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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书画编号经文献记录者有千字文编号、半字编号、温字编号、奁字编号和数字编号等好几种。虽然这些编号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不太引人注意，但由于它落在书画之上，构成内容之一，并且它还可以作为书画鉴定和判断书画旧藏归属的重要依据，所以有必要对中国古代书画编号做一番深入研究。
图一 北宋 祁序 江山放牧图卷 幅首
一 千字文编号
中国古代书画编号最常见的是千字文编号。《千字文》，原名《次韵王羲之书千字》，梁散骑侍郎、给事中周兴嗣创。这篇旷古奇文通篇用韵，辞藻华丽，气势磅礴。文以四字一句，共二百五十句，总计千字，没有重复。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因其“字无重复，且众人习熟，易于检觅”，故“科场号舍、文卷及民间质库计簿，皆以其字编次为识”①。
以周兴嗣《千字文》作书画编号，目前确知乃始于宋。此前，隋朝位于洛阳观文殿后西面的宝迹台所藏名画和东面的妙楷台所藏法书②，大约未用千字文或其他形式编号，唐朝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到北宋晚期，宣和内府书画可能开始用千字文编号，疑似证据有一：清人庞元济《虚名斋名画录》卷一云，唐韩幹《呈马图》卷引首尚存“宋刻丝黄地，双龙抱签，淡红字朱印”，签写“唐韩幹呈马图，地字五十二”。③“刻丝黄地”引首为宣和装裱式，南宋绍兴御府凡唐五代名画横卷用白鸾绫作引首④；“双龙抱签”意谓签覆宋徽宗双龙印，这意味着“地字五十二”有可能是宣和书画编号。不过，后世遗存前隔水徽宗金书签题书画不少，尚未见有千字文编号(图一)。所以，韩幹《呈马图》卷“地字五十二”是否为宣和内府中的书画编号，一时还不敢肯定。又据周密《齐东野语》卷六载：“绍兴内府所藏，不减宣政。惜乎鉴定诸人如曹勋、宋贶、龙大渊、张俭、郑藻、平协、刘琰、黄冕、魏茂实、任源辈，人品不高，目力苦短。凡经前辈品题者，尽皆拆去，故今御府所藏，多无题识，其源委、授受、岁月、考订，邈不可求，为可恨耳。”⑤
图二 故宫博物院藏吴琚《诗帖》册外签
据绍兴御府“书画式”载，“鉴定诸人”拆去的“前辈品题”，还包括徽宗旧题：“古画如有宣和御书题名，并行拆下不用。别令曹勋等定验，别行撰名，作画目进呈取旨。”⑥可是，由于今存绍兴御府旧藏书画有“宣和御书题名”者亦多，足见“鉴定诸人”并没有完全按“书画式”一律拆去前人题签和品题。所以，虽然一时难以确定“唐韩幹呈马图”六字是否为徽宗御书，但题签既押双龙印，那么该题签大概应该属于未被拆去的漏网旧签。此外，徽宗签题不少，未见有千文编号也不能说明宣和书画一定就没有字号，因为书画签题有内外之分：内签题名，常附注品级；外签同样题名，附注内容不一，有编号，有品级，也有装裱年月，甚至还有题记(图二、三)。由于今见徽宗题签都是内签，倘若宣和书画编号书于外签，因南宋初年将宣和旧藏题签大规模拆下不用，自然是见不到了。见不到，便不能下无千字文编号的结论，更何况宣和内府仅传世名画就有六千三百九十六件⑦，如果再加上徽宗本人和画院作品，数量更多，没有编号是不可想象的。
宋内府书画编号除唐韩幹《呈马图》卷“地字五十二”外，以目前所知，还有两个：一是米芾《山水轴》“黄字壹千叁佰柒拾肆号”⑧；一是赵伯驹《飞仙图》轴“官字十三号”⑨。其中，米芾《山水》轴的题签编号格式与韩幹《呈马图》卷略有差异：清人李佐贤《书画鉴影》卷十九记宋内府旧题为“黄字壹千叁佰柒拾肆号，宋米元章山水一轴”⑩，似乎暗示基本题签格式为上编号下题名，与《呈马图》卷之题签格式正好相反。南宋绍兴御府收藏米芾书画甚多，由米友仁亲自审定(11)，所以显示单字数量庞大的“黄字壹千叁佰柒拾肆号”，可以断定它是绍兴御府编号，格式与之不同且无“号”字的“地字五十二”当为宣和内府编号。另一件赵伯驹《飞仙图》轴“官字十三号”则无法确定它是北宋还是南宋编号，因为《秘殿珠林续编》录乾清宫藏赵伯驹《飞仙图》轴旧签云“内府，上标官字十三号”(12)(按：赵伯驹《飞仙图》轴现藏故宫博物院，可惜没有见到宋内府旧签，或失或图为别本)。“上标”，指“内府”两字前标字号，还是指题签上标字号？语焉不详。倘若“官字十三号”写于抬头，那么该编号就应该是绍兴御府编号了，但若写于末端，就有可能是宣和内府编号。
图三 故宫博物院藏赵孟坚《自书诗卷》外签
绍兴御府书画以千字文编号，有“绍兴御府书画式”录于周密《齐东野语》和周密亲自登秘阁观览御府“秋收冬藏”四字书画为证，这是没有疑问的。下至元、明二朝，虽然两朝内府书画编号不详，但推测大概未用千字文编号，因为元有《秘书监志》一书，该书比周密《齐东野语》所录“绍兴御府书画式”要详尽得多，但“绍兴御府书画式”提到“打千字文号”，《秘书监志》却没有，明、清也没有文献记载说明朝内府书画是用千字文编号，加之后世所见元、明内府书画亦多，未见一件有千字文编号，所以大体能肯定两朝内府书画未用千字文排次。
到了清代，乾隆九年(一七四四)二月至来年十月十日，前后历时一年零八个多月，初次整理御府书画是用千字文编号，这些编号全部登录于《秘殿珠林》和《石渠宝笈》。但至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春，王杰、董诰和阮元等人奉命整理宫中第二批书画时，没有再用千字文编号。后来，嘉庆二十年(一八一五)，英和、黄钺和胡敬等人又领命整理第三批宫中书画，也没用。所以《秘殿珠林》和《石渠宝笈》之续编、三编都没有编号。首批整理编号大抵都书于外签，内签由乾隆品题，并没有编号，幅内其他地方也没有。因此，《秘殿珠林》定制式，说内府书画“编号字样，仿项氏天籁阁收藏款式，用周兴嗣千文排次”(13)是不妥当的，因为项元汴千字文编号书于幅内，有不少深入本幅，倘若真的效仿天籁阁收藏款式，那么清乾隆初内府所藏书画之引首或本幅恐怕都会有千字文编号，那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乾隆初内府书画的千文编号，其实是远承南宋绍兴御府书画编号的做法：书于外签，以便随时查验索阅。
宫廷内府庋藏书画，多以千字文编号，这是因为数量庞大。在民间，由于私家收藏普遍规模较小，书画编号极少用到千字文，迄今所知凡私家收藏以千字文编号者，唯有项元汴。
二 半字编号
目前已知半字编号书画共十件，其中一件为我国台湾私人收藏的宋人《溪风图卷》，曾在2003年十月的Christie's拍卖预展中出现过，台湾王耀庭先生在《传顾恺之〈女史箴图〉画外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曾提到这件作品，说有“卷字叁号”半字题记，还说这一题记与其他所见半字编号相较，笔画稍粗，又说《溪风图》卷在《石渠宝笈》有著录，原为燕文贵《溪风图》卷。(14)但《石渠宝笈》卷三十四相关条目并没有半字“卷字叁号”的记载，所以很怀疑宋人《溪风图》卷是伪作，“卷字叁号”属于勾填编号。排除这件疑伪作品，其余九件见半字编号书画表(见下面半字编号书画表)。
半字编号书画表中需要说明的是：一，吴其贞《书画记》卷二中说张僧繇《五星十八宿真形图卷》：“前面隔首上有宋徽宗合缝眷字四十八号，标签上有宋高宗乾卦小玺”(15)，内中吴其贞将“卷”字半边认为“眷”，属于误读。二，五代阮郜《阆苑女仙图》卷半字编号有两种误读，一是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画卷十和高士奇《江村书画目》卷一分别将“卷字拾玖号”误认并简写数字为“养字十九号”(16)，二是《石渠宝笈》卷三十二则将“卷”字写为“发”(17)。
图四-1 现存半字编号3(赵昌《蛱蝶图》卷)
半字编号书画表中所列半字编号全都书于前隔首或本幅右上端，书风一致，皆流畅俊秀，当为同一人书(图四)。王耀庭先生在检视这些编号时，大概受了吴其贞《书画记》定“卷字肆拾捌号”为“合缝”字号的影响，认为它们属于“骑缝半字题记”(18)，这是不妥当的。因为编号处没有接缝，题记与编号也不是一回事，准确的描述应该是“勘合字号”。所谓“勘合”，即在书写编号时，覆一号纸于幅首，书毕，半字落于幅首，半字留于号纸，接着编号书画入库，号纸粘入号簿留底，方便日后勘合以防不测。这是明代礼部从事府库管理的常规做法，《礼部志稿》云：“礼部照依地方编字号，内外底簿二扇，并勘合字号纸，编写毕，押印完备，外号底簿发去各布政司并直隶府州收掌，内号底簿并勘合号纸，礼部收贮、候、仪、制等四司。”(19)
以上各布政司并直隶府州勘合字号的编写为“事例”，其他事项照此办理。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半字编号为明朝内府旧藏书画编号，其他朝代没有这么做的。吴其贞断卷字半字编号为“宋徽宗合缝”号属于误判：宋徽宗不可能为元代书法家鲜于枢的法书作品作编号。
既然半字编号是明内府旧藏编号，那么，王耀庭先生推测卷字半字编号属于查抄严嵩书画的“籍没挂号”，就不妥当了。今见半字编号书画仅有两件被严氏收藏过：一是顾恺之《女史箴图》，一是王维《伏生授经图》。文嘉《天水冰山录》登记的严氏书画多达三千五百五十九件(20)，不可能只有这两件书画有半字编号，此其一。其二，籍没罪臣财物编以字号，闻所未闻。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曾提到籍没严氏(指严嵩和严世蕃父子)书画的当时“记号”，他说：“其曾入严氏者，有‘袁州府经历司’半印；入张氏者(指张居正)，有‘荆州府经历司’半印，盖当时用以籍记挂号者。”(21)打锦衣卫所掌两府经历司印而为“籍记挂号”，相当于给羁押犯人打黥面印，具体钤印位置在“首幅”(当为幅首)(22)。由于钤印位置不深，有很大部分可能靠近杆轴，展开即见，以便查验，所以后世嫌罪臣籍没之物不吉利，多数又裁掉幅首或经重装消掉印记而不伤本幅，残余至多为半印。沈德符所谓“其曾入严氏者，有‘袁州府经历司’半印；入张氏者，‘荆州府经历司’半印”，即指残存半印，当初钤盖的应为全印。
图四-2 现存半字编号2(宋徽宗《雪江归棹图》卷)及现存半字编号1(王维《伏生授经图》卷)
图四-3 现存半字编号5(顾恺之《女史箴图》卷)及现存半字编号6(宋高宗《草书洛神赋》卷)
现存半字编号，书者不详，尚有待考证。这类编号以目前所知，大抵可以肯定是明初南京内府所藏书画编号，根据有三：第一，晚明郁逢庆《书画题跋记》卷八提到，宋徽宗《雪江归棹图》卷前黄绫夹诗上有“卷字陆号”，“皆半边字”，他说“若今之卦号”(23)，暗示他对此半字编号也相当陌生，非近世编号，加之隆庆至万历初，内府书画大量流出，未见有任何文字提到这些书画有编号，更遑论半字编号了，这说明半字编号属于早期内府编号。第二，王维《伏生授经图》卷曾为弘治户部尚书李廷相收藏，不久归黄琳，这意味着内府卷字编号书画早在弘治朝以前就已散落民间，表面严格的“字号勘合”制已变得有名无实。第三，正德十二年(一五一七)进士陈沂(字鲁南)在一篇《书所观苏汉臣瑞应图》的文章中说：“南京内库有漆毬守者，相璺戏久而中虚有声。成化间，竖子从拆璺剖之锦，凡数十袭，内有三画卷，一阎立本《王会图》，一王维《溪山积雪图》，一苏汉臣《高宗瑞应图》，并为中贵留守者取之，后《积雪》《瑞应》并藏于黄琳之富文堂。”(24)此前，弘治九年(一四九六)进士陈洪谟也说：弘治初，“南宋守备太监钱能和王赐，皆好故物，收蓄甚多”，有王羲之法书、阎立本《锁谏卷》、王维《雪景》、周昉《对镜仕女图》、韩幹《班姬题扇》，以及韩幹、黄筌、董源、巨然、苏汉臣等诸家法书名画，不可胜计。又云钱能“收云南沐都阃家物，次第得之”，太监王赐“多内帑物，时南都缙绅多得观之，以为极盛”(25)。由此可知，陈沂所谓取出内府书画的“竖子”和留守“中贵”，也即钱能、王赐，两人挟势而私取南京内府书画，数量不少，以上九件半字编号书画应该都在其中，包括李廷相和黄琳相继收藏的王维《伏生授经图》卷。
留在南京内府的半字书画，数量不会太多，因为“卷”是一个较小的类目。在分类上，与“卷”对应的是“轴”“册”。三类总加，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应该只有三四百件。这三类编号目前只有卷字编号判然可辨。另有一件鲜于枢《晚秋杂兴诗》二页，首幅题签旁有“□字伍拾号”半字编号，缺字不详，但可确信是“册”而非“卷”，因为二诗页为集册裱式，加之鲜于枢《晚秋杂兴诗》之半字编号出现于本幅右上，与其他卷字编号出现于前隔水上方截然不同(图五)。所以，缺字为“册”无疑，整个半字编号应为“册字伍拾号”。
图五 元 鲜于枢 晚秋杂兴诗二页之一
三 温字编号
据明清书画著录，“温”字号书画有六件：一是李衎《墨竹图》(二幅)，左下方有楷书“温字壹号”，覆以“礼部评验书画关防”墨印(26)；二是赵孟
《书前后赤壁赋》卷，“温字陆号”，本幅前有“都省书画之印”，“温字陆号”上钤“礼部评验书画关防”印(27)；三是谢元《折枝碧桃图》，卷后有“温字柒号”四字(28)；四是赵孟《临褚摹兰亭序》卷，“温字拾柒”，上钤“礼部评验书画关防”印；五是鲜于枢《草书杜甫魏将军歌诗》卷，“温字拾玖号”(29)；六是巨然《江山晚兴图》，隔水上钤朱文“都省书画之印”，左方下有“温字贰拾号”(30)。
以上温字编号，我只见到赵孟《临褚摹兰亭序》上的“温字拾柒”和鲜于枢《草书杜甫魏将军歌诗》卷本幅前右下之“温字拾玖号”。其中，鲜于枢《草书杜甫魏将军歌诗》卷(图六)所见诸图版之“温字拾玖号”，皆米粒小字，能自辨而不能扫描放大示之于此，甚为遗憾。台湾私人藏谢元《折枝碧桃图》卷后“温字柒号”，王耀庭先生在其《传顾恺之〈女史箴图〉画外的几个问题》的文章中说他见到过(31)，可惜王耀庭先生没有给出一个图版，无法比对。所以，在此只能以赵孟《临褚摹兰亭序》本幅前右下之“温字拾柒”为参照，进行分析。
赵孟《临褚摹兰亭序》卷是近年在国内拍卖会中多次出现的一件拍品，虽然名曰“临褚摹”，实际上是临冯承素《摹兰亭序》，带有明显的欧阳询笔法，与赵孟《临兰亭序》各本风格迥异，其余无论落款还是印记、题跋和编号均不真(图七)。其中，“温字拾柒”无“号”字不合常情，且走笔迟疑，当属勾描。不过，大体字形和布局与鲜于枢《草书杜甫魏将军歌诗》卷上的“温字拾玖号”相似。如果台湾私人藏谢元《折枝碧桃图》是真迹，那么“温字柒号”也应该保持一致。“温字拾柒”自何而出不得而知，鉴于“温字拾玖号”和“温字柒号”都有“温字拾柒”四字，所以“温字拾柒”这一伪造编号有可能是由这两个字号拼凑而成的。
至于“温字柒号”，据王耀庭先生说，四字与故宫博物院藏唐卢楞伽《六尊者》第一开右下“○字壹号”的字体相同。(32)关此，由于没能见到谢元《折枝碧桃图》的全卷图版，不好下结论，不过，大致可以肯定“温字拾柒”与谢元《折枝碧桃图》卷“温字柒号”的字体相类，所以基本上能够断定王耀庭先生的判断是不对的。因为卢楞伽《六尊者像》第一开右下“二字壹号”四字，当为《六尊者像》的收藏者项元汴所书(图八)。项氏字体清秀，顿挫有力，行字疏朗，与结体平整、行字紧密的“温字拾柒”风格迥异，绝非出自一人之手。
除去以上一可断定其伪，一还有待鉴定的两个温字编号之外，其余四件作品以及相应温字编号，应该都没有问题。这些编号均为全字，所以至少可以肯定它并非明初南京内府编号。又因李衎和赵孟二家为元代人，因此也可以肯定它非元代以前的编号。日本古原宏伸先生推测温字号大概是明内府整理编号，王耀庭先生说他同意这一说法，却没有给出具体说明(33)。
那么，“温”有没有可能是明北京内府旧藏书画的千字文编号呢？结论为不是。因为尽管“温”是千字文第二百六十三字，但查考明北京内府旧藏书画，未见有其他千字文编号，明清文献包括书画著录也都没有相关记载。明北京内府书画流出非常严重，除隆庆初内府以书画抵支公侯月俸而流出外，官方还将内府书画着民间变卖补充行政开支，倘若幅上有千字文编号，得到内府书画的鉴藏家不可能不注意到而予以记载。此外，与温字编号相伴的“都省书画之印”和“礼部评验书画关防”二印，王耀庭先生认为是明内府印这也不妥。洪武二十年(一三八七)八月，朱元璋为表示他对文臣的信任，取消六科(吏科、户科、礼科、工科、兵科和刑科)关防印记(此举是表面作姿态，疑心极重的朱元璋采取了更加严密的字号勘合制)(34)，虽然以后历任皇帝并未真正废除关防印记的使用，但主要“绝欺蔽、防奸伪”的措施还是勘合制。更重要的是，明朝没有“都省”设置，故无“都省书画之印”。所以，能断定“都省书画之印”和“礼部评验书画关防”二印不是明代内府印章,唯一的可能是元秘书库的书画印记。(35)
据《元史》卷四载：元内设都省，“以总宏纲”；外设总司，“以平庶政”(36)。礼部隶都省，下设秘书监，秘书监又设秘书库，总掌典籍书画，故元秘库书画用“都省书画之印”或“礼部评验书画关防”二印。又，至正二年(一三四二)五月，监丞王奉议禀报，秘书库典籍书画数目不定，题目简秩混乱，希望能“随时分科，品类成号”(37)。至正二年乃元朝末期，此前，至元二十一年(一二八四)二月二十九日，皇上传旨装裱秘书监损坏书画，直到大德六年(一三○二)六月裱褙完毕，奏报完装书画手卷六百四十六轴，委请书画精妙之人题签(38)。赵孟接下这一工作，在延祐三年(一三二六)三月之前，将秘书库所有无签书画包括新裱书画在内全部题完(39)。虽然赵孟的题签目前尚未见到，但据鲜于枢《草书杜甫魏将军歌诗》卷幅前右下角之“温字拾玖号”诸字以中锋行笔，字态静穆，近似赵孟字判断，温字编号有可能是赵孟奉旨所书。
元秘书库职事人员的分工、职责、日常工作与管理，都详细记载于《秘书监志》，但《秘书监志》没有提到书画编号是用千字文，无法肯定温字编号一定就是千字文编号。更令人难以解释的是：倘若温字编号属于千字文编号，那么，何以一千个字独独仅存温字而无其他字号呢？这是说不通的。古代书画编号除数量庞大采用千字文编号以外，小规模书画尚有辞赋编号，如东库本《绛帖》二十卷即以“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何以报，愿上登封书”二十字编号(40)，“温”是否类似而属于诸如“濬哲温恭”“温文天纵”之类的辞赋编号也未可知，如果是，那么温字编号就有可能属于从秘书库取出以贺皇上或太子生日或登基日的那部分书画的贺表编号，而非元朝秘书库书画编号。贺表编号数量不多，不像千字文编号那么庞大，所以仅存温字编号是可以解释的，但若定性为千字文编号，就难以作合理解释了。
图六 元 鲜于枢 草书杜甫魏将军歌卷 局部
四 奁字编号
奁字编号是目前发现的所有编号中最独特的一组编号，最早由《石渠宝笈》著录：元顾安《风雨竹》卷，“奁十六号”(41)；明董其昌《临诸家帖》一册，“奁廿三号”(42)。后《石渠宝笈三编》也录：明董其昌《临月仪帖卷》，“奁四号”(43)。此外，蒋光煦编《别下斋书画录》卷一还录：马麟《画梅册》，“奁十八号”(44)。以上奁字编号都上钤有“高祥”印。
高祥，清康熙朝翰林院编修高與爱女，高士奇孙女。道光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即一八四○年六月二十一日，钱杜在马麟《画梅册》题跋中说：“江村宫詹得自项氏，公子巽亭编修为其爱女奁赠。女为得天尚书继室，工诗书画，后各有题咏，殊可宝玩。”(45)由此可知，奁字号书画实为高與打发爱女，过为刑部尚书张照继室的陪嫁之物，故书画编号以“奁”定性。陪嫁高祥的书画原由她的祖父高士奇所收，以上四件书画即有三件在《江村书画目》有记载：顾安《风雨竹》卷归于“无跋藏玩手卷”；董其昌《临诸家帖》和《临月仪帖》卷归于“董文敏真迹”(46)。另一件马麟《画梅册》虽于《江村销夏录》和《江村书画目》无记载，但有高士奇诸印、题签和题跋(47)。高士奇于康熙四十二年(一七○三)去世，临终前大约受了户部尚书王鸿绪的蛊惑，立下一份令人愕然的遗嘱：将平生珍藏书画并赠王鸿绪(48)。所以高士奇大部分珍贵书画在他去世后不久归王鸿绪，高與所继承的书画实际上不是他父亲命为“永存秘玩”的那一部分。后来高祥出嫁，高與又将他继承的书画以妆奁送女儿，实赠张照。高祥体弱，有肺病，情绪低落，她于康熙五十三年(一七一四)十月在马麟《画梅册》题跋中说：“余离父母三年，随夫官京国，未识故园，春山秋水徒悦于耳，弱躯病肺，未必能随官成，抚心茫茫。”(49)“离父母三年”意味着高祥于康熙五十年(一七二)出嫁，奁字编号当然也出自这一年。
提到张照，还有一个编号与他有关，即他在董其昌《书宗门茶话》卷末书有“赠一号”(50)，意作馈赠之物，性质与高氏奁字编号相同。高士奇《江村书画目》也有“送字号”，不过这一字号与《江村书画目》其他字号如“进字壹号”“进字贰号”“字壹号”“画贰号”等只是账簿上的一种归类，迄今未见江村旧藏书画上有相应编号。归类字号与书画编号不是一回事。
图七 元 赵孟 临褚摹兰亭序卷
五 结语
中国古代书画除以上编号外，还有几种书画编号值得注意：(一)辞赋编号，如东库本《绛帖》二十卷，每卷以陈后主诗“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何以报，愿上登封书”编号，一字一卷。总体上，辞赋编号所见不多，目前仅知东库本《绛》帖是用辞赋编号，至于温字编号只是怀疑它属于辞赋编号，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证据。(二)支干编号，即用甲乙丙丁为书画编号，这类编号多为部帙、集册或多幅长卷的幅次编号。(三)数字编号，此类编号同支干编号一样，几乎都是显示多幅合裱之顺序的幅次编号。(四)姓氏编号，目前所见姓氏编号有两件：一是宋拓《范度书兰亭序》卷帖内有“范一”，跋纸有“范二”编号；一是巨然《溪山若兰图》挂幅有“巨五”编号。这两件书画及编号都著录于安岐《墨缘汇观录》卷二，安岐推测“巨五”编号是指“屏风第五”，即“巨五”是屏风编号，“范一”“范二”编号安岐则没有解释，这两个编号中的“范”指范度无疑，但一二序号不合常理，因为“范二”应是与范度《书兰亭序》并列的另一帖而非跋纸编号，这个编号暗示另一帖已散佚，“范二”属于残存字号。
以上千字文之外的诸多书画编号大体分为两类：一是整件编号；一是部帙或多幅长卷内的幅次编号。这两类编号所表示的书画件数大都不多。一般说来，在某处所藏书画件数不多的情况下，要么在千字文之外以某种方式编号，要么干脆不编，如清乾隆朝初编《秘殿珠林》和《石渠宝笈》，分册、卷、轴三类，上、次二等，然后以千字文编次，基本格式如王翚《仿黄公望山水图》，“卷，上等地一”；另一件《鹤林清赏图》，“卷，上等地二”(51)。后来到续编和三编，由于传世法书名画分藏乾清宫、养心殿和圆明园等处，各书画藏量有限，不再以千字文编号。历代馆阁只有书画藏量宏富而达千件以上，为便于管理，才用千字文编次。
图七-1 赵孟临褚摹兰亭序卷题鉴
图七-2 赵孟人马图
图八 卢楞伽题六尊者像中的题字
注释：
①陆以湉《冷庐杂识》卷七，见《清代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版，第三八七页。
②魏徵等《隋书》卷三二，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七三年版，第九○八页。按：六○五年，隋炀帝杨广即位，随即在洛阳观文殿后东建妙楷台，藏古法书，西建宝迹台，藏古画，见《周穆王八骏图》作为隋室官本藏宝迹台，应无例外。
③庞元济《虚斋名画录》卷一，见《续修四库全书》第一○九○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二八○页。
④周密《齐东野语》卷六，见《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九七页。
⑤周密《齐东野语》卷六，见《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九三页。
⑥周密《齐东野语》卷六，见《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一○○页。
⑦《宣和画谱》序云，宣和内府藏“晋魏以来名画，凡二百三十一人，计六千三百九十六轴”。见安澜编《画史丛书》第二册，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三页。
⑧⑩李佐贤《书画鉴影》卷一九，见《续修四库全书》第一○八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九七页。
⑨(12)王杰等《秘殿珠林续编》乾清宫藏五，见《续修四库全书》第一○六九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一九五页。
(11)周密《齐东野语》卷六，见《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九六页。
(13)张照等《秘殿珠林》凡例，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三二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三年版，第四四四页。
(14)王耀庭《传顾恺之〈女史箴图〉画外的几个问题》，见《美术史研究集刊》二○○四年第一七期，第二六页。
(15)吴其贞《书画记》卷二，见《续修四库全书》第一○六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二九页。
(16)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画卷一○，蒋氏密均楼藏本；高士奇《江村销夏录》卷一，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二六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三年版，第四七四页。
(17)张照等《石渠宝笈》卷三二，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二五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三年版，第二八○页。
(18)王耀庭《传顾恺之〈女史箴图〉画外的几个问题》，见《美术史研究集刊》二○○四年第一七期，第二五—二六页。
(19)俞汝楫编《礼部志稿》卷四○，凡行移动。
(20)据文嘉《天水冰山录》所载严嵩抄家清单，严嵩有“墨刻法帖”，共计三百五十八件；“古今名画手卷册页”，共计三千二百零一件。分见文嘉《天水冰山录》，第一八八、二四九。知不足斋本。
(21)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上)卷八，见《元明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版，第二一一页。
(2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上)卷八，见《元明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版，第二一一页。
(23)郁逢庆编《郁氏书画题跋记》卷八，见《中国书画全书》第四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二○○○年版，第六三五页。
(24)陈沂《书所观苏汉臣瑞应图》，黄宗羲编《明文海》卷三一五，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四五六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三年版，第四九三页。
(25)陈洪谟《治世余闻》(下篇)卷二，见《元明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一九八五年版，第四四页。
(26)高士奇《江村销夏录》卷二，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二六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三年版，第五三一页。
(27)《故宫书画录》卷三，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六五年版，第三五页。按：原文“温字六号”当为“温字陆号”。
(28)张照等《石渠宝笈》卷一六，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二四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三年版，第四七一页。
(29)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元明清书法一)，北京：紫禁城出版社，二○○六版，第二○八页。按：徐邦达先生原文“温字拾玖号”，据图版“号”字当为“号”。
(30)安岐《墨缘汇观录》卷四，见《续修四库全书》第一○六七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版，第三四一页。按：安岐《墨缘汇观录》卷四记为“温字二十号”,据《石渠宝笈》卷四十二当为“温字贰拾号”(张照等《石渠宝笈》卷四二，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八二五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三年版，第五八三页。
(31)王耀庭《传顾恺之〈女史箴图〉画外的几个问题》，《美术史研究集刊》二○○四年第一七期，第二七页。
(32)王耀庭《传顾恺之〈女史箴图〉画外的几个问题》，《美术史研究集刊》二○○四年第一七期，第二七页。按：“二字壹号”实为故宫博物院藏卢楞伽《六尊者像册》的次幅编号，这部集册项氏原装为长卷，后人改装为册，在项氏旧藏原卷中，现次幅当为首幅，也即“二字壹号”实为卢楞伽《六尊者像卷》的千字文编号。
(33)王耀庭《传顾恺之〈女史箴图〉画外的几个问题》，见《美术史研究集刊》二○○四年第一七期，第二七页。
(34)顾炎武《日知录》卷九曰“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年八月壬申，上谓刑部尚书唐铎、工部侍郎秦逵、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等曰：‘朕初于文籍设关防印记者，本以绝欺蔽、防奸伪，特一时权宜尔。果正人君子，焉用是为？自今六科有关防印记俱销之，仍移文诸司，使知朕意。’”见顾炎武《日知录集释》(黄汝成释)卷九，长沙：岳麓书社，一九九四年版，第三一七—三一八页。
(35)另据周密《云烟过眼录》云，他于德祐元年(一二七五)，受秘书丞王汝济的邀请，登秘阁，见阁内朱漆巨匣五十余，皆古今法书名画，“是日仅阅秋收冬藏”，“每卷表里皆有尚书省印”(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下，见于安澜编《画品丛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第三七四—三七五页。按：于安澜编《画品丛书》录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下中原文为“每书表里皆有尚书省印”，句中“每书”不通，此据文渊阁四库本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三“每卷表里皆有尚书省印”，校为“每卷”)。依此，可知“都省书画之印”和“礼部评验书画关防”二印非南宋内府关防印。
(36)宋濂等《元史》卷四，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七六年版，第六五页。
(37)王士点、商企翁编《秘书监志》卷六，见《元代史料丛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第一○九页。
(38)王士点、商企翁编《秘书监志》卷六，见《元代史料丛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第一○七—一○八页。
(39)王士点、商企翁编《秘书监志》卷六，见《元代史料丛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第一○四页。
(40)孙岳颁等《佩文斋书画谱》卷八九，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二三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三年版，第八三页。
(41)张照等《石渠宝笈》卷三三，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二五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三年版，第三四四页。
(42)张照等《石渠宝笈》卷一○，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二四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三年版，第二九四页。
(43)英和等《石渠宝笈三编》御书房藏二，见《续修四库全书》第一○七九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三二二页。
(44)蒋光熙《别下斋书画录》卷一，见《续修四库全书》第一○八四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四二九页。
(45)蒋光熙《别下斋书画录》卷一，见《续修四库全书》第一○八四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四二九—四三○页。
(46)高士奇《江村书画目》，见《中国书画全书》第七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二○○○年版，第一○七七页。
(47)蒋光熙《别下斋书画录》卷一，见《续修四库全书》第一○八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四二七—五二九页。
(48)王杰等《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藏十)，见《续修四库全书》第一○七○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一七○页。
(49)蒋光熙《别下斋书画录》卷一，见《续修四库全书》第一○八四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四二八页。
(50)王杰等《秘殿珠林续编》乾清宫藏四，见《续修四库全书》第一○六九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一四九页。
(51)张照等《石渠宝笈》卷六，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二四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三年版，第二○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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