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论《楚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楚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文学史上，在韵文方面，时间最早、社会意义和文学影响最大的除《诗经》以外，当推《楚辞》。“五四”文学革命的旗手鲁迅对于《楚辞》的研究，不仅功力雄厚，而且成绩卓著，对于作者及其作品既有全面的研究评析，又有个人独特的见解与阐发，对后来《楚辞》研究影响深远。同时，对于《楚辞》的实际运用也有独到之处，堪为后人学习的楷模。
为了使《楚辞》研究更加深入，为了从鲁迅的《楚辞》研究中得到借鉴，获取有益的成果，本文试将他对《楚辞》的研究作一全面的分析与探讨，或许更能增进我们对鲁迅《楚辞》研究的理解和从不同的方面获取更大的教益。
鲁迅对于《楚辞》的论述散见于他的杂文、书信、论文和文学史中，但最主要的著作还是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所以我们就以《汉文学史纲要》为中心，间涉他篇，逐渐展开。
何谓《楚辞》？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战国之世，言道术既有庄周之蔑诗礼，贵虚无，尤以文辞，陵轹诸子。在韵言则有屈原起于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他对《楚辞》产生的时代、背景、文体、地点、源流、内容及其影响作了极其简明而确当的概括。虽然远在北宋时，黄伯思就曾在《东观余论·翼骚序》中对《楚辞》下过定义：“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但不如鲁迅概括得这样精当周全。
关于屈原的生平，在司马迁的《史记·屈原列传》中记载的最早最为详细，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只是根据需要摘要简介了他的经历：“屈原，名平，楚同姓也，事怀王为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王令原草宪令，上官大夫欲夺其稿，不得，谗之于王，王怒而疏屈原。……后盖又召还，尝欲联齐拒秦，不见用。怀王与秦婚，子兰劝王入秦，屈原止之，不听，卒为秦所留。长子顷襄王立，子兰为令尹，亦谗屈原，王怒而迁之。原在湘沅之间九年，行吟泽畔，颜色憔悴，作《离骚》，终怀石自投汨罗以死，时盖顷襄王十四五年（前二八五或六）也。”其中应该注意的地方是：“后盖又召还，尝欲联齐拒秦，不见用。”这一句是《史记·屈原列传》中所没有的，这句话很重要：第一、《史记·屈原列传》中虽无这句话，但从全文来看是有这个意思，这是经过鲁迅的开掘，使这个意思具像化了，这不但有助于读者理解全文，而且便于消除某些误会。第二，这实际上是对胡适的论文《读楚辞》中提出的“既‘疏’了，既‘不复在位’了，又‘使于齐’，又‘谏’重大的事，一大可疑”不指名的答复。当然，鲁迅并不是妄说，而是合乎史实的，在刘向的《新序》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是时，怀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于此，于是复用屈原。”
鲁迅说在历史上关于《离骚》的解释是各种各样的。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说：“《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固在《离骚赞序》中认为：“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认为：“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讽谏君也。”在《汉书·扬雄传》中，扬雄则解为“牢骚”，他是主张自我宽解，不要牢骚不平的，故曾模仿《离骚》作了一篇《反离骚》，又模仿《九章》作了《畔牢愁》（按：“畔”与“叛”通，“牢愁”即“牢骚”，“畔牢愁”亦即“反离骚”）。而鲁迅的解释，与“牢骚”近似，他说：“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不平”则易产生“牢骚”。
《离骚》的内容是什么？屈原为什么写《离骚》？鲁迅概括为：“其辞述己之始生，以至壮大，迄于将终，虽怀内美，重以修能，正道直行，而罹谗贼，于是放言遐想，称古帝，怀神山，呼龙虬，思佚女，申纾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又说：“惟灵均将逝，脑海波起，通于汨罗，返顾高丘，哀其无女，则抽写哀怨，郁为奇文。”（《坟·摩罗诗力说》）这概括是简明全面而准确的，并可看出，他是认为《离骚》是抽写哀怨，具有“讽谏”的作用的。
对于《离骚》的评价，自古以来，褒贬不一。鲁迅说：“《离骚》之出，其沾溉文林，既极广远，评骘之语，遂亦纷繁，扬之者谓可与日月争光，抑之者且不许与狂狷比迹”。这说法是有根据的。据初步统计，自汉至“五四”运动以前较有影响的《楚辞》、《离骚》研究专著、文人别集、读书札记、诗话、词话等对《离骚》发表评论的即有数百家，现择其具有代表性的几家评论列于下：
最早的是淮南王刘安对《离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嚳，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现。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脱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见《史记·屈原列传》）
但班固对屈原就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淮南王刘安对《离骚》的评价是：“斯论似过其真”。甚至认为屈原“露才扬己，竞于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汉〕班固《离骚序》）但他最终仍不能否定《离骚》在文学上的伟大成就，他说：“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骋极文辞，好而悲之，自谓不能及也。虽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者也。”（同上）
稍后的王逸不同意班固的观点，他说：“论者（按：指班固）以为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矣。”所谓失“中”，即“过”也。他对屈原称颂道：“智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识远。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汉〕王逸《楚辞章句》卷一）
刘勰在《文心雕龙·辩骚》中说：“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锱毫。”这是赞扬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又批评《离骚》等篇中“异乎经典”之说：“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求娀女，诡异之词也。康回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缅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他认为这些“诡异之词”、“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均不符合儒家的经典，实际上是与班固等人坚持的儒家正统观点是一致的。
宋子京则说：“《离骚》为词赋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矣。”（〔宋〕洪兴祖《楚辞补注》引）
〔明〕陆时雍在《楚辞疏》中说：“风雅既灭，《离骚》继作，人取而经之。《骚》诚可经也。《诗》以持人道之穷者也，爱君忧国，显忠斥佞，《骚》曷为不可经哉！”（引自〔明〕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
〔清〕陈本礼《屈辞精义》说：“烹词吐属之妙，天籁生成，其凄其处，如哀猿夜叫；
郁处，如旃檀香焚；鲜艳处，如琪花绽蕊；苍劲处，如古柏参天；其绘声绘色处，如吴道子画诸天，无美弗备；其经营惨澹处，如神斧鬼工，巧妙入微。然又皆从至性中流出，非斤斤以篇章字句矜奇炫巧也。”（略例）又说：“《离骚》之作，从天经地义，至性中流出，故其思若涌泉，笔若游龙，又若蜃楼海市，倏起倏灭不但自写沈忧，更可为数千年来孤臣孽子，凡不得于君者，痛洒性天血泪。”（笺）
除予肯定颂扬之外，亦有完全持否定态度的，如北齐颜之推说：“……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颜氏家训·文章第九》显然这是从班固的《离骚》序概括出来的，但却真实地反映了他不重国家人民安危明哲保身的观点。因之，此后数百年理所当然地受到文学界的抨击。
〔清〕林云铭怒不可遏地说：“读《楚辞》要先晓得屈子位置。以宗国而为世卿，义无可去。缘被放之后，不能行其志，念念都是忧国忧民。故太史公将楚见灭于秦，系在本传之末，以其身之死生，关系于国之存亡也。后人动解作失位怨怼，去把一部忠臣爱国文字，坐其有患得患失肝肠，以致受露才扬己，怨刺其上之讥。千古蒙冤，愿与海内巨眼者共洗之。”（《楚辞灯·凡例》其忿怒之情简直到了要振臂高呼，与众共讨之的程度。
对于《离骚》的评价出现这样大的分歧，鲁迅认为其原因“盖一则达观于文章，一乃局蹐于诗教，故其裁决，区以别矣。”
在中国文学史上对《离骚》的评论，基本上分两大派，即“一则达观于文章，一乃局蹐于诗教”，自西汉刘安以来，贾谊、司马迁、刘向、扬雄、班固、王逸、刘勰、洪兴祖、朱熹、林云铭等人，基本上都是以诗教为原则来评论《离骚》的。所谓“诗教”，就是以儒家的诗道为原则来评论诗文，一般是指“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规谏劝谕精神。在对《离骚》的评论上，不论是“主怨说”也好，或是“非怨说”也好；不论是把《离骚》赞为“可与日月争光”也罢，或是认为屈原是“露才扬己，怨剌其上”、“狂狷之志”也罢；也不论是“忠臣爱国说”也好，或是“忠而过说”也好。最终都越不出“诗教”的范畴。即使这些人之间互有批评、诋毁与争鸣。但大都是用儒家思想的积极因素去批评或驳斥那些儒家思想的消极因素，在本质上仍是儒家内部的思想斗争。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之间并无区别，也不否认他们各自对《离骚》研究上在思想意义和艺术手法方面各自取得的辉煌成就与卓越贡献。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局蹐于诗教”的一派。
“达观于文章”的一派，即所谓“文脉大义派”，“文脉大义派”主张从文章的脉络即文章的组织形式的角度来认识、分析、研究诗文。如茅坤、孙鑛、明七子、陈本礼等都属这一派，尤以陈氏为代表。陈氏在他的《楚辞精义》中参引三十七家楚辞言论，除个别人以外，绝大部分皆属文脉大义派。他在《楚辞精义》稿本《自序》中说：“屈则自抒悲愤，其措语之难，有异于庄。盖忠既不见亮于君，内而郑袖，则王之爱姬，外而子兰，则王之胞弟。且满朝贵人，皆王之亲信。中外满布，稍涉国事，有干诽谤，得咎更甚，不得不托□□□以申其悒郁之怀。故运思落笔，寓意于奇险，务使言之无罪。……而起伏照应，顿挫回环，极文人之能事。”因为他能较正确地理解屈原的创作心理，故能较正确地发明屈原作品的文脉大义，从而取得屈辞研究的显著成就和达到他著书的最高目的。以上是“达观于文章”一派也。
《离骚》与《诗经》有何区别呢？鲁迅说：“实则《离骚》之异于《诗》者，特在形式藻采之间耳，时与俗异，故声调不同；地异，故山川神灵动植皆不同；惟欲婚简狄，留二姚，或为北方人民所不敢道，若其怨愤责数之言，则三百篇中之甚于此者多矣。”
《离骚》与《诗经》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形式藻采之间的不同。《诗经》中的诗是通过有节奏、有韵律的语言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抒发思想感情的，而《离骚》即被后人称之为“赋”的这种文体，源于楚国，盛行于汉魏六朝，是韵文和散文的综合体，故刘勰说：“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这种体裁，起源于《诗经》的作者，在《楚辞》里才扩大了疆界。说明诗和赋是同源的，而赋与诗的不同点就在于“铺”，即“铺采摛文，体物写志”，这样就使赋既有诗“言志”的特点，又有散文“体物”的特点，形成介乎诗与散文之间的一种文体。也就是刘勰所说的“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文心雕龙·诠赋》）是说叙述客主对话的开始，就极力描绘音形像貌来显示文采，此是同诗分别的起始，称赋的开端。鲁迅对于屈原的文采是非常赞赏的，他说：“屈原宋玉，在文学史上还是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
“时与俗异，故声调不同”，是说时代与风俗习惯的差异，以致声调也不同。《诗经》三百篇，其中最早的年代是公元前九世纪。其中《颂》的年代自公元前九○○年至公元前六○○年；《雅》的一部分年代是公元前八二七年至公元前六九七年；《风》和《南》的一部分年代是公元前七七○年至公元前五一○年，而《楚辞》的产生年代比《诗经》就晚得多了，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左右。屈原之前的楚诗有两种体裁：一种接近《诗经》；一种是类似骚体。这种新的体裁是楚国人民的创造。屈原是第一个用全力来学习这种人民的新诗体，写成了空前的杰作《离骚》，于是他就成为这种新体裁的代表者，后人称这种新体裁的诗为“骚体诗”。这种文体上的变化是在几百年之间形成的，是时代前进的结果。至于楚国风俗习惯，也与北方有很大差别，加之楚国巫风盛行，更具特色。北魏郦道元注《水经》三六“温水”云：“《山海经》曰：‘离耳国，雕题国，皆在郁水南’。林邑记曰：‘汉置九郡，儋耳与焉。民好徒跣，耳广垂以为饰，虽男女亵露，不以为羞，暑亵薄日，自使人黑，积习成常，以黑为美。《离骚》所谓玄国矣。’”（考今《离骚》无“玄国”之文，惟《招魂》言南方雕题黑齿与此合。）由于时代的变迁和风俗习惯不同，在语言声调上亦有不同。例如《楚辞音》“椒专佞以慢謟兮”句，出“慢謟”二字，注云：“謟，又慆，宜作滔，《书》曰：‘象恭滔天。’”再如“恐
之先鸣兮”句，出“”二字，注云：“，又
同。”《释文》曰：“鶗，一名
。”今本作鹈。据说“楚辞”最初似乎就是以声调的富于特色而见称于世的。《诗·小雅·鼓钟》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雅”为北音，毛传曰：“南方之乐曰南。”《左传》成公九年载晋侯见楚囚钟仪，“使与之琴，操南音”。“楚囚”操的是“南音”，这就证明“南音”就是“楚音”。说“楚辞”以“楚声”诵之而“声韵清切”，别具韵味，是有根据的，《隋书·经籍志》云：“隋时，又释道骞善读之（按：指《楚辞》），能为楚声，声韵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言。”
“地异，故山川神灵动植皆不同”。楚国地处长江中下游地区，后来扩大到了淮河流域，真可谓“地大物博”。又因气候温暖湿润，称得上山清水秀，鱼米之乡。加之殷、周文化传统一直未断，远古神话历史传说以及巫风盛行，便产生不少东方神仙怪异之说。屈原受到这样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的陶冶，自然对他文学天才的成长是莫大的帮助。《文心雕龙·物色篇》说：“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则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远古神话传说到了屈原那里便被剪辑成为他所用的各种虚幻“影片”，有如天马行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来去无踪。在《离骚》中，他乘凤凰飞往天国，叫守门人开门，而天国守卫却不给开，他忽然转过头去流起泪来，叹息着连天国里也没有好人（“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这些上帝、天堂、神仙、鬼怪，固然是出于屈原的奇想，但也与楚人的信守宗教迷信、继承神话传说和民族风俗习惯的影响有关。
“惟欲婚简狄，留二姚，或为北方人民所不敢道”。《离骚》曰：“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是说屈原欲求婚宓妃未成之后，又发现有娀国的美女简狄，于是又令鸩为媒前去求婚，又未成。最后又发现有虞国留有姚姓两位美女，认为当可得而求之。朱熹《楚辞集注》说“求女皆喻求君也”。鲁迅认为屈原在《离骚》中的这种奇特的求君比喻实在是朴实的北方人民所不敢想像的。
“若其怨愤责数之言，则三百篇中之甚于此者多矣”。在《诗经》中，怨愤责数昏庸无道君主、高官的甚于《离骚》者，比比皆是，例如人民对于桀纣及那些贪官污吏的怨恨诅咒多得很，人民盼望他们早日死掉或受到惩罚。而屈原对于怀王、襄王的怨愤却是出于忠君爱国爱民的思想，对他们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总希望他们能把国家治理好，使得民富国强，在出发点上是迥然不同的。
鲁迅对于《离骚》“遂生壮采”，“惊采绝艳”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说：“楚虽蛮夷，久为大国，春秋之世，已能赋诗，风雅之教，宁所未习，幸其固有文化，尚未沦亡，交错为文，遂生壮采。”其文化上的沿因是源远流长的。楚王族是继黄帝之后颛顼的后裔，属华夏族。可是春秋以前，他们是被视为“蛮夷”的。楚国的范围原来只在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及至春秋时代，楚便开始逐渐强大起来，不断向北发展，同齐、晋大国争当盟主。到了春秋战国之际，楚复向东西扩展，西边到达汉中，与秦国接壤；东至吴越，势力伸展至淮河流域，与齐、鲁毗邻。到了战国时代，俨然成了版图最大的诸侯国。在文化方面，从《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中可以看出，楚文化基本上属于华夏系列。《诗经》中的《周南》、《召南》足以证明楚国的华夏文化在诗歌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二《南》产生的时间是西周末年至春秋中叶，地点是黄河以南，长江以北，汝水、汉水一带。此外，如《说苑》所载诗歌公元前七世纪的《子文歌》，以及《楚人歌》等，这些作品在体裁上与《诗经》基本相似。所以鲁迅说“楚虽蛮夷，久为大国，春秋之世，已能赋诗”，是有充足的事实根据的。在这充满了风雅之教的氛围中，楚国岂能不受到薰染。况且华夏族的祖先东迁以后，又发展到了南方，其间不断吞并了不少华夏族其他较小的诸侯国（如随、陈、蔡等），但因王侯的统绪一直不曾中断，其固有文化传统不但没有沦亡，反而积淀得愈加深厚。“风雅之教”与“故有文化”互相融合，“交错为文”，相得益彰，“遂生壮采”。由以上看来，在楚国产生了屈原这样一位亘古以来的伟大爱国诗人以及宋玉、唐勒、景差等重要诗人，就不是偶然的了。鲁迅是很赞成刘勰对屈原的评论的。刘勰取其言辞，校之经典，认为屈原“陈尧舜之耿介，称禹汤之祗敬”；“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虬龙以喻君子，云蜺以譬谗邪”；“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此四事是同于《风》《雅》的。至于“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康回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士女杂坐”，“举以为欢”。此四事是异乎经典的。其结论是：“固知《楚辞》者，体慢（宪）于三代，而风雅（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是说《楚辞》虽然比《诗经》的《雅》《颂》逊色，但它却是辞赋中的杰作。“观其骨骾所树，肌肤所附”，虽然它熔化了经书的意旨，但亦能独自创造雄伟奇特的辞采。所以能够才气超越古往，文辞胜过今人，艳丽超绝，文采惊人，难以与其比美。鲁迅赞赏刘勰：可说他是一位深知屈原和《楚辞》的人。
鲁迅认为形式文采之所以不同，是有它的原因，他说：“形式文采之所以异者，由二因缘，曰时与地。古者交接邻国，揖让之际，盖必诵诗，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周室既衰，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而游说之风寝盛，纵横之士，欲以唇吻奏功，遂竞为美辞，以动人主。”春秋时代，各国之间交往，都要以诵诗的方式来表示礼让和表达行动的目的。待到周室逐渐衰败以后，聘问歌咏，诵诗言志之风即不再时兴于各国。这时，各国为了保生存，求发展，甚至达到称霸的目的，都积极扩展自己的势力。在这种形势下，遂出现一批政客，即所谓“纵横之士”，他们为了取得某国的信任，求得一官半职，经常或合纵，或连横，穿梭于各国之间，争相以华丽的辞藻，雄辩的词锋和凌厉的气势，摇唇鼓舌，去感动国君。由于这种客观形势给这批说客提供了机遇，所以遂使“游说之风寝盛”。《楚辞》的伟辞艳采便为他们所用，《离骚》也因“游说之风而恢宏”（《坟·摩罗诗力说》）。与屈原同时的就有范睢、苏秦、张仪等一批人。鲁迅例举了苏秦说赵司寇李兑的一段话，十分精采。由于“游说之风寝盛”，余波流衍，逐渐影响到文化方面。惊采绝艳的“繁词华句”，本来就不是《诗经》那种质朴的体式所容纳得了的，更何况《离骚》的产地与《诗经》不同。《诗经》的产地大部分在黄河、渭水流域，而《离骚》则在沅水和湘江地区。《诗经》质朴，《离骚》华丽。已如前述，当地巫风盛行，楚人“浩歌曼舞，足以乐神，盛造歌辞，用于祀祭”。这也就是鲁迅所说《离骚》是“因荆楚之俗而奇伟”（《坟·摩罗诗力说》）的原因之一。
《离骚》有什么特点呢？鲁迅说：“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离骚》长达三百七十多句，论篇长，《诗经》中任何一篇都无法与它相比；思想深刻而想像丰富，从天到地，从人到神，从鬼至怪，从草木到生灵，从理想到现实，浮想联翩，波澜起伏，有如天马行空，虚幻离奇；文采绝艳奇丽，无与伦比；尽管其采用了赋比兴各种手法，但其意旨都很鲜明，并不隐晦；心如何想，即如何说，不受清规戒律的束缚。正如鲁迅在《坟·摩罗诗力说》中所说：“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正因如此，所以后来那些忠心信服儒家诗教的人，就对屈原进行訾议和说长道短。
这样一部光辉著作，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鲁迅指出：“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这样高度的评价，恐怕是前无古人的。事实也是如此，当鲁迅谈及《卜居》、《渔父》屈原“与卜者及渔人问答之辞”时，他说：“其设为问难，履韵偶句之法，则颇为词人则效，近如宋玉之《风赋》，远如相如之《子虚》，《上林》，班固之《两都》皆是也。”再如宋玉的《对楚王问》、《高唐对》、《郢中对》等都深受屈原的影响。
当然，《离骚》也有它的不足之处。鲁迅在《坟·摩罗诗力说》一文中曾尖锐指出“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刘彦和所谓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皆著意外形，不涉内质，孤伟自死，社会依然，四语之中，函深哀焉。故伟美之声，不震吾人之耳鼓者，亦不始于今日。”甚至后来还幽默地说：“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在这里“反抗挑战”，鲁迅未加细说，究竟是针对楚王，还是针对佞臣和贪官污吏，抑或是针对强秦？不得而知。但是世上事亦是无独有偶，在一九四二年与鲁迅同时代人郭沫若先生的《屈原研究》一书中，也发出了类似的疑问。他说：“我对屈原的责难，问‘他既有自杀的勇气，为什么不把当时的民众领导起来，向秦人作一殊死战？’或许有人会以为有点脱轨，会以为即使屈原在当时把民众领导起来，赤手空拳也不会把白起的兵力如何。或许更会以为屈原是有先见之明，看到了这样的无可如何，所以才自杀了。因此我的求全之毁，我的仅仅把屈原看成为一个诗人，恐怕有点不合实际。”又说：“屈原时代的楚国的工农所用的锄斤一定是铁器。使用铜兵的白起所将的秦兵，攻破了楚国的郢都，并夺取了洞庭、五湖、江南而终于抛弃了的，不是楚国工农的铁器在那儿说了话吗？在那时有那样英勇的工农，屈原在他被放逐的十五、六年间如果把他们组织起来，不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吗？如果屈原真是那样的实际家，秦楚的争霸真是未知鹿死谁手。中国的历史上或者也可以免掉嬴政和项羽那两个不学无术的狂人所演出的摧毁文化，活埋民众的万世不能磨灭的国耻了。”由此可见，真乃英雄所见略同。虽然谈的问题不一，但都是关于反抗挑战方面的同一意旨。当然处于当时革命激荡的年代，需要有激进的思想影响和召唤；或者不愿看到楚国被秦国灭亡的一幕；或者总以为屈原的死是莫大的遗憾。这一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按后来的思想去要求两千多年前一个失意的楚国大夫，只能是一种愿望。而屈原的忠君爱国爱民和富国强兵的理想不能实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最后也只有投身汨罗，以示讽谏，这正是他的历史悲剧所在，也可说是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是难以求全于古人的。
鲁迅关于对《离骚》的运用，也很值得我们学习。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在鲁迅致老友许寿裳的信中对于那些在强敌面前的可怜相给予了讽刺，他说：“王公胆怯，不特可哂，且亦可怜，忆自去秋以来，众论哗然，而商务馆刊物，不敢有抗日字样，关于此事之文章，《东方杂志》只作一附录，不订入书中，使成若即若离之状。但日本不察，盖仍以商务馆为排日之大本营，馆屋早遭炸焚，王公之邸宅，亦沦为妓馆，迄今门首尚有红灯赫耀，每于夜间散步过之，辄为之慨焉兴叹。倘有三闾大夫欤，必将大作《离骚》，而王公则豪兴而小心如故，此一节，仍亦甚可佩服也。”在这里鲁迅把“离骚”与不平和不满当作同义词，对其奴颜卑膝的可邻相予以深刻的揭露与讥剌，十分有力。
一九三三年鲁迅在谈到《红楼梦》里贾府的忠实奴才焦大依仗酒醉而痛骂主子的行为时，称他为“贾府的屈原”，认为焦大痛骂主子与屈原的怨君、谏君具有类似的性质，说“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假使他能作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伪自由书·言论自由的界限》）。这比喻是既幽默又恰切，对于揭示焦大行为的实质是十分深刻而生动的。
关于屈原的其他著作：
关于屈原的作品，除《离骚》给予了重点的分析评论之外，对于其他的作品也都有一定的分析和论述，现分述如下：
鲁迅对于《天问》的评论比较简括，他基本上同意王逸的说法。王逸说：“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词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阿而问之，以谍愤懑，舒写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论述，故其文义不次序云尔。”（《楚辞章句》）鲁迅补充说：《天问》“辞句大率四言；以所图故事，今多失传，故往往难得其解。”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和王逸对于这篇充满宗教信仰、神话传说、历史资料、人生道德内容的连续提出一百七十多个问题的长诗是予以肯定的，对于它的内容含义不易理解的看法大致也是相同的。只不过说法不同。王逸说“其文义不次序云尔”；而鲁迅就说：“以所图故事，今多失传，故往往难得其解”。但都表现了他们“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像有的学者妄加判断，如有的人说《天问》“一定是他（按：指屈原）极烦恼时随便诌出来的，而且也非一时所诌的”；更有人说它是错简，替它另行编辑了一个次序。
鲁迅对于《九章》为屈原所作是肯定的，他说：“今所传《楚辞》中有《九章》九篇，亦屈原作。”这不仅为古代《楚辞》专家所肯定，而且也为近代绝大多数《楚辞》研究者所认可。王逸说：“《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楚辞章句》）近人陆侃如、郭沫若、姜亮夫诸学者亦具共识。
至于《卜居》、《渔父》，鲁迅则说：“《卜居》，《渔父》，述屈原既放，与卜者及渔人问答之辞，亦云自制，然或后人取故事仿作之。”这两篇，古今《楚辞》研究诸家说法不一，故作存疑。
鲁迅说“《楚辞》中有《九歌》。”据王逸《楚辞章句》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怫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俚，因为作《九歌》之曲”。从这段引文中，我们发现鲁迅并没有引王逸注文的头一句话：“《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接着他又说：“而绮靡杳渺，与原他文颇不同，虽曰‘为作’，固当有本。”由此可以看出，鲁迅觉得《九歌》与屈原其他文字颇不同；虽说屈原‘为作’，本应有所根据，既无根据，当然就不能贸然肯定或否定《九歌》为屈原所作。鲁迅不加可否，显然是抱着存疑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在《楚辞》研究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在没有充分根据可以肯定或否定的情况下，鲁迅抱着审慎的科学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从另一角度看，对于《九歌》中富有楚国人民“俗歌俚句”，“句不拘于四言”的生动活泼的语言，以及充满了洪荒时代的远古神话而有利于培养新的诗人，都是予以充分的肯定。所以他说：“俗歌俚句，非不可沾溉词人，句不拘于四言，圣不限于尧舜，盖荆楚之常习，其所由来者远矣。”
此外，与屈原同时代的《楚辞》作家还有荀况（约前三一五至二三○年），鲁迅说他“年五十始学于齐，三为祭酒；已而被谗适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据《史记·孟荀列传》记载：“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按：当时稷下学者称为列大夫，其中首领称为祭酒）“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楚考烈王元年，以春申君黄歇为相）以此，鲁迅的说法皆具坚实史实根据。说他“亦作赋，《汉书》云十篇，今有五篇在《荀子》中，曰《礼》，曰《知》，曰《云》，曰《蚕》，曰《箴》，臣以隐语设问，而王以隐语解之，文亦朴质，概为四言，与楚声不类”。《汉书·艺文志》说：“孙卿赋十篇”。但至今只有收在《荀子》中的礼赋、知赋、云赋、蚕赋、箴赋等五篇和两首短诗即《佹诗》，其它的皆已散佚。荀卿通过赋的文学形式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思想以及对安定统一的渴望。五篇赋采取了假物寓意隐语譬喻的文学形式，即“臣以隐语设问，而王以隐语解之”的手法，表达了作者的主题思想，形式新颖，语言言简意赅，优美生动，产生了良好的效果。由于荀卿生于北方，不像屈赋那样充满浓重的楚国风俗人情和地方色彩，加以基本采用《诗经》的四言格句，所以鲁迅说“文亦朴质，概为四言，与楚声不类”。至于赋末所附的两首小诗，鲁迅说：“又有《佹诗》，实亦赋，言天下不治之意，即以遗春申君者。”据《战国策·楚策》记载：有人对春申君说，汤在亳，武在鄗)，地方都不过百里，都成为天子。现在孙卿是个贤人，你给他百里的根据地，恐怕不好吧！于是春申君使人辞谢了孙卿。孙卿离开楚国到了赵国，赵以荀卿为上卿。《战国策·楚策》又载：有人对春申君说，以前伊尹离夏到商，结果商灭了夏，管仲离鲁到齐，结果鲁弱而齐强。贤人所在的国家，国君没有不尊贵，国家没有不兴旺的。现在孙卿是天下的贤人，你为何让他离开呢？于是春申君派人到赵国请孙卿回楚。《风俗通义·穷通》说：“春申君使请孙况，况遗春申君书，剌楚国，……因不得已，乃行，复为兰陵令焉。”正因《佹诗》产生了这样大的客观效果，所以鲁迅才给以“则词甚切激，殆不下于屈原，岂身临楚邦，居移其气，终亦生牢愁之思乎？”如此之高的评价。
除荀况外，“稍后，楚又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据习凿齿《襄阳耆旧传》记载：“宋玉者，楚之鄢郢人也。故宜城有宋玉冢，始事屈原，原既放逐，求事楚，友景差。”此外，还记载了宋玉与楚襄王游云梦之事。以前《韩诗外传》载有“宋玉因其友而见楚相”之言；刘向言“因其友见楚襄王”；刘向《新序·杂事》言“玉见楚威王”，同书又言见楚襄王。在《屈原列传》、《汉书·艺文志》、《汉书·古今人表》中均说宋玉生在屈原之后，至王逸才说宋玉是屈原弟子。以上众多的说法，真伪难辨。鲁迅从王逸说。说宋玉“事怀王之子襄王，为大夫，然不得志”。其作品，“所作本十六篇，今存十一篇，殆多后人拟作，可信者有《九辩》”。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宋玉赋十六篇，唐勒赋四篇。又据赵氏《培荫堂藏书目》“宋玉集二卷”注云：“右上卷《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徵咏赋》，下卷《九辩》十首、《对楚王问》、《高唐对》、《郢中对》。”此显系根据明人所辑诸本编为一书，可说这是传说中宋玉集的最多最全的本子了。宋赋在铺陈、用喻、文辞等方面多学屈原。虽然王逸说是“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但从整体来看，除第三篇采用不少《离骚》，《哀郢》的句子之外，其实全为一腔悲秋的情愁，反映了一个不得志的穷途潦倒文人的凄怨之情。尽管它对后世文人的影响巨大，例如：汉武帝的《秋风辞》、曹植的《秋思》、曹丕的《燕歌行》、夏侯湛之《秋可哀》、潘岳的《秋兴》、陆机的《感时赋》、庾信的《哀江南》、杜甫的《咏怀古迹》五、李白的《感遇》等，都受它的影响，但在思想内容方面却没有屈原的忧国忧民思想和对楚王的忠君讽谏之义。所以鲁迅说：“然虽学屈原之文辞，终莫敢直谏，盖掇其哀愁，猎其华艳，而‘九死未悔’之概失矣。”“《九辩》本古辞，玉取其名，创为新制，虽驰神逞想，不如《离骚》，而凄怨之情，实为独绝。”
鲁迅说宋玉“又有《招魂》一篇”。《招魂》和《离骚》、《九辩》类似，堪称我国古代诗坛以白描和抒情的手法写作的长篇杰作，通过“招魂”这一题材尽情地描绘出社会上一切可悲可怕可喜可乐的情景，全赋长达近三百句。以上帝和巫阳商量招魂的神话开始，接着就描写“东方”“南方”“西方”“北方”“天”“幽都”的危险可怕情景，魂灵均不可去，也就是“外陈四方之恶”。继而描绘“魂归修门”之后楚国境内各种可喜可乐的事物，有高堂邃宇、富丽的设备、美馔佳肴、美女歌舞、娱乐游戏，即所谓“内崇楚国之美”，由于这种艳辞奇句和夸饰铺陈的手法，以及楚地俗语“些”字的运用，形成特殊的风格，给后世辞赋以极深的影响，故而鲁迅说“其文华靡，长于敷陈，言险难则天地间皆不可居，述逸乐则饮食声色必极其致，后人作赋，颇学其夸。句末俱用‘些’字，亦为创格”。
关于《招魂》是否为宋玉所作，自古以来，就有争论。据王逸《楚辞章句·招魂序》：“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而有些学者则据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赞语：“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认为《招魂》为屈原所作。在这里，鲁迅认为“司马迁以为屈原作，然辞气殊不类”，同意王逸的说法，把《招魂》列为宋玉所作，但并未把《招魂》与屈原连在一起，没说《招魂》是招屈原的魂。因为《招魂》究竟是招谁的魂，一直众说纷纭，有的说是屈原招楚怀王的魂，有的说是宋玉招屈原的魂，还有的说是屈原自招。而鲁迅在此问题上，觉得证据不足，未加详细说明，保持了一种审慎的态度。
鲁迅认为宋玉的作品除《九辩》、《招魂》之外，其它的皆后人伪作，他说：“其称为赋者则九篇，（《文选》四篇；《古文苑》六篇，然《舞赋》实傅毅作）大率言玉与唐勒景差同侍楚王，即事兴情，因而成赋，然文辞繁缛填委，时涉神仙，与玉之《九辩》《招魂》及当时情景颇违异，疑亦犹屈原之《卜居》《渔父》，皆后人依托为之。又有《对楚王问》（见《文选》及《说苑》），自辩所以不见誉于士民众庶之故，先征歌曲，次引鲸凤，以明俗士之不能知圣人。其辞甚繁，殆如游说之士所谈辩，或亦依托也。然与赋当并出汉初。”近代著名学者陆侃如和鲁迅的观点完全一致， 他在《宋玉评传》一文中说：“祇有《楚辞章句》里的二篇（按：即《九辩》和《招魂》）或者真是宋玉作的，其余十二篇都有伪托的嫌疑。”并在该文的“余论”里逐篇加以详细的反驳论证。然而鲁迅对于宋玉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和作用还是给以很高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他说“刘勰谓赋萌于《骚》，荀卿宋玉，乃锡专名，与诗划境，蔚成大国；又谓‘宋玉含才，始造“对问”’，于是枚乘《七发》，杨雄《连珠》，抒愤之文，郁然盛起。”刘勰在《文心雕龙·铨赋》中说：“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意思是说至屈原创作《离骚》，开始拓宽对声音和形貌的描写。而赋此种体裁，开始于《诗经》的作者，到了《楚辞》才扩大了它的领域。于是荀况的《礼》赋《智》赋，宋玉的《风》赋《钓》赋才予以赋的称号。同诗划清了界限，从诗的“六义”之一的附庸，蔚然扩大成为独立大国。刘勰在《文心雕龙·杂文》中说：“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放怀寥廓，气实使文。及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盖七窃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梁之子也。扬雄覃思文阁，业深综述，碎文琐语，肇为连珠，其辞虽小而明润矣。凡此三者，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是说宋玉很有才华，也很受世俗的讥议，开始创作《对问》，用来申明他的意志。抒发他的情怀于寥远空旷的境界，气势确实充满和贯穿了全文。至枚乘铺张辞藻，首创《七发》，丰富的辞藻像云一样构成文章，夸张的丽辞像狂风那样令人震惊。大概由七窍中发出的嗜好，开始的欲望不够纯正，末后归于正道，是用来告戒富贵子弟的。扬雄深思于天禄阁，其业深于综述前人的著作，将一些琐碎的文辞，集结起来创为连珠，其文辞虽然短小，却有光泽。总共这三种，系文章的分枝，是空闲时用作娱乐的末代作品。从以上看来，不论是赋是受命于诗人也好，或赋萌于骚也好，到了荀况、宋玉才算正式形成。荀况常用“臣以隐语设问，王以隐语解之”的形式进行讽谏；随后，宋玉始创“对问”，以主客对答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思想感情。他们的文风对后来文人影响极大。如〔宋〕王楙《野客丛书》卷十六云：“仆观相如《美人赋》，又出于宋玉《好色赋》，相如拟之为《美人赋》，蔡邕又拟之为《协和赋》，曹植为《静思赋》，陈琳为《止欲赋》，王粲为《闲邪赋》，应玚为《正情赋》，张华为《永怀赋》，江淹为《丽色赋》，沈约为《丽人赋》，转转相倣，以至于今。”枚乘的《七发》是用七段文字描述七件事情，开头加上一段序曲，说明缘起，以楚太子和吴客问答的形式把各段连缀起来。启发楚太子不要沉湎于物质生活的享受，而应从“要言妙道”中振奋起来。这种“铺采摛文”，驰骋论辩的文风标志着汉代逞辞大赋的形成，对汉赋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后来东汉、魏、晋众多的名家相继模仿，有《七激》、《七辩》、《七启》、《七释》、《七讽》等近二十篇。这种形式在辞赋中形成一个专体，就叫“七”。《连珠》为扬雄首创，班固、贾逵、傅毅三人受诏继作之，后来亦成为一种文体。《艺文类聚》卷五十七引西晋傅玄《连珠序》云：“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览者微悟，合于古诗讽兴之义，欲使历历如贯珠，易看而可悦，故谓之连珠。”由以上可见其影响之深远，所以鲁迅说：“赋与对问，又其长流之漫于后代者也。”
和宋玉同时代的文人还有唐勒和景差，关于他们的作品，鲁迅说：“今所传尤少。《楚辞》中有《大招》，欲效《招魂》而甚不逮，王逸云，‘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审其文辞，谓差为近。”〔明〕胡应麟《诗薮·杂编·遗逸》云：“（唐）勒赋四篇，志于《艺文》。……盖《大招》即此四篇中之一篇。”〔南宋〕朱熹《楚辞集注》云：“此篇决为差作无疑也。”从《大招》的辞藻和文思来看，均较拙劣，与屈原文相去甚远，证明鲁迅的说法有道理的。
综观鲁迅对《楚辞》的研究，在横面上具有相当的广度，诸如《楚辞》定义、屈原生平、《离骚》内容、《离骚》评价、《离骚》研究流派、对《离骚》文化渊源的探求分析、《离骚》特点、《离骚》之不足、对《离骚》的运用、《离骚》以外的《楚辞》作品等等，好像站在高山之巅，高瞻远瞩，横观四野，一览无余，包揽了全部的有关《楚辞》的的史实和文学材料，成为一篇完整的研究评论《楚辞》的宏篇巨制。从纵深角度看，诸如对《楚辞》的解释、《离骚》内容概括、《离骚》评析、《离骚》探源、《离骚》的影响、其他《楚辞》作家作品论述等等，又像洞中观火，观点鲜明而奇绝，由于他的观点是从坚实的史实和客观材料中生出，故而不时地闪出光辉的思想火花，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深度，经得起推敲和检验。时而如奇峰突起，言前人所不曾言，唱前人所不曾唱的时代强音；时而如溪水呜咽，诉出远古文化渊源、波折、沿革的足迹及其发展规律；时而波澜起伏，归纳演绎，推陈出新，屡生创义。表现出一个伟大的革命学者所具有的知识渊博、观点正确、思想缜密、善于论辩的学者风范，和显示出他在《楚辞》研究方面所取得的辉煌实绩。这是鲁迅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文学遗产。只要我们能够继承和发扬鲁迅的业绩和精神，结合我们的时代特点，在《楚辞》研究方面狠下一番功夫，我想是能够取得更新更好的成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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