注：《第五年之倭寇经济侵略》第73页。）
成千上万法币和各种战略物资日夜不停、川流不息地向敌占区奔流，无疑给日本侵略者起到了“输血”的作用，使国统区患上严重的“贫血症”，延长了日军负隅顽抗的时间，增加了中国抗战的困难，言之令人痛心。
走私在政治上与军事上对抗战造成的危害与经济上的危害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首先，走私制造了大批汉奸和准汉奸。
参与走私者，大多为寡廉鲜耻的奸商、地痞流氓，土豪劣绅，他们在日本的重利勾引下，很容易就成为他们的驯服走狗。日方的走私组织，大多是利用各地奸商和特殊势力构成。这些人同日本在走私中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敌人到来时，往往从切身利益出发，对敌人无耻迎迓，给敌人以种种便利，甚至干脆置民族大义于不顾，甘心从逆，出面组建伪组织。如在浙江永嘉、宁波、绍兴和福建福州等地沦陷以后，都成立了以走私奸商为主干的伪组织。（注：《如何防止走私》第10页。）许多参与走私的人即便未沦为汉奸，也淡弱了对侵略者同仇敌忾的意志与决心。
第二，走私腐化了公务员队伍，败坏了社会风气。
保、镇、乡、区长乃至县长、封锁处主任，都有放私、庇私之现象，使基层政权受到严重腐蚀。他们的所作所为，严重挫伤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群众愤慨地说：“佩带证章的人员不走私，便没有人走私了。”（注：《广东前线的走私》（重庆《时事新报》被扣稿件），《走私专辑》（中）。）
走私来钱容易，花得也快。在走私成风的地方，往往赌馆发达，“花会”盛行，奸商们打麻将、喝酒、嫖妓、抽大烟无恶不作，社会道德随之沦丧。同时，日本利用奸商，实行其一贯的毒化政策，大量偷运进日本“特别优待之毒品”（注：《第五年之倭寇经济侵略》第73页。），引诱中国人民去吸食，毒化中国人民，使他们丧失抵抗侵略的力量。
第三，走私破坏抗日的国防。
走私者频繁出入国统区和沦陷区，对各地的港湾、河汊、山岭等交通情况都极为熟悉，很容易于有意无意间暴露我军驻防情况，成为日军的耳目。每次敌人窜扰，都有无耻汉奸为敌人带路。例如日军轻涉钱塘江，就是由其伪装成走私船只渡过的。（注：《如何防止走私》第10页。）
最后，走私削弱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其中如1941年“中条山战役”的教训最为惨痛。战前，中国第38集团军驻于陕县的黄河南岸，地势较北岸为低，不易防守，与敌阵地隔河相对仅里许。该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不思防守，与奸商杨庆亭相勾结，自进入防地后，就开始贩卖毒品。在他的带动下，该军上下许多人以贩毒为业。1941年5月7日，日军已在中条山发动进攻。次日，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打电话询问前线情况，正忙于贩毒赌博的李家钰竟回答“无事”。这样的军队，岂有不败之理！战后国防最高委员会在总结战役惨败的原因时认为：“原因之一为敌人贬价输送敌货毒品，军队上下唯利是图，走私风炽，战斗力削弱。……尤以走私贩毒[重点号为原文所有]为最大之原因。”（注：《卅八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走私贩毒等事宜》（1941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