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2011年埃及乡村人口流动的概况、成因、影响及对我国的启示
刘志华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300350）
摘 要： 从1952年七月革命成功爆发到2011年穆巴拉克黯然隐退，进城打工和出国务工构成埃及农业剩余劳力转移的主要途径。人口流出地的推动、劳力流入地的吸引、交通条件的优劣，是影响埃及村民流动的主要因素。对乡村而言，村民流动有利于村民规模经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可能造成乡村劳力匮乏甚至农业劳力匮乏，可能影响农地制度，有利于提高农业工资、提高村民收入水平进而为农业投资奠定物质基础，有利于乡村政治稳定，有利于打破乡村的闭塞状态。村民流动为流入地提供大量劳力。然而，进城村民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进而造成城市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贫困的下层民众因缺乏必要的生活保障而普遍处于无助状态。出国务工者则难以享受同等待遇，并且其就业条件受到所在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环境影响。
关键词： 埃及；村民流动；进城打工；出国务工；穆巴拉克
乡村人口的迁移问题，系当代埃及的热点之一。乡村人口不仅包括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即农民，而且包括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者。乡村人口流动泛指乡村人口的空间移动以及由此导致的地位变化，包括国内流动和出国务工。乡村人口的国内流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乡村人口在农业领域内的空间移动，二是农业剩余劳力的转移即乡村人口从事村内的非农产业、进城打工、从军或求学等等，然而绝大多数从军者与求学者最终要么返回村内从事农业和非农业、要么在城市和国外就业。因此，在当代埃及，进城打工和出国务工构成农业剩余劳力转移的主要途径。然而，关于当代埃及乡村人口进城打工和出国务工的原因和影响，国内学界着墨甚少。本文拟从1952—2011年当代埃及乡村人口进城打工和出国务工的历史和现状入手，探讨其成因，分析其影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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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代埃及城市化和劳务输出的概况
自1952年以来，埃及城市化水平逐渐提高。埃及城市人口所占比重从1947年的33%升至1960年的37%，1970年的42%，1980年的 44%和 2000年的53%[2]。城区面积的扩展集中体现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在尼罗河三角洲，城区面积所占比重从1972年的 3.6%增至 1984年的 4.7%，1990年的5.7%，1995年的 6.9%，到 2000年升至 8.4%，到2005年升至10.1%，到2010年提高到12.1%[3]。开罗和亚历山大的人口增长可谓埃及城市化水平提高的缩影。开罗人口在1950年为209万，在1960年为335万，在1970年为422万，在1980年为588万，在1990年高达645.2万；亚历山大人口从1950年的92万增至1960年的152万，1970年的180万，1980年的271万，1990年的343万[4]。
自1952年以来，进城打工的埃及乡村人口数量众多。1947年，在超过50万居民的埃及大城市中，15至50岁人口占52.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5.0%，这主要是由于农村剩余劳力青睐并迁居大城市；在50年代，移居城市的乡村人口占城市人口增量的40%；[5]1965至1985年，从农村移向城市的人口占埃及城市人口增额的比重至少为17—18%[6]。
需要说明的是，当代埃及乡村人口进城打工包括“非选择性迁移”与“选择性迁移”两类。前者指一无所有乡村人口的迁徙，数量巨大，涉及农村各个阶层，往往在城市集中居住，不易溶入都市生活；后者系负笈求学的年轻乡村人口通过教育途径实现身份转换，人数较少，能迅速适应城市生活。
伴随着男性劳力出国务工，乡村已婚妇女逐渐成为“留守妇女”。她们因平均文化程度较低、受旧有社会风习的禁锢以及照顾一家老小的现实需要，往往留守乡间，在农业生产和家务劳动中占据重要地位，较少外出从事非农经济活动。乡村男性剩余劳力出国务工之后，她们的地位历经变迁，主要体现在生产劳动、财产支配权、对具体事务的发言权、与外界的沟通、医疗条件等方面。
在迁居国外的埃及劳工中，乡村居民所占比重逐渐提高。1977年，吉萨省卡巴巴特村约有300人出国务工，其中多数目不识丁[15]。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阿斯犹特省某村，约10%农户曾出国务工[16]。 1983—1984年，朱迪·H·布雷克曾在吉萨省萨蒂克村对79名乡村妇女进行调查，发现其中8位妇女的丈夫正在国外务工[17]。1986－1987年，小理查德·亚当斯曾在米尼亚省调查1000农户，发现33.9%农户曾有家人在过去十年中出国务工，其中225户的出国务工家人已经返乡（平均仅在国外呆2.12年），年轻、未婚、家中人数较多特别是13岁以上男性成员较多、占地面积较多、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户最渴望出国务工[18]。到80年代末，埃及出国务工人员以农民为主，平均年龄32岁，达到大学文化程度者不足10%[19]。口头协议和非法入境仍然构成埃及乡村人口出国务工的主要方式；以进入沙特阿拉伯的埃及村民为例，绝大多数埃及村民在达成口头协议后受雇于较早进入沙特的亲友，并以“朝觐圣地”为名非法潜入沙特内地。
国际形势。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世界油价开始暴涨，利比亚和海湾国家的石油出口和加工工业迅速崛起；然而，这些阿拉伯产油国人口稀少，而且妇女从业率低下，多数劳力不屑于从事脏累差的体力劳动；因此，阿拉伯产油国亟需外籍劳力，而且给付的工资较高。例如，1986－1987年，在米尼亚省的某三座村庄，无地雇农平均月收入90埃镑，而出国务工农民平均每月可以赚取350埃镑[40]。因此，大量埃及人开始流向阿拉伯产油国。1974年9月，埃及与卡塔尔就劳力输出问题达成协议[41]。1975年，萨达特政权与伊拉克政府签订协议，规定埃及政府向伊拉克南部派遣众多农民，用以开垦两河流域的荒地[42]。1979年，阿拉伯国家联盟宣布开除与以色列单独媾和的埃及，联盟总部从开罗迁往突尼斯，阿拉伯联盟多数会员国还与埃及断交。然而，阿拉伯诸国并未驱逐埃及劳工：“如果阿拉伯人果真希望羞辱埃及，使萨达特蒙受耻辱，并阻挠《戴维营协议》，他们本来能够将百万埃及教师，医生，工程师，熟练工人和农民遣送回国，这些人在阿拉伯诸国工作并将所得收入寄回埃及。阿拉伯人未能这么做，这表明他们对埃及脑力和体力的需求胜过他们证明自身思想纯洁的渴望。”[43]1989年，阿拉伯国家联盟重新接纳埃及作为成员国，埃及的劳务输出环境大大改善。然而好景不长。以流向科威特的埃及劳工为例：1990年8月，伊拉克占领科威特，剥夺正在当地服务的外籍劳工财产，迫使后者前往约旦避难，埃及劳工亦未能幸免。在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科威特的国家重建和石油繁荣继续吸引埃及劳工。进入21世纪，随着阿拉伯产油国经济结构的变迁、国际油价的波动、与其他劳务输出国的竞争，以及阿拉伯产油国政治形势的变迁，埃及劳务输出规模和侨汇收入继续发生波动。
人口流出地的推动。（1）主动型或自愿型：众多村民力图摆脱政治动乱、各类瘟疫、封闭状态、愚昧无知和贫困生活，具体表现在：一是农业剩余劳力的出现和增加。这既是发展的结果，也是对发展的挑战。农业剩余劳力出现和增加的原因是：首先，乡村人口数量和劳力供给增加。医疗条件的改善、农业生产的进步、政治秩序的稳定等因素使乡村人口增速一度加快，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农业劳力供给相对充裕。其次，农业劳力需求的增速不及乡村劳力供给的增速，导致农业劳力需求出现相对减少甚至绝对下降。人口的迅猛增长使人均耕地面积和播种面积呈现下降趋势，加之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持续提高，使农业劳力需求相对减少甚至绝对下降。第三，乡村劳力供给增加，农业劳力需求相对减少，使乡村出现大量隐性或显性的剩余劳力，这些剩余劳力客观上需要转至乡村的非农产业或者城市或者国外，否则会使农业劳动生产率持续下降进而使乡村居民收入水平增速放缓甚至不断下滑。二是城乡之间和国内外的差距。在经济环境、医疗条件和教育水平方面，城乡差距固然显著。然而，城乡政治地位也具有明显的高下之别。在传统社会阶段与民主化水平较高的时期，城乡政治地位差异较小；然而，在现代化的极权政治时期，城乡政治地位差异尤其显著。城乡政治地位的巨大差距，对国家在投资和税收等方面的政策导向具有重大影响。投资差距和税收差距进而扩大城乡的收入差距，恶化乡村农业领域的投资环境，并扩大城乡的教育和医疗差距。三是自1970年以来，埃及政府对农业合作社的操纵以及农业合作社对社员的控制均呈现松弛之势，使乡村居民得以摆脱制度羁绊流入城市或出国务工。（2）被动型或非自愿型（对政府而言却成为主动型或自愿型）：政府迫使村民离开祖居地而服兵役服劳役，或者将部分村民驱逐出境，或者派部分村民出国工作；统治阶层在农产品市场化程度提高等情况下放松对农民的人身控制。（3）主动型和被动型具有密切关联。政府采取对外开放、放松人身控制等政策，鼓励村民进城打工或出国务工，而村民也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利用这些政策。在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代，随着政治控制的渐趋松弛、区域经济的差异扩大以及村民观念的逐步开化，主动型的村民流动成为主流。
二、当代埃及乡村人口进城打工与出国务工的原因
（一）乡村人口进城打工的原因
首先，乡村人口出生率较高。1975－1976年，开罗和亚历山大人口出生率为3.9%，下埃及城市区域人口出生率为5.0%，下埃及乡村人口出生率为6.0%，上埃及乡村人口出生率6.8%。[20]1980年，开罗人口出生率为4.09%，亚历山大为3.14%，下埃及城市为4.29%，下埃及乡村为6.00%，上埃及城市为5.87%，上埃及乡村为6.32%；1995年，开罗人口出生率为2.82%，亚历山大为2.82%，下埃及城市为2.66%，下埃及乡村为3.45%，上埃及城市为3.80%，上埃及乡村为5.19%[21]。乡村人口迅速增加，使农村剩余劳力愈益积累，进而构成乡村人口移居城市的强大动力。
第二，埃及城乡医疗条件差距较大。纳赛尔政权努力增加乡村公立医院数量并配备更多医务人员。但是，一家乡村公立医院往往要管理四五座村庄，某些医生甚至不止管理一家乡村公立医院，医疗资源仍然稀缺[22]。在萨达特时代，埃及农村的医护人员减员30%，平均每个村子不到一个医生，而城市的医生却十分充足[23]。以70年代中期的法提哈村为例。该村距离医院很远；医院设施严重短缺，乡村人口需要长时间排队等候；来自城市的医护人员经常在上班时间回城处理私事甚至游乐。[24]1981年，埃及公立医院、农村医院和农村卫生站总计728所，医患之比仅有1/829；穆巴拉克上台之后，着力改善乡村医疗条件并取得一定成效，到2005－2006年，埃及公立医院共计340所，农村医院共计539所，农村卫生站共计4272所，医患比例升至1：443。[25]然而，乡村医疗条件依然远远不如城市。
第三，埃及城乡的收支差距较大。在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埃及城乡人均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1953年，乡村人口人均收入24.8埃镑，市民为59.1埃镑；1970年，乡村人口人均收入增至56.5埃镑，市民为109.4埃镑；1978年，乡村人均收入升至115.0埃镑，而市民为258.2埃镑。另外，鉴于埃及乡村的生活成本比城市上涨更快，因此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埃及城乡的消费水平差距只会更大。[26]到穆巴拉克时代，埃及城乡收支差距依然较大。1990/91年，埃及城市人均收入1172埃镑，支出1089埃镑；农村人均收入982埃镑，支出724埃镑。1995/96年，埃及城市人均收入（扣除物价因素）1211埃镑，支出1061埃镑；农村人均收入（扣除物价因素）744埃镑，支出657埃镑[27]。进入21世纪，包括埃及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与乡村的贫困现象引起世界银行的高度关注。2003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乡村青年如果进城打工，不仅能够“使农村家庭收入来源多样化”，而且“为以后迁移到城市创造了机会”[28]；2008年《世界发展报告》进一步指出，包括埃及在内的“转型中国家”应该鼓励乡村发展高附加值农业，发展农村非农产业，以及促进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以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减少农村贫困人口[29]。然而，上述建议仅仅从经济学角度着眼，并未考虑埃及政府转移农业剩余的诸多政策，而这些政策是构成城乡收入和消费水平差异巨大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埃及政府长期低价征购棉花，以此获得外汇或者降低国有企业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食品补贴制度是埃及政府转移农业剩余的重要途径。埃及补贴制度的本质是实物形态的补充工资，因此食品补贴与能源补贴的数额和比重均与现有收入水平相称，从而固化城乡收入格局。例如，1979年埃及市民仅占全国人口的45%，却享受75%的补贴总额，而且几乎独占食品补贴[30]。
由此可见，埃及乡村人口进城打工的主要原因在于乡村人口的迅速增长、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特别是收入差距、城市工业化的启动和进展以及劳务输出等等。除此之外，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乡村人身依附关系的相对松弛、极权政治条件下城市与乡村以及工业与农业所处的不同政治地位，也是促进城市化的重要因素[34]。
最后，城市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当代埃及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发展，导致农业生产总值和农业劳力所占比重呈现下降趋势。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950年的43%[31]降至1970年的29%，1980年的18%，2000年的17%[32]。农业劳力所占比重从1950年的58%，降至1970年的54%，1986年的 36%，2000年的 31%[33]。
（二）乡村人口出国务工的原因
国内原因。在1967年“六·五战争”爆发前，纳赛尔政权担忧人才外流，因而严格限制百姓私自出国务工。《征召法》、借调制度和《出境签证法》限制工程师、大学毕业生、教师、熟练工人和医务人员等高级技术人才的人身自由，可谓共和时代的徭役制度，严重阻碍埃及的劳务输出[35]。与此同时，工商业领域的国家资本主义和乡村农业的合作社体制，也制约着城乡居民的人口流动。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后，遭受重创的纳赛尔政权亟需外汇以便购买武器，因而放宽对百姓出国的限制。1967年10月，成立于1964年的“劳力委员会”强调埃及政府应出台长期稳定的劳务输出政策，建议政府鼓励劳务输出、建议政府收集境外就业信息、建议政府考察国内特别是劳力供求并不平衡地区的的人力资源、建议政府和那些需要农业劳力的国家签署双边协议、建议政府简化出国手续、建议政府与侨民保持联系并鼓励其返回祖国进行投资、建议政府使出国务工合法化、建议政府免除出国务工人员之子的兵役、建议政府成立一个管理劳务输出的专门机构、并就出国务工人员的岗位和国籍提出建议，等等。1969年，纳赛尔政权根据“劳力委员会”的上述建议，在外交部下设移民司，以便与国外埃及劳工保持联系、评估境外就业机会、并与接纳埃及劳工的诸多国家签订双边协议；同年，埃及政府颁布第863号法，规定设立以劳工部部长为首的、由各部代表参加的“移民与劳务输出委员会”，旨在出台移民政策、协调各部关系、考察境外就业、签署双边协议；同年，埃及农业部发布命令，允许出国务工时间不满一年的的农学家重返原有职位；此后，埃及人出国申请的审批通过率大大提高。但是，埃及政府对劳务输出的法律限制依然存在，特别是国内紧缺的医疗人员、工程师、高级管理人才等在申请出国时仍然面临重重障碍。1970年，埃及政府规定当年允许出国的相关行业限额，其中医生为50名，药师为20名，脊柱按摩疗法医生和护士各5名，兽医为15名，工程师为80名，统计学家为5名，会计师和企业管理人员各140名，语言类教师和图书管理员各35名；埃及政府还将根据各行业人才的供求情况，每隔六月调整一次出国限额。[36]在1970年秋萨达特上台之后，埃及政府迅速放宽对百姓出国的限制。1971年9月颁布的埃及宪法第50条规定：“全体公民均有权在埃及境内任何地点居住，且不得被限定居住在特定区域；但是法律规定的特例除外。”；第51条规定：“任何公民不得被驱逐出境，也不得被禁止返回国内。”；第52条规定：“公民有权永久或暂时移居埃及。法律将规定公民移入和移出埃及的权利，措施，和条件。”[37]。1971年，埃及政府颁布第73号法，规定出国务工不满一年的政府职员有权在回国后重返原有岗位。1971年，埃及政府公布“18条法令”，取消埃及政府对公民出国务工的多种限制特别是取消纳赛尔时代的 《出境签证法》，在某些情况下取消出国务工人员之子和兄弟的兵役，并就出国务工人员的双重国籍等问题做出规定。1972年2月22日，埃及政府正式规定，埃及公民在提交能够证明如下条件的材料并由内务部下设的移民司审核批准之后，可以申请出国务工：第一，完纳各种税收；第二，已经完成兵役；第三，获得工作单位的同意；第四，获得目的地所在国的同意；大学毕业生还应获得劳工部的批准。1973年2月至3月，埃及政府召开高级官员会议，讨论移民和劳务输出等问题，部分与会代表要求政府出台长期稳定的移民政策并大大简化出国手续。1974年，埃及部分高级官员开始公开讨论输出剩余劳力的方案。同年，埃及政府颁布第29号法，将政府征召药师、护士、牙医和内科等医生的时间限制在4年之内。同年，埃及政府取消出国签证，改用旅行许可证，并由劳动者向本工作单位领取；几乎每个警察局都有权办理护照而且在24小时之内发放完毕，学生还可申请短期护照以便在暑假出国旅行或打工，护照也不再限制对象国数目。1975年，埃及政府颁布第26号法，第10条允许国民在特定情况下拥有双重国籍；埃及议会批准阿拉伯联盟成员国共同签署的关于便利阿拉伯诸国劳力在阿盟会员国之间流动的协定；埃及国防部发布命令，规定年龄在25—30岁的年轻人，如果其家人中有出国务工者，其本人免服兵役。1976年，埃及政府颁布第31号法，规定设立一个直接向副总统负责的、管理移民和劳务输出事务的高等委员会；萨达特发布第795号总统令，规定将设立以总理为首的、由多名副部长参加的“人力与培训高等委员会”，旨在促进埃及经济社会发展，满足其他阿拉伯国家和友好国家的劳力需求，并解决失业问题；埃及议会通过第54号法，规定政府征召每位工程师不得超过6年。1977年，埃及政府颁布第32号法，规定埃及投资者与外籍投资者均获得免税权，旨在鼓励出国务工者回国投资。1978年1月，埃及省长会议召开，重申限制政府对工程师的征召期限；4月，埃及劳工与培训高等委员会向诸多劳力输入国派出代表团，力图就埃及出国务工人员的入境便利、社会保险、和法律纠纷而与劳力输入国进行磋商。[38]1981年，埃及政府设立“移民和埃及在外劳工部”，作为管理出国务工人员的专门机构。1983年8月1日，埃及政府颁布第111号法即 《移民和关心国外埃及人法》，规定：埃及公民有权永久或临时移居国外，内政部将向申请定居国外的埃及人发放许可证，永久移民可争取加入对象国国籍同时保留本国国籍；国家尽力保持侨民与祖国的联系；埃及政府成立以移民部长为首，由11部门代表组成的最高移民委员会，负责培训准备移居国外者并向埃及侨民提供宣传用品；欲定居国外而向本单位申请辞职政府官员或国企职工，如果在其辞职申请被批准后两年内回国并在回国后三个月内提出复职申请，原单位应恢复其原有职务或任命类似的职务；对于移居国外超过两年后才回国的政府官员或国企职工，只要其仍然具备任职条件，原单位就应重新任命，并免除其应聘考试；对埃及侨民通过官方渠道邮寄回国的侨汇免征税费，参加埃及境内投资项目的埃及侨民，其资本享受同类项目的外国资本和本国资本中最优惠的待遇。[39]1983年第111号法是鼓励劳工出国的最重要的法律，标志着埃及彻底实现劳务输出自由化。
纵观2017年数字报纸发展状况，在政策扶持，新闻传媒、数字版权等产业高速发展，以及新技术不断革新的背景下，数字报纸整体规模实现了稳步增长，从各个方面取得到了突破性进展，虽然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尚待解决，但是未来的发展前途还是乐观的。
办难办之事，成难成之功。催生深层次、根本性变革，取得全方位、开创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之复兴气象蔚为大观。
以孤石B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力学分析，孤石受到重力G作用，支持力N及其他外部作用力F1、F2等。假定孤石B在下部支撑孤石A接触面的倾角为θ，βi为外部作用力与水平方向夹角，孤石倾倒时绕支点O进行，O点到重力作用线的距离为x，di为O点到F作用力的力臂。本文分析中皆以接触面方向为X轴，接触面法线方向为Y轴，则孤石B的力学平衡方程为：
（三）小结
埃及乡村居民的人口流动，其原因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流出地的推动。对进城打工的村民而言，流出地为乡村；对出国务工的村民而言，流出地为埃及。根据村民是否出于自愿，可以分为主动型与被动型。二是流入地的环境。三是交通条件。
陈廷敬为官期间，廉俭居官，始终保持清廉的本色。他为官谨慎，知足，从不贪得。他深知，一个人胃口过大，贪得无厌，必为天理所不容，最终结果必然是自取灭亡。在担任左都御史期间，他曾向朝廷奏呈《劝廉贵先以俭祛弊务绝其源》的奏章，强调“贪廉者，治理之大关，奢俭者，贪廉之根底。欲教以廉、当先使俭”。并提出通过朝廷立法、重新严格制定衣冠服饰舆马乘车，器用婚配丧葬等礼制与办法，使人心尚俭，以挽日益奢侈颓废之风。
式中:I0为红外光源入射光强,I为有气体吸收时出射光强,k(λ)为CO2气体吸收系数,l为红外光光程,C为CO2气体的体积比浓度,单位为×10-6。
当代埃及乡村人口出国务工，深刻影响乡村收支分配结构以及埃及和对象国的政治形势。
交通条件的优劣。劳力流入国与埃及的距离远近，海陆空运输是否便捷以及费用是否低廉等。
三、当代埃及乡村人口进城打工与出国务工的影响
（一）乡村人口进城打工的影响
当代埃及乡村人口进城打工，从总体上讲有利于提高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然而，进城打工的乡村人口往往聚集于贫民窟，从而一度对城市面貌和政治秩序造成重大影响。
对城市面貌的影响。在纳赛尔时代，“非选择性迁移”，与开罗城区的水平扩张，是导致开罗“农村化”的两大根源[44]。在萨达特时代，埃及城市人口继续猛增，城市住房和基础设施的供应愈益紧张。1975年，埃及城市人均住房只有1/3间（以开罗房间的大小为标准），许多人住在房顶上或陵墓中；23%市民用不上电；1/6以上市民难以享用自来水；近2/3市民缺乏排污管道[45]。到20世纪80和90年代，埃及开罗贫民窟的3/4居民来自农村，10%来自其他城市，其余是开罗本地人；许多人没有合法的住房产权[46]。2007年1月，中国经济学家温铁军曾参观位于开罗老城区近郊的“死人城”，发现越来越多的众多贫民聚居于这里的死人宅邸，使之成为不断扩张的贫民窟[47]。
“青楞”特别喜欢欺负村里的老实人，自己喂的牛经常吃别人家的庄稼，还死不认账。2004年，“青楞”家喂养的狗咬死了张新富的羊，张新富年纪较大，前去讲理，结果“青楞”死活不承认狗是自己的。为了证明自己没有诬陷“青楞”，张新富跪立在“青楞”家门前“赌咒”，“青楞”不仅不予理睬，反而坐在自家房间里与儿子喝酒聊天。烈日当头，不料张新富突发脑溢血身亡。为了及时解决纠纷，防止门头闹事，村干部请来派出所的民警调解纠纷，“青楞”最终向张新富的家属赔偿了3000元。
对政治秩序的影响。在1952年“七二三”革命前夕，埃及农村的恶劣形势使自由军官组织得以利用农民对地主和王室的仇恨而颠覆君主制度。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大批农民进入城市务工，其宗教观念和仪式越发受到城市的影响，加入穆斯林兄弟会的进城农民开始大幅增加。但是，直至1974－1977年，伊斯兰复兴运动激进分子中约有2/3出身于中等公务员家庭，约1/3出身于自由职业者和高级技工家庭，出身农民家庭者依旧寥寥无几。[48]到萨达特时代后期特别是在穆巴拉克时代，大批农村生源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或者工作不如意，使伊斯兰主义组织得以利用这些大学毕业生反对西化城市精英主宰的现存政权。据统计，到20世纪90年代，埃及“伊斯兰极端分子”越来越年轻化，而且出身农村和城市贫民窟者所占比重急剧上升[49]。
（二）乡村人口出国务工的影响
劳力流入地的吸引。经济条件包括：劳力流入地原本劳力匮乏或者因本国劳力流向国外而劳力短缺，而石油或建筑等工业部门的兴起又需要大量劳力；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化程度提高，为流入地提供充足食品，使其能够吸纳大批外来人口。政治保障指的是劳力流入国政局稳定且与埃及交好。文化便利一般而言表现为劳力流入国在语言和宗教方面对埃及劳工而言有亲和力。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埃及乡村人口出国务工，侨汇数额愈益上升，出国务工对乡村收支分配结构的影响开始显现。埃及侨汇数额从1973年的1.28亿美元增至1975年的3.65亿美元，到1981－1982年达21.00亿美元；其中20%－40%的侨汇流向埃及乡村[50]。1986－1987年，小理查德·亚当斯在调查米尼亚省的1000农户时发现，侨汇总额占1000户总收入的12.46%，占出国务工农户总收入的30.41%[51]。从1992－2001年，埃及年均侨汇为38亿美元。[52]关于侨汇对乡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小理查德·亚当斯认为，较为富有的农户是侨汇的主要受益者，因而侨汇加剧了乡村的收入不均[53]。关于侨汇对消费和投资比例的影响，小理查德·亚当斯在调查米尼亚省1000农户后发现，获得侨汇的乡村人口一般不会将大量钱财投入日用消费品即不会挥霍侨汇；获得侨汇的乡村人口将大批资金投资住房领域，将原来的土墙住房更换为红砖住房；获得侨汇的乡村人口将73%侨汇用以购买土地；综上所述，获得侨汇的乡村人口都将这一收益视作暂时收入，希望通过购买耐用消费品和投资于生产领域而使其保值[54]。阿兰·理查德与约翰·沃特伯里也持类似看法；他们认为，侨汇被用来提高原本过低的生活水平，这无可厚非，而且可以拉动国内需求；部分出国务工人员在返回家乡后购买摩托车，这有利于农业剩余劳力的区域流动和互通有无，对交通和环境的负面影响很小。作者还认为，侨汇用于投资的比重和数额较大，部分侨汇未能用于生产投资或者投资不足则主要是因为政府政策失误。[55]笔者认为，上述研究结论受到特定考察主体、考察对象、和考察时空的制约，必定与当代埃及的总体情形不太相符；埃及侨汇对乡村收支分配结构的影响，因不同时空和阶层差异而发生变化，所以不可一概而论。然而，侨汇毕竟有助于提高乡村人口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这一点毋庸置疑，因而侨汇的积极意义显而易见。
当代埃及乡村人口出国务工，对埃及和对象国的政治秩序影响巨大。埃及出国务工人员在劳力输入国的工资水平、社会保障和政治地位明显低下，进而构成当地政治动荡的重要隐患。以科威特为例。在海湾战争前后，科威特极其可观的石油美元主要养肥了以萨巴赫家族为首的土著科威特人，而包括埃及劳工在内的客居人士及其后裔即使定居科威特亦不得享有该国公民权[56]。1999年10月，科威特发生骚乱，数百名心怀不满的埃及劳工参与暴动，导致其中16人被捕[57]。关于乡村人口出国务工对埃及政治稳定的影响，学界众说纷纭。部分学者认为，埃及乡村人口出国务工，有利于维护政治稳定，理由是对低工资心怀不满的埃及人大多出国远去，留在国内的主要是安于现状之人。然而，有的学者看法相左。他们认为，劳务输出是“选择性迁徙”，唯有愿意冒险以便提高地位的人才会出国，而那些缺乏进取精神的人则会选择留在国内消耗光阴；因此，不会接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禁欲苦行思想的人出国了，留在国内的人大多认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58]上述争论尽管缺乏统计数据作为依托，却可能随着埃及乡村人口出国务工人数的渐趋增加而更加激化。
自20世纪60年代起，埃及出国务工人数呈现上升趋势，伊拉克、沙特、科威特与阿联酋等海湾富国和利比亚迅速成为埃及劳工的主要目的地。从1962年1月至1968年12月，获准出国务工的埃及人仅有13113名，主要流向美洲、澳大利亚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以教师、管理人才、医护人员和熟练工人为主；到1969年，获准出国的埃及劳工增至2.8万人[7]。1972年，埃及劳务输出总数位居中东和南亚国家第六位，次于约旦、伊朗、印度、海湾阿拉伯国家和巴基斯坦[8]；到1975年，埃及成为中东最大的劳务输出国，其输出的劳工人数占所有出国务工阿拉伯人的1/3[9]。1975—1976年，迁居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埃及人约60万，主要分布在利比亚、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10]。1978年，出国务工的埃及人增至136.5万，其中流向沙特阿拉伯和利比亚的各50万，流向阿联酋和科威特的各15万，5万人前往伊拉克，1.5万人在卡塔尔务工[11]。1985年，迁居海湾石油富国的埃及劳工共计74.7万，其中50万流向沙特，13.7万前往科威特，8.3万在阿联酋打工[12]。1987年，埃及出国人员增至400-450万，其中160万人在伊拉克务工[13]。2002-2004年，共计139.5万埃及人在海湾六国务工；2002年在卡塔尔务工的有3.5万，在阿联酋务工的有14.0万；2003年在科威特务工的有26.0万；2004年在沙特阿拉伯务工的有90.0万，在巴林务工的有3.0万，在阿曼务工的有3.0万[14]。由于大量埃及人非法越境和潜入别国，因此实际移民数目必定高于各国政府提供的相关数字。
法特马·哈法吉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对吉萨省卡巴巴特村进行调查，介绍村民出国务工前后的乡村妇女劳动的变化以及地位的提高。在该村村民出国务工之前，乡村妇女主要从事没有工资的家务劳动，如做饭、打扫屋子、照看小孩、饲养家禽、挤奶、烤制大饼、打水、获取燃料、购物等。她们也从事一些农业劳动，例如收获庄稼之后储存余粮，并准备、挑选和储存种子，饲养家禽，播种等。总之，乡村留守妇女对家庭之外的事务基本没有决策权；在家庭内部的决策权取决于年龄（越老越有权），生育能力（是否生育，生男还是生女。如果没有生育或者只有女儿，她们要么被休掉要么被迫允许丈夫再娶），家庭结构（核心家庭中的村妇地位高于联合家庭的村妇地位），是否拥有土地、房屋、牲口等财产，而不取决于村妇的家务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多少以及农产品特别是禽蛋、禽肉、奶酪、黄油等销售收入的多少，即不取决于乡村的劳动分工。在该村村民出国务工之前，成年男性承担重体力农活和饲养牲口等，但是拥有较多闲暇。成年男性掌握家庭内外事务的决策权，在家庭内部则表现在决定子女的教育和分工，掌握生产资料，并组织农业生产。在该村村民出国务工之前，儿童经常参加家庭内外的劳动，严重影响学业甚至被迫退学。家内劳动以女孩为主，男童则主要从事农业劳动特别是能够赚取钱财贴补家用的劳动。在该村村民出国务工之后，妇女不仅要承担原有的家务劳动和农业劳动，而且额外承担三项劳动：负责管理和支出家庭资金尤其是丈夫的侨汇；负责管教子女，比以前较为严厉，但是与丈夫相比不太重男轻女；负责饲养牲口特别是照顾生病的牲口。由于劳动量大增，特别是需要管教子女和饲养牲口，许多妇女苦不堪言。在该村农民赛义德前往沙特务工之后，其妻阿丽亚抱怨道：“我必须管教子女照看牲口，这是最难做的事情。起初子女让我苦不堪言。现在他们安生多了。牲口，特别是在它们生病的时候，真难处理。”。乡村妇女必须抛头露面与家庭以外的机构和个人打交道，这就必须克服家庭以外的机构和个人对乡村妇女根深蒂固的轻视态度。乡村妇女开始与农业合作社商贩交往以便购买化肥和农药，与乡村银行打交道以便获得贷款，寻找雇农并与他们商定工资水平工作时限以及监督其劳动，前去小镇诊所就医，以及将丈夫的侨汇从国外带给她的丈夫的亲友。在额外承担三项劳动并重新构建社会关系的过程中，留守妇女的社会地位普遍有所提高。乡村妇女开始直接决策农业生产，出国丈夫往往建议妻子在农业生产方面咨询其兄弟意见或寻求帮助，许多乡村妇女也乐意这样做，但是丈夫的兄弟仅仅能够提供建议和帮助，而无法代替乡村妇女对农业生产的控制权。在家庭内部事务决策权方面，特别是在掌握资金方面，乡村妇女无需将奶酪、黄油、禽蛋、鸡肉等产品的销售所得交给丈夫掌管，而且可以直接控制和处理丈夫的侨汇。联合家庭的婆婆可以直接控制孙子孙女并百般刁难儿媳，所以乡村妇女一律主张立即用丈夫的侨汇盖房，以便另立门户摆脱婆婆控制。因此，乡村男性出国务工间接导致农村联合家庭日益瓦解。但是，尚未生育子女的乡村妇女则必须继续与婆婆同住。失势的婆婆为了能够从儿子手中获得一些侨汇或者用侨汇买成的礼品，往往在儿子暂时回国后假惺惺地善待儿媳。几乎所有婆婆都嫉妒儿媳直接掌握儿子的侨汇；在丈夫是否出国务工以及是否应该签署劳动合同以及丈夫应该如何用侨汇消费和投资方面，乡村妇女都有重大决策权。而乡村妇女的出国丈夫在接受调查时一律表示，他们已将家庭内外事务的决策权移交妻子而非其他亲人，或者经常就家庭内外事务的决策问题与妻子而非其他人一起商量，赞赏妻子在家庭内部和农业生产中的贡献，基本不干预妻子对侨汇的支配。尽管村妇比以前还累，但是由于权力增长地位提高，加之全家生活水平因侨汇而有所提高，所以她们大多表示继续鼓励丈夫出国务工。[59]
综上所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大量男性村民外出打工，埃及乡村的“留守妇女”开始摆脱公婆与旧俗的强力禁锢，逐渐在关键性的生产劳动和乡村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在生产劳动方面，她们不仅继续承担大量家务，肩负教育子女的主要责任，而且逐渐成为田间劳作的行家里手与主要劳力。在财产权利方面，她们对产品收益和丈夫侨汇的控制力度大大增强，但是尚未享有对农业用地的支配权利。在具体事务的决策方面，尽管她们仍然受到诸多限制，然而出门在外的丈夫开始倾听并采纳她们的真知灼见。在社会关系方面，与其他国家的乡村妇女类似，埃及乡村的已婚妇女一般从夫居住，其少女时代的社会关系往往遭到严重削弱甚至彻底断裂，她们转而开始融入丈夫既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在丈夫外出务工之后，她们被迫以全新姿态重新构建自身乃至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医疗条件方面，包括乡村留守妇女在内的全体村民，其医疗条件已经大大改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乡村留守的患病妇女在医疗方面依旧遭到不甚公正的待遇。最后，埃及乡村的留守妇女，其社会境遇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与下埃及相比，上埃及的乡村留守妇女所受限制和羁绊较为明显。以上结论表明，埃及乡村留守妇女的最终解放，仰赖全国经济水平的渐次提高，基于乡村社会的政治参与，也对既有社会风习提出新的要求。
四、1952—2011年埃及乡村人口流动对中国的启示
现代化是1500年至今世界历史的突出现象，体现在诸多领域。人身自由化和随之而来的人口流动性加快，农业从业人口比重下降和整个物质资料生产部门从业人口比重下降而服务业从业人口比重上升，农村人口比重下降即城市人口比重提高，是经济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60]自1952年自由军官组织成功发动“七·二三”革命到2011年2月穆巴拉克辞去总统职务，埃及的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发展，进城打工的乡村人口数量呈现上升趋势，因而城市化水平也随之逐渐提高。自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以来，阿拉伯产油国的石油经济迅速崛起，导致埃及的劳务输出人口持续增加，其中出国务工的乡村人口所占比重逐渐提高。因此，在埃及现代化进程中特别是从1970年到2011年，进城打工和出国务工构成农业剩余劳力转移的主要途径。
成就动机和求变心理则构成当代埃及村民流动的深层心理基础。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西里尔·E·布莱克所言，尽管人的心理因不同时空不同族群不同阶层而有所差别，而且传统社会中人类的心理并非一成不变，但是成就动机、求变心理以及打破简单循环的生活方式却是现代化进程中人类社会的重要特征。[61]然而，从1952年到2011年，人口流出地的推动、劳力流入地的吸引、交通条件的优劣等客观条件，则是影响埃及村民流动的主要因素。具体而言，乡村人口的迅速增长，国别差距或城乡差距，国内外工业化的启动和进展，埃及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乡村人身依附关系的相对松弛，极权政治条件下城市与乡村以及工业与农业所处的不同政治地位，埃及政府对乡村人口流动的相关政策，均对埃及的城市化和劳务输出造成重大影响。
村民流动不仅是人口流动而且是社会流动，其中包含地域转移、职业更新和阶层改变三个方面。[62]地域转移为职业流动和阶层流动准备地理空间，职业更新为地域流动和阶层流动创造外在拉力，而阶层改变则为地域流动和职业流动提供内在冲动。
对乡村而言，村民流动有利于村民规模经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可能造成乡村劳力匮乏甚至农业劳力匮乏，可能影响农地制度，有利于提高乡村农业工资，有利于提高村民收入水平进而为农业投资奠定物质基础，有利于乡村政治稳定，有利于打破乡村的闭塞状态、扩大村民的眼界、继而改变其既有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
对流入地而言，村民流动为流入地提供大量劳力。然而，出国务工者在劳力输入国难以享受平等待遇，而且其就业条件深受所在国乃至世界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自1952年“七·二三”革命以来，特别是在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担任总统期间，进城村民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进而造成城市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贫困的下层民众因缺乏必要的生活保障而普遍处于无助状态，这不仅使城市内部形成对比鲜明的二元结构，而且使激进情绪和极端倾向逐渐蔓延，进而壮大城市运动的社会基础。尤其是在穆巴拉克统治期间，埃及的工业化取得更大进展，城乡联系空前密切，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城市作为经济重心和政治中枢的地位亦得到强化。因此，一旦城市居民发起大规模反政府游行示威，那么埃及政局就可能出现深度震荡。城市居民游行示威对埃及政局的冲击力度，远非乡村居民的分散反抗所能比拟。2011年1月底，开罗、亚历山大等大城市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游行，最终迫使穆巴拉克总统在2月11日宣布辞职。值得注意的是，在示威人群中，既存在低级公务员等下层市民，也有身居贫民窟的入城村民。进城打工的乡村居民难以找到如意工作，基本生活也缺乏保障，在城市之中犹如浮萍，与低级公务员等下层市民利益趋同立场接近。穆巴拉克在民众运动面前被迫后撤，折射出城市化的巨大进展以及公民力量的增强趋势。
图像分割是一个具有较高要求的并且有着十分广泛的应用，许多年来多数的研究人员从以上的几个方面对图像进行分割，并且积极的与其它学科的知识相结合对图像分割进行尝试，比如创建起积分几何、运用随机理论、采用恍惚理念和时频分析为基础的数学形态学法、神经网络法、恍惚聚类法、小波转变法等，并且得出了一系列的研究结果。作为图像分割的一个分支，医学超声图像纷飞的研究与所有的分割技术都有交集，但是效果却欠差人意，在临床中难以得到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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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崔月华
The General Situation、Causes and Influences of Egyptian Villagers’Migration from 1952 to 2011 and Their Enlightenment to China
LIU Zhihua
（College of Marxism Tianjin University,Tianjin 300350）
Abstract: From 1952 when“7·23”revolution broke out to 2011 when President Mubarak resigned,villagers’applying for jobs in the cities and working abroad were the main channels for transfer of superfluous agricultural labors.Push by population outflow places,pull from population-inflowing places,along with traffic conditions stand or fall,constituted foremost factors impacting villagers’migration.As far as the countryside is concerned,villagers’migration does good to villagers’management on a large scale and enhancement of labor productivity,but probably results in labor scarcity in the countryside even in agriculture,may affect farmland system,lends itself to raising agricultural wages、increasing villagers’revenues and laying a substantial foundation for agricultural invest,redounds to political stability in the countryside,and conduces to breaking villages’isolation.Villagers’migration provides numbers of labors.But the out-of-work rate for villagers applying jobs in the cities is quite high,so income disparities in the cities keep on enlarging,poorly off people are at large in helpless state because they lack indispensable life guarantee.It’s difficult for villagers working abroad to enjoy equal treatments,and their employment condi-tions are affected by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of population-inflowing countries and even the world.
Key words: Egypt；villagers’migration；applying for jobs in the cities；working abroad；Mubarak
中图分类号： F59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327（2019）-01-0001-11
作者简介： 刘志华（1983-），男，河南沁阳人，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近现代史与三农问题。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7年度天津市社科规划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项项目“关于增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政治性、学术性和生动性的方法研究”（项目编号：TJSZZX17-01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