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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雨辰同志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之我见》（注：《江汉论坛》1997年第9期。）一文中，在指责我的西方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的时候，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和如何在我国开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等问题，提出了他的看法。由于这些问题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至关重要，特作如下的辨析和澄清。
一、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的关系
王雨辰在文章中论及我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1982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提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对立起来，是“缺乏根据”的。其原因在于，我没有采用科尔施（即柯尔施）的概念，而借用或沿用了西方资产阶级马克思学家梅劳—庞蒂和佩里·安德森的概念。据王雨辰说，“科尔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实际上反映了当时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对西方革命的具体道路的不同意见而形成的争论”；而梅芳—庞蒂的概念，“已和科尔施的概念有很大的不同”，它“是从反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出发”，“达到反列宁主义的目的，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服务”的。王雨辰认为，实际情况是：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回答西欧革命道路的战略、策略，乃至理论的侧重点不同于列宁，但不应由此得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相对立的结论”，“这是因为，东、西方具体条件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对以上问题的回答势必会有所不同”。
那么，事实真相到底怎样呢？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只能根据客观实际，根据柯尔施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原文来作出判断。
柯尔施写《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起因确实是因为在西方革命道路上有不同意见。例如，在1918年11月德国革命失败以后，他曾分析其原因说，这并不像一般所说的是由于缺乏一个领导夺权的革命政党组织，而是由于缺乏夺取政权的理论上和文化上的前提，缺乏意识形态的准备和政治领导。所以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当时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要在意识形态战线上进行斗争。而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进行这种斗争时，他就把斗争的锋芒直指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和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
柯尔施在1923年所写《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是一篇强调马克思同黑格尔的历史关系、强调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观前提的作品，由于它在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按柯尔施的理论实践统一观划分为三个阶段时，不仅批判了第二国际，也不点名地指责了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阐述的反映论，因而遭到了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双方的批评。于是，柯尔施就在1930年所写《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中，把列宁主义和考茨基主义捆在一起加以抨击。柯尔施强调说：“有许多征兆说明，在一切主要的和决定性问题上的真正的划分存在于：以考茨基的老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联合新俄或列宁主义的正统派为一方—尽管它们之间有次要的、暂时的或琐碎的冲突，一同以今天的无产阶级运动中一切批判的和进步的理论趋向为另一方之间。”（注：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70年纽约版，第101页。）柯尔施在该文正文和注释中两次提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他同时还使用了“西方共产主义”、“西方激进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西欧马克思主义”等名称）此词，就是被他用来指称这种同考茨基主义和列宁主义相对立的“批判的和进步的理论趋向”的名称。
在柯尔施看来。“列宁主义理论在理论上不能回答现时期国际阶级斗争的实际需要。因此，形成为这种理论的意识形态基础的列宁的唯物主义哲学，不能构成为满足今天需要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哲学”（注：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70年纽约版，第130页。）。柯尔施之所以还要把列宁主义和考茨基主义捆在一起，是因为在他看来，列宁从未抛弃第二国际的精神遗产，从未彻底克服第二国际的教条主义。
那么，在柯尔施心目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的对立，究竟表现在哪里呢？
第一，柯尔施说，列宁非常认真地要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却还是一个黑格尔派。列宁嘲弄了马克思恩格斯建立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因为他认为从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到马恩的辨证唯物主义，无非是以唯物主义世界观去代替唯心主义世界观，而没有注意到在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颠倒”中，“至多只是包含着用被叫作物质的绝对去取代被叫作精神的绝对这样一种单纯术语上的变化罢了”（注：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70年纽约版，第130-131页。）。
第二，柯尔施指责列宁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整个辩论，拖回到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唯心主义所已经超越的历史舞台上去，因为列宁回到了“关于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绝对两极性去了”，他认为列宁的“这种唯物主义是从一种绝对的和所与的、形而上学的存在观中得来的”（注：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70年纽约版，第131-132页。）。
第三，柯尔施指责列宁及其信徒在把认识表述为客观存在在主观意识中的反射和反映时，“摧毁了存在和意识的辩证的相互关系，并作为一个必然结果，摧毁了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的相互关系。据此，他们就不知不觉地赞赏起他们攻击了那么多的康德主义来了”，柯尔施认为，这是“用一种倒退的方式修正”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柯尔施还指责列宁及其信徒“把认识表述为在基本上是一种和谐一致的进化的发展和朝着绝对真理走去的无限进步”，是把“马克思的革命实践的崇高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瓦解到一种可以与最典型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相比的二元论中去了”（注：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70年纽约版，第132-133页。）。
第四，可尔施指责列宁把他的唯物主义哲学变成一种评价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各个学科的发现的最高司法权威，“结果造成了一种在革命的进步和最黑暗的反动之间摆动的特种的意识形态专政”（注：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70年纽约版，第137-138页。）。
在1931年所写的《关于黑格尔和革命的提纲》中，柯尔施又进一步指出，他不再认为回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恢复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而强调一种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继续，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的新发现。
王雨辰论及我没有采用柯尔施“符合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实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而借用或沿用了梅劳—庞蒂”“从反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出发”、“达到反列宁主义的目的”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可是，对柯尔施原文的上述详细摘引，却清楚地说明：王雨辰所谓的这种“反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和目的，恰恰就是从柯尔施开始的。
我不知道王雨辰是否看过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原文。如果看过，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把柯尔施这样明白无误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上对列宁提出的这种严厉指责，说成只是“不同意见”，而不是“同列宁主义的对立”？如果王雨辰没有看过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原文，那么，他所谓柯尔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符合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实际”论断的根据又是什么？请问王雨辰：你这不正是在“先构造”柯尔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然后让柯尔施的思想去适应你编织的这种先验概念吗？
王雨辰说，要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同他们具体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联系起来研究，可在实际上他连柯尔施写了什么都没有弄清楚，却要按照他的定义去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请问王雨辰：你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到底在哪里？用这种子虚乌有的理论观点，又怎么去联系他们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呢？
至于卢卡奇和葛兰西同列宁主义的关系，确是和柯尔施有所不同：柯尔施只是在1920-1926年的短暂时期中是共产党员，而卢卡奇和葛兰西则始终都是在政治上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的成员；但他们三人又有相同之处：他们都在哲学上信奉和宣传同列宁主义相对立的理论学说，他们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领域中的主要敌人并不是唯心主义，而是对马克思思想作实证主义歪曲的唯物主义。正因为这样，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不仅抨击自然辩证法，而且抨击唯物主义反映论；而葛兰西则在《前进报》上发表文章，把俄国的十月革命当作“反对《资本论》的革命”来欢呼，在《狱中札记》中又鼓吹实践一元论而猛烈抨击唯物主义。
王雨辰论及我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对立上来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际去总结、概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请问王雨辰：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人一致地反对和抨击唯物主义，这算不算“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际”？算不算可以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概括为和列宁主义相对立的“根据”？如果这还叫“缺乏根据”的话，那么请问王雨辰：你需要的又是什么样的“根据”？
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同现代西方唯心主义哲学的关系
为什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会从探索西方革命道路的愿望出发，却得出了在哲学上同列宁主义相对立的结论？其原因就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是要用现代西方的某个唯心主义哲学流派的精神去解释、发挥、补充和“结合”马克思主义。
这里且以柯尔施所属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例来加以说明。
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在20世纪20年代中西欧许多国家的革命骚乱中崩溃，是因为工人阶级没有发展出充分的阶级意识，没有认识到自己作为一种革命的政治力量所可能具有的使命，而这是由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主张的经济决定论所造成的。为此，它就要求把阶级意识的主观方面恢复到马克思主义中去，强调革命过程的唯意志论方面，使马克思主义离开对自然和社会的实证主义研究，把人提到历史主体的地位。结果就无限夸大了意识的作用，同时又认为人的实践创造一切，而否定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否定世界的客观规律性。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为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就必须重新占有黑格尔关于人的自我意识的创造性概念，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根源，特别是马克思社会主义观的黑格尔基础。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明确地把它的批判锋芒指向历史决定论及其哲学基础，指责它把物质和精神机械地分割开来，把精神变成物质的机械反映，把工人规定为其思想只是非人称地反映经济过程的侏儒。于是，唯物主义变成关于自然和社会的一种形而上学，人性和非人的自然现象统统要由物质宇宙的辩证法来制约。所以，它猛烈抨击自然辩证法和反映论。反之，列宁主义、列宁的黑格尔研究，却不是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去否定唯物主义，而是用它作工具去维护唯物主义决定论、自然辩证法和反映论。在同一个问题上，这样截然不同和相反的两极，怎么能不构成对立呢？这是两种世界观的对立，而不是因具体条件和文化背景不同而产生的不同意见。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唯心主义哲学结合起来的问题上，存在一些需要加以澄清的看法：
有一种说法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搞的这种结合，有助于使马克思主义适应现代世界的改变了的环境，因而是一种综合性的丰富。应当指出，就马克思主义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广泛吸收和利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成就，无疑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因为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体系之所以赢得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正是因为它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但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又始终坚持反对折衷主义，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而就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无法和与之截然相反的资产阶级唯心世界观相折中混合这个方面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这两者不加分析地混合到其某种带形容词的“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中去，却正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折衷主义，它只能导致背离马克思主义而转向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结果。所以，不能把主张在批判地吸取和改造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坚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同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唯心主义哲学这样两种对立的哲学派别混合在一个哲学体系中，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去冒充马克思主义，不能把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和态度混为一谈。
有一种说法认为，既然我们主张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那为什么西方马克思主义搞了这种结合，我们却要加以否定呢？这种说法显然把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结合给混淆起来了。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当时当地革命、建设实践的结合，它所导致的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统一和切合各国各地不同具体情况的多样化发展，这是一种既解决了实践中的问题又丰富了理论宝库的结合。反之，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倡导和实践的，却是两种截然不同和相反的哲学世界观的折中混合，它所导致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统一和切合各国各地不同具体情况的多样化发展，而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真理多元化。诚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考察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但作为其指导思想的，却是两种不同世界观的折中混合，这不能不在它的结论中反映出来。例如，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把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结合起来的结果，得出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结论，而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和《读解〈资本论〉》中把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相结合的结果，则得出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的结论。怎么能够把这种种五光十色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混为一谈呢？而且正是这种把两种截然相反的世界观折中混合的“结合”，还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对西方革命道路的探索中不断地碰壁、遭到挫折和失败。
对于西文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唯心主义哲学的结合奉为指导思想这一重大问题，王雨辰的文章几乎没有提到。在似乎有关的一段话中，他只是说，由于“他们长期受西方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这就决定了他们在探索中势必会出现若干弱点、乃至失误。但不应由于这些弱点和失误就否认其探索的价值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应该说，这是一段不知所云的话。因为第一，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探索中有什么“弱点和失误”的问题，而在于这是一股在理论上同列宁主义相对立而又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会在理论上同列宁主义相对立，这全然不是因为“他们长期受西方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而是因为他们的指导思想，就是要用现代西方唯心主义哲学去解释、发挥、补充和结合马克思主义；第三，尽管如此，指出这一点，也并不意味着“否认其探索的价值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而只是主张如实地把它当作一股反映小资产阶级激进派世界观的左的激进主义思潮，而不是一种反映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思潮。
王雨辰说要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际去总结、概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奇怪的是，他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现代西方唯心主义哲学的结合奉为指导思想这样的“实际”却视而不见，拒不把这样的实际“总结、概括”到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中去，却用什么“西方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呀，“弱点和失误”呀之类的话来进行敷衍搪塞，对他这种不敢面对现实的懦怯心态，实在令人感到他的“理论与实践”也太不“统一”了。
三、要不要用马克思主义去评析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
在如何开展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问题上，王雨辰提出了他的三条相互连接的看法：
一曰：“反对脱离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抽象主义研究方法”。王雨辰说，不能“把我们自己信奉的总结出的马克思主义奉为唯一正统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把其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视为异端，并用我们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作简单的对比”。
说得很好，可惜用在这里纯属无中生有。请问王雨辰：在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首先在我发表的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论文中，到底在什么地方把我们自己信奉的总结出的马克思主义视为唯一正确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拿去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作简单的对比，而把它视为异端？是用毛泽东思想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作简单类比了，还是用邓小平理论去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作简单类比了？我觉得，王雨辰应该懂得，当他用这种口气去谈论别人的时候，应该采取严肃负责的态度，要有充分的事实根据。
我在1982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的前言中，曾经说过，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各个角度展开深入研究之前，先得客观地、准确地弄清楚它的基本内容。“但是，这又不意味着要作客观主义的介绍，因此，在本书中，我力求从供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参考的需要出发，去阐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并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作简短的评论。”（注：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王雨辰上述所指的对象？如果是的话，那么应该明确地告诉他：这是一种在写作时注意自己作品的影响和后果的严肃负责的态度，就是说它力求使自己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有利于而不是有害于我们正在从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但是，这同王雨辰所说的“把我们自己信奉的，总结出的马克思主义视为唯一正确的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拿去“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作简单的类比”而把它视为“异端”，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情。
那么，到底用什么标准去评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呢？这涉及王雨辰提出的第二个论据。
二曰“特别不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几条原理，并将这几条原理凝固化、模式化、教条化，以此作为评价、衡量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标准，而应该立足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基本原理来研究、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不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凝固化、模式化、教条化”，在不要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意义上说，这样说是可以的，但是说“特别不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几条原理”却是错误的。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主义，包含有基本原理和由此组成的科学体系，以及一些个别论断。我们要坚持的和作为行动指南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由此组成的科学体系，而不是其个别论断，因为这些个别论断因时因地而异，而且难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既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由此组成的科学体系，那就当然有哪几条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问题，因为正是这几条基本原理构成为马克思主义的质的规定性，并使之在质的区别性上不同于其他形形色色的主义。反之，要是不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几条原理”，又怎么能辨别这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呢？
既然“理论和实践相统一”是一条“基本原理”（应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那么就显然应当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研究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情况和问题，去研究评价物质领域和思想领域中的一切东西，并作出相应的结论。例如，在社会主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剥削，实现社会主义。以此去研究评价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就可以看出，这是一种截然不同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潮，因为正如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些代表所指出的，它的功能是要充当“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与资本主义共同生存”，而不是要取代资本主义（注：勃兰特等：《社会民主与未来》，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13-115页。）。
根据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基本原理，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显然也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进行研究评价。然而，王雨辰却把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同“立足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基本原理来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说什么不应该将马克思主义的几条基本原理作为评价、衡量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标准，而应该立足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基本原理来研究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请问王雨辰：你所说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说的“理论”是指的马克思主义，那么，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不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研究评价，又用什么原理去研究评价？如果你说的“理论”是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你说的“实践”指的是当代西方社会的具体历史条件，你要用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基本原理去研究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是否反映了它所由以产生的具体历史条件，以及是否解决了它所面对的问题，那么，应当指出这种研究评价并不等同于、更不能取代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研究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必要性，因为你所说的那种研究评价并不能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底是用什么样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反映它所由此产生的历史条件和解决它所面对的问题，从而也就不能确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如果这就是王雨辰所谓“立足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基本原理来研究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那么应当指出，这无异于要取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的研究评价。从王雨辰下一个意见中，可以看出他正是持这种看法。
三曰应当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看作就是马克思主义。理由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突出特点在于：出现了各种导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的多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出现了自我分化和多样化格局”，“只有从这种一源多流的发展观出发”，“才能避免那种惟我独马、惟我独革的独断做法，具体、科学、客观地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从而从根本上推进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王雨辰的这个论据有一个巨大的疏漏会使他的结论陷于错误。这就是：为了判定一种思潮的性质，单单看它渊源何处，那是完全不够的，更主要的还得看它的基本内容、基本观点。例如，第二国际所属政党，在1896年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前，绝大多数在纲领上都以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为依据。但是在那以后，其中的许多政党，却从实践到纲领逐渐地由革命党变成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搞社会改良的党。难道我们能够仅仅因为它曾经“导源于马克思”，而不顾其实践和纲领在以后发生的变化和当前具有的基本内容，而把马克思主义的桂冠强加于它吗？
为了判定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性质，同样得看它是不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适应于当代社会的新情况、新问题，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现在的问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也自诩是马克思主义，声称要回到“马克思原来的设计”，并努力思考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种种迫切问题，探索西方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但由于他们在指导思想上，总是要按照现代西方唯心主义哲学的这个或那个流派的精神去解释、发挥、补充和结合马克思主义，而这样那样地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
王雨辰说：“我们不能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模式和革命策略上不同于列宁，就全盘否定西方马克思主义。”这又是一种无中生有的指责，因为在判断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性质上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我们遵循的标准历来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新情况、新问题相结合，还是用现代西方唯心主义哲学某个流派的精神去解释和补充马克思主义？而并不是列宁所提出的某个个别论断。就以本文第一节所列举的柯尔施对列宁主义的指责来说吧，请问王雨辰：“柯尔施在这里指责的，有哪一条只是列宁个人反映俄国特殊情况的论断，而不是列宁所表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
王雨辰谈到我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给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带来了思想混乱”。应该说这完全是在颠倒是非。要是像王雨辰所倡导的那样，只问一种思潮的导源，而不问其现实内容和基本观点，把自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一切思潮都称作是马克思主义，那才真正会导致把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也称作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从而导致指导思想多元化的极端思想混乱。反之，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却只会导致划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界限，澄清由拒不用马克思主义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而产生的种种思想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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