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与后现代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后现代主义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哲学史上，存在着这样一些思想体系，它们产生于某个特定的时代却并非专属这个时代，相反，它们具有跨时代的特征：马克思哲学就属于这些为数极少并且具有恒久魅力的思想体系。马克思生活在工业社会，但他对“后工业社会”的某些重要特征作了“准确”的预见（参见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6页）；马克思哲学属于现代唯物主义，但它又以敏锐的洞察力捕捉到“现代”中露出的“后现代”端倪，并对其加以批判审视。因此，兴盛于20世纪后半叶的后现代主义无法忽略、漠视产生于19世纪后半叶的马克思哲学。马克思哲学当然不是一种后现代主义，但我们同时认为，马克思哲学具有后现代意蕴，而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必须充分阐发马克思哲学的后现代意蕴。
一、后现代语境中的马克思哲学
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现代性以及现代主义的审视和反思。在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看来，“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7页）。因此，在审视和反思现代、现代性以及现代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很自然地在后现代语境中浮现出来。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先驱海德格尔，后现代主义的核心人物德里达、福柯、利奥塔、罗蒂、杰姆逊等，都对马克思哲学显示出充分的重视。从中，我们可以把握后现代语境中的马克思哲学。
反对形而上学是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共识。海德格尔注意到马克思拒斥形而上学的努力，并认为马克思完成了终结形而上学的工作：“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标示为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9～60页）。
德里达指出：“如果有一种我永远也不准备放弃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那么它不仅仅是批判的精神和质问的态度……它毋宁说是某种对于解放和获救的肯定，是某种许诺我们可以设法摆脱任何独断观念，甚至摆脱任何形而上学——宗教的预定，摆脱任何救世福音的体验。”（参见《未来不能没有马克思》，载《东方》1996年第6期）在德里达看来，没有马克思就没有未来，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和继承”，就没有未来。
福柯认为，支配法国乃至当代批判思想的三个基本来源是尼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这三位大师各自发挥了一种根本性的“解中心”作用，共同开辟了当代解释学的道路。福柯自称“相信马克思的历史分析”，并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分析并不是“建立在任何18世纪模式的基础上”，相反，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揭示了一个“全新的话语实践”。(Michel Foucault:The Order of Things,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0,p.21)
在利奥塔看来，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一个“形而上学的符号了”，“马克思对此有深刻的理解，尤其在《共产党宣言》之中”（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第148页）。但利奥塔同时认为，马克思哲学借助于辩证法成为一种解释无限矛盾运动的话语，换言之，马克思哲学借助于辩证法构成了一种“宏伟叙事”，而这正是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所极力拒斥的。
罗蒂对马克思哲学的态度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他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属于启迪哲学，即后哲学文化，它主张实践的优先性，并始终坚持历史主义意识，其目的在于不断进行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本文之间的对话；另一方面，他又认为马克思仍然坚持这样两个信念，即试图深入到现象背后的实在，以及为政治寻找理论基础的信念。显然，巴蒂强调在马克思哲学的方法和理论体系之间存在着裂痕。
杰姆逊致力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阐释，认为马克思早已为我们确立了对待后现代主义的“恰当立场”；马克思的哲学绝不是什么“唯生产的、简约的、过时的整体论话语”，相反，它是一种更为宏大深刻的研究方法，“是我们当今用以恢复自身与存在之间关系的认识方式”。在杰姆逊看来，马克思哲学提供了“整体社会的视界”，它“让那些互不相容，似乎缺乏通约性的批评方式各就其位，确认它们局部的正当性，它既消化又保留了它们”，而“其他批评方法的权威性只是来自它们同某个零碎生活的局部原则，或者同迅速增生的复杂上层建筑的某个亚系统的一致性”。(Fredric Jameson: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1,p.10)
可以看出，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对马克思哲学的论述，涉及到马克思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马克思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包括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尽管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各异、取舍不同，但从总体上看，在后现代语境中，马克思哲学的拒斥“形而上学”性、实践的存在论意义这些被“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所忽略、所抑制乃至被遗忘的部分，得以彰显。
马克思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直接关涉到马克思哲学的主题以及马克思哲学与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的关系。对此，西方思想界通常的看法是，马克思哲学本身就是一种形而上学，它沿袭了柏拉图以来的哲学主题，即以追溯整个世界的本质或基质为目标，力图从一种终极存在、初始本原去理解和把握一切事物的本性，以及人的本质和行为依据。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则强调，马克思哲学真正颠倒了柏拉图主义并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终结。这一见解凸现了马克思哲学的拒斥形而上学性，而且与马克思哲学的文本相符。
研读《神圣家族》可以看出，马克思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批判了形而上学，并认为随着科学和实践的发展“把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形而上学的全部财富只剩下想象的本质和神灵的事物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1～162页）。在马克思看来，形而上学这种哲学形态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它关注的是脱离了人及其活动的宇宙本体或终极存在，不仅本体在其中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而且人本身也成为了一种抽象的存在，人和人的世界都消失了。因此，应否定“迄今为止的哲学”并“消灭哲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即“终结形而上学”，使哲学面向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关注“人类世界”。马克思断言：“这种形而上学将永远屈服于现在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9～160页）换言之，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关注的并不是抽象的本体、抽象的物质，更不是以经院哲学的方式抽象地谈论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而是从人的物质实践出发，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拜物教的批判，揭示被物的自然属性掩蔽着的人的社会属性，把握物与物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这就是说，马克思哲学拒斥形而上学并实现了哲学主题的转换，即从宇宙本体转向人类世界，关注着“现存世界的革命化”。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谱系中，实践范畴仅仅被作为认识论的范畴，在认识论之外，即使提到实践范畴，也只是一种应酬式的热情。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则强调实践的存在论意义，认为马克思对社会生活实践本质的强调，旨在突破西方哲学的知识论谱系，以立足于从人的活动来理解社会存在。应该说，这一见解深刻且具有启示性：在马克思哲学中，实践的确具有存在论意义。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实践是使自然存在和人的社会存在相互转化的原创性活动，人在这个世界上诞生之后，就通过实践进入到存在的组合中，并赋予存在以新的尺度，从而使存在具有“为我而存在”的性质；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为天地立心”，在物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重建世界，实践因此构成了现存世界得以存在的根据和基础。在马克思哲学中，实践的权威是全方位的，它不仅存在于认识论中，而且搏动于自然观、历史观之中：在自然观中，实践是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分化与统一的基础，实践扬弃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二元对立；在历史观中，实践构成了社会的本质和人的存在方式，是“自然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相统一的基础，实践消除了“物质的自然”和“精神的历史”对立的神话。
当然，我们注意到，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马克思哲学也不乏微词。其主要批评包括两个方面：1.马克思哲学具有强烈的怀疑、批判精神，但它又能够被嵌入共产党人建构的“实体”之中，并被整合为统一的理论体系，作为某种政治的思想基础和行动纲领，因而不可避免地成为“元叙事”，难以逃脱保守和封闭的命运。2.马克思哲学倡导实践的首要性，强调人的现实性及生活的多元化，但它关于阶级斗争和人性解放的学说，仍是一种“宏伟叙事”，从而导致现实社会主义运动对于统一整体的偏执和对异质成份的压抑；马克思提供了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认识框架，但他对作为一种认识范式的结构过于迷恋和依赖，因而对犯罪、疾病、孤独和死亡等人类生存的基本困境涉猎甚微，等等。对于马克思哲学，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往往强调其方法而非结论，重视其思路而非体系，赞赏其某些片断而非整体。因此，在后现代语境中，马克思的哲学文本变得支离破碎，不再具有一以贯之的统一意义。
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马克思哲学的褒与贬，公正也好，偏颇也罢，对我们来说，其意义主要在于其中呈现出来的一种对马克思哲学的新理解，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和把握游离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之外的马克思哲学的重要观点，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
二、马克思哲学视野中的“后现代”
所谓后现代、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就是对现代、现代性、现代主义进行重新阐释、重新理解。换言之，后现代并不是指一个新的时代，而是对现代性的改写或重写。更重要的是，这种重写现代性的工作在现代性本身中已经进行很长时间了。
“现代”作为一个历史分期概念始于17世纪，现代建立起来的关于理性、自由、进步的宏伟叙事与席卷西方的工业革命、科技革命以及社会革命是同步进行的。尽管不能把现代性或现代化等同于资本主义，但毫无疑问，始于工业革命的现代化运动是资产阶级发动的，表征历史分期的现代概念与资本主义历史进程是相促并生的，二者因此具有重合性。所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时也就包含着对现代性或现代化负面效应的批判，换言之，是在重写现代性。首先把马克思的名字同后现代联系起来的是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贝尔认为，马克思曾准确地预见到后工业社会的某些重要特征。贝尔的这一见解是深刻的。在我们看来，马克思哲学中尽管没有后现代概念，但马克思的哲学的确具有后现代意蕴。
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后现代就是对“元叙事”的怀疑和批判态度。所谓元叙事，是指黑格尔式的思想传统——“纯思辨理论叙事”和法国启蒙主义的思想传统——“自由解放叙事”：前者注重同一性价值的思维模式，后者注重人文独立的思维模式，二者联合起来，共同为占有全部真理和追求永恒正义辩护。但始料未及，辩护的结果与元叙事的初衷构成绝妙的讽刺：理性极度膨胀，个体的人却被消解了；科学突飞猛进，人文世界却趋向僵化窒息。从理论上看，马克思哲学在创立之初，就致力于对黑格尔式思想传统和法国启蒙主义思想传统的批判。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的一段话，代表着他和马克思对黑格尔式思想传统和法国启蒙主义思想传统的共同看法：“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最初，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头脑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19～720页）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与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过程中，马克思的目光关注着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如何成为“一门科学”，关注着“个性”的确立。（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1页）
马克思哲学和后现代主义都是对现代性及现代化负面效应的批判，如果说后现代主义表征了“资本主义持续变革的逻辑”，并凸现出持续变革中的危机色彩，即“叙事危机、表征危机、合法化危机”，那么，马克思哲学则在资本主义处于早期阶段时就揭示了“资本主义持续变革的逻辑”，并极富预见性地阐述了资产阶级时代所面临的经济危机、文化危机、社会危机：“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5页）受马克思的启发，一些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开始研究上述变革的效应，如贝尔抨击“文化渎神现象”的蔓延，布迪厄分析“文化生产场”的发达机制，吉登斯透视现代的“知识不确定性”及其后果，等等。
危机意识与问题意识、批判意识密切相关。马克思哲学和后现代主义都具有“问题学”的特征。马克思在谈到时代精神与哲学的关系时，强调“问题就是口号”，并认为问题比答案更有意义：“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页）。正是从这种问题意识出发，马克思坚持“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换言之，马克思哲学把“现代社会”存在的问题作为关注的焦点，这是马克思哲学注重“批判”的本质所在。后现代主义同样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实际上，在西方，后现代主义首先是作为课题或问题而存在的，它关注的焦点就是现代性本身存在的问题；它并不是要向人们说出真理，而是为了排除通向真理的障碍，以去掉、摆脱笼罩在现代主义身上的假象和迷雾。从马克思所处时代到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结构主义时代，再到后现代主义时代，对现代性的批判工作经历了从社会政治、经济批判到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再到语言批判的过程。从学理的角度说，这种转换是批判工作不断细化、深化和精致化的过程，同时又显示出这种批判有其转承逻辑和现实意义。
无疑，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正面作用是有充分估计的。然而，马克思更多的不是注意现代性的成就，而是现代性的“问题”。从唯物史观创立时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的创作时代，对现代社会异化状态的关注始终是马克思理论活动的焦点之一。其特点在于，不是希求站在资本主义之“内”达到对资本主义运行规律的“理解”，而是站在资本主义之“外”去透视、揭露其病症。用利奥塔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试图表明资本主义的符号在何处破坏了自身”（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第148页）。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哲学视野中的后现代与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后现代存在重大的差别。具体地说，后现代主义在致力消解本质与现象、必然与偶然、中心与边缘等先验的二元对置时，实际上抱持着特殊的目标和旨趣，即偏重于非基础性、非确定性和非中心性，以现象消解本质，以偶然取代必然，以边缘分割中心的效应和影响，而且它肯定的只是片断的、无深度的、不确定的生活模式的意义与价值。因此，后现代主义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后现代主义看出了西方社会的“病症”，却开错了“药方”。马克思哲学则不但揭示出西方社会的困境，而且也指出了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在我们看来，马克思哲学框架中的后现代话语，可以容纳以下内容：1.以贯穿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性观念为研究对象，以实践原则为研究的方法，从异化的表象走向经济的深层批判；2.以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中心和边缘、东方和西方、历史和话语等二元对置为研究的背景，以重建“个人所有制”和确立有个性的个人为目标；3.致力于防止抑或客观主义抑或相对主义的极端性摇摆，创造性地思考和回答“后资本主义”时代、“后形而上学”时代人类何以生存的根本性问题。马克思哲学框架中的后现代，既表征着一种知识态度，一种对现代性神话进行质疑和解构的知识态度，又表征着一种历史境域，一种我们这个时代据以生存并确立有个性的个人的历史境域。
三、马克思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在当代的“相遇”
马克思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在当代的“相遇”，从现实生活的背景来看，是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二者都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批判性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马克思哲学在其创立之初就宣布：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而这种批判的锋芒所向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对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形式的批判”，还是“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归根到底都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异化状况的揭露、分析和批判。用后现代主义话语来说，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解构。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负面效应的批判，也是立足于对资本主义异化进行批判的基地上的。从总体上看，后现代主义就是对现代性进行解构，这种解构是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德里达指出：“解构不是，也不应该仅仅是对话语、哲学陈述或概念以及语义学的分析；它必须向制度、向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向最顽固的传统挑战。”（德里达：《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福柯坦言：“我关注的是知识、学术、理论同真实历史的奇特的关系。”（福柯：《权力的眼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他对知识与权力、监狱与权力等关系的探讨，都旨在揭示资本主义的压迫机制。杰姆逊明确地把后现代主义定义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并认为“真正的‘历史恶梦’是劳动这个事实本身，异化劳动这个不可弥补的损失和创造精力的浪费，这个耻辱的事实无法从任何形而上学范畴获得意义”(Fredric Jameson,Marxism and Historicism,New Literary History,Vol.XI,No.1,Autumn1979,p.42.)。这表明，后现代主义并非是无根的浮萍，并非是某些思想家的“喃喃自语”，它有其特定的现实背景和实践根源，它在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知识批判和语言批判中也内在地蕴含了社会批判，并在客观效果上不可避免地导向对资本主义生存根基的批判。
正是由于马克思哲学和后现代主义都是对资本主义尤其是其异化状态的批判，所以，马克思哲学准确地预见到了后现代的某些特征，而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在从事批判时也不由自主地想到了马克思哲学，二者因此在当代“相遇”了。
当然，马克思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明显不同。马克思哲学着眼于对资本主义的宏观状况的批判，而后现代主义着眼于对资本主义的微观领域的剖析；马克思哲学着眼于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的批判，其目的在于从根本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后现代主义主要是展开对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而较少涉及这种主流意识形态赖以滋生的经济基础，尤其是所有制关系。这种不同导致马克思主义者指责后现代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实质上无伤资本主义制度的宏旨，而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则指责马克思哲学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归根到底仍服膺于资本主义的总体逻辑。我们不能无视马克思哲学和后现代主义的明显不同，但也不能不承认二者都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所以二者在当代能够不期而遇。
把握马克思哲学和后现代主义的“相遇”，从理论上来说，应注意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论和东方与西方的关系理论。
在当代，全球问题的出现使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的异化不仅表现在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异化上，也表现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上，而所有这些异化与西方近代以来的“理性的人”的观念有着根本性关联。西方哲学自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开始，确立了理性的优先权。马克思哲学则不再承认人先天具有一种普遍的理性本质。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和生命活动的本质特征，人的特性是在实践活动中逐步生成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人与世界的关系首先是实践的关系，而非认识的关系。
与此相应，马克思哲学极为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人通过实践使自在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使“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在这个过程中，又出现了自然界对人的“报复”问题：“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人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人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5页）在西方思想史上，马克思哲学最早提出“人类同自然界的和解”，以及“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问题，并认为应在人的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的双重关联中去改造自然界，使自然界真正成为“人类学的自然界”。
后现代主义所谓“人的终结”的论断，也是要求重新思考主体性问题，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其锋芒所指就是笛卡尔以来的“理性的人”的观念。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启蒙运动以来，我思主体的心灵或精神分离并对立于外在的物质世界，从而导致人类中心主义，这不仅造成了当代西方的文化危机，而且也造成了当代全球性的生态问题。因此，后现代主义试图给人一个新的定位。用福柯的话来说，就是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承担了在人和他的科学，他的发现和他的世界——一个具体的世界——之间建立一种关系的任务”（转引自《论后现代主义的三种形态》，载《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期）。后现代主义解构了人的在先性、中心性和超验性，并明确宣告：人是“创造性的存在物”，人的自我形象“是创造而不是去发现的形象”。在格里芬看来，“个体并非生来就是一种具有各种属性的自足的实体，他只是借助这些属性同其他的事物发生表面上的相互作用，而这些事物并不影响他的本质。相反，个体与自我的关系，他与广阔的自然环境的关系、与家庭的关系、与文化的关系等等，都是个人身份的构成性的东西”(Spirituality and Society:Postmodern Visions,Darid Griffin,ed.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8,p.14)。这就是说，人本质上是通过自己的活动自我创造的产物，对人来说，个人与他人、他物的关系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本质的、构成性的。
与此相应，后现代主义也极为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后现代主义视野中的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自然’已一去不复返地消失。整个世界已不同以往，成为一个完全人化了的世界，‘文化’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第二自然’”(Fredric Jameson,Postmodernism,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1,p.9.)。因此，后现代主义也并不是只讲否定、摧毁，实际上，它非常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建，力主消除现代性所设置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由此出发，后现代主义十分推崇生态主义和绿色运动，并力图“为生态运动所提倡的持久的见解提供哲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据”。
后现代主义所谓“人的终结”，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异化的人的批判，它要求重新反思人的自我，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这一问题上，后现代主义同马克思哲学不期而遇并具有一致性。
马克思哲学的故乡是欧洲，但马克思绝不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者。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之初，其立足点无疑是西方社会，但随着研究的深化和时间的推移，马克思又把视线转向东方社会，并建构了自己独特的东方社会理论。正是在剖析西方社会、研究世界历史以及探讨东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和历史命运的过程中，马克思解构了西方中心主义。具体地说，1.马克思在研究东方社会的过程中，反对把西方社会的演化模式套在东方社会，认为西方意义的封建主义在东方社会并非普遍存在。例如，马克思指出，“柯瓦列夫斯基忘记了农奴制，这种制度并不存在于印度，而且它是一个基本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284页），这实际上解构了西欧封建主义的普适性。2.马克思明确地把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并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页），从而解构了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普适性。3.在探讨俄国社会发展道路时，马克思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设想，这一设想实际上是解构了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适性，充分体现出马克思哲学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解构。
在批判资产阶级“东方学”、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又揭露了西方经济与政治霸权，认为西方社会掌握着经济、政治输出的主导权，并通过战争以及经济、政治交往“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7页）。在马克思看来，殖民地以及整个东方社会的发展要得到真正的发展，只能是既“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同时又超越资本主义。
马克思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解构及其东方社会理论在当代产生了经久不衰的影响。在后现代主义背景中产生的后殖民主义同样关注着东方和西方的关系。萨伊德的《东方主义》一书开卷便引用马克思的名言：“他们不能再现自己，一定要别人来再现他们”，以此来形容历史上的东方和西方的关系。按照后殖民主义的观点，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对东方社会的经济侵略和政治扩张，在文化层面上也有一个同步进行的、将整个世界的方方面面文字化、符号化的过程，这也是形成西方“文化霸权”或“文化帝国主义”的过程，而后殖民主义就是要对此进行“揭秘”、“解码”。萨伊德从对西方的“东方主义”的批判出发，致力于颠覆西方霸权的合法性，重新界定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杰姆逊认为，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并通过文化传媒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编码在整个文化机器中，强行灌输给第三世界，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侵略。由此，杰姆逊极为关注第三世界文化的命运，并力图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中，寻觅后现代氛围中人类文化发展的新契机。
可见，在东方与西方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哲学与后现代主义不期而遇，并的确具有共识。当然，二者关注的重心又不相同：马克思哲学关注的是西方经济与政济霸权的消除，后现代主义关注的是西方文化霸权的“解码”；马克思哲学关注的是殖民地如何通过实际行动走向非殖民化，后现代主义关注的是语言对于“思想非殖民化”的重要性，并“沉溺在话语之中，对那些起作用的社会经济政治体制以及其他社会实践形式漠不关心”。(Benita Parry,Problems in Current Theories of Colonial Discourse,The Oxforel Literary,Review,No.9,1997,p.43)
马克思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在当代的相遇，凸现了马克思哲学的后现代意蕴，同时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使我们发现，马克思哲学文本中竟有许多成份长期以来游离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至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外。更重要的是，这些“异质成份”往往又契合着当代社会问题，展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理论生长点。因此，我们要在当代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关注这些“异质成份”，并对此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以充分展示马克思哲学的后现代意蕴或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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