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策角度看社会转型期我国成人教育的发展_成人教育论文

从政策角度看社会转型期我国成人教育的发展_成人教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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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471(2011)04-0012-03

在事物发展初期,为保证发展的速度和水平,政策的规范与约束是必要的,它能将稀缺资源集中到某一领域促进发展,并能为事物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当步入稳步发展阶段,形成一套可资借鉴的体系之后,自主将更有利于发展。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成人教育,一方面离不开政策的规范与约束,但同时也应有一定的“弱制度化”领域。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成人教育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百废待兴的社会事业,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成人教育,但囿于当时社会发展水平及国民素质实际,成人教育主要以扫盲教育为主,职工教育与农民教育也是当时成人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

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87年召开的十三大确认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另外,市场经济逐渐渗透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促进经济发展、服务经济建设的产业发展观充斥着各个领域。成人教育以其投资周期短、见效快、直接与生产生活相联系的特点受到广泛的关注。1987年国务院《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要求成人教育“要坚持直接有效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向,把全面提高劳动者技能和素质作为根本目的,贯彻学习与工作、生产的实际需要结合,讲求实效的原则”。此后的《企业科技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关于开展大学后继续教育的暂行规定》、《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成人高等学校设置的暂行规定》等进一步强化成人教育要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一时间,成人教育发展迅速,办学形式、办学类型异彩纷呈。但其中也凸显出不少问题,如文凭主义、质量不高、管理冗杂、公信力低下、成人教育学生社会公认度不高、重复办学现象严重等,影响了成人教育的发展。

为促进成人教育健康有序地发展,1993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教委《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发展成人高等教育意见的通知》,将成人高等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视为社会发展的“两条腿”,认为要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还进一步强调成人高等教育“担负着直接有效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艰巨任务和重要责任”。199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将教育事业与科学研究事业、公用事业一起确定为“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重点领域”。尽管此时期我国成人教育目标较多地体现出一致性,但成人教育类型与形式较为复杂,除了扫盲教育,还有函授、脱产、半脱产、夜大、远程、自考等多种形式,成人教育的重心已转为提高成人学历水平,当然也有成人非学历教育。

进入21世纪后,我国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十六大、十七大把建设学习型社会提上日程,国务院颁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2003)、《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2005)、《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2007)等指出要以提高劳动者素质、提升劳动者技能为培养目标,实施成人继续教育,关注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发展社区教育,整合资源,建设一个开放、多元、灵活的学习型社会。2010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要使“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加快发展继续教育……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注重发挥家庭和社区功能……加强和改进干部教育培训。”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构建体系完备的终身教育。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协调发展,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相互沟通,职前教育和职后教育有效衔接。继续教育参与率大幅提升,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年参与率达到50%。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加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形成,促进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学有所成、学有所用……开展进城务工人员、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逐步实施农村新成长劳动力免费劳动预备制培训。”还指出“成人教育活动,是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新继续教育观念,加大投入力度,以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为核心,大力发展非学历继续教育,稳步发展学历继续教育。重视老年教育。倡导全民阅读。广泛开展城乡社区教育,加快各类学习型组织建设,基本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我国关于成人教育的政策渐渐有注重成人教育多样性及自主性的特点,越来越关注受教育者的需要,注重个体发展,但由于成人教育的多样性与灵活性,现阶段的成人教育仍存在质量不高、运作无序等不足。

二、社会转型期我国成人教育的价值取向

西方传媒预言家罗杰·菲德勒(Roger Fidler)认为,人类正处在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革命之中,这是一场全球规模的革命,而且它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扩展。这场革命的种子早在工业时代开始时的200多年以前就被播撒上了。但是,直到20世纪的最后20年,它们才开始生根并且扩散到全世界,这就是媒介形态的数字式革命……它超过了人类的一切语言,它有力量……创造出崭新的形式。[1]事实上,不仅仅是菲德勒,日本学者堺屋太一在《知识价值革命》一书中也指出,即将到来的社会是一个新社会,它与旧的工业社会之间并不是低级与高级的关系,也就是说他并不认为工业社会是低水平或中等水平的社会,而认为“新社会”是与“过去的”社会相独立的一种社会形态,且是一个处于“低水平的新社会”。[2](P2)另外,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与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宣言”也都假定即将到来的是新社会。

堺屋太一认为,“新社会”不再以批量生产为获取利润的方式,高素质的人才是发展的保证,个体的需求越来越得以彰显。而“社会转型与数字化转型几乎是同时发生的”。[1]信息网络的迅速普及一改传统缓慢的、累积式的知识积累方式,成人学习正悄无声息地渗透到各个领域。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研究所所长Belanger所言:“成人学习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热点。成年人对有机会学习非常渴望……它是教育界中一场正在进行的无声革命。”[3]再加上“知识爆炸”,成人学习需求与学习环境正发生“实质性的突变”,“这就是所谓成人学习需求‘爆炸’”。[3]在我国,社会转型使知识经济社会的特色更为显著,人们对知识的需求迅速增加,而经济体制改革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了一种契约精神,国家、社会、个人的利益得以不断调和,个体选择教育的权利逐步得到彰显,这在有关的教育政策中可略见一斑。而成人教育以其多样性、灵活性、多元性越来越成为人们获得更高层次发展的重要途径。

国际上将教育划分为正规教育(Formal Education)、非正规教育(Informal Education)及非正式教育(Non-formal Education),这样的划分方式有利于避免各级各类教育间的重复与交叉,比如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的划分并没有一致的标准,且存在重复。前三者依据受教育的程度和水平划分,职业教育按受教育的类别划分,成人教育则反映了受教育者的年龄;[4]企业开办的职业技能培训既属于职业教育,也属于成人教育,高等教育中的成人高等教育同样也属于成人教育。为此笔者依据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及非正式教育的划分方法区别不同形式的成人教育。

成人教育中既有正规教育,如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也有非正规教育,如各种技能培训、资格证书培训等,还有非正式教育,如依托图书馆、博物馆、计算机网络等开展的公民教育。雅斯贝尔斯曾说过“所有的政治只要它不是一时的统治手段,而是对基础的巩固和延续的话,那它必然是全民的教育”。[5](P53)成人教育是一种关于全民的教育,全民的教育理应由全民负责,全民包括群体内的每一个个体。因此,各种形式的成人教育并不是单纯地满足社会的需求或个体的需求,而社会及个人对教育的需求也并不是冲突的、不可调和的。在我国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际,民主政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是社会及个体的目标,也是成人教育的目标。因此,社会转型期我国成人教育既要满足社会的需求,也要满足个体的需求,同时还要注重自身的发展。

三、社会转型期我国成人教育的发展趋势

(一)政策的规范与约束必不可少

20世纪90年代,欧共体委员会发布了《九十年代职业教育备忘录》,强调了培训的重要性,肯定了社会机构在确保全面培养人的进取精神中的作用。标准化的培训机构设置条例由政府拟制,在社会化培训机构之间进行协商时,政府发挥着调控的作用。如法国颁布法令规定雇主有支付在职职业教育经费的义务,并且确保所有部门都必须就培训达成协议并以计划的形式保持若干年,工人参加培训的权利、个人离岗培训权、获取资格证书、选择具体职业的权利均予以认可。处在社会转型期的我国的成人教育离不开政策的规范与约束,目前成人教育在规范化办学、自主办学、质量提升等方面仍缺乏规范性与统一性,需要国家政策加以引导和规范;作为学习型社会建设主体的成人教育同样需要政策的引导;“人才立交桥”的搭建也离不开政策的引导。政策的规范与引导能确保成人教育的办学方向及质量,规范成人教育办学机构的准入机制,有利于资源的整合及分配,同时也有利于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二)政策对不同形式的成人教育有不同的影响力

政策从宏观的角度引导成人教育的发展,但其影响的范围有限。成人教育中的正规教育多以提供学历教育为主,注重相对统一,难以满足“爆炸”式的成人学习需求,难以及时、灵活地反映成人教育的发展动向。单纯依靠政策难以激发成人教育的活力,尤其是对非正规教育与非正式教育而言,政策的影响力应是有限的,即为了尽最大可能达到预期目的,制度化于非正规教育而言也许是必要的,但是从使用者手中夺走非正规教育,就剥夺了它对基础需求迅速反应的潜在能力。[6](P410)成人教育中的非正规教育及非正式教育能较好地与正规教育相互补充,共同促进,但非正规教育与非正式教育只能是一种补充,不能取代正规成人教育的地位。

(三)将成人教育的外部环境作为政策的参照条件

Belanger在论及成人教育政策发展趋势时提到,“如从要求机会平等到渴求权力平等及身份的确认,从要求可获得性到共同行动并创造更有意义的条件。以教育为例,这就意味着质量不再根据‘标化了的标准’来定义,而是根据计划来定……越来越多的成人不仅要回答如何接受教育,而且作为社会一部分还要界定他们想要参与的计划,借此来了解他们自身文化外的世界”。[3]成人不仅有必要参与计划、了解自身及所处的环境,而且有必要参与计划、了解自身及所处环境以外的环境。在参与与了解的过程中,他们以原有经验为基础,与外界不断交流,并通过感知与行动将外界与自身连接起来,通过同化或顺应,将自己对外界的理解同化进原有知识结构或更新、建立新的知识结构,以促使自身与外部环境的相互适应。这个过程不仅遵循了教育规律,而且考虑到了成人及成人教育的特性,有利于成人学习者建构自己的知识架构,更关键的是,能在更大程度上反映出成人学习者的需求,并调动成人学习者的积极性。

“成人教育不仅仅与其实施的条件有关,它还与环境、文化氛围有关……成人教育政策就必须放在一个更大的政策环境内来考察。因为我们无法不将它与文化政策、城市全盘规划、媒介的民主化和多样化、文化工业和图书馆政策、如何获取新信息技术和数据库问题或者工作场所的民主化联系在一起。”[3]各地有各自的地理特殊性,再加之经济发展水平、风俗习惯、原有的成人教育发展水平、成人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等方面的差异,在确保发展大方向正确的情况下,势必要将发展成人教育的责任落实到具体的部门,并且还要做好各部门间的沟通、协作。

成人教育的多样性一方面让其能较好地满足社会及个体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也让其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现实情况。我国的成人教育越来越具有较大的开放性与自主性,各种形式的成人教育蓬勃发展,但为保证质量,社会转型期的成人教育既离不开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各地方政府的积极引导,也离不开相关方面的积极参与和教育机构、教育的自主发展,即关于成人教育的理念及行为不再是单一的、线性的思维,而是一个多维度、交互影响的复杂网络。只不过“万变不离其宗”,统筹规划成人教育发展的内部、外部环境,为成人教育的发展搭建一个多元、综合、有效的平台,是今后我国成人教育发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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