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四有”人格论_邓小平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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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一贯十分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并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和根本任务具体化为培育“四有”新人。1980年他就明确指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关系,等等”①1983年他又进一步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②研究邓小平的“四有”人格理论,是“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内在要求和重要课题。

理想人格是时代精神的凝聚。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新人的人格特征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对此作过科学的设想:共产主义的新人就是“具有主人翁地位自由的人和全面发展的人”。列宁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的新人,就是这样的“共产主义者”:不仅应掌握人类所积累的全部知识宝藏,而且要具备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要成为既有共产主义思想、信念,又有学识的团结一致的劳动者。毛泽东从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出发,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新人观”,提出社会主义新人的基本规格和标准就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③。邓小平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新人的总体模式要求,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进程,科学地概括了新时期理想人格的具体内涵:就是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社会主义新人。邓小平的“四有”人格模式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想人格”理论宝库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首先,继承了毛泽东关于“培育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人”思想。

“四有”人格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1977年8月邓小平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中曾指出:“毛泽东同志主张要德智体全面发展嘛。中小学都要这样做”④。后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又说:“培养人才有没有质量标准呢?有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⑤,他还指出:“今后,不仅大中学校招生要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而且各部门招工用人也要逐步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的办法,择优尽先录用。这也就是把毛泽东提出的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方针贯彻到底,贯彻到整个社会的各方面”⑥。可见,邓小平对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新人观”是持充分肯定的态度的。

其次,丰富和发展了“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新人思想。

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实际情况和主要任务,提出我们党所要培养和造就的社会主义新人,就是“又红又专”的人。“又红又专”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在具体素质方面的表现。邓小平一贯主张人才培养要达到“又红又专”。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在各种场合曾多次重申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新人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支世界上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⑦。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头等大事。他针对“四人帮”鼓吹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等错误论调,从理论上揭露了其错误实质,强调指出,红是政治概念,是指一个人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我们国家里,“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⑧,“只有政治上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才能说是白”⑨。邓小平还结合新时期的实际对红与专的关系重新作了深刻的系统阐述,指出红与专具有共通性。“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这固然是专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红的表现”⑩。红高于专,决定专,它能为专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科学的方法,并能保证专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发展。所以,“又红又专,那个红是绝对不能丢的”。专是实现红的一个重要条件,只红不专,没有真才实学,还是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不管你搞哪一行,你不专,你不懂,你去瞎指挥,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耽误了生产建设的发展,就谈不上红”。专不等于红,但红必须专。红与专是可以统一的,也应该统一,具体统一在发展社会主义的全部实践活动中。邓小平对红专关系的辩证阐释,在培养人才的指导思想上扭转了偏差,为其“四有”人格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人格观念发生了多元趋势。这就需要时代对社会主义新人的素质内容界定得更明确、更具体,以利提高人们的辨别能力和行动水准。邓小平适应和满足了这个时代需求。他清醒地认识到,“又红又专”的新人模式,虽然涵盖了人的素质中的两个最基本的方面,但由于红与专都是相对抽象的素质概念,在确定具体内容时容易产生随机性。关于这一点,“文化大革命”已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时代设计和塑造出更能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反映社会发展本质要求的理想人格,邓小平正是从这个大思路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四有”人格理论。

“四有”观点最初见于1981年11月邓小平与来访的美国财政部长里甘的谈话。他在谈到实现高度文明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目标时指出:“所谓高度文明,就是人民要有理想、要个人利益服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要守纪律、要有道德,要坚持我们历来的艰苦奋斗的传统,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不会有希望的。”到了1982年7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正式提出了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他说:“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11)。根据邓小平的这一重要思想,党的十二大报告郑重地把“四有”确定为社会主义新人的培养目标,指出:“我们党和全社会的先进分子,一定要不断地传播先进思想,在实际行动中发挥模范作用,带动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劳动者。”为了使“四有”教育在全党全国深入持久地开展起来,邓小平又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刻的论述。1985年3月,他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12)此后,“三有一守”正式统称为“四有”,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任务。

邓小平的“四有”人格模式中,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是对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方面的要求,也是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方面的重要内容;有文化,则是对人的科学文化素质方面的要求,也是精神文明建设文化方面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邓小平“四有”人格模式的设计,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和“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新人思想。

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综合性的过程,它不仅仅是物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人的现代化过程,是由“传统社会”的人到“现代社会”的人的转变过程。因此,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之初就必须把现代化问题与人的问题结合起来考察。邓小平正是从现代化社会的宏观背景出发设计新时期思想人格的“四有”模式。

第一,“四有”人格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大目标。

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经济富强、精神文明、政治民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大目标。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活动的主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除了受社会环境、历史条件等客观因素制约外,主要是取决于人的作用,取决于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是否得到全面地提高。80年代中期,正当改革在全国深入进行的时候,邓小平又一次指出:“现在我国国内形势很好,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13)他还说,“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14)他认为,“法制观念与人们的文化素质有关。现在这么多青年人犯罪,无法无天,没有顾忌,一个原因是文化素质太低。所以,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15)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大目标。

第二,“四有”人格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特征。

经过了几十年的艰苦摸索,历史到底把发展市场经济的机遇赐给了中国。为了推行新的经济运行体制,就要求人们逐步具备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思想文化观念,如自主自强意识、社会公德意识、公平法制观念、竞争效益观念,等等。市场经济是全球经济,要求建设对外开放的国际性城市,占领国际市场。但如果人们的文化水平低下,信息沟通不灵,环境脏乱差,甚至缺乏起码的公德意识,那么,就无法吸引外资,走向市场,也就谈不上与国际接轨。我们要引进和吸收国际现代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和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就必须有一大批具备较高科学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的劳动者。对此,邓小平早在1978年3月就指出,“劳动者只有具备了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我们的社会里,广大劳动者高度的政治觉悟,他们自觉地刻苦钻研,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从而必将在生产中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16)也就是说,我们“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就必须培养具有高度科学文化水平的劳动者”,(17)“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8)只有这样,才能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第三,“四有”人格与中华民族的优势。

“四有”人格思想,是邓小平根据中国的国情,精辟地概括了我党的历史经验和优良传统而提出的。他说过:“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19)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20)邓小平在各种场合多次向全党全国人民呼吁,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和人民的革命传统,培养和树立优良的道德风尚,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积极的贡献。

由文化、理想、道德、纪律四大方面构成的新时期理想人格模式,是一个和谐互动的人格自我调节系统,它反映了人格发展的整体化程度,体现了人格的独立性、创造性和自律性特征。

(一)文化是“四有”人格的发生机制。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表明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在科学技术,生产经验、劳动技能和思想意识,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设施条件等方面所达到的水平。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认为,人类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包括一种不同的文化,并代表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21)文化构成人格系统的发生机制,就在于人创造了文化,而文化也在不断地创造着人,创造着不同国家、民族、社区人们的性格、心理、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以及种种价值观念,正是文化的创造和积累才使人获得了自我实现的能力和手段。离开了文化,人就不成其为人,或者说人就不能生活得象个人样。邓小平提出的“有文化”,就是指社会主义新人必须要掌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所必需的科学知识和劳动技能。“有文化”是四有人格形成的发生机制。没有文化,就难以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和道德,也不可能有遵纪守法的自觉性。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邓小平同志还说:“智力开发是很重要的,我说的是包括职工教育在内的智力开发。”(22)当然,科学文化水平提高了,并不等于共产主义的理想远大,道德高尚、纪律严明。但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道德品质和纪律观念的形成,必须以一定的文化素养为基础。科学文化知识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确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认识前提;是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破除迷信,清除愚昧的有力武器。反之,文化科学知识的落后,人们的愚昧无知、必然导致理想信念的破灭,道德水准的下降和纪律的涣散。

(二)理想是“四有”人格的动力机制。

理想是人对自己的奋斗目标或所希望的未来的一种合理的想象。理想是人格系统的集中表现,也是人格发展的内在动力。恩格斯指出:“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通过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23)理想成为四有人格系统的动力机制,根源于人的创造本性。人总是面向未来的,人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总要在观念中构造出一个未来世界,,它既可以是人生理想,也可以是社会理想,这个理想伴随着个人的全部生活历程,激发人们不断进取的热情和意志。邓小平提出的“有理想”,是特指社会主义的新人必须要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现阶段的共同理想。邓小平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24)“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25)“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26)只有当人们有了现阶段的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才能产生出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道德品质和集体主义精神,从而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邓小平指出:“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这不仅不排斥学习科学文化,相反,政治觉悟越高,为革命学习科学文化就应该越加自觉,越加深刻。”(27)

(三)道德是“四有”人格的自律机制。

道德是依靠社会舆论与个体内心信念调节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德在个体人格系统中承担着两重职能,一方面在个体发展中产生和维持着人格系统的内在秩序,另一方面又是提高人格境界的内在动力。道德作为四有人格系统的自律机制,就在于道德职能主要并最终是依靠个体内心信念,即人的内在要求和自觉行为实现的(积极的社会舆论只有被人们所接受才能发挥其舆论监督导向作用),社会个体只有具备了良好的道德品质、道德情操、道德意志,才能建立起富有自我评价,自我监督、自我控制和自我完善能力的人格调节系统和自律机制。正因为道德在“四有”人格中,具有如此独特的功能,邓小平在提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时,明确指出:“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28)邓小平关于“四有”中的道德就是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思想和道德品质。当一些人煽起怀疑甚至否定共产主义思想道德的迷雾之时,他强调:“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29)他指出,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就用共产主义道德严肃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服从组织”、“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公无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共产主义精神。搞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市场经济,仍然需要发扬这些精神,“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没有这些精神,就决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30)可见,邓小平视共产主义道德为共产党员人格的核心。

(四)纪律是“四有”人格的约束机制。

所谓“纪律”就是指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组织纪律观念,维护和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邓小平同志指出:“有了理想,还要有纪律才能实现。”(31)纪律是实现理想、讲究道德、提高文化水平的保证。邓小平曾多次指出“我们过去革命,就是靠纪律,而且是自觉的纪律”,今天搞建设也必须“有纪律、有秩序地进行”,没有纪律,“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32)只有人们树立遵纪守法的观念,才能自觉地维护和执行党和国家的法令、政策,做到有令则行,有禁则止,才能稳定社会生活秩序和工作秩序,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而“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政治动乱,不安定,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33)如此明示,严格的纪律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保障力量,也是“四有”人格模式的约束机制。

总之,“四有”作为新时期理想人格的基本素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四个方面是紧密联系,不可偏废,忽视任何一方都会造成人格的残缺。

在新的时期,如何塑造“四有”社会主义新人?邓小平对这个问题也极为关注,并作了一系列的深刻论述,归纳起来,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塑造“四有”人格,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邓小平多次强调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34),“是我们一切领域的指导思想”,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35)。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领域的指导思想,当然也是培养“四有”人格的指导思想。这样,我们对人民进行理想教育,就必须把理想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进行道德教育,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正确认识道德的本质及其在历史上的发展,使道德建设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进行纪律教育,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区分社会主义纪律与其他阶级纪律的本质差异,认识纪律对于保证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重大意义、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进行社会主义科学文化教育,就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当然要真正做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四有”人格的塑造,根本一点就是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36)在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要反对两种错误观点:“一切从本本出发”的观点和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观点。邓小平指出,这两种观点,处于两个极端,但实际上是相通的,他们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不变的教条。

第二、塑造“四有”人格,必须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邓小平同志在强调进行“四有”教育时,要求人们“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榜样。”他提出,培养“四有”新人,一方面要提倡多读马列书;多研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各种社会思潮进行分析;要多读一点历史,尤其是中国的近代史,真正了解中国为什么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努力掌握正确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还要提倡参加社会实践。人们提高政治思想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其目的就是为了提高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而改造世界能力的提高,又必须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才能真正获得。否则,任何素质能力的提高,都是片面的,甚至就是一句空话。邓小平同志在论述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四有”人才时明确指出:“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更好的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这是培养理论与实践结合、学用一致、全面发展的新人的根本途径。”(37)实践证明,只有把“四有”教育与参加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培养出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四有人才。

第三,塑造“四有”人格,必须从教育入手。

教育是培养“四有”人格的基本途径。邓小平指出,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只有教育发展了,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才会提高,人的思想素质才会提高。社会个体思想道德的修养、纪律观念和法制观念的加强,都不可能自发地形成,必须依靠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教育,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良好生活习惯、高尚道德情操的形成,更离不开教育。早在1985年5月,邓小平就从开创21世纪大业的高度号召全党重视教育。他指出:“现在小学一年级的娃娃,经过十几年的学校教育,将成为开创二十一世纪大业的生力军。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的责任。”(38)“革命的理想,共产主义的品德,要从小开始培养。我们党的教育事业历来有这样的优良传统”。(39)要在青少年中大力提倡“勤奋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助人为乐、艰苦奋斗、英勇对敌的革命风尚,把青少年培养成为忠于社会主义祖国;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优秀人才”(40),“四有”人格的塑造,其教育手段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正面教育,但为了严肃纪律、教育多数,也不排除在教育中适当使用惩罚。邓小平同志指出:“对于严重破坏革命秩序和革命纪律、又屡教不改的人,也要采取严格措施加以认真的教育改造,不能让这极少数人危害学校和社会。”(41)“对于绝大多数破坏社会秩序的人应该采取教育的方法,凡能教育的都要教育,但是不能教育或教育无效的时候,就应该对各种犯罪坚决采取法律措施、不能手软”。(42)当然,以惩罚手段进行的教育,是一种特殊教育,不到必要时不可滥用,但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它与正面教育能够起到互相补充的作用。总之,“我们一定要教育好我们的后代,一定要从各方面采取有效的措施,搞好我们的社会风气,打击那些严重败坏社会风气的恶劣行为。”(43)

“四有”理想人格的塑造是一项长期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也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最为关心的,魂牵中国命运的大业。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精神文明建设,是造就一代“四有”新人的根本途径。

注释:

①④⑤⑥⑦⑧⑨⑩(11)(16)(17)(18)(27)(28)(29)(30)(34)(39)(40)(43)《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26页,52页,100页,103-104页,88页,89页,91页,89页,363页,85页,101页,105页,101页,326页,327页,327页,39页,102页,103页,163页。

②(12)(13)(14)(15)(19)(20)(22)(24)(25)(26)(31)(32)(33)(35)(36)(3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页,110页,110页,120页,163页,110页,154-155页,26页,190页,63页,63页,124页,111页,111页,137页,147页,120-121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5页。

(21)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第9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8页。

(37)(41)(42)《邓小平同志论教育》第62-63页,62页,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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