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的危机与对策：公共领域的跨国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策论文,民主论文,危机论文,领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5)04-0240-04 我们目前正在经历一场民主的重大危机。这是一个广泛的、多层面的危机，既包含政治维度，也包含其他一些重要维度，例如经济、金融、生态和社会维度。这些维度放在一起，再加上民主危机的政治维度，就构成了一个“总危机”。在根本上，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危机——或者说，是我们当前金融化、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历史特定形式下的危机。 在这个危机的诸多支脉中，政治具有超过其他因素的尤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具有实用价值，是化解其他各个危机的关键。如果不能对民主力量进行成功的重构，就不会有成功解决生态、经济/金融和社会等危机的希望。民主的危机亟须我们的关注，既着眼于它自身，也为解决其他难题作分析。 当前危机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呢？在根本上，它包含两个方面：行政方面和合法性方面。我将首先对每个层面做解释，然后对它们二者是如何相关联的这个关键问题进行讨论。 首先是行政方面：民主需要体制化的公共力量，这样它才会有实际解决问题并产生结果的足够能力。为了公共利益，这种力量必须能够做出并实施有约束力的决定，并把它加之于诸如商业公司等喜欢逃避政治管理的私人力量之上。没有这种体制化的层面，民主是不可能的。如果缺乏用以管理的行政力量，民主就不会存活。民主必须具有把公共意见转化为有效的公共政策的能力，即使这样做违背了强大的、可能会激烈对抗的私人力量的意愿。 其次是合法性方面：民主还需要非正式的公共交流的领域和设施。如同它们的称呼，这些公共领域是市民社会的场所，在这里，那些被管理的人可以参与自由、公开的讨论，以评价他们需要对之臣服的那些力量的合法性(或者不合法性)。通过新闻界和其他媒介的非正式公共交流，那些被管理的人就可以审视替代性的政策建议，也在这个过程中看清他们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原则上说，讨论结果应当是合乎规范的、合法的“公共意见”——因为它是通过开放、无限制、包容和公正的交流过程达成的。原则上说，公共意见应当在实践层面上有效：能够影响或者限制行政力量，以使行政力量真正为公共利益服务。换句话说，在公共领域形成的公共意见应当被转译为公共意志。 因此，民主有可能在两个方面失败。首先，民主会陷入行政危机，因为它缺乏成功地处理和解决公共问题的管理能力。比如，领土国家的公共力量被全球性的寡头垄断公司所凌驾时，发生的就是这种情况。其次，民主会陷入合法性危机，因为公共领域交流的渠道不允许那些被管理的人之间进行自由和公正的交流，或是因为这种讨论所产生的公共意见缺乏实际的效力。这种情形会发生在公共交流受限或者封闭的情况下，以及当政府忽视公共交流却去逢迎私人利益的时候。 第一种情形的结果是行政危机，第二种情形的结果是民主合法性危机。那么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行政危机在理论上会导致严重的合法性危机。阻挠公共力量为公共利益服务的那些举动，其非法性会在公共领域得到揭露。事件接下来还会进一步发酵，被激发的公共意见会喧嚷不已，呼吁民主改革，或者要求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社会结构的深层转换。 按理说，今天会发生这种行政危机。我将做出解释，说明我们已经具有发生所有重大行政危机的要素。同时，我们也具有造成全方位的合法性危机的许多条件。然而，行政危机向合法性危机的转换却似乎被阻止了。在今天，民主的行政危机以及其所伴生的立法缺陷都没有引发鼓动结构转化的集体行动——至少在北半球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随之而来的民主的前景将会如何？ 首先，让我们思考一下当代民主的行政危机。事实上，体制化的公共力量越来越缺乏直面私人力量的能力和意志。因此，他们不能或者不愿意为了公共利益而解决诸如全球变暖等紧迫问题。以下几点可以说明这种情况： 第一，在地缘政治层面，随着对资本进行管制的布雷顿森林体制的解体，不仅金融投机开始不受管束，各个国家政府对于金融投机的资金供应管控也被迫解除。因此，这些政府受到制约，无法实行反周期赤字支出。 第二，在国家层面，那些无法求助于“公共凯恩斯主义”的政府，首先求助于科林·克洛弛(Colin Crouch)所说的“私人化的凯恩斯主义”：它们鼓励消费者借债(房屋抵押、信用卡消费、学生贷款)，以便在发生实际工资下降、失业率上升、生活无助的情况加剧，以及公司和富人串通进行协调一致的税务反抗的情况下，消费者仍然保持高水平的消费。这种以债务为燃料的消费主义政策导致了“平民私人主义”，并确保了足够多层面的政治合法性。借助于这种极为被动的合法性，在再分配政策走强的局面下，剧烈的抗议却没有发生。 第三，当2008年金融危机使上述情况终结时，当权的那些力量决定牺牲普通公民和纳税者的利益，以保证那些私人投资者的利益。让前者做牺牲来救助后者，直接导致了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某些国家因债台高筑，其行政能力和民主主权被剥夺，只好在“市场”的威逼之下实行“紧缩”。欧盟曾经被认为是后国家民主的化身，却不顾公民的强烈抗议，打着民主合法性的旗号，蜂拥而上顺从银行家的摆布。 第四，在国际层面，我们已经看到“无政府的管理”的出现，即私人的和半公共的管理机构的扩散。‘这些机构制定了强制性的可执行规则，管理着世界范围内社会交往的广大地带。这些机构的例子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组织(NAFTA)和国际知识产权新自由体制(TRIPS)。这些管理结构极不民主化，常常暗箱操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对任何人负责。由于全心全意地为资本的利益服务，它们能否经得起公共领域真正严格的审视，还不得而知。 第五，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越来越被“锁定”(意味着在未来不会发生改变)在斯蒂芬·吉尔所称的“新立宪主义”之中。例如，各个国际法庭和争议调解机构固守在“自由贸易”的禁地之中，而自由贸易被视为大过任何可以想见的国家政策(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即使这些国家政策是为着民主公众的利益而管理劳动关系和环境的。民主的议程被旁若无人地压缩了。 第六，进一步说，在每一个层面，我们都看到公共力量被私人(公司)力量所俘虏。例子包括：公开的和隐蔽的游说；政府和私人公司之间的“互通款曲”，以保证由私人利益增长的代言人来书写他们需要遵守的规程；私人公司越来越多地承包公共服务(例如美国的监狱管理和军事业务)；以服务于“消费者”而不是公民为导向的PPP(公共—私人合作)的兴起，改变了“公共服务”的本质含义和特征。 第七，事实上，公共力量已经内在地殖民化了，其做法越来越以私人公司为范本。各级政府机构现在按照“盈亏中心”的模式来运转，它们为零基预算分配而在内部进行竞争。由福柯的思想所激起的关于“新自由主义政府”的著作对此做了很好的描述。 我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例子说明民主的所有层面都正在遭到侵蚀。无论在何处，政治议程都在收窄，压力既来自外部力量(被“市场”的需求所左右)，也来自内部的选择(被公司所俘虏)。那些曾经被认为完全隶属于民主政治行动范围内的事物，现在被宣布为不相干而被转移给“市场”——也就是说，转移给了寡头公司资本。那些质疑这种安排的人所得到的回答是冰冷生硬的一句话：“没别的办法”。我们被告知，这就是经济的方式，因而也是世界的方式。 总而言之，就是一场重大的行政危机。在“输出端”，公共力量不能或者不愿为人们提供解决办法，虽然它是以这些人的名义来进行管理的。 那么在“输入端”呢？今天存在合法性危机吗？我们的政治体制当然面临着各种程度的合法性缺陷，但是合法性缺陷与合法性危机是不同的。事实上，在北半球，对当前金融化的资本主义进行持续的批评和转换，很少有能够协调一致的积极行动。相反，我们所看到的是抬头的右翼极端主义、去民主化和选举弃权，以及从正式的政治行动向私人生活或者新无政府主义样式的“大拒绝”(马尔库塞用语)的撤退。诸如占领华尔街和发生在欧洲的类似行为，是给人带来希望的运动，它们在当前危机的早期阶段曾经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但是，却被证明不能持久，衰败的进程同它们的爆发一样迅速，没有留下什么纲领性思想和组织结构。今天法国的占领行为是不折不扣的防守性的，它没有纲领性，专心于“区域防守”，而不关注转变社会秩序。 拉美情况与北半球形成了反差，当我们思考这种反差的时候，北半球缺乏一种真正的合法性危机就会显得极为明显。在拉美，我们能看到一个大型反霸权集团，这个集团致力于开辟一条替代当下的新自由、金融化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道路。这种运动的表现是，主张发展主义一国家主义方案的左派和中左派政府的纷纷出现，人称之为“粉潮”(pink tide)。其代表性人物是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她公开对抗债券持有人“据点”(holdouts)的讹诈，还批驳后者把债券持有人的利益放在民主制下的公民之上。运动的另外一个重要表现，是公共领域的迅速扩大，从而把穷人、土著和以前被排拒在政治生活以外的人都包括进去了。与这种运动相伴随的，是由于公共领域交流的增多所导致的政治议题的大幅增加；市民社会中进步运动的持续扩展和相互协同；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健康、开放的交流和互动渠道的存在；触手可及的区域团结感——与欧洲不同，在拉美的确存在着“跨国公共领域”。 在美国，丝毫没有这种生产性的合法性危机的踪影，新自由主义思想仍然占据霸权地位的，许多深受这种霸权之苦的人已经被说服，只有通过“市场”才可能过上好日子，至少在当前是这样。我们在欧洲也没有看到任何与拉美在幅度上相当的反霸权行为，在那里，专横的民粹主义和反欧洲主义是一方，垂头丧气的无所作为和漫无目的的新无政府主义是另一方，两者的相同点是都极度厌恶新自由主义。 为什么会有今天这种局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行政危机转变为真正的合法性危机，需要具备一些条件。这些条件与政治心理学和政治文化相关，与人们理解他们在历史和社会中的位置的方式相关。下面，我将提出四个可以引导我们走出这种合法性危机的前提。 第一，要发生真正的合法性危机，需要以这样一种主体为前提：他们把自己视为共有的命运共同体的潜在成员，共同处于全球性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之下，而这种金融资本主义可以成为共同关注和公共审视的对象。换句话说，他们必须把自己看作公众的潜在成员，对他们来说，置身于其中的结构至关重要。 第二，此外，合法性危机还需要以这样一种主体为前提：他们把自己经历的危机表现解读为系统失误，而不是别无他途的死局。换句话说，他们必须驳斥新自由主义的“没别的办法”的老调，而相信“另外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并且这样一个世界值得开展集体行动来构建。 第三，所以，合法性危机需要以这样一种主体为前提：他们把历史看作开放的进程，为了公共利益，可以接受意在解决集体问题的政治干预。他们必须感受到在为一项政治工作分享责任，这项工作就是，通过建设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来纠正当前的体系错误，挽救失败。他们必须把自己的希望投入到公共行动之中，投入到最终为民主负责的公共力量之中。 第四，合法性危机需要以这样一种主体为前提：他们相信有管理自己的权利，以及与他人一道集体决定其想要居住的世界类型的权利。他们必须有勇气和意志坚持把社会安排置于民主的监督之下，而当这些安排没有经受得住监督的时候可以得到修改。今天符合这些前提条件的主体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生长，因为新自由主义思维已经使他们难担大任。但是，许多种子依旧以潜伏的形式存在着。原则上，这些前提可以被重新激活，通过与新自由主义的庸识进行抗争的公共领域交流进程而得到成长。这是否会发生，将在何时发生，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在跨国的基础上创建一个活跃的、扩展的、包容的公共领域是这个进程的关键。只有重获生机的民主公开(democratic publicity)，才能唤醒那种把我们的行政危机转变为合法性危机所必需的心理—政治—文化的经验和态度。只有一场这样的合法性危机，才能导致金融化的资本主义秩序的深层结构转型，而这种转型对于疏浚生态、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我们目前面对的多维危机复合体的所有支脉，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