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政治崩溃原因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党论文,原因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探讨国民党独裁统治覆灭原因，应该从国民党统治本身去分析，这是主要的，也是最本质的。国民党独裁统治覆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仅就政治方面而言，笔者认为，国民党的宪政加快了它政治崩溃的步伐。
国民党于1946年开始实行宪政，自诩是要“还政于民”，实现民主。但这只是口头上的政治宣传，其真实目的只是在为其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体制披上一层“民主”的外衣。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大开幕词中说：国民党“在还政于民之后，决不是弃置而不顾……在实施宪政以后，本党的责任不但不因之减轻，而勿宁更为加重……”（注：《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905 页。）在《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更明确说要“使党员在党中受训练而为优良政治人才，及其从政之时有党为其监督，为其后盾。必须如此，始能发挥党的机能，并保证党的政策之措施。此尤为宪政时期所当特别注意者。”（注：《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918页。）制宪国大开会中， 蒋介石表示了宪政时期要以他来领导的意向。他说人民现在没有“实行五权宪法”的“能力和习惯”，“如果这样毫无保障就实行五权宪法，我个人认为非常危险，”如能以“我自己来行五权宪法，我能以国父之心为心，以治权来保护政权，培育政权，使民权充分发展。”（注：《国民大会录》，《近代中国史料丛书》第788～789集。）
国民党实行宪政的结果，果然是保持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人民毫无民主和自由。1946年11月，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大，整个宪政从一开始就完全在国民党蒋介石控制下实行。国民大会代表中1936年产生的1200人仍然有效，“国民党员占居多数，乃势所必然；而遴选的代表，国民党亦居首位。所以国民党之于国民大会，就代表人数来讲，可以说掌握着绝对的支配力量。”（注：秦孝仪：《中华民国政治发展史》， 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年版，第三册， 1359页。）即使这样，国民党犹怕控制不严，宪法草案先经国民党中常会讨论，然后才交立法院完成立法程序，交国民大会讨论。这样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实质上否定了政协有关宪法的决议。总统权力很大，行政院受总统指挥，立法院对行政院的制约作用实际上不能实现；人民民主自由权利虽罗列多条，但尽可找借口以法律限制之；地方自治因受中央制定的《省县自治通则》的限制，而名存实亡。
关于国民党的控制，在改组政府的过程中规定，国民党主席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国府委员会由主席选任；新增立法、监察委员会虽然青年党、民社党占二分之一，但两党只有提名权，由“国民党中常会决定。”（注：秦孝仪：《中华民国政治发展史》，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年版，第三册，1387页。）最露骨的是关于总统权力，《宪法》虽然赋予了总统相当权力，但蒋介石犹嫌不足，特在1948年4 月18日，选举蒋介石当总统的前一天，制定通过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赋予总统蒋介石不受宪法限制的紧急处分权。虽然这个紧急处分权是在动员戡乱时期实行，总统可以在任何时候宣布是动员戡乱时期，因而行使紧急处分权。蒋介石终其一生，也未宣布戡乱时期终止，因而一生都可行使紧急处分权。到台湾后，更以修正临时条款为名，加入戡乱时期，总统连选连任不受限制的内容，得以当了终身、独裁的总统。
关于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国民党依照“宪法”规定，先后公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戡乱总动员令》、《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等法令，并设立了特种刑事法庭，大肆捕杀一切要求民主、反抗国民党统治的人民。1948年12月，更依临时条款宣布全国除新疆、西康、青海、台湾外，实行戒严，将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之权限，全部或一部移交军事机关行使，实行军警宪特交相互用的法西斯恐怖统治，人民连生存权都受到威胁，哪有丝毫的民主自由。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民党蒋介石不实行民主，而采用专制独裁体制，是其政权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决定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本质决定了它必然对广大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这种剥削和压迫的残酷决定了它必然遭到人民的强烈反抗，为了防止和镇压人民的反抗，维持其阶级利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权必然实行高度集中的专制独裁统治。同时，长期的政治经济生活中，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已与工农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处于严重的对抗性矛盾之中。抗日战争中，由于民族危机严重、民族矛盾主要，故人民与国民党在斗争中求团结，共同抗日。抗战结束后，如果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让人民来选择，人民决不会选择国民党蒋介石来掌握政权。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实行的新民主主义制度已日益深入人心，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如果实行民主政治，国民党蒋介石势必失去往日的统治地位。因而它运用手中的国家权力千方百计阻遏一切民主政治的趋势。但是，国民党早在1929年就规定训政时期为六年，1935年实行宪政。中间几经拖延，到了抗战结束后，再也没有任何理由拖延下去，因而不得不实行宪政，为其专制独裁统治披上一层“宪政”、“民主”的外衣，在民主的词句下实施专制独裁统治。这就是国民党宪政的实质。
但是，从辛亥革命开始，中国人民在政治制度方面的斗争中积累了一定经验，看惯了北洋军阀假民主真专制的伎俩，国民党宪政的假民主是欲盖弥彰，因而反过来加速了其政治上的崩溃。
宪政加速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政治崩溃，主要体现在下面三个过程：
第一，制宪国大使国民党陷于政治孤立。
政协会议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倡行民主联合政府，是包括国民党在内，甚至是以国民党为主体的。其目的之一是想在避免内战的前提下，推动国民党改变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体制，共同建立一个民主国家。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 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痛击国民党进犯的同时，仍然在揭露其阴谋，呼吁其停战，为和平做努力。中间党派更为制止内战而奔走。制宪国大的召开，使这一切努力化为泡影：它宣告蒋介石不仅彻底拒绝了和平，而且也彻底拒绝了民主。 因而， 从1946年7月3日，国民党单方面宣布召开国大开始，就遭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抨击和民主党派的激烈反对。
随着时间的进展，关于国大的矛盾越来越尖锐。10月11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布“国民大会召集令”，表明这一矛盾已无法解决，国民党公开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决裂。10月15日，《新华日报》社论写道：“和平谈判之门，由于这个召集令的颁发而被关闭了。”14日，民盟发表谈话：“国民党以一个‘战胜者’的姿态来召开国大，是威胁？是利诱？我们民盟是不能放弃自己的意见和立场，不怕一切威胁和利诱，绝不参加。”（注：《新华日报》1946年10月15日。）国民大会召开前后，各地学生、工人、工商界人士纷纷掀起了各种形式的反对国大运动。香港、菲律宾和暹罗华侨都纷纷要求解散国大。洪门党、中国共和党也都反对国大，民社党虽然决定参加国大，但仍有一部分人坚决抵制，张东荪、梁秋水、伍宪子都拒不参加。（注：《新华日报》1946年11月25日。）通过制宪国大，人们认识到，有国民党在，就没有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因而，只有推翻它。制宪国大闭幕后，中国共产党把主要力量放在军事上，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中间党派虽然暂时仍在“协调国共”，探索第三条道路，但已把斗争矛头转向国民党统治者。被宣布非法后，又宣布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斗争。
第二，行宪国大召开，为国民党内部分化造成了契机。
宪政的施行虽然未改一党专政下个人独裁体制，但由于采取了一些异乎训政的程序和形式，就为国民党内部分化提供了契机，对蒋介石个人体系的控制形成了制约和造成了空隙。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副总统选举上。国民党内许多人对蒋介石个人独裁的不满由来已久，但蒋介石总裁手握党政军大权，又有杀人不眨眼的特务随时窥伺、控制，谁也不敢轻举妄动。而选举的程序和形式却为这种不满找到了发泄口。选谁不选谁，谁是谁选的谁也不知道，不怕迫害。因而促成了国民党内部分化。
首先是蒋桂关系恶化。蒋桂关系素来不睦，行宪国大中副总统选举问题，使矛盾一度尖锐化。李宗仁宣布竞选之前，曾征得蒋介石同意。但选举过程中，为保证孙科当选，蒋采用各种手段威胁李退出竞选，甚至当面训诫。李不从，二人闹僵，并公开出来。
其次，选举过程中，国民党内蒋的离心势力增强。为助孙科当选，蒋无所不用其极，胁李退出不得，又劝程潜退出，并让程的选票全转给孙科，程自然愤激。
再次，这次选举也使蒋介石体系内部发生分化。蒋介石原让贺衷寒、袁守谦为程潜助选，以分李票，并助以巨资。后程退出，又让贺、袁将为程拉的票转投孙科，贺、袁虽当面唯唯，出来却说蒋不把他们当人。（注：程思远：《政海秘辛》，香港，三联书店，1988年， 204页。）而黄埔系、三青团系为了对付CC，也有“一些骨干分子”“一致支持李宗仁竞选。虽经贺衷寒、袁守谦劝阻，也不理会。”（注：鸿鸣：《蒋家王朝》，香港，中原出版社，1982年，205页。）结果，“所有20 年来不满蒋介石政治作风的人通通站到李宗仁这一边来了。”（注：程思远：《政海秘辛》，香港，三联书店，1988年，205 页。）李宗仁当选副总统，表明蒋介石的统驭力严重下降。
关于行宪国大造成国民党内的分化，白崇禧说得很具体。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因竞选激烈而生争执伤和气者甚多，尤以湖南为最甚，”“当竞选之时，为争取票数，李与孙科双方不免动以情感，致两广之团结亦遭受影响。”（注：转引自杨树标：《蒋介石传》，团结出版社，1990年。）蒋介石则说得很明确了，“因副总统竞选问题弄得党内意见分歧，离心离德，对内对外，都受到很大影响。”（注：鸿鸣：《蒋家王朝》，香港，中原出版社，1982年，283页。）
但是，行宪过程中，李宗仁当选副总统给蒋介石集团带来的损害还是在蒋介石引退时才体现出来的。
第三，蒋介石引退是国民党蒋介石政治崩溃的开始。
1.蒋介石引退使蒋桂矛盾迅速深激。二人的矛盾主要是战和问题。李宗仁上台后，乃以和谈为契机，故一上台，就取消全国戒严令，解除报章杂志禁令，撤销特种刑事法庭（注：陈鉴波：《中华民国春秋》，台北，三民书局，1981年。），并迅速派出代表团赴北平谈和。而蒋介石“对于以桂系为首的主和途径颇为担心与震怒，”（注：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认为“李宗仁和谈方案，其中心条件，无异于协同共匪消灭国军之基础耳。”（注：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渡江战役后，蒋介石马上开始清算和谈之过，其矛头直指李宗仁。5月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请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通令各级文武官吏及全国人民，如再有倡吁和平、中途妥协、或妄发求和言论者，应视同叛逆，予以党纪国法之处分。”（注：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
2.由于蒋李军政方针上的歧异和个人成见，蒋介石利用多年的威权操纵军政，使李宗仁无从实施自己的方针。蒋先后逮捕浙江省主席陈仪，撤换福建省主席朱绍良。任命台湾、福建等省主席，李宗仁事先一点不曾与闻。蒋还暗中命蒋经国等人将所有库存金银、美钞运台，使军政经费一无着落。在军事部署上，蒋通过汤恩伯坚持不同意国防部的江防方案，因为桂李支持此案，造成战略方针的歧异，致使千里江防，一日溃决。（注：《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683页。 ）人民军队一渡江，蒋介石即开始反击桂李，4月22日， 决定成立非常委员会，“协助”李宗仁，凡政府重大政策，先在党中获致协议，再由政府依法定程序实施，并在台湾设总裁办公室，设军事外交、党政各组，实际是酝酿收回权力。到7月，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成立， 将大权轻轻夺回手中。李宗仁在南京三个月，深感“在蒋先生幕后控制下，政治无法改革，军队无法调遣，人事无法整顿，军政费无从支付，经济上完全崩溃，守江谋和的计划无法实施。”（注：《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683页。）在这种情况下， 李宗仁千方百计让蒋介石将人事权和财政权全部交出，而终未能得。非常委员会成立后，基本不再出面，继而远走他乡。
3.蒋、李的矛盾和歧异，造成国民党内蒋系服从蒋，桂系支持李，终使事权无法统一。而二人一个握实权，一个是法定代总统，在影响上可谓势均力敌，二系之外的党政军官员深感无所适从。顽固的仍坚持抵抗，却茫茫然不知如何抵抗，因而兵败如山倒。明智的早与共产党暗通款曲，知时弃暗投明。这是其迅速溃亡的原因之一。
蒋李矛盾造成的互相攻讦和掣肘，造成国民党内军政混乱，表明其政治上已日趋崩溃。
结论：国民党不实行宪政不行，而国民党政权的阶级性质又决定了这种宪政只能是假民主，这个假民主的过程又反过来促使国民党蒋介石从政治孤立、内部分化走向崩溃。
应当指出的是，国民党的宪政过程、国民党蒋介石由政治孤立、内部矛盾分化走向崩溃的过程，与国民党军事上节节失利终至惨败，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终至全面胜利的过程是同步的。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国民党蒋介石统治全面崩溃的主因。这个胜利使国民党内部固有矛盾尖锐化，这种尖锐化的矛盾又通过宪政过程中的一些程序和形式体现出来，并由于这些程序和形式而进一步发展和激化，从而加速了其政治崩溃。正是由于制宪、行宪、蒋引退与国民党军事上失败的同步性，使人们长期以来着重于强调军事上的因素，而忽视了宪政带来的政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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