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洋文化的早期历史与地理格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格局论文,中国海洋论文,地理论文,文化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海洋文化的发展及其历史遗产的积淀，有着悠久的历史基础：广袤而多样化的海洋地理环境，直辖与羁縻结合的海疆统领机制，密集分布的沿海港口，自古发达的海上交通，历代畅通的海上丝路，海陆互补互动的文化结构，四海来朝的大辐射影响圈层，和谐文化观念下的海洋经营模式，多姿多彩的海洋民俗生活，丰富灿烂的海洋艺术创造，等等。这里，借鉴学界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就中国海洋文化的早期历史及环中国海的海上交流，作一简要的勾勒描述。谬漏之处，谨请方家教正。
一、远古时期海洋文化的诞生
自旧石器时代伊始，人类在与海洋的亲密接触中，留下了分布广泛的文化史迹。在中国沿海地区，从南到北，散布着大量的涉海生活遗址遗迹，其文化内涵十分丰富。这些遗址遗迹向我们展示了滨海的先民们对滨海生活环境、食用资源、渔捞生业的初步认识，对与滨海活动有关的生产工具、居住选址、海潮乃至海洋气候的认识，以及对近海区域交通的初步开拓等，从中显示出海洋文化历史曙光的来临。
地球上最近的一次“冰期”——距今1.2万年的“大理冰期”结束之后，地球开始变暖，冰川开始融化，海水开始大规模地入侵三海平原（今中国的渤海、黄海、东海的大部分地区），从而形成了1万多年前的一场大洪水。这场大洪水，不仅淹没了东方的三海平原，淹没了我们的祖先在三海平原上发展起来的早期文明，而且还淹没了大理冰期时代所形成的所有大陆以及这些大陆上的所有文明。我们迄今仍津津乐道的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是劫后余生的第一代文明人创造的；开始于尧、舜、禹时代的中国文明，也是“三海平原”上劫后余生的先民们创造的；而玛雅文明，其创造者也是从“三海平原”上迁徙过去的。
迄今已知环渤海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址大多发现于沿海地带，呈现为面海分布的地理特点，使人看到了由沿海向内陆发展的迹象。而且，环渤海的已知早期新石器文化，基本可划分为筒形罐和圆底釜两大文化系统，并在跨现代海域的东西和南北方向上有着较为广泛的文化联系，有的甚至在文化上同步发展。这使人想到两大系统原本可能在地域上曾互相连接。
地质上的证据还表明，渤海北黄海在更新世和全新世之交是陆地，海水直到距今8000年前后尚处在现今海平面水下10米深的位置。8000年以来该区域的社会文化发展，在这一真实的地理背景上，一直伴随着海侵的速度而向周边的大陆不断延伸，直至形成现在的格局。① 这就是说，环渤海、黄海及东海区域，不但在现代人类文明的早期是海洋文明的中心，而且在其后长期的发展历史上，一直与海洋结有不解之缘。
所以说，第四纪以来、尤其是全新世以来，中国大陆和沿海的沧桑之变所孕育的人类早期的海洋文明是中国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中国海洋文化产生与发展的前提。
（一）贝丘文化
早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居住在中国沿海地区和岛屿的先民就开始掌握渡海技术，开发和利用海洋蛋白资源。至今尚存的大量贝丘遗址为我们诉说着当年人类与海洋亲密接触、依海为生的历史。
人类在部分地进入农耕文化之前，最早的文化是渔猎文化。而作为中华文明祖先的沿海地区“贝丘人”，其踪迹在考古中已有了越来越多的发现。尤其是新石器时代以来，有关海洋文化的信息不断增多，珍珠串一般的海洋文化遗迹散落在中国滨海南北漫长的海岸线上。广西东兴贝丘遗址，海南三亚落笔洞、东方、乐东贝丘遗址，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贝丘遗址，台湾八仙洞长宾文化、大坌坑文化、芝山岩文化、圆山文化、营埔文化和凤鼻头文化遗址，福建富国墩贝冢遗址、壳丘头遗址、昙石山遗址，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及舟山群岛新石器时代遗址，山东龙口贝丘遗址，即墨贝丘遗址，蓬莱、烟台、威海、荣成贝丘遗址，以及辽东半岛沿海的小珠山遗址等等，都是极为典型的贝丘遗址。
所谓贝丘遗址，就是在史前人类居住过的地方，出土了大量人类食后所抛弃的贝壳和各种蚌类的堆积。有的贝丘遗址的贝壳堆积厚度达1米余，可见当时在贝丘遗址生活的人群获取肉食的主要来源是依靠捕捞这些贝类。贝丘遗址的年代大都属于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或延续得更晚。这种遗址一般都分布在沿海、湖泊以及河流的河口沿岸一带。沿海的贝丘遗址多以海洋贝壳类为主，而靠近湖泊、河流的贝丘遗址多以淡水类贝壳为主。在新石器时代的贝丘中，往往还同时出土有渔猎工具。所以贝丘遗迹亦是新石器时代海洋渔猎的历史见证，更确切地代表着中国海洋文明的滥觞。
在这些遗址中，所见到的物产十分丰富，既有海洋贝类牡蛎、鱼鳞、海鱼骨、绣凹螺、荔枝螺、红螺、耳螺、蝾螺、蜑螺、风螺、毛蚶、泥蚶、文蛤、魁蛤、青蛤、紫房蛤、伊豆布目蛤、砂海螂、海蚬等大量的海生食物遗骸，又有网坠、骨鱼卡、蚌器、海参形罐器、陶器、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等生产工具及航海的木桨等器物。这些贝丘遗迹或遗物中存在大量有关当时人地关系的内容，表明中国沿海区域在人类原始时期，其海洋文化的内涵已经相当丰富。
比如说，就其物质生活的文化层面而言，贝丘中有蚶、牡蛎、蛤蛎等各类海洋软体动物，可说明海产品对于原始人饮食生活的重要；就其精神生活的文化层面而言，“贝丘人”的审美文化也“就地取材”于海——在这些大多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贝丘中，有很多被打磨和穿钻得十分细致的贝饰，足以说明海洋产品对于原始人服饰生活和审美生活以及信仰生活的重要。正因为如此，贝才具有了重要的“价值”，以至于在后来人们有了物质交换的需求进而发展到货币交换的历史时期之后，贝竟然成了“币”。在中国古史中，至少从殷商时代产生货币交换制度起，贝就一直用作“硬通货币”，直到秦代才废止，后王莽新朝时还一度采用，至今在一些少数民族那里仍然使用贝币。即使在今天的汉语言中，我们依然称贵重值钱、喜欢疼爱的东西为“宝贝”；在中国的汉字里，大凡与“贝”字相关的，大都和货币、财宝、买卖贸易等相关。
主要以采捞贝类和近海岸鱼类为生业的“贝丘人”，也有临时性或季节性的居留与迁移；他们能够制造和使用海上交通工具；他们到处游走，通过海上交通建立起大陆沿海之间、沿海与岛屿之间、岛屿与岛屿之间的联系网络，成为活动力强的文化传播者。②《物原》曰：“燧人以匏济水，伏羲始乘桴，轩辕作舟，颛顼作篙桨，帝喾作柁橹，尧作维牵，夏禹作舵，加以□碇帆樯，伍员作楼船。”[1] 诸如此类的传说未必可信，但反映出后人对海洋文明源头的追溯的自觉。
（二）河姆渡文化
中国沿海地区的考古发现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的海上活动就已经相当频繁了。1973年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就是最好的证明。
河姆渡遗址是一处距今7000年的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址。遗址濒临姚江，距东海沿岸只有数十公里，而在新石器时期，这一带近海平原当时尚未成陆，所以遗址所在就是当时的海岸。
河姆渡遗址出土文物有6000多件，生产工具有石斧、石凿，其“干栏”式建筑遗迹，梁柱间用榫卯结合，地板用企口板密拼，具有相当成熟的木构技术。尤其是在遗址中发现了船桨，还有船型陶器，大量鱼骨，说明原始居民以捕捞为业，已掌握了远海操作的能力，可捕到深水中的海洋生物鲸鱼、鲨鱼以及喜在滨海口岸附近生活的鲻鱼和裸顶鲷等，同时为远程航行创造了条件。
河姆渡遗址在1973年发掘和以后的历次发掘中，共发现了八支木桨和两件舟形陶器。木桨都是用整块硬木为材料加工而成的。其中有一支木桨，残长0.6米，宽0.12米，叶长0.5米，木质坚硬，出土时呈赫红色，桨柄上部略残，但在柄与叶的连结处还刻划直线和斜线构成的几何图案花纹，做工精细，既美观又实用；另一支木桨残长0.92米，整体细长扁平，像柳叶一样。说明先民们已会剖制木板，已具备了向制造木板船发展的条件。木桨柄部粗细适中，可容手握，大多数加工成圆形，也有少数方形，桨叶多呈扁平的柳叶状，且自上而下逐渐减薄，制作技术成熟。它们是迄今为止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古老的木桨。
有浆必有船。遗址中虽然没有发现船只，但发现的两件舟形陶器很能说明问题。两件舟形陶器均为夹碳黑陶，一件外形如长方槽形，一侧稍残，长8.7厘米、宽3厘米、高3厘米，是一种方头的长方形独木舟；另一件长7.7厘米、高3厘米、宽2.8厘米，舟体侧视如半月形，俯视略呈梭形，中间挖空，两头稍尖而微上翘，头部之下还附一穿孔的扁平小耳，用以穿系缆绳之用，是一种两头削尖的梭形独木舟。由此可以想见河姆渡文化独木舟的形态。③
与河姆渡遗址一海之隔，舟山定海发现有马岙文化遗址。这一新石器时代海滨村落遗址距今约6000年。出土器物有鱼鳍形鼎足、截面呈“T”型鼎足等。这里的最早先民应是从大陆浮海而来，这也说明当时的先民们已经掌握了航海技术，拓展了他们的活动与生存空间，并为更广阔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可能。④
（三）东夷海岱文明
作为中国上古时期的东方古老部族，东夷和东夷文化一直以来吸引着许多学者的目光。学者们大都认同，东夷主要分布在今山东东部、江苏北部和河北南部，因其族系众多，又泛称九夷他们所创造的东夷文化是华夏文明起源中重要的一元，在考古上表现为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等。
东夷文化又被称为海岱文化，并不仅就其地理位置沿海靠岱而言，更是指这一文化由于深受海洋的影响，散发着浓重的海味。就东夷文化整体而言，是指区域性的海洋文化。
语汇是社会生活的忠实载体。东夷与海洋的关系，在先秦时期一些重要的古籍中往往提到。《越绝书·吴内传》释文说：“越人‘习之于夷。夷，海也。’”《史记·太公世家》说：“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之人。”而集解注即“东夷之人”。《山海经·大荒东经》云：“东海之外大豁，少昊之国。”而少昊族是东夷族落的重要族系。由上可见，东夷人就是习于海上活动的东海人（古代的东海所指不一，这里的东海相当于今黄、渤海及东海北部）。
中国古代传说中，伏羲除了创造文字符号和八卦外，还教先民结网、打猎、捕鱼，烧烤食物，而伏羲就是东夷部族的。这说明在农业还没发展起来以前，渔猎是东夷人获取食物的重要手段，丰富的海产品是他们的食物来源。当年他们吃剩的贝壳大量堆积，形成贝丘。迄今为止，在黄、渤海沿岸发现了多处贝丘遗址。例如小长山岛大庆山北麓贝丘，南北长500米，东西宽约300米，贝壳堆积厚度0.3—1.5米，贝壳种类是鲍鱼、海螺、海蛤等；大长山岛上马石贝丘，长约300米，宽约150米，贝壳堆积厚度0.6—3米，贝丘中还出土网坠、石斧等。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中的出土物说明了当时渔猎的状况。
在距今7400—6400年的北辛文化（典型遗址在今山东省腾县北帝、夏家店、兖州五因、江苏省的邳县大墩子、连云港二涧村）时期，农业水平较低，东夷族还主要依靠渔猎。其工具有镞和鱼镖，已出土50多件，渔猎对象是青鱼、中国圆田螺等。大汶口文化（典型遗址分布在山东泰安市大汶口和山东中南及江苏淮北一带）距今6600—4600年，农业有一定的发展，但渔猎经济仍占重要比重。出土有骨制箭镞和鱼镖，中晚期还出现了牙制鱼钩。山东胶县三里河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了5000年前的海产鱼骨和成堆的鱼鳞，主要是鳓鱼、黑鲷、梭鱼和蓝点马鲛四种。龙山文化（典型遗址在山东济南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及周围广大地区）距今4500—4000年，这时渔猎经济的比重有所下降，但仍是东夷人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捕鱼工具随着文化进步趋向多样化，箭镞不仅有石制的、骨制的，还有蚌制和陶制的，骨鱼镖和陶网坠也有发现。
1959年，泰安大汶口墓地第10号墓中发现有鳄鱼鳞片84张，专家推断原来应该是大片鳄鱼皮。这说明当时东夷人已能捕获大型鱼类。到了夏商时，东夷人的渔猎技术和捕鱼能力有了进一步发展。《竹书纪年》里说，夏时，禹的八世孙帝芒“命九夷，东狩于海，获大鱼”。从殷墟出土有鲸鱼胛骨这一点来看，东夷人已经能捕获特大型的鱼类。
在日常生活中，东夷人广泛地使用贝壳。美丽的贝壳被大量地当作装饰品，在发掘的许多墓葬里都发现有贝壳随葬品。为人所喜并珍爱的贝壳由于体轻易携带、易计量等原因，以致逐渐演变成了最原始的货币，即贝币。这一做法逐渐向中原地区传播，到夏代时，中原已使用贝币了。在河南偃师夏代二里头文化遗址中，除发现了人们作为货币使用的天然贝外，还有经过加工制作的骨贝和石贝，说明当时这个地区贝的数量是很紧张的。从出土文物和史籍记载来看，贝币的使用在商代已经很普遍了。山东益都苏埠屯一号大墓出土贝3700枚，而河南安阳殷墟武丁配偶“妇好”墓，出土海贝有7000枚之多。东夷人还利用贝壳制作铲、锄以开垦土地。
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中，各种制作精良、外型优美的陶器格外引人注目，但更引起我们兴趣的是许多陶器中夹了蛤蜊壳或云母片，这样可以增加陶器的硬度。由此可见，东夷人对海产品的认识已到了很高的程度。
关于东夷人的航海能力，《诗经·商颂》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据考古发现，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在沿海和岛屿传播的态势足以证明东夷人的航海能力。山东长岛大黑山岛发现的原始社会遗址，其文化特征与大汶口文化相同，表明早在六七千年前，东夷人就使海岛与大陆有了海上交流的联系。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东夷人航海的区域逐步扩大，东夷文化进一步通过海上交通向外传播。
在山东半岛长山列岛、辽东半岛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的文物，如烟台白石村遗址、蓬莱紫荆山遗址，大黑山、砣矶岛遗址，旅顺北海镇王家村东岗遗址、郭家村一期文化遗址等所发现的陶器等遗物，都表明山东半岛的大汶口和龙山文化已交流渗透到了辽东半岛的沿海地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交流渗透仅见于辽南，不见于渤海北部其它地区。这表明辽东、山东两半岛的先民不是绕道渤海西岸，而是越过老铁山海峡直接往来的。这一切均表明，早在5000年前后，中国北方的先民已掌握了跨海交流的航海技术。在朝鲜西海岸西浦项遗址，也发现了与山东半岛的蓬莱紫荆山遗址彩陶图案相似的陶片[2]，说明那时的海上交流有可能已经延伸到了朝鲜半岛。
随着海上活动范围的扩大，东夷文化传播到朝鲜、日本的最早的证据，可见于石器时代的“石棚文化”。在今天山东半岛的荣成、淄川、青州一带，发现有许多大石棚分布。所谓石棚，就是用一块大石头平放作顶，下面用三四根短而细的石柱支撑。有学者认为这是原始社会人们祭祀之物，也有学者认为这是早期人们的墓葬，并称之为“支石墓”。这种石棚遗存在朝鲜西海岸多有发现。日本也发现了绳纹时代后期（前1000左右）的支石墓，据推测是从朝鲜传过去的。有孔石斧、有孔石刀这种龙山文化的石器在朝鲜、日本及太平洋东岸也曾见到。从出土文物的分布情况来看，东夷人当是沿辽东半岛海岸向朝鲜半岛西岸航行，并沿着西岸向南，然后借助于日本海的左旋回流再到达日本。可见，早在秦人徐福带领三千童男童女东渡日本前的若干世纪，东夷人已开辟并利用了这条东北亚海上交往的传统航线。⑤
二、夏商周时期海洋文化的发展
（一）夏分九州，五州临海：中国历史地理的“陆—海”结构
中国的海洋文化进入夏商周三代文明社会以后，内涵进一步丰富起来。其荦荦大端者有：人们对海洋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呈现出多方位的特征，既有对海洋物质层面的认识，也有对海洋精神层面的开拓；人们开始关注近海海洋资源的开发与管理，以渔业和盐业为主体的海洋资源开发，成了国家经济基础的重要构成部分；部分海洋物产传播到内陆地区，正逐步朝着向适应中央王朝贡赋制度需要的方向发展；当时已经有了一定的航海能力，无论是近海区域，还是远海区域，都出现了航海能力较强的海运船只，出现了征伐敌国的海战船只，从而为海洋疆域的开拓、守护和跨海文化交流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广袤的地理空间和丰厚的历史基础。至周王朝后期，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沿海诸侯国对海洋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海洋资源的开发在其国家中地位突出；航海能力、海外交通和文化交流能力大大增强；海洋观念更加突出；涉海生活更加丰富。
据《尚书·禹贡》记载，禹夏时已有了国家组织，禹夏的疆域分为九州：曰冀州，曰兖州，曰青州，曰徐州，曰扬州，曰荆州，曰豫州，曰梁州，曰雍州。其中冀、兖、青、徐、扬五州临海。
冀州。《禹贡》曰：冀州“恒、卫既从，大陆既作。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所临之海，即渤海和北黄海。“岛夷皮服”，即海岛之夷以皮服来贡。
兖州。《禹贡》曰：“济、河惟兖州。”兖州东南方越过济水、西北以黄河为界。当时的黄河沿华北平原流入渤海。
青州。《禹贡》曰：“海岱惟青州。蜗夷既略，潍、淄既道”，“厥贡盐絺，海物惟错。”青州的贡品是海盐、海鱼等种类繁多的海产。古青州濒临渤海和黄海。
徐州。《禹贡》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州的疆域包括了今天山东南部，安徽、江苏的北部。东至海，即今黄海。淮夷的贡物是“蠙蛛暨鱼”。
扬州。“淮海惟扬州。”扬州在当时长江口。扬州临海，居有岛夷。扬州的贡品有“织贝”，经海路运往中原。
另据宋人罗泌《路史》辑录，禹还对沿海各地贡品的名称做了规定，“东海鱼须鱼目，南海鱼革玑珠大贝”，“北海鱼石鱼剑”。由此可知，沿海地区的渔类资源、盐业资源以及蠙蛛等珍品，已经开始成为中原王朝资源来源的一部分。
在商代，伊尹曾请以法令的方式规定各地的进献贡品：“臣请正东符娄、仇州、伊虑、沤深、九夷、十蛮、越、沤、剪文身，请令以鱼支之鞞、吴鲗（乌贼）之酱、鲛（鲨鱼）盾、利剑为献；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为献。”[3] 可见远近海产已经成为重要的贡品。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中也出土了一些沿海的红螺与海贝，其中货贝6880余枚。有大小两种，大的长约2.4厘米，小的长约1.5厘米，以大者居多，壳面皆呈瓷白色，大多数壳面琢有一圆孔，少数琢有一椭长形孔。此种货贝为海南岛、西沙群岛所常见，分布于台湾、南海等地。还有一件是经过加工的阿拉伯绶贝，其壳面布满虚线状褐色花纹，长6.1厘米，背部琢有一孔。此种绶贝分布于台湾、南海等地，可见当时已有海陆文化的交流与影响。
至周代，有“
（渔）人”、“征”（见《周礼·天官·人》），职责是专掌捕鱼、供鱼、征收渔税以及有关渔业政令，有学者推测，这是从商代承继、发展而来的。
夏商周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海洋资源的认识不断深入，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开发力度大大增强。一方面，海洋捕捞技术有了初步发展，另一方面，海产品已经成为重要的贡品和商品，远离海洋的中原地区已经能够见到和吃到海鱼、海贝、海龟和海产蛤蜊等海产品，沿海与内地之间已经有了以海产品为商品进行交换的商业经济行为。此外，海洋渔业在沿海诸侯国的经济发展中已开始占有重要地位，更突出地反映了当时海洋经济发展的程度。这种情况在春秋和战国时期尤为突出。海洋渔业和海上运输贸易是春秋战国时期沿海诸侯国经济生活的主要构成部分，是国家富强的主要源泉之一。
从海洋经济的结构来说，先秦时期的海盐业也占据了相当的比重。先秦时期人们对于盐的类别、生产和流通均有了一定的认识，盐作为文字符号，也很早就进入了人们的生活之中。“散盐”，即产于山东滨海的海盐，系人工煮炼而成。在滨海的齐国，已经出现了大盐业主，齐国统治者曾创造性地提出对海盐搞“转手贸易”，为国家积聚了不少财富。在盐政上，官府直接介入食盐的生产和运销环节，形成了食盐官营制度，滨海的齐国首创了这一制度。
（二）“箕子去国”与“殷人东渡”：中国人早期的“大航海时代”
中国通过港口活动发展起来的航海文化是世界上最早发展起来的海洋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中国先民很早就实现了海上作业，其航海能力更是达到了世界上最早将自己的文化实现远距离跨海交流的水平。这不但刺激了中国海洋文化向外拓展的要求，而且事实上构成了中国文化对其邻邦文化——东亚和东南亚文化的强烈吸引力。
公元前11世纪的殷末周初，周武王灭商后，以商贵族箕子为代表的商代遗民不愿受西周的统治，遂大批迁居海外。这就是有名的“箕子去国”——箕子集团东渡朝鲜并受封为“箕子朝鲜”的历史事件。
箕子其人，是孔子所称的“殷末三仁”之一，其事迹在先秦至汉代的儒家经典中有广泛记载，见诸《尚书》、《周易》、《论语》、《孟子》、《左传》，以及《十三经》以外的《逸周书》、《荀子》、《尚书大传》、《大戴礼记》、《韩诗外传》和《孔子家语》等。在其他一些典籍中，也有记述。关于“箕子封朝鲜”的记载，就目前所见，始于《逸周书》（又称《汲冢周书》）：“王曰：‘咨尔商王父师。惟辛不悛，天用假手于朕，去故就新。辛锡朕以国，阐《洪范九畴》，锡侯以道。朕殚厥邦土，靡所私。乃朝鲜于周，底于遐狄，其以属父师。”《尚书大传》亦云：“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为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在朝鲜半岛，《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以及《朝鲜史略》和《海东绎史》中也有关于箕子相同或相似的记载。
箕子率5000人入朝鲜一事，除有中朝两国的历史文献记述外，还有许多古迹佐证。高丽所建箕子祠虽已被历史风雨湮没，但至20世纪40年代，平壤犹有箕子墓和箕田。
根据历史记载，箕子朝鲜乃殷商遗裔在朝鲜半岛上所建的地方政权，先是受封臣于周，后又臣于秦，为周秦海外属国。汉时，箕子朝鲜为卫氏朝鲜取代，卫氏朝鲜为汉之属国“外臣”。汉武帝因卫氏朝鲜有“不臣”之举，伐朝鲜，直接设置为直辖汉朝的边疆四郡。正是因为有了箕子朝鲜，才有了卫氏朝鲜，才有了汉之四郡和后来朝鲜半岛地区历代请封、受封为中国中原王朝属国的各个政权。
当时东夷人泛海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主要交通工具是独木舟和渐进建造的早期的船。在今人看来，凭一叶独木舟就漂洋过海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早期的航海是沿岸航行，距陆地仅有几公里或几十公里，且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西海岸直到日本南部地区，沿海小岛屿众多，容易利用来补给船上需求、泊船候风和休整。考古和历史学界一般认为，中国的造船始于夏代。从甲骨文中的舟字和与舟有关的字来看，长方形的木板船在商代已经出现了，沿海地区的人们初步掌握了船的平衡性和稳定抗沉性能。1979年，在山东庙岛群岛的大黑山岛发现了木船船尾残迹，考古学家推断为4000年前的遗物，木板厚度约5厘米，板面平整，榫卯孔眼可辨，有可能是4000多年的沉船。[4] 这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木板船。
从夏朝开始，中国的造船业发展迅速。春秋末期，吴国水战使用的大翼船已经相当庞大⑥，约长27.6米，宽3.68米。[5] 1978年河北平山县三汲乡发掘的战国时期中山国王墓葬出土战国时期的3只大木船和2只小木船，有的船上有浆，大船船板用铁箍联成，缝隙处用铅皮填塞。其中一只木船长13.1米，最宽处2.3米，舱深0.76米，全船系用木板拼接组装而成，连接处用铁片固定。它是国内将金属用于造船的最早的实物资料。[6]
船舶的普遍使用，标志着航海的需求和海洋文化的发达程度。
“箕子去国”稍后，武庚和东夷小国奄国、蒲姑等旧殷商属国（都在今山东境内）由于反周，遭到周公的打击，因而不断有利用航海的优势渡海而逃的移民集团。关于这些移民集团自山东沿海航海东去的始发港的具体地点，我们已经不得而知。关于他们的去向，今人有多种说法，除了多数人认为到了朝鲜外，也有人认为到了日本，甚至有不少学者根据在美洲出土的类以中国商周时期的文物，美洲早期文化与中国商周文化的诸多相似处，认为周朝建立之后的商代遗民大举东渡，经过太平洋、阿留申群岛到了墨西哥，成为最早来到美洲大陆的人。
当时的中国人果真有能力渡过太平洋吗？面对众多的质疑，论者的理由是：中国的海上航行始自新石器时代，使用青铜工具的殷商早已能将独木舟改进成稳定性强、载量大的木板船；殷时行船动力已用风帆，更有掌握航向的舵桨；而殷人在天文科学方面有世界最早的新星观察记录，很可能有依日月判明航向的早期天文导航术；且殷商是一个航海民族，远在其建国前的第三代祖先就有了航海成就，《诗》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说明早在三千七八百年前，殷商的先人就与“海外”，即渤海以外的地方建立了联系。所有这些情况表明，约在3000年前的殷人，已有跨越太平洋扬帆美洲，将中国文化远播太平洋彼岸的能力。
那么，殷人为何跨太平洋远赴美洲？不少学者认为，大约在公元前1120年“武王伐纣”战争之前，纣王曾把大军留驻于被征服了的人方（夷方）国（在今山东省）。后来周公旦攻占人方故地，殷军国破家亡，遂逃往海外。他们夺海逃亡，固然可能是由于前人航海产生的吸引力，同时也受航向日出东方可寻得乐土的宗教思想的影响，于是漂泊沧溟，经年累月，终至美洲。为先前到达美洲的当地居民带去了中国的农业灌溉技术和天文地理知识，从而发展出奥尔梅克文明（约公元前1200年至前300年）。
中国的殷商文明通过海上传播对奥尔梅克文明的影响，考古学界已获得的若干证据，主要如下：
考古学家在奥尔梅克文化遗址拉文塔祭祀中心地下数英尺的沙中，发掘出16尊高约七八英寸的雕像与玉圭。玉圭上所刻的铭文，其字体介于大汶口文化陶文和殷墟甲骨文、三代吉金文之间。所谓“玉圭”，据《尚书·尧典》所载，是“群后”即王侯身份的信符。长条形，上端呈三角状。乃是古代王侯贵族朝聘、祭祀、丧葬所用的礼器。生时执圭用于朝聘，死后刻其名号于上并供祀于宗庙，即成为“神主牌位”，立于墓前相当于“碑”。此玉圭为镇圭，上刻祖先名号，明显属于祖先的神主牌位，以此祭祀祖先。其形态与山东龙山文化日照两城镇玉斧——平首圭形制相同，文字为阴文镌刻，刻写方式与殷墟甲骨文相同。线形方块字，自上而下书写，其结构方式和书写习惯与甲骨文相同。玉圭白色，雕像十五尊黑色、一尊红色，所体现出来的崇白、尚黑、贵红（太阳崇拜）恰为东夷先祖的少吴氏（西帝、金星神）的习俗，殷人继承了这种习俗。由此而推，红雕像当为少昊氏或帝喾，其余的黑色雕像为商代的祖先，玉圭的铭文与红、黑雕像相对应，构成了一个有文字记载有形像显示的宗祀整体，以示东渡美洲殷人的根思之念。⑦
此外，有不少学者研究认为，中国与墨西哥古文化具有整体、序列、共时、历时特殊指向的同一性，诸如太极八卦文化、龙凤文化、五方、五行、五色、五音、五气文化，凡此种种都浓缩在墨西哥国宝阿兹特克的太阳历中。他们还展示了古墨西哥多种多样的八卦历，并与中国仰韶、大汶口等文化时期的八卦太阳历对照，证实了中、墨八卦太阳历在形式与内容两方面的一致性。
无论殷人东渡美洲问题是否确是史实，东夷人航海技术水平的发达，是不容怀疑的。⑧
（三）燕、齐、吴、越：“海王之国”
春秋战国时期，北方沿海的燕、齐和南方沿海的吴、越都发展成为沿海的重要国家。
地处山东半岛的齐国，其周围还有许多东夷小国，尤其以莱夷势力最大，其海洋资源丰富，渔业、盐业、船业都很发达。
公元前567年，齐国灭东莱，国土扩大一倍，成为三面环海的海国。《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齐国姜太公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东夷小国逐渐臣服。“因其俗”，便是靠海用海、重视渔盐商工、智谋天道的东夷海洋文化。正像《管子》强调的，“利在海也”。齐国的造船和航海技术都很高，所造船舶可容纳一二百人。齐人有丰富的航海知识，齐人甘德的《天文星占》及《考工记》等书已推算出北斗星及其他星座的位置，磁石司南也已出现，这些技术对提高海上导航的准确性无疑有很大帮助。齐景公竟然能“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航海能力的提高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当时齐国商人和朝鲜商人在斥山（今荣城斥山镇）港湾进行贸易活动，自朝鲜而来的虎豹皮在中国很受欢迎。《管子·揆度篇》提到，齐桓公问管仲：“吾闻海内玉币有七荚，可得而闻乎？”管子对曰：“朝鲜之文皮，一荚也。”不少学者认为，这是中国有记载的最早的海外贸易。[7] 齐国正是由于充分发挥海洋文化的优势，才成为春秋战国时期最强大昌盛的诸侯国，以“海王之国”⑨、“洋洋哉，故大国之风也”⑩ 雄于东方，威震中原。
燕、楚、越国，也是当时的“海王之国”，也因为开发利用海洋渔盐资源而成为富强的诸侯国。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燕“有鱼盐枣栗之饶”，“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
春秋战国时期沿海国家（地区）的海洋文化已经形成了不同于内陆文化的独具的特征。如在民情风俗上，齐国“民阔达多匿智”“逐渔盐商贾之利”，在工商业刺激下的消费习尚是以“奢侈”著称。齐文化中先后容纳有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兵家、术士、方士等等百家之学，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和百家融合的主要基地。齐文化又有很强的变通性，还具有民主与科学精神。七国之中只有齐国未曾实现郡县制，地方制度偏向于分权，采取五都之制，并且政治开明，言论自由。作为沿海国家的齐国，环境颇似地中海沿岸国家希腊，因而同样具有崇尚科学的精神，科学技术也比较发达，天文学家甘德、邹衍，医学家扁鹊，军事家孙武、孙膑，逻辑学家公孙龙，方仙道者流徐福等等，或是齐国人，或长期在齐国居住过。此外，在宗教信仰方面，秦国的宗教形态以高度集权为特征，而齐国是以众神平等和神祠分散为特点，并且齐人的八神之中就有五神（阴、阳、日、月与四时）在渤海和东海之滨，显然海洋文化和农业文化所铸造的民族心理是不同的。
在今中国南方沿海，包括江苏、浙江、福建、两广沿海区域及海上交通线，则控制在吴、越以及百越人手中。临江傍海的诸侯国都出现了造船业，其中吴、越最为发达。
吴国地处水网地带，濒临大海，是水上强国。吴造船能力很强，吴国“不能一日而废舟楫之用”[8]。
“吴楚杨越之间，俗习水战，故吴人以舟楫为舆马，以巨海为平道，是其所长。”[9] 仅就吴国的水军战船而言，种类就有很多，有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等许多船名。吴国舟师主力舰大翼，每艘约广一丈五尺二寸，长十丈；中翼一艘广一丈三尺五寸，长九丈六尺；小翼一艘广一丈二尺，长九丈。(11) 还有更大的下翼，《越绝书》又记：“大翼一艘，广丈六尺，长十二丈，容战士二十六人，棹五十人，舳舻三人，操长钩矛者四，吏仆射长各一人，凡九十一人。当用长钩矛长斧各四，弩各三十二，矢三千三百，甲兜鍪各三十二。”[10] 《越绝书》卷第八还记：“句践伐吴，霸关东，徙琅琊，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淮南子》中说：“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正因如此，越人有高超的造船技术，舟船种类也很多，战船有戈船、楼船，民船有扁舟、轻舟等。越人称船为“须虑”，喻海为“夷”。在战争中，水军是越国重要的军事力量。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各诸侯国力量强大，争霸蜂起，战争不断。南方的吴国、越国、楚国和濒临东海的齐国，都先后大量建造战船，组建强大的海军。清人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八下云：“海道出师，已作俑于春秋时……春秋之季，惟（齐、吴、越）三国边于海，而其用兵相征伐，率用舟师蹈不测之险，攻人不备，入人要害，前此三代未尝有也。”
在经济方面，燕、齐、吴、越均以渔盐之利为富国之本，在文化方面，又对中原文化发展广泛吸纳。对此，北方沿海的燕、齐自不必说；考古材料显示，吴、越立国时代，本地区的青铜文明就吸纳了中原地区的工艺特点，显示出开放和融合的特征；同时，吴越文化还与海外的文化有所交流。考古迹象表明，早在四五千年前，吴越人就已驾船航行到太平洋各岛屿；春秋战国时代，在吴国出现了来自西方国家的器皿。这些都可以看出当时沿海地区的文化开放与交流程度。
（四）“蓬莱”信仰：海洋奥秘的精神探寻
在中国的文化观念里，一提“蓬莱”二字，自然让人想到当今山东半岛黄、渤海交界岸边的蓬莱市及其蓬莱阁，还有浙江舟山海中的“东海蓬莱”岱山岛，并由此联想到自古盛传的海中神山仙人仙境，联想到“海上八仙”，联想到为求海中“长生不老药”而奔波东巡的千古一帝秦始皇，还有为他出海去寻“长生不老药”、最终跨海东渡、“止王不来”的“齐人”方士徐福，并由此联想到至今无论是韩国还是日本，那些“徐福登岸处”、“徐福宫”、“徐福墓”等“遗迹”，以及那些难以数计的以徐福集团的后代“子孙”自居的日本国民们。
“蓬莱”信仰起源于中国古人对大海浩淼无边、山岛其间、海天缥缈、神奇变幻的认识。所谓“海市蜃楼”，只不过是海水表面对陆地山川城郭景物在特殊物理光摄条件下的反映。但古人们并不懂得这些，于是有了这样的幻想和追求，这样的信仰和传说，一切民俗信仰多半缘于对这种美丽的幻象的追求。这正是民俗生活的意趣所在。
在《列子·汤问篇》中保留了关于海中仙山的传闻：“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八肱九野之水，天汉之流，莫不注之，而无增无减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山之间相去七万里，以为邻壑焉……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一日一夕飞相往来者，不可数焉。而五山之根，无所连著，常随潮波上下往还。……诉之于帝，帝恐流于西极，失群仙圣之居，乃命禺疆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六万岁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龙伯之国有大人，举足不盈数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钧而连六鳌，合负而趣，归其国，灼其骨以卜焉。于是岱舆、员峤二山，流于北极，沉于大海，仙圣之播迁者巨亿计。”
至迟从新石器时代起，这种视海中某些生物为“灵物”的民俗信仰就已经产生，并且“物化”为民俗生活内容了。人们相信，海中的蚌是通神的，《国语·晋语》就说：“雀入于海为蛤，雉入于淮为蜃。鼋鼍鱼鳖，莫不能化。”“海市蜃楼”现象之所以名之为“蜃楼”，就是相信这是海中“大蜃”即“大蛤”的吐气造“市”为“楼”所致。人们相信，海物即能“化”而飞升，神力无边，非人所及，而滨海常以海物为食者，所得营养丰富，滋补有道，长胡子老翁不乏其人，因而更能推及海物的长生不死。所谓“海上方士”，亦即燕齐等滨海之地的方术医士，这些方士得以大行其道，为这种海中仙人仙山仙药信仰推波助澜，也是当时“时代使然”。“蓬莱”者，就是这些方士们所创造的许多仙山仙境中的一个最被人们所熟知、最为普及化的一个。
“蓬莱”信仰及其“蓬莱仙话”之说，作为文字记载的“文本”，比较集中的是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山海经》，里面有许多可称之为“海上奇闻录”或“海外奇闻录”的关于四海海神的记载。其中关于“海外”或“海中”的“大人之国”“大人之市”之说，平添了人们关于信仰和艺术的无穷想象力。《山海经》中就有许多关于不死之山、不死之国、不死之树、不死之民、不死之药的记载，成为后来的“蓬莱仙人”、“仙境”之说的滥觞。而创造了一代哲学，以其浪漫情怀、出世思想影响了千秋万代人的庄子，则用其道家哲学的思辩能力和文学光彩，为“海上之乐”的“逍遥”思想及其仙道信仰之说的普及，开启了更为深广的天地。
中国的这种早期海洋信仰对于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中国人几乎都知道海中似乎有仙山，中国人几乎都把美妙的胜景比作“仙境”。后来的秦始皇四次巡海，汉武帝八次巡海，尽管主要应是对海疆巩固的考虑，但在后世的文化认同里，却都被打上了这种海洋信仰的烙印。
在秦始皇、汉武帝之前，齐威王（前356—前300）、齐宣王（前319—前301）、燕昭王（前311—前280）是入海求仙的热心者了。
司马氏的《史记》，让我们看到了“蓬莱”信仰是如何影响、左右着帝王们和臣民们的生活、行事及其命运的：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赍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风为解，曰未能至，望见之焉。其明年，始皇复游海上，至琅琊，过恒山，从上党归。后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从上郡归。后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会稽，并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不得，还至沙丘崩。[11]
以上这些地名，都是港口。这种起自先秦齐、燕滨海之地的海上蓬莱仙山、仙境、仙人、仙药的长生信仰，及至秦始皇“至海上”，竟使得“燕齐海上之方士”们“言之者”人数之众，达到了“不可胜数”的地步。由此可见，当时人们的海洋探寻与港航活动应是何等频繁，大大小小的港口帆樯出进该是何等密织。
秦始皇统一中国，他在继承春秋战国时期沿海国家对海洋疆域初步划分和管理的基础上，采取新的管理模式，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国家统一的海疆。秦始皇数次东巡至海，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中国沿海疆域管理和认识的加强。与以往不同的是，秦代的海洋疆域主要表现为沿海郡县的设立，这是一种新的海洋疆域管理模式。
秦时海疆包括了十六郡。自北而南为：辽东郡，包括了辽宁东部和朝鲜的西北部。辽西郡，包括了今辽宁西部和河北秦皇岛、昌黎、乐亭一带。右北平郡、渔阳郡、巨鹿郡都有临渤海的部分。齐郡临渤海，琅琊郡、东海郡临黄海，从山东半岛直达长江以北。秦会稽郡、闽中郡、南海郡、桂林郡、象郡的海岸线则从江浙一直延伸到越南的海防。[12]
秦始皇作为历史上统一中国的第一伟人，刚刚称帝未久，天下尚未大治，如果说他仅仅为求仙而接二连三地东巡南北海疆，显然与史实不符。即使从《史记》来看，秦始皇封禅祭神，航海射鱼，移民实边，仅琅玡一郡即徙民三万户，自此南北海疆得以巩固，同时屡次派徐福航海东渡，如此等等，足见他的海疆经营战略。
秦始皇之后，秦二世、汉武帝也多次东巡海上，其中仅汉武帝就巡海达七次之多，《史记》等对此多有翔实的记载。其对海洋的“至诚”之心可感。国家、帝王对海洋的重视和亲历海疆，无疑对中国古代海洋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秦汉时期，一方面，海洋渔业和海洋盐业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另一方面，从海洋交通和海外贸易层面上出现的海外丝绸贸易及其他有关贸易即“海上丝绸之路”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范围广大的“汉文化圈”亦即中国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正是这种大规模海上交流积累的产物；中国与海外交通交流的海洋历史文化遗产也正是在这样广大的“汉文化圈”亦即中国文化圈的历史地理背景与条件下积淀产生的。
（附记：本文的基础内容，曾在笔者参与主编的一本中欧合作的书中向欧洲人介绍过。）
注释：
① 上述海地史的论述，参见齐涛：《外星人与宇宙文明之谜》，青岛出版社1996年版，第91—92,98,103—104,109,114页；并参见刘德增：《海洋地下的人类文明》。曲金良主编：《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第一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32—43页引述此说。
② 关于中国沿海贝丘文化遗址考古，可参见袁靖：《关于中国大陆沿海地区贝丘遗址研究的几个问题》，《考古》1995年12期；辽宁省博物馆等：《长海县广鹿岛大长山岛贝丘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1期；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研究课题组：《山东省蓬莱、烟台、威海、荣成市贝丘遗址调查报告》，《考古》1997年第5期；袁靖等：《胶东半岛的贝丘遗址和环境考古学》，《中国文物报》1995年3月25日；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潮安的贝丘遗址》，《考古》1961年第11期，等。近年来更有不少新的发现。
③ 有关河姆渡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分别见《文物》1976年第8期、1980年第5期；《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史前研究》1983年第1期；《光明日报》1981年1月21日第4版等。有关研究可参见陈旭钦，黄勉免：《中国河姆渡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文物》1994年第10期；研究专著有林华东《河姆渡文化初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等。
④ 关于舟山定海马家岙文化遗址及其保护，参见柴骥程：《浙江：“海上河姆渡”遗址受到妥善保护》，《浙江日报》2000年9月5日。
⑤ 关于东夷海岱文化考古及其成果，参见鸾丰实：《东夷考古》，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0页。关于石棚、支石墓在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的分布，参见毛昭晰：《浙江支石墓的形制与朝鲜支石墓的比较》，杭州大学韩国研究所编：《中国江南社会与中韩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版；金贞培：《韩国和辽东半岛的支石墓》，《韩国学论文集》第四辑，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等。
⑥ 《汉书艺文志》著录兵家书有“《鲍子兵法》十篇”和“《五（伍）子胥》十篇”，前者为春秋时齐国鲍氏所著的兵法，后者为伍子胥所著的兵法。《越绝书》引《伍子胥水战兵法内经》有“大翼一艘广一丈五尺二寸，长十丈，中翼一艘广一丈三尺五寸，长九丈六尺，小翼一艘广一丈二尺，长九丈”的记载，《文选》颜延年《侍游曲阿后湖诗》李善注引、《文选》张协（景阳）《七命》李善注所引略同；《太平御览》卷三一五引《越绝书》转引《伍子胥水战兵法》，所记“大翼”的长度和广度更大：“水战法，大翼一艘，广丈六尺，长十二丈，容战士二十六人，棹五十人，舳舻三人，操长钩矛者四，吏仆射长各一人，凡九十一人。当用长钩矛长斧各四，弩各三十二，矢三千三百，甲兜鍪各三十二。”可见乃是可容纳近百人的大战船，所栽装备也已十分可观。
⑦ 以上参见王大有、宋宝忠等：《中华祖先拓荒美洲》，《华声报》1992年2月28日。
⑧ 参见许玉林：《我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及朝鲜半岛原始文化对东亚的影响》，《太平洋文集》，海洋出版社1988年版，第177—179页；吴玉贤、王振镛：《史前中国东南沿海海上交通的考古学观察》，《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5—288页；房仲甫：《扬帆美洲三千年——殷人跨越太平洋初探》，《人民日报》1982年12月5日；房仲甫：《殷人航渡美洲再探》，《世界历史》1983年第3期；等。
⑨ 语见《管子·海王篇》。
⑩ 语见《史记·齐太公世家》。
(11) 《文选．张协〈七命〉》：“尔乃浮叁翼，戏中。”李善注引《越绝书》云：“伍子胥《水战兵法内经》曰：大翼一艘广一丈五尺二寸，长十丈，中翼一艘广一丈叁尺五寸，长九丈六尺，小翼一艘广一丈二尺，长九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