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应对与主动调适——圣约翰大学与燕京大学发展方针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燕京大学论文,圣约翰论文,消极论文,方针论文,主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6）04—0090—06
圣约翰大学和燕京大学均为基督教新教在中国创办的教会大学，在20世纪前半期，两校分别在前25年和后25年独领在华教会大学之风骚。前者一度被称为“东方的哈佛”，但在20年代后期逐步走向了保守、衰败；后者20年代初仍名不见经传，却在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几乎与清华、北大齐名的著名院校。不同的发展之路，折射了两校不同的发展方针带来的影响。比较两校的发展方针，一方面有助于我们理解教会大学在中国的不同发展路向，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高等教育和社会发展的关系。
一、宗教教育与世俗教育之间的权衡
教会大学创办的初衷是为了培养有知识、有地位的中国基督徒，以推动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可以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教会大学基本是以培养宣教人员为己任。尽管如此，以西方教育模式为蓝本的教会大学相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而言，依然处于领先地位。这一状况直到20世纪20年代都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人民对西方“科学”、“民主”的需求日益迫切，中国本土现代高等教育也日渐发展。面对中国日渐增长的对“科学”、“民主”的需求，面对提供世俗教育的中国本土高等教育带来的日渐强大的竞争压力，是坚守传统的“宣教性”还是适应中国社会发展之需求提供世俗教育，成为摆在教会大学面前的难题。面对新的挑战，圣约翰大学与燕京大学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在中国创办的教会大学，也是为数不多的独宗创办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不仅是美国圣公会整个差会在中国的教育中心，也是传教中心。从一开始圣约翰大学就处于圣公会布道部和上海教区的双重领导之下，并且一直是主教的驻地。而对圣约翰大学整个行政体制发挥最重要影响的三个职位：圣公会上海教区主教、布道部执行干事和圣约翰大学校长，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又恰巧同时由美国圣公会海外宣教事业中的三位强有力的人物郭裴蔚、伍德和卜舫济担任。无论是美国的差会代表伍德，还是上海教区主教郭裴蔚，都对圣约翰大学行政管理有着相当大的影响，两位与圣约翰大学校长共同构成了圣约翰大学强有力的管理层。圣约翰大学的诸多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三位的影响。
作为上海教区主教，郭裴蔚坚信教会学校是宣教事业的辅助，主张差会对其所属的学校实行严密的控制。无独有偶，圣公会执行干事伍德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只要教会教育机构仍依赖差会的拨款，它们便应置于差会的监督之下。主教郭裴蔚在长达46年的任期内始终坚持认为学校在保持“宣教性”上绝不应该妥协。[1] 校长卜舫济虽然在很多观点上与两者有一定偏差，但他本人也认为教会大学主要目标一直是而且也应该是培养学生基督教的品质和健全的智力。[2]
为保持圣约翰的“宣教性”，圣约翰在选择教员方面强调“宣教动机”应是挑选教员时的主要考虑。卜舫济认为：“如果我们想要保持学校的基督教特征，就没有什么比在美国差会选派合适的教师更重要。”[3] 布道部伍德则指责1931年美国平信徒调查团所持的选拔教员应以教育资格为主要考虑因素的看法，为“几乎不可饶恕的提议”。[4]由于坚持教员的宗教背景，从1924至1933年，布道部只向圣约翰派了一名教员，令大学当局大失所望。[5] 由于强调教师的宗教背景， 圣约翰大学无法聘请到优秀的学者到校任教，而师资的缺乏则直接导致学校学术水平的滑坡。
同样出于维持圣约翰“宣教性”的考虑，西方的差会与上海教区主教都对发展适应中国社会发展之需求的职业技术教育持反对态度。1928年10月29日，美国圣公会全国委员会总议会通过一项决议，宣布“本公会在向非基督教地区传教的努力中并不具有建立完全世俗的教育体系的职责”[6]。由于这一指导思想从中作梗，早在1896年成立的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从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处在贫血状态，一直到1952年圣约翰大学被关闭时，医学院只有期刊20余种，且大部分为校友所捐，专业图书也只有2000余册。[7] 其他职业学院也与医学院一样资金短缺，农学院1944年成立，1946年便停止了招生；土木工程学院1914年由中国校友捐助成立，也一直是在校友的捐助下勉强维持。
20世纪20年代后，西方教会大学为应对来自中国本土高等教育以及其他宗派教会高等教育带来的竞争，纷纷发展适应中国社会发展之需求、有自己特色的世俗专业教育，而圣约翰大学则努力维持自己的宗教特点。这种不合时宜的发展策略使得圣约翰大学在进入30年代后，除了自己原有的外语特色外，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发展，更没有发展成为一所有较强科研实力的综合性大学。也难怪日本学者誉志久野1925年在评价东方教会大学时，把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列为甲级，而把圣约翰大学划归丙级。
位于中国文化中心北京的燕京大学，是由美国长老会、美以美会、英国伦敦会、公理会联合创办的教会大学。创办之初的燕京大学和圣约翰大学一样，学校决断权不在校本部，而是由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托事部负责。虽然在北京设有学校董事会，但学校的办学方针、人事安排、经费使用诸多方面的决断权还是握在美国托事部手中，校董会只是一个执行机构而已。1919年司徒雷登当校长之后，很快发现这种“遥控指挥”管理的弊端，并开始致力于学校管理体系的改革。一方面他极力说服在美国的托事部把学校行政管理权下放到北京的校董事会，另一方面他又努力改革北京校董会，增加董事会成员中中国人的比例，使校董会构成更趋合理。由于司徒雷登的不懈努力，到1926年，新的燕大校董会已经取代美国纽约托事部的权力，成为“负有经营学校之重责”的最高权力机关。自此，校董会以及燕大校长司徒雷登成为影响燕京大学决策的重要两方。而事实上，校长司徒雷登敏锐的眼光、开放的思想、崇高的威望，使他成为影响以后燕京大学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
司徒雷登出生于中国，跟随作为传教士的父母在中国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儿时跟随父亲传教的经历，使他对传统的传教方式有说不出的厌恶。小时的经历与长大后在美国接受的现代教育，共同促成了司徒雷登与众不同的宗教教育观。在司徒雷登看来，传教士的任务是使整个社会认识基督教的力量，并以社会的进步来体现这种力量，而不是使个别人成为教徒。[8] 从这一观点出发，他特别强调基督教对解决人生和社会问题的实际效用。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司徒雷登担任燕京大学校长之后，很快提出燕大应转变为“以教授高深学术，发展才、德、体、力，养成国民领袖，应中华民国国家及社会需要为宗旨”[9] 的大学，本着这一思想， 司徒雷登一方面努力提高学校的学术水平，另一方面又积极开办适应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实用型、职业技术型的专业和课程，如畜牧、工业制革、家政、工业预科、书写书记、新闻等。在学校当局的努力下，燕京大学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来，无论在学术水平方面还是在职业技术教育方面都得到了飞速发展。到1934年，燕大已经有正副教授111名，且多为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10] 在职业技术教育方面，1927—1928 年是燕大职业教育的高峰时期，其学生人数一度达到学生总数的26％。[11]
此外，为消除人们对燕京大学作为教会大学的不良印象，司徒雷登还自作主张，率先于1922年废除了要求学生必须参加主日仪式和教堂礼拜的旧习，并缩减了学生必修的宗教课程时间。1925年，教育部公布《私立学校立案条例》以后，燕大又将宗教课也改为选修。这种作法虽然遭到国外不少传教士的反对，但一方面由于燕京大学对美国差会资助的依赖程度降低，另一方面燕京大学在中国社会取得的声望日益增高，这些都使得美国差会逐渐放松了对燕大的管理，默许了司徒雷登的一系列改革。这也为司徒雷登影响燕大发展提供了条件。
综上所述，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和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使传教士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要在与中国本土高等教育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教会大学自身必须积极寻求变革。而变革的关键就是扩大学校规模，完善学校课程，提高学术水平。为达到这一目的，西方差会纷纷走向联合办学。成立于1919年的燕京大学便是西方差会联合办学的成果。新成立的燕京大学领导人司徒雷登敏锐地把握到中国社会发展的脉搏，顺应中国社会发展之需求，积极调适燕京大学办学方向，使燕京大学逐步走上了世俗化、学术化的道路。与之相反的是，老牌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反应则变得迟钝，甚至趋于保守，一方面它反对与其他教会联合，努力保持其宗派性；另一方面又极力维护其宗教性，宁肯牺牲其他方面的利益也不愿看到其宗教性受到损害。这种不合时宜的发展方针，最终导致其逐步走向衰落。
二、中国人参与校政问题
教会学校成立之初，学校领导权完全掌握在西方传教士手中，学校虽有中国籍教师，但为数不多，并且没有地位。20世纪以后，教会学校中中国籍教职员的比例虽有增长，但他们依然没有参与学校管理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士要求提高待遇与地位，要求参与学校管理的声音时有所闻。进入20年代后，随着教会学校中中国籍教职员比例的进一步增长，随着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他们要求参与校政的呼声日渐高涨。事实上，不仅是教会学校内部，教会学校外部蓬勃兴起的非基督教运动、收回教育权运动，以及向政府立案问题，都迫使教会学校不得不面对吸收中国人参与校政这一现实问题。
在对待中国人参与校政问题上，圣约翰一向是非常敏感的。20世纪20年代面对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运动，面对校友、中国教职员日益强烈的参与管理的呼声，上海教区主教、布道部虽然意识到吸收中国人参与校政是不可避免的事，却丝毫不肯放松自己的控制权。布道部伍德在1923年就曾写道：“虽然看来需要培养有能力的中国人担任重要职位，但学校的基调必须由因宣教动机来华的外籍教员来决定。因此，在大学里外国人始终应占有相当的比例，并且如果可能的话他们都应当具有传教之热忱。”[12] 而主教郭裴蔚则措辞激烈地说：“如果中国的骆驼开始进来，帐篷里可能就没有足够的地方容得了所有的人。”[13] 这种担心失去对学校控制权的矛盾心理，严重阻碍了圣约翰大学向前发展的步伐。正是这种心理作祟，直到1941年沈嗣良于卜舫济离任后担任圣约翰代理校长时，圣约翰各院系主要行政职务除国文部外，均由西人担任。[14] 事实上， 圣约翰大学中西籍教员间的不平等一直长期存在，1946年国文系资深教授王欣夫在给圣约翰大学副校长的信中还批评大学歧视该系教员的政策。[15]
由于圣约翰大学长期存在的中西教员不平等现象，圣约翰大学无法像其他学校一样吸引优秀的中国学者到校任教；而由于排斥中国人参与校政，则直接导致在校中国籍教师与学校当局的隔膜。所以当1925年圣约翰大学发生“六三事件”时，10多位中国籍教师集体辞职也就不是什么罕事。此外，中西教员之间的不平等还造成中西教员之间关系的不和谐，这种不和谐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圣约翰大学的发展。拒绝吸收中国人参与校政的另一不良影响就是与中国社会的隔膜。事实上，由于学校当局排斥中国人参与校政，在一定程度上其与中国社会的沟通也受到了影响。
作为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早在金陵大学神学院工作时期就已经形成了现代派的宗教教育观。从其现代派宗教教育观出发，司徒雷登主张基督教本色化、教会大学本土化。早在金陵大学神学院工作时期，他就撰文提倡神学院更多地起用合格的中国教师，使学校对中国学生中的优秀者更有吸引力。并认为，西方传教士应该把教会工作更多地交给中国人，以便使他们最终取代西方传教士的地位，成为领导中国教会的主要力量。入主燕京大学后，他更是坚持贯彻自己的这一思想，主张教会大学本土化。他认为燕京大学“应牢牢地以中国生活为根基，与西方国家同中国签订的条约或任何别的外部因素都没有关系，仅享有中国人自己享有的，或他们愿意同我们共同分享的权利”。[16] 为实现这一目标，就要“让中国人在教学、行政、宗教、财务和其他部门中发挥日益增多的作用”，把学校最终办成一所中国大学。[17] 1926年在写给纽约托事部的报告中， 他解释说：“我们是在中国的首都建立大学，这所大学，即使在外国条约所提供的保护和特权被取消以后，在所有的外国人撤离以后，仍将长期存在。”因此，它必须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获得承认。[18] 为推动燕京大学的“中国化”，司徒雷登努力为中国教职员争取权力，增加中国籍教师在学校行政管理方面的权力。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燕大几乎所有院、系的领导基本上由中国教授担任；到1927年，中国籍教师的比例已经达到了2/3，以后也大抵如此，甚至更多。[19] 在司徒雷登的努力下，以前由美国托事部掌管的学校管理、监督权也大部分移交给了在中国设立的校董会，而校董会中约2/3的人士为中国人。
由于有中国籍教师的积极参与，燕京大学在招聘中国优秀学者，推进学科本土化，加强与中国社会的联系等方面都得到了较多助益。
三、对中国民族运动问题的处理
进入20世纪之后，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而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更是掀起了中国民族运动的热浪，之后的非基督教运动、收回教育权运动、反抗日本侵略运动更是一浪接一浪，此起彼伏。可以说整个20世纪20、30年代，教会大学都处在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热浪的包围之中。如何对待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遂成为舆论评价教会大学的一个重要参考。
较早创办的圣约翰大学在对待中国社会变革问题上，一直都是相当谨慎乃至保守，一贯支持“平静的改革”而反对“激进的革命”。[20] 早在1911 年辛亥革命期间，学校就因为学生参与推翻清政府的活动而让16位正科生停学。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运动高涨时期，虽然卜舫济和其他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有相当的理解和同情，但他们从宣教的最终目的出发，还是不允许学生在校期间从事政治活动，把爱国的理想和热情转化为爱国行动。他们始终坚持“圣约翰大学是一所美国的教会大学，如果成为政治运动的发动中心，将会是违法的”。[21] 然而， 在民族主义运动席卷全中国的形势下，这种禁止学生参与运动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事实上，教会学校的学生往往会诉诸比其他学校的学生更为激烈的行动，来表达他们的民族认同和对国家救亡共同事业的忠诚。圣约翰1919年的“音乐会事件”和1925年的“六三事件”就是两个明显的例子。两次触犯师生民族主义感情的事件，对圣约翰的声誉造成极大损害。尤其是“六三事件”，它成为圣约翰大学走向衰落的一个转折点。两次事件的发生虽然带有偶然性，却反映了圣约翰当局和学生之间长期以来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严重冲突，同时也折射出圣约翰当局与中国社会的隔膜。从这方面来看，两次事件的发生又是必然的。
与圣约翰当局对待中国民族运动态度完全不同的是，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不仅理解中国人民表达民族感情的心态，并且在一定范围内采取了支持的态度。与众多的西方传教士不同的是，司徒雷登认识到中国民族主义精神的觉醒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潮流，西方势力，特别是传教士不可能用强硬的方式阻挡或改变这种潮流，而只能顺应其发展，想办法使自己的工作与中国社会的需要联系起来。五四运动之后，他在给美国长老会的信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学生运动是世界民主运动的一个方面”，“中国的学生是这个四分五裂的国家的巨大希望，他们正在把整个国家永久地组织起来，形成反对外国侵略和卖国政府的巨大力量”。[22] 在他看来，基督教信仰与人民的民族意识并非截然对立，传教士完全可以利用中国人的爱国热情更好地进行活动。从这一思想出发，司徒雷登对20世纪20年代后蓬勃兴起的中国民族运动表现出了相当的理解，并在一定范围内给予了支持。针对中国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司徒雷登曾亲往美国托事部解释说：“任何一个自尊的民族，都有权采取此种行动。”[23] 不仅如此，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以来，司徒雷登还积极支持燕大师生揭露日本侵华事实。举行反抗日本活动。并尽力保护受迫害学生。为此，燕京大学学生多次评论：学生爱国运动中，“学校当局始终以同情态度与学生合作，从未发生对立裂痕”，“燕大师生合作精神（而不是师生对立）真是别的学校所罕见的”。[24]
正如司徒雷登所认识的，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面对变革中的社会，只有顺应其潮流才不致被淹没。面对中国民族精神之觉醒，燕京大学不是避让、抵制，而是积极寻求与之结合的最佳方式，把根扎在中国社会土壤之中，在民族运动的潮流中，不仅没有因为冲击而受损失，反而因冲击而愈发茁壮；相反的是，极力回避中国民族运动潮流的圣约翰大学，不仅没有保全自身，反而因此遭到人们的批评，游离于中国社会之外的圣约翰大学始终如浮萍一样，不能得到充分发展。
四、要不要向中国政府立案
教会大学是西方差会以不平等条约为依据，凭借外交特权保护而在中国设立的高等教育机构，从其产生之日起，就独立于中国高等教育体制之外，不受中国政府领导和管理。1925年之前，虽然西方传教士、西方差会也曾要求得到政府对教会学校的承认，但中国政府均待之以“彬彬有礼的冷淡”。[25] 进入20世纪20 年代之后，中国人民要求收回教育权的呼声日渐高涨，在人民的呼声中，北洋政府于1925年10月颁布了《外人捐款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向西方教会学校正式提出了立案要求。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后，又进一步完善并提高了要求。无论是中国人民还是政府对收回教育权的决定都更为坚定。同样是对待立案问题，圣约翰大学和燕京大学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
与对待中国人参与校政、对待中国民族运动问题的态度一致，圣约翰大学在对待向中国政府立案问题上，无论是学校当局还是上海教区主教以及在美国的圣公会都持反对态度。卜舫济本人曾说：“坦白地说，我不赞成立案。”[26] 而圣约翰大学的西方传教士也普遍认为，“为了得到不立案大学的宗教与教学自由，宁愿不要立案后所能获得的权力。”[27] 直到抗日战争爆发， 主教郭裴蔚一直反对向中国政府立案。圣约翰大学在立案问题上的抵制态度与其长期以来坚持教会大学的“宣教性”有着密切的关系。担心失去对学校的控制，担心学校的宣教性会受到影响，是圣约翰当局拒绝立案的缘由。而圣约翰大学受“差会—教区—大学”行政当局多重管理的模式，也影响了它根据局势作出适时的决策。作为教区主教，郭裴蔚顽固坚守教会大学的宣教性；而西方差会则“远隔千山万水，加上不谙中国人看待有关问题的方法”，根本就难于理解中国人民要求教会学校立案的强烈感情。[28]虽然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在立案问题上的态度后来有所转变，认为立案是学校的必然选择，却无法转变对其严格控制的西方差会、上海教区主教的立场。
到1931年，除圣约翰大学之外，其他教会大学都已完成了向中国政府立案的手续，圣约翰大学成了惟一一所游离于中国教育体制之外的“外人所办学校”。作为未立案学校，圣约翰不仅未获得政府的任何津贴而且还面临许多障碍，如不能像其他学校一样获进口品免税的优惠，圣约翰学生也不被允许参加政府公务员考试、公费留学考试等。由于拒绝向中国政府立案，圣约翰大学不仅受到其他学校的孤立，同时也受到了在校学生以及校友的指责，圣约翰大学的发展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其在“精神物质上获得的援助也日益减少”[29]。如果说“六三事件”是圣约翰大学由盛转衰落的标志，那么立案问题则是导致圣约翰大学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
与圣约翰对待立案问题态度完全不同的是，燕京大学在立案问题上是积极主动的，成为教会大学中申请向政府立案的先锋。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正式实行私立学校立案规定以前，司徒雷登就在提交给美国托事部的报告中谈到这一问题，并明确表明了自己对立案的积极态度。1925年底，中国政府正式颁布私立学校认可规定以后，司徒雷登一方面立即动手为燕大注册进行各种必要准备，另一方面又多次给美国托事部写信，介绍中国的实际情况，说明燕京大学应向中国政府注册的理由。在司徒雷登的积极推动下，1926年燕京大学按照北京政府的规定，率先向中国政府申请注册，并获得批准，成为最早向中国政府立案的教会大学。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此前的立案标准作了修改，提高了立案要求。燕京大学顺应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要求，于1929年又按照新标准申请立案，并获批准。从小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长大后又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浓厚兴趣的司徒雷登深深理解中国人民的民族情感，也深知教会大学只有与其生存环境紧密结合，融入当地环境才能得以发展的道理。当然，司徒雷登积极主张向中国政府立案是有其长远打算的，那就是“这所大学，即使在外国条约所提供的保护和特权被取消以后，在所有的外国人撤离以后，仍将长期存在”。[30]
主动向中国政府立案，使燕京大学获得了中国人民的认可与支持。在20世纪30年代燕京大学经济困难时期，不仅社会各界向其伸出援助之手，就是中国政府也每年向其提供一定的经济补贴。更为重要的是立案使燕京学子有了归属感，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更为关心学校的发展，更为关心中国社会的发展。而拒绝向中国政府立案的圣约翰大学则没有那么幸运，它不仅没有得到政府津贴，还不断受到社会各界，乃至自己的学生和校友的批判。
高等教育始终与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紧密相连，教会大学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而其发展则是直接得益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需求。20世纪20年代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对高等教育提出的要求也在不断变化。作为教会大学，不仅面临着中国本土高等教育带来的竞争压力，同时也面临着自己发展道路的选择。面对变革中的社会不断提出的新问题，同为教会大学的燕京大学和圣约翰大学选择了不同的解决策略。一个是积极主动适应中国社会发展，一个是消极回避中国社会的影响，不同的发展方针把两所学校推向了不同的发展之路。兴衰之间的对比，一方面昭示了不同的发展方针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再一次证明了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
收稿日期：2006—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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