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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时候，并不能真正懂得萧红。以为不过是顺应了那个时代的先锋思潮，而未必有什么独特的见解和出众的才华。读大学的时候，阅读了《生死场》，甚至从心里生出厌恶的感觉，那种人像动物一样盲目的生死，使我感到窒息。结婚生子之后，才逐渐体会到萧红的伟大。她创作伊始的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在表现惨烈的阶级压迫的同时，单刀直入地切入了生殖和死亡的主题。并且，成为贯穿她全部创作的一个母题。这样高的起点，使她远远超越了她同时代的作家。其时，她已经经历了母亲的死、祖父的死、经历了分娩的痛苦和失去亲子的伤痛。这使她一开始，就站在了纯文学的高度，注定要进入伟大作家的行列。
萧红无疑是一个个性主义者，也是一个个性解放的先驱。她出生在辛亥革命爆发的年头，又成长在具有维新倾向的乡绅之家。其父张廷举（字选三）是呼兰教育界的头面人物，加入了国民党，并带头破除迷信创办女学。这使萧红在童年时代就接受了五四新文化的启蒙，具有向封建礼教挑战的自觉。争取独立是她少年时代的主要人生目标。小学毕业之后，为了继续求学深造，她和家庭爆发了第一次冲突，最终获得了胜利。进入五方杂处的大都市哈尔滨之后，受到左翼教师的影响，接触了新文学，思想进一步解放，导致了和父亲鲜明的思想分歧，最终成为叛逆的贰臣逆子。在旧势力的强大压力下，萧红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或者说文化性的精神异常。精神的极度压抑与病痛，加上孤独的处境，都使她在追问自己来历的时候产生幻觉。她向萧军诉说自己身世，想像自己是一个佃户的女儿，母亲被张姓地主霸占，谋害了自己的父亲，带着她和弟弟嫁到张家。这一说法，一经流传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女人在二十来岁的时候是容易产生幻想的，由于和家庭的冲突而导致怀疑自己的身世，这是很常见的事情。何况萧红又有着文学的想像力，容易把想像当做事实。至于想像的内容，则明显地由于左翼意识形态的致幻。但她与父亲决绝到在街上相遇而形同路人，她父亲在修家谱的时候开除她的祖籍，则确凿地说明她叛逆的坚定选择。她与父亲决裂的基本契机是婚姻，这一点似乎没有什么疑问。她的父亲要把她像礼品一样，许配给呼兰驻军游击帮统王廷兰的次子王恩甲，这激起了萧红的反抗情绪。
在中学求学期间，由于社交的相对自由，萧红的眼界大大地开阔，结识了不少新派的知识男性。其中多数是在北京读书的东北籍青年，他们启发了萧红到北京求学深造的愿望。其中，她和表哥（认的干亲，并无血缘关系）陆宗舜之间有明确的恋爱关系。萧红在初中毕业的前夕，随同陆宗舜来到北京，入北京师范女附中学习。而她和李清吾的关系则较为复杂比较微妙，铁峰先生在他的《萧红传》中，坚持说是恋爱关系。而据李清吾本人回忆，则强调是友谊。但他回忆时痛苦的程度，也说明未必不包含爱恋的成分。另一个旁证，是萧红在最后的日子里，向骆宾基讲述自己的身世时，说是和一个李姓青年到北京，后来发现他是有家室的而毅然离去。萧红的这一自述，同样是在极度病痛与孤独的处境中产生的想像，加上战争的惊吓，她的精神处于病态的亢奋之中。这种说法的延展，则使不少人断定李姓青年就是李清吾。直到八十年代，萧军之女萧耘找到李清吾之后才被推翻。但萧红和李清吾的关系显然要比一般的友情更深一些。
萧红在落难东兴旅馆的时候，和哈尔滨的许多左翼文化青年都有来往，有的结下了终身的友谊，比如舒群、金剑啸、罗烽、白朗等。但这些文学青年，对人生都还抱着完美的理想，不可能接受临盆在即的萧红。只有萧军是已婚的，萧红与他的结合也多少有点别无选择。两萧的结合，一开始就埋下了悲剧的种子。萧军是一个泛爱主义者，他在小说《烛心》中，详细地记述了当时与萧红关于爱情的谈话：“爱便爱，不爱便丢开。”这种观念使他在与萧红同居期间，频频发生外遇，对萧红感情上的折磨是非常严重的。她在《沙粒》、《苦杯》等诗中，真切地记下了自己痛苦的感受。
另一个在萧红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人物是骆宾基。萧红在战火中病逝之后，最具有爆炸性的消息，即是骆宾基赢得了萧红的爱情，应允病好后永结秦晋之好。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当事人有意识地否认这种说法。坊间的几种《萧红传》，辑录骆宾基的书信或谈话，都只说萧红和骆宾基像姐弟一样恳谈。只有葛浩文博士的《萧红新传》，保留了这种说法，且明确地注明了资料出处。
萧红的生年中还有一些搞不清楚的疑点，只能存疑待考。首先是她的未婚夫的下落，几十年来杳无音信，且整个王氏家族都没有一个人存活下来。而关于其父王廷兰的说法更是南辕北辙。有说他去世时，萧红曾去奔丧，获婆家二百大洋的赏钱。也有一种说法是，他是“九一八”之后，为马占山派遣到齐齐哈尔秘密会见李顿调查团时，被日本特务逮捕，装在麻袋里从楼上推下来以身殉国。如果这种说法属实，则其子王恩甲应是在这个时候失踪的，而且至今下落不明，就很难断言他对萧红的态度了。
其二，是陆宗舜和萧红在家庭的经济制裁下，不得不回到东北之后，被囚禁在其伯父所居的阿城福昌号屯。当时的情景，萧红在散文《夏夜》中有详细的记载。但对她是如何逃出来的，却一直守口如瓶。她第二次到北京的时候，李清吾曾一再追问，她都不肯回答，时下流传颇广的说法是，她劝阻伯父增加地租，遭到毒打之后被关在小屋里准备处死。在小婶和姑姑的帮助下，藏在一辆往哈尔滨送白菜的马车上逃了出来。萧红的侄子张抗最早提出这种说法，并且说萧红离开阿城的时候，只穿了一件旧蓝布衫。但据李清吾回忆，萧红第二次到北京的时候，穿着昂贵的貂皮大衣，这显然和狼狈出逃的处境不相符。铁峰先生则认为萧红到哈尔滨之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去找王恩甲与其同居，后来终于忍受不了他的恶俗而偷偷踏上南下的火车。这种说法似乎比较圆满，但缺少第一手资料的佐证。
其三，则是她和萧军的孩子。许多年表和传记中都断言，萧红产下的是一死婴。但据白朗的回忆，当时萧红住在江津白朗的家中，房东迷信产妇不祥的风俗，而不得不把她送到当地惟一的一家小医院生产。白朗最初去看她的时候，见到那个孩子非常健壮，和萧军长得极相像。过了几天再去看的时候，萧红就说孩子死了。医生要检查死亡原因，被萧红阻止了。这家医院只有萧红一个病人，医疗档案也没有保留下来，对于这个婴儿之死的推断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但也同样缺乏第一手资料的佐证。只有梅志先生在八十年代回忆萧红的文章《爱的悲剧》一文中，委婉地透露出一点信息：“就这样她结束了做母亲的责任，和对孩子的爱！”“她是爱孩子的，是谁剥夺了她做母亲的权利、爱自己孩子的权利？难道一个女作家还不能养活一个孩子吗？”
除此之外，萧红在香港求医的经过，萧红骨灰的下落等，都是她人生之旅中的难解之谜。尽管如此，仍然可以看到萧红一生艰难跋涉的足迹。在极端父权制的文化压抑之下，一个特立独行的叛逆女性，不可能有更好的结局。而萧红应该算是幸运的，赶上了文化震动、铁屋炸裂的时刻。她的跋涉之旅笼罩着新时代的曙色，很年轻就进入左翼文艺阵营，受到鲁迅等前辈作家的关爱。但这并没有根本改变她的不幸命运，她逃脱了父亲的专制统治，进入左翼文艺阵营之后，仍然强烈地感受到男权文化的压迫。她关于自己身世的两次呓语，都最好地说明了女性的这种宿命。她的一生都在逃亡，逃避日本侵略者的铁蹄，逃避男权文化的钳制。但最终仍然死于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中，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感叹所遇不淑，她的逃亡均以失败告终。但这悲剧的经历，成就了她成为一个伟大作家的基础，使人们无论怎样感叹她的悲惨命运，都不能简单地把她归入弱女子的行列。她在她的时代，挣扎过、探索过。她坚持了自己的信仰，她为自由解放而战，既是为了民族，也是为了个人。她是一个可歌可泣的勇士，用短暂的一生书写了一部觉醒女性的奋斗史。
萧红无疑是一个有着深刻思想的作家。她由幼稚到成熟，由投身左翼文艺思潮到逐渐独立，有意识地疏离主流的意识形态话语，思想经历了明显的前后两个发展阶段。
她生活的二十世纪上半叶，正是中国的多事之秋。阶级压迫的惨烈与民族危亡的紧迫，都使她不能专注于学业。读中学的时候，她热衷于学生爱国运动。这一时期，她大量地阅读了国内外左翼文学作品，启发了她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和萧军结合之后，她置身于哈尔滨的左翼文化人圈子里，积极投身进步的文艺活动。从赈灾画展到演话剧，甚至为共产党组织出版的内部刊物《东北民众报》刻钢板，她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她经常出入“牵牛坊”这个左翼文化人聚会的场所，接触过姜椿芳这样的职业革命家和傅天飞这样的抗日武装战士。这对她早期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社会的不公、贫富的悬殊、阶级的压迫和民族的危亡，一开始就是她创作的主题。她为长春《大同报》文艺副刊起的刊名“夜哨”，寓意即是在漫漫的长夜里，有我们的哨兵警惕地保卫着祖国。一九三三年，她和萧军合著自费出版了小说散文合集《跋涉》，其中署名悄吟的五篇，除了《广告副手》和《小黑狗》两篇散文，是取材于萧红自己的生活之外，其他三篇都是描写阶级压迫和民众反抗的。《王阿嫂的死》是一个悲惨的故事，揭示了乡村中阶级压迫的残酷。《夜风》讲述了雇农长青母子，由麻木地忍受地主的奴役到投身反抗行列的经过，反映了萧红对人民革命的理解与同情。而《看风筝》甚至写了职业革命者的生活，说明她当时的思想是非常激进的。
《生死场》是萧红早期创作的一个巅峰。麻木的愚夫愚妇们。终于在亡国灭种的危难中警醒了，他们奋起投身于民族解放的斗争中。这部作品奠定了萧红作为抗日作家的地位，使她成为三十年代最引人注目的作家之一。她置身于主流话语的中心，表达了整个民族的心声。特别是鲁迅为之作序，胡风为其写后记，都使《生死场》成为一个时代民族精神的经典文本。
《生死场》的巨大成功，影响了人们对萧红思想的全面了解，特别是限制了人们对她后期思想的研究。近年出版的一些萧红传记中，对她的评价基本停留在抗日作家这一结论上，这显然是不全面的。且不说她从一开始就关注生殖与死亡的问题，《生死场》中最精彩的篇章是民众的愚昧、盲目的生死而又极具顽强的生命力。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她却放弃了正面描写抗日战争题材的创作。除了在一些散文中，记叙了战争的场景之外，她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写作故乡呼兰的风俗及童年记忆的《呼兰河传》和讽刺性的《马伯乐》上，明显地偏离了抗日的时代主题。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九日下午，在《七月》编辑部召开的“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的座谈会上，当多数人在争论是否应该上战场的时候，萧红却明确表示：“……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的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这反映了萧红思想极为深刻的内容，这使她和同时代人之间发生了明显的分歧。
尽管萧红的这一思想，从一开始就潜藏在她的作品中，但成熟为明确的理论，则是她成名之后。促成她的这一思想从朦胧到明确的重要因素，显然和鲁迅对她的影响密切相关。一九三六年，她抵达上海之后，即受到鲁迅的关怀与帮助，成为鲁迅圈子中的一员。鲁迅的思想一点一滴地启发了萧红的认识，终于形成她独立的创作原则。这一创作原则更接近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文学主张，带有明显的思想启蒙的特点。萧红对鲁迅的理解是深刻而独到的。一九三八年在临汾或西安，她向聂绀弩谈了自己对鲁迅的理解：“……鲁迅小说的调子是低沉的。那些人物多是自在性的，甚至可以说是动物性的，没有人的自觉，他们不自觉地在那里受罪，而鲁迅却自觉地和他们一齐受罪。如果说鲁迅有过不想写小说的意思，里面恐怕就包括这一点理由。但如果不写小说而写别的，主要是杂文，他就立刻变了，从最初起，到最后止，他都是个战士，勇者，独立于天地之间，腰佩翻天印，手持打神鞭，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出入于千军万马，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即使在说中国是人肉的宴席时，调子也不低沉。因为他指出这些，正是为反对这些，改革这些，和这些东西战斗。”她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和鲁迅的差距。当聂绀弩问道：“萧红，你说鲁迅小说的调子是低沉的，那么，你的《生死场》呢？”萧红的回答是诚实而精辟的：“也是低沉的。”沉吟了一会儿，又说：“也不低沉！鲁迅是以一个自觉的知识分子，从高处去悲悯他的人物。他的人物，有的也是自觉的知识分子，但环境却压迫着他使他变得听天由命，不知怎样好，也无论怎样都好的人了。这就比别的人更可悲。我开始也悲悯我的人物，他们都是自然的奴隶，一切主子的奴隶。但写来写去，我的感觉变了。我觉得自己不配悲悯他们，恐怕他们要悲悯我咧；悲悯只能从上到下，不能从下到上，也不能施之于同辈之间。我的人物比我高。这似乎说明鲁迅真有高度，而我没有或有的也很少。一下就完了。这是我和鲁迅的不同处。”
萧红的这些思想，游离在主流的政治思潮与意识形态话语之外，并因此受到同时代人的质疑，乃至于批评和谴责。这不能不使她感到深刻的寂寞。这种寂寞感是由于思想先行者精神的孤独处境，因为超越了自己的时代而不被她的同时代人所理解。
萧红的政治态度是明确的。她同情人民革命，但却不愿意参与党派之间的斗争。她终生崇敬的政治家只有孙中山。在生命垂危的时刻，她还念念不忘要写表现红军长征的那“半部红楼”。当年丁玲等许多革命作家都曾动员她去延安，她却不为所动。时至今日，仍然有许多人为她没有去延安而感到遗憾和困惑不解。从目前披露的资料看，萧红不肯去延安的主要原因，是怕情变后的萧军在延安。但据高原的回忆，萧红的动机则更为复杂。高原从延安到武汉见到萧红，就批评她在处理婚姻的问题上不够慎重。萧红听了很反感，反驳说他在延安学了几句教条就训人。舒群也执意说服她去延安，为此两人爆发了彻夜的争吵。由此可见，萧红的选择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她不肯去延安，当然更不肯去西安，意味着她不肯进入任何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话语。她宁肯离群索居，过着孤独的生活，这反映了她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这种立场是不能为她的那些共产党员朋友所认同的，自然也会使她感到寂寞。
萧红身为女性，很早就敏感到男权文化的压迫。她的女权思想由来已久，一直是她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生死场》中金枝的遭遇，《牛车上》五云嫂的悲惨故事，《小城三月》中的翠姨是被旧的婚姻制度逼迫而死的，一直到《呼兰河传》中关于老爷庙和关帝庙的讽刺性叙述，特别是对小团圆媳妇充满哀怜的叙述，都贯穿着女权思想。如果说上述这些作品，还是以艺术形象婉转地表达了她对男权社会的愤恨，那么散文《烦扰的一日》、《三个无聊的人》和《〈大地的女儿〉与〈动乱时代〉》等散文中，则直述出处于男权中心文化中的女性无奈的处境。不仅是在旧式的家庭中，就连左翼文艺阵营内部，在进步的文化人中，男尊女卑的观念仍然顽固地统治着人们的头脑。这使萧红感到深重压抑，最终导致了她与萧军的分手。在此之前，她曾离家出走，进入白鹅画院。她只身东渡日本，也是为了摆脱对萧军的依附性处境。特别是她与萧军分手，所有的朋友都站在萧军一边。而她与端木的结合，又几乎遭到所有朋友无一例外的反对。这也不能不使萧红感到孤独和寂寞。作为一个叛逆的先驱者，萧红一生都追求独立，却一次又一次地陷落在男权话语的圈套中。以至于临终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个女人。”
萧红的晚期作品，还触及到人生与人性的隐秘之处。短篇《后花园》讲述的仍然是乡土人生的寻常故事，但没有了阶级压迫和民族矛盾，感人至深的是主人公对人生意义的追问。尽管没有结论，但那亘古的忧愁，却使小说的主题极为深刻。显示了思想家的风度。而默默的生死之中，所蕴含的悲剧底蕴，则是萧红以女性独有的方式，洞察人生的独特心得。这与她早期对生殖与死亡的独特敏感相呼应，成为贯穿她全部创作的线索。
萧红的思想这样的深刻而丰富，很难为她的同时代人所体会。那是一个救亡压倒一切的时代。她只能行进在布满荆棘的不归之路上。她后期的几部作品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只有茅盾为《呼兰河传》作了序，虽然对其艺术价值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其中对她寂寞心态的剖析，则典型地代表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对萧红的误解。萧红的思想是深邃的，她的目光穿透了漫长的世纪，望着人类的未来。她属于那种永远不会被人们遗忘的作家。
萧红虽然极有思想，却极少意识形态的说教。她几乎是用女性独到的经验洞察历史，成功地逃离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男权话语。忠实于自己的感觉，使她能以细致的笔触，深入到语言所不能抵达的隐秘之处。早在她写作《生死场》的时候，人物的身体和动作就具有强烈的隐喻性，推动着叙事的发展。甚至人与物之间也有互喻的效果，使作品具有高层次的语义暗示性。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其说萧红是用头脑思考，不如说她是用身体思考。正如鲁迅的精到的评价：“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与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了。女性作家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所谓“力透纸背”正是这种女性独特洞察感知方式带来的艺术效果。
萧红的感知方式是充分感性化和个性化的，这使她的作品具有鲜活生动的特征。或者说充分的感性化与个性化，使她把女性特有的感知方式推向了极致。这在她的散文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商市街》里记叙了她在哈尔滨艰难的生活，不仅细节生动文字饱满，而且各种感觉都写得细致入微。诸如饥饿、寒冷、寂寞、孤独、绝望等等，都具有极深的心理体验的内容和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
萧红的艺术才华还表现在表述方式的充分自由。她是不屈从什么权威的，也没有一定的圭臬。即使对于极尊崇的鲁迅先生，她也不盲目地效法。在上面提到的那次她与聂绀弩的谈话中，她谈到了对于小说非常成熟的看法：“……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几种东西，一定要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若说一定要怎样才算小说，鲁迅的小说有些就不像小说，如《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鸭的喜剧》等等。”接下来，萧红表达了她在创作上的雄心。聂绀弩问她：“写《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之类么？ ”她答道：“写《阿Q正传》、《孔已己》之类，而且至少在长度上超过他！”此后，她写了《呼兰河传》和《马伯乐》两部长篇。这两部作品都没有中心的情节冲突，一种散文化的笔法，使她的叙述挥洒自如。就在她置身于战火硝烟之中，病魔缠身的危难时刻，还和骆宾基沉湎于关于文学的谈话中。当骆宾基谈到《战争与和平》真是一部伟大的杰作、艺术的高峰的时候，萧红重申了自己对于小说的见解：“我认为，在艺术上是没有什么高峰的。一个有出息的作家，在创作上应该走自己的路。有人认为，小说要有一定的格局，要有一定的要素。不写则已，一写就要像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那样，否则就不是小说。其实有各式各样的生活，有各式各样的作家，也就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萧红的这些观点，八十年代曾一再地被人们援引，成为中国当代小说文体变革的重要理论依据。也说明萧红作为一个成功的作家，从创作实绩到理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杰出贡献。
萧红具有诗人的天赋。这不仅表现在她写作的诗歌中，也浸透在她的小说里。《呼兰河传》是一部优秀的抒情小说，不仅语言精练，韵律感强，而且具有复沓的节奏；内在的情感也是丰满充沛的，一唱三叹，起伏跌宕，深沉而忧郁。萧红的抒情才华，沟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抒情小说的传统。这得益于她幼小时，随祖父读唐诗的艺术熏陶，良好的古典文学的修养，使她驾驭语言的时候得心应手。萧红是中国二十世纪汉语写作的一个成功范例。
萧红还具有讽刺的才能，这在女作家中是非常罕见的。她鞭辟入里地揭示出社会上各种丑恶的现象，同时又用轻松而谐谑的语言表述出来。最体现她的讽刺才能的，是《马伯乐》一书。她从马伯乐洋奴气极重的家庭写起，描画出一系列的社会蠹虫的丑恶嘴脸。最生动的自然是主人公马伯乐，他的两句口头禅是“真他妈的中国人”、“到那时可怎么办”，形象地表现出一个没用人的精神状态。使人联想起鲁迅笔下的高老夫子，和鲁迅所倡导的改造国民性的文学主张。这部作品显然属于鲁迅所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的讽刺传统。
萧红卓越的才华使她的大部分作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即使用苛刻的眼光也不得不承认，在她短短十年写下的近百万字的作品中，堪称优秀的也占绝大多数。她至少有四部书可以传世：《生死场》、《商市街》、《呼兰河传》、《马伯乐》。除此之外，《小城三月》、《后花园》、《北中国》、《手》等一批短篇小说，以及《回忆鲁迅先生》等一批散文，都是杰作，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
萧红是伟大的，她用生命和鲜血书写了自己的跋涉之路，这既是整个民族的解放之路，也是现代女性艰辛的解放之路。她以自己的思想和才华昭示着后人。作为一个先行者，她也以自己的作品而永垂不朽。
（《萧红传》，季红真著，将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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