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对遵交会议历史转折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贡献论文,会议论文,张闻天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通过近十多年来史料的发掘，张闻天与遵义会议的关系得到澄清，这对遵义会议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突破。
张闻天是30年代初从莫斯科回国的留苏学生，留苏期间就因为学业优秀被共产国际所看重，在留苏学生中颇有名气。回国后不久，当上了中央宣传部长，主持党内刊物的编辑，并在党刊上不断用“洛甫”等笔名发表文章。“九·一八”事变后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1933年随中央机关转移进入中央苏区后，在中央分管宣传和政府经济工作。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接着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人们知道，自从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上台以后，党内形成了一个以莫斯科留学生为主的宗派集团，即历史上所说的“教条宗派集团”。而当中央转移到中央苏区，王明本人不在国内情况下，张闻天就实际上成了中央苏区这个集团中地位仅次于博古的二号人物。但是，张闻天本人宗派情绪不那么浓厚。在毛泽东遭受打击情况下，他还是尊重毛泽东的。这一点不少当事人都有回忆作证。因此，在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等竭力争取张闻天站到正确的方面来。
长征出发以后“左”倾宗派集团仍然占据着中央领导职位，继续推行错误军事路线，然而，这时党内已经形成了反这个集团的核心力量，即中央队“三人团”（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三人团”中，毛泽东是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王稼祥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闻天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当时的书记处书记相当于政治局常委。因此，从党内职务来说，张是三人中最高的。而张的这个最高职务，对于当时中央队“三人团”顺利开展反对错误军事领导的斗争显然是十分重要的。
红军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后，党和红军处于一个十分危急的关头，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也趋于激烈。当时红军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就是向何处进军的方向问题。正是在这个时刻，张闻天首先站出来带头支持毛泽东，对中央通道会议通过毛泽东关于向贵州进军的意见起了重要作用。红军进入贵州之后，两条军事路线的争论并未中止，张闻天继续在政治局内部同错误军事领导进行斗争。正如他后来在自述中所说，他从接受毛泽东意见起，就“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显然，他的这一立场对于促成中央决定召开会议最终解决军事路线问题，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众所周知，遵义会议最主要的意义在于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而这个地位的确立，从会议本身来说是通过对错误军事路线的批判，对毛泽东军事路线的重新肯定而取得的。但当时在党内担任最高领导职务的博古对错误的态度恰恰基本上不承认，而另一方面作为正确路线代表的毛泽东则由于过去遭受打击尚未进入中央核心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央核心中没有一个人先出面站在正确路线的一边，对错误进行批判，肯定正确路线，问题就难以顺利地解决。那么当时究竟什么人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这个使命就落到了张闻天的身上。这不仅是由于张前一段没有担任具体军事领导，从而没有介入过去的军事事务，比较超脱，并且还由于早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就同博古有过激烈争论，这时如果他站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地位上，出来支持毛泽东，就能够有力地保证会议的顺利进行。1979年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对张闻天所致的悼词中就举出张的重大贡献之一，即在遵义会议上“做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过去，人们只知道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而不知道有张闻天的批判报告。诚然，毛泽东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他在会上的长篇重要发言发生了重大影响。然而据查考，从整个会议的程序来说，是先有三个报告，即博古的主报告，周恩来的副报告，张闻天的“反报告”（即前面所说的“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而后才是毛泽东、王稼祥以及其他同志的发言。由此可以看出，张闻天在促使遵义会议取得圆满成功方面同样起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张闻天对遵义会议转折的历史作用还应该包括遵义会议之后起草会议决议以及传达和贯彻会议决议等方面。据考证，中央首次传达会议决议的时间是1935年2月红军转兵扎西的时候。在扎西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接替博古负总责的张闻天主持通过了遵义会议的决议，并决定对部队进行整顿。如何整顿？中心一环就是传达决议，以决议为武器进行整顿。首先是在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上，张闻天作了正式传达。传达的中心内容是向广大干部指战员讲解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继续批判过去一套“左”的教条主义军事方针。从现在保存下来的张闻天的传达报告记录来看，其主要的内容就是要干部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上来分清军事路线是非，接受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不久，红军挥戈东进取得二占遵义的胜利。二占遵义之后，张闻天便又和毛泽东以及其他领导人在更大范围内传达了遵义会议决议，从而使得毛泽东军事路线进一步在广大干部以及指战员思想中扎下根来，这无疑对保障毛泽东长征中的军事指挥起了统一思想的作用。因此，在红军转变战略战术的关键时刻，张闻天作为新上任的党的总负责人，在彻底肃清“左”倾军事影响，保证毛泽东路线的顺利贯彻方面同样是功不可没的。
如果说毛泽东是我党在30年代走出一条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革命道路的唯一正确路线的代表，那么可以说张闻天恰好是在党内从错误营垒中走向毛泽东路线自觉转变的一个代表。因此，毛泽东和张闻天30年代的合作是就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遵义会议前他们两人的合作，不但促成了党的路线的顺利转变，而且保持了全党的团结；遵义会议后他们的合作，则是有力地保证了毛泽东路线的贯彻，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战略转变。自然，30年代我党路线转变过程中，毛泽东得到过周恩来、王稼祥等很多同志的合作和支持，他们都各自作出过自己的贡献，然而毛泽东和张闻天的合作是具有特殊性的。我们说毛泽东思想是在集中集体智慧基础上形成的，其中应该说就包含着张闻天的一份贡献。因此对于30年代的张闻天来说，功过相比，功大于过是不言而喻的。尤为可贵的是，他作为一位原来受共产国际重用的党的高级干部，为了捍卫党和革命的利益，能够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得失，挺身而出。这种坚持真理摒弃错误的高贵品德，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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