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与平衡——时代公司总编诺曼#183;珀尔斯廷访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诺曼论文,总编论文,尔斯论文,时代论文,公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说实话，我不知道还有哪一本杂志会面临我们这样的处境：不得不把自己的老板摆上台面……”
统筹140份杂志
《21世纪》：时代公司和时代公司总编是什么样的概念？
珀：我们有140份杂志，每份都有一位执行主编，对杂志图文负责，而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聘请执行主编，找到正确的人选做出漂亮的杂志。
这么多杂志当中，我真正可以花时间研究的只能是少数几本。一是发行量最大的，如《时代》，全球发行量550万份，其中美国本土400万份，其他地区不同版本合计150万份。每期杂志的每个版本复印前我几乎都要通读一遍。
《人物》是我们的利润冠军，美国发行量约为330万份，我会读其中绝大部分内容；还有《体育画报》，我会读其中许多内容；《娱乐周刊》是我们的第四大周刊，我会通读全文。
《财富》和《金钱》是我们最大的两份财经杂志。还有一份新的财经杂志《商业2.0》，我读得非常仔细，因为这是一份新的刊物。
另一类是报道方式最具争议性的杂志，比如《青少年人物》（《人物》的青少年版）我就读得非常认真，因为这是给青少年看的，我们在讨论性、感情等话题时必须特别小心。
《21世纪》：最棘手的部分是什么？
珀：日常采编之外，我做的另一件事跟其他大多数报刊不一样，因为他们不会报道自己的公司。你不会在《纽约时报》看到关于其公司的详细报道，你也别指望从《华尔街日报》上得到道琼斯的内幕。《名利场》每年评选媒体圈最有权势的50人，偏偏不会选自己的老板纽毫斯。
然而AOL-时代华纳则完全不同，它的规模和影响那么大，几乎覆盖所有领域。《财富》要报道公司行政人员的一举一动，《体育画报》跟踪亚特兰大鹰队（该球队由公司拥有）的起伏，《娱乐周刊》评点华纳兄弟公司的电影或唱片，等等。对于涉及AOL—时代华纳的全部文章，我都是终审编辑，需要确保有关评论公正不偏私。
有一个生动的例子：最近某期《财富》的封面故事，讲老板们如何一边劝大家买入自己经营不佳的公司的股票，自己却在一边抛售。文章总结了1999年以来高层行政人员当中最贪婪的100位——我们公司榜上有名，CEO史蒂夫·凯斯的照片就在封面上——说实话，我不知道还有哪一本杂志会面临我们这样的处境：不得不把自己的老板摆上台面。
由于涉及自己的公司，情况会更加复杂。但有一点我们和其他报刊不同，那就是我们（在报道自己公司时）绝不能出错。这就是我工作中最复杂棘手的部分，当然也最令别人感兴趣。对这家公司进行报道——我可能是惟一承担这一使命的总编。
《21世纪》：你提到审阅《青少年人物》时会特别小心，这是否新闻报道中的自我检查？
珀：我不太确定，应该说这首先是一个品味的问题。某些歌曲的歌词可能相当粗俗，我们必须特别小心，既不追捧，也不完全视而不见。每本杂志都有自己的读者群，我在《时代》、《财富》或《人物》花的时间就没有《青少年人物》多，尤其《财富》，用的是商界语言，更加平实、坦率，习惯了这种语言的读者承受力相应也更高。
新闻与商业的“政教分离”
《21世纪》：怎样处理商业与新闻两重考虑？会不会因商业方面的压力而调整新闻的做法？
珀：公司创办人将商业与新闻两个方面比喻为政府与教会，要求政教分离。问题是支票簿握在商业那边，虽然两边地位应该平等，事实上我却不得不向商业那边申请资金以维持新闻这边的运作。
当然，他们在如何使用资金方面赋予我很大的自由。
出版公司的成功取决于编辑与发行人的团队合作。因此，我们要求杂志主编和发行人就预算开支首先达成共识。新闻采编部门惟一需要上报的是如何使用这笔钱。我的工作是花钱，不是赚钱，当然我也要考虑杂志是不是卖得好。对于夹在中间的总编而言，压力无处不在，一边是主编们总是希望得到更多资源；另一边是商业部门永远希望杂志的发行和广告节节上升，提高投资回报率。
从1976年我首次成为一个经理人至今，我的一个发现是：假如公司不赚钱，那它就没钱投在自己的媒体产品上，那是没有希望的。
“政教分离”是一个明确的原则，然而这并不等于双方一定南辕北辙，关键是双方必须在许多事情上达成共识。
《21世纪》：对杂志而言，封面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你们的处理原则是什么？
珀：把哪个故事放在封面？是最能促销杂志的，还是对读者最重要的？理想情况当然是找到一篇同时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可惜这样的巧合并不经常出现。而各个杂志的主编必须定期做这样的决定，当然有时候他们也会出错。
这是杂志与报纸的一大区别。编辑考虑封面故事时必须注意，这个封面在报摊上好比一个广告牌，因此很可能倾向于最有助杂志销售的文章。不过情况也随不同杂志而异，比如《人物》就很取决于封面，而《体育画报》则不然。
《21世纪》：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文章？会不会记者和编辑各有一套见解？
珀：绝对如此，分歧几乎随时都在产生。因此我们常用“紧张”一词来形容记者与编辑的关系。此外，编辑对什么是新闻也会有不同看法。
《21世纪》：作为最后决策者，你认为“新闻”的定义是什么？
珀：给“新闻”下定义是最棘手的事情之一。我们只能说，我们希望经过多年实践至少可以建立一个明确的认识，区分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相关的、什么是有趣的，而我们的读者又想从我们的出版物看到什么。
主编本职Vs.高层责任
《21世纪》：作为总编，你的背后有一家公司，也就是投资者，假设有一天你意识到这家公司正在做一些不太正当的事，你会有何反应？
珀：我会觉得有必要跟管理层好好谈谈，却未必愿意放在杂志上公诸于世。当然假设的情况实在不好讨论，但我认为，我的工作包含某种判断和平衡，我的首要责任在于满足读者需要，同时我也是公司的雇员，我认为解决有关问题的正确途径是跟最高层谈谈。判断力与灵活性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比如AOL的首席财务官和我通电话时提到一些机密的事情，我会首先行使判断力，弄清楚他说这话时是把我当作一个记者呢，还是一个在公司共事的高层人员。我不能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记者或读者，但又要确保让读者知道某件事而不被误导。这就是区别。
再举一个纯属虚构的例子：假如公司某位高层涉嫌徇私，而恰好被我们的记者发现并想报道，我会同意；但假如我是通过自己在公司的关系得知此事，我大概会直接找CEO商量，也许他愿意马上解决而不是等到《财富》把事情捅出去。而假如我是在媒体圈里得知此事，并且已经有同类媒体在调查，我会让我们的记者赶紧跟进。
一方面，作为公司的雇员，我希望公司蒸蒸日上；另方面我相信，公司能否蒸蒸日上，取决于公司下属的杂志是否充分享有报道的自由。
《21世纪》：假如报道可能导致公司关门呢？
珀：这真是一个难题。说到底，我的工作是向读者提供尽可能准确的信息，而我不是一个商人。（关于假账传闻和AOL—时代华纳就此接受调查一事）我觉得有什么地方一定出了问题：我们早在今年春天的《财富》就对AOL的广告账目提出质疑，但当时谁也没在意。不料7月里《华盛顿邮报》大张旗鼓地刊登了有关报道，突然这个账目疑云就成了焦点。
效果非常不利，影响非常广泛，但你无法预计。我在这么多年的工作里得出的经验之一就是：你永远猜不到你的文章可能产生什么影响。
《21世纪》：说说你对财经报道的理解？
珀：这是既有趣又重要的工作，商界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抱有热情，同时拥有广泛兴趣，实际上，商业也将变得比政治、文化或其他方面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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