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代光先生“价值转形问题”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价值论文,胡代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06)06-0093-04
“价值转形问题”是国际经济学界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关系到坚持还是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重大理论问题。胡代光先生在国内最早研究“价值转形问题”，其对“价值转形问题”研究的重要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价值转形问题”本质及其解决思路的研究
胡代光先生对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对“价值转形问题”的本质及其解决思路提出了深刻的见解。
胡先生指出，“在马克思的‘转形’方法中，的确没有将投入品同时转化为生产价格，而与产出品的生产价格的计算取得一致性。这样一来，某特定生产部门中的商品的成本价格当然就视同等于其价值，而忽略了作为投入品的商品的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偏离”[1]；但是，正如马克思所阐明的“这一点没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这是由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1)马克思强调的是总量平均数规律在形式上表现出对整个资本主义过程所发生的作用，因而‘商品生产价格中包含的偏离价值的情况会互相抵消’； (2)由于着重总量分析，马克思并未寻求总量在各个部门间分解的具体情况，不管怎样，在马克思看来，生产价格总额毕竟等于价值总量，平均利润总额终必等于剩余价值总量，因此，对于特定生产部门中的成本价格与其价值之间的误差就‘没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3)马克思的‘转形’问题的实质在于论证剩余价值总量在资本家之间的重新分配，从而揭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的强化。所以，从商品的价值引申出来的剩余价值及其实现总是同利润量相等的，而资本家所关心的正是剩余价值或利润等比例于资本的分配实现。因此，马克思指出：‘无论商品的成本价格能够怎样偏离商品所消费的生产资料价值，这个过去的误差对资本家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商品的成本价格是既定的，它是一个不以资本家的生产为转移的前提，而资本家生产的结果则是一个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也就是一个包含超过商品成本价格的价值余额的商品。’”[2]
胡先生由此得出结论：“马克思是从他的方法论出发来处理由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数量表现问题，而决不是由于未考虑到投入品也应同时转化为生产价格问题”[3]，这绝非像某些经济学者所说的是马克思的“这个伟大人物的小失误”。
对于如何进一步理解和解决“价值转形问题”，胡先生提出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马克思在总量水平上对‘转形’所作出的分析似须进一步进行总量分解，因为宏观经济分析不能脱离微观经济分析这一基础；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矛盾一般性总是寓于矛盾特殊性之中。诚然，马克思的总量分析是建立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因而与资产阶级宏观经济学中的宏观单位（仅是生产者和消费者）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所反映的整个资产阶级对整个工人阶级的剥削的加强也不可能越出个量分析而得出这样的结论。
(2)离开事物的质的规定性的分析而追求纯粹数学模型的建立，我们当然是反对的，但是由于现代数学和数理统计学的发展，以及现代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和应用，我们在坚持定性分析的前提下，怎能不充分利用现代数学工具而重视定量分析呢？！……
(3)恩格斯在致施米特和桑巴特的信中，在他的《资本论》第3卷序言和增补中，都揭示了价值和生产价格之间的联系不只是逻辑上的，而且也是历史上的。因此，‘转形’问题必须放在历史的和逻辑的过程中来加以考察。”[4]胡先生认为，“马克思是重视逻辑过程和历史过程这两种研究方式相结合的”。[5]
二、对“狭义转形问题”争论的研究
以投入的生产价格计量成本价格时生产价格——平均利润系统精确值的计算，形成所谓“狭义转形问题”。百年来国际经济学界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就是所谓的“狭义转形问题”的争论。胡先生不仅全面、系统地介绍和评述了西方经济学家关于马克思的“狭义转形问题”的研究，并且，对于解决“狭义转形问题”，也提出深刻的见解。
胡先生指出，真正狭义“价值转形问题”是由德国柏林大学数理统计学家拉地斯·冯·鲍尔特凯维兹明确地用公式表述并企图予以解决的。在研究“狭义转形问题”的西方学者中，英国经济学者温特尼茨、米克、塞顿等都是典型代表。胡先生对于他们的观点都作了详细和客观的介绍。
胡先生对采用方程组的形式来解决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数量关系的思路进行了充分肯定。胡先生曾明确指出：“‘一种商品交替地时而表现为其他商品的生产的前提，时而表现为生产过程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其他商品的存在又是这种商品的生产的前提。’这不就是肯定了商品生产体系中存在着投入产出相互依存关系吗！?马克思还说过：‘生产价格不只是由特殊商品的价值决定，而且还由一切商品的总价值决定。’这不就是表明在一种全部均衡结构内，价格是相互地被决定吗？！可见，采用方程组的形式来求解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数量关系，无论如何不能看成是‘非马克思主义的’。”[6]
在全面科学地介绍西方学者观点的基础上，胡先生对“狭义转形问题”的争论进行了总结。他指出，“不管怎样，到50年代，通过狭义的转形问题争论，西方大多数经济学者似乎肯定了马克思的转形理论是能够成立的，而且从数学运算上也是可以得到满足的，只要附加一些假设条件，问题不难解决。关键问题在于从数学推导中如何选择适当的‘不变性假定’，鲍尔特凯维茨假定P3=1，温特尼茨假定价格总量=价值总量；米克假定利润总量＝剩余价值总量；但他们各自所选择的‘不变性假定’都不足以完满解答马克思提出的两类总量都彼此相等的两个命题。西方一些经济学者所认定的，是塞顿最后把转形问题‘解决’了，无非是指塞顿选择了上面所述的他的那个‘不变性假定’，从而利用他的模型就能使鲍尔特凯维茨、温特尼茨、米克等各自的‘不变性假定’同时得到满意解答。当然，就这一点而论，塞顿的研究比前人进了一步，是有意义的。但是，也须注意，塞顿模型是建立在缺乏一般性的特殊假定的条件下，因此，正如他承认的，他的模型‘又是一个受到许多限制的模型’。”[7]
关于对“狭义转形问题”的研究，胡先生还进一步指出，“就西方经济学界对狭义的‘转形’问题的争论看来，仅就建立数学模型以求得问题的全部解决，实际尚未能达到预期目的，还有不少难题需要突破。例如，(1)马克思关于商品的价值与生产价格相联结的方式，就其用文字议论所作出的过程分析和切面分析而论，是否如肯尼思·梅提出的，这即使在现在要让它有效地适合于数学的技术分析，几乎也是不可能的方法；(2)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否如米克所提出的，‘必须同时对商品的相对平衡价格作出个明确的解释’，否则，‘它就必然要受到批评’；(3)关于价值与生产价格之间的联系是否严格限定在一个时点上的均衡状态，还是它们两者间的联系表现出有个时期过程；(4)在马克思的概念中，转形问题既然需要放在历史的过程和逻辑的过程中来加以考察，但其所占主要成分究竟是逻辑的、数学的、还是历史的。”[8]
三、对“广义转形问题”争论的研究
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价值转形问题”的争论从“狭义转形问题”争论扩展到了“广义转形问题”争论。这场争论首先由萨缪尔森挑起。胡先生对“广义转形问题”的研究也是由首先分析萨缪尔森的观点而展开的。
（一）对萨缪尔森挑战的反驳
萨缪尔森竭力攻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马克思提出的价值如何转化为价格的程序完全是“不必要的迂回”，并用数学公式论述了马克思的价值体系和价格体系之间是互不相容的，进而对马克思提出的关于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理论进行了全面挑战。针对萨缪尔森的观点，胡先生通过科学的分析，有力地回击了萨缪尔森的攻击。
胡先生指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本是从研究人的关系，即揭露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着手的，他的分析与新古典派经济学家和新李嘉图主义者是对立的，前者的主要重点是论价格，后者的分析是从技术关系开始。所以，马克思批评庸俗经济学家为商品拜物教者。同样，在研究利润的性质和起源方面，马克思正是用劳动价值论作为说明的理论。他强调利润不仅是由于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而且是由于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的存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重要性就在于揭露现象背后的实在……就社会关系的分析及就社会劳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调节作用而论，劳动价值论是决定性的。”[9]进而，胡先生提出了两重关系：“价格和利润是作为再生产的直接调节器，而社会劳动时间则是作为价格和利润的，因而是再生产的内在调节器。这种两重关系的作用就是马克思认为的依据劳动价值论的价值规律的作用。……马克思从来没有忽视由价值规律对价格现象的支配。马克思是把商品价值与生产价格之间的关系当作内容与形式、本质与现象的辩证统一。”[10]然而，萨缪尔森不懂得马克思的这种辩证统一的观点，加之在萨缪尔森的意识中仅存在竞争中表现的商品价值的形式——生产价格而没有价值这个范畴，他才将价值体系与价格体系视为互不相容，并断定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不过是“擦抹和替换法”的表演，这“实际上扭曲了劳动价值论的实质和价值规律的真正作用。”[11]
胡先生尖锐地指出，萨缪尔森宣扬的“没有劳动价值论的剥削论”，实质上是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极大歪曲。“众所周知，马克思所讨论的剥削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发生的那种剥削，如果以为马克思关于剥削理论的依据在于工资与利润之间存在的逆关系，那就意味着把剥削看成是流通过程中所生产的现象，看成是任何一种不等价交换的结果，也就是把剥削仅仅视为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结果。这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那种庸俗经济学观点。”[12]
（二）对森岛通夫模型的评述
森岛通夫在研究“广义转形问题”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力图为马克思的机制理论建立一个严密的基础。胡先生积极地评价了森岛通夫运用迭代法和联立方程法对广义“价值转形问题”的解答。胡先生认为，森岛通夫模型从以下三个方面体现出了其科学性：
“第一，他通过数学推导，以实际工资水平和剥削率的存在为条件，证明了马克思的价值体系和价格体系不是互不相容的，从而否定了萨缪尔森关于价值—价格的‘擦抹和替换法’。”[13]
“第二，森岛通夫提出的只有用冯·诺伊曼的‘黄金时代的路子’的产出量平衡增长比例作为权数，货币利润率与价值利润率的计算结果才会是相等的。但是这并非现实条件，所以在森岛通夫看来，除偶然例外，价值利润率和货币利润率不总是相等的。这仅从数学意义上说来，森岛通夫的论点是可以成立的。”[14]不过，胡先生还指出，这个论点还需要经过进一步检验。
“第三，确实地，马克思在解答转形问题中两个恒等式时，是使时间概念和变动过程抽象化了，因而从数学推导中难以确证两个恒等式同时成立。森岛通夫运用马尔可夫过程依次实现投入产出由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从而最终使两个恒等式条件同时得到满足。他的这个解法对如何进一步确定转形问题的数量关系表现是有助益的。”[15]
胡先生还指出，尽管森岛通夫的模型具有很大的科学性，但是，“森岛通夫并不坚持和维护劳动价值论。他在考虑到联合生产、技术选择以及异质劳动等条件时，仍终于主张应放弃劳动价值论，不必以它为基础来导出生产价格。”[16]而这则是森岛通夫模型的致命缺陷。
（三）对米迪奥和米克的模型的评述
1960年英国经济学家斯拉法出版了《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在该书中提出的模型表述了价格与实物量之间的关系。在斯拉法创立的新体系基础上，很多经济学家运用其方法，提出了自己对于“广义转形问题”的见解，其中的典型代表是米迪奥和米克的模型。胡先生在全面介绍西方学者对于斯拉法体系发展的同时，提出了自己对他们观点的评述。
有的学者认为，米迪奥通过计算关于标准部门中资本有机构成的加权平均数，提供了整个经济总体的资本有机构成指标，并为劳动价值论提供了劳动价值分析和价格分析之间的极重要联系。“完成了对于劳动价值论一系列争论中的最后一步”。
胡先生指出，“这里所谓的‘完成了对于劳动价值论一系列争论中的最后一步’，无非指米迪奥所计算出的具有标准商品生产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加权平均数的部门既反映生产标准商品的部门的产品价格和价值之间的相等，也意味着利润和剩余价值之间的相等。这样，好像就解决了马克思关于只有在平均资本有机构成的部门里，价值和价格以及剩余价值和利润才彼此相等的问题，从而使劳动价值可以应用于整个经济分析中。然而实际上，这完全是歪曲了马克思把平均资本有机构成的部门作为整个经济的代表所作出的商品价值分析。马克思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规则只能作为没有规则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规律来为自己开辟道路’。所以，马克思的平均资本有机构成部门的商品的重要性是从属于利润和剩余价值、价格和价值都彼此相等的特性的；平均资本有机构成部门不过是科学上的抽象概念，它具有典型化；马克思相信，这对于生产‘平均的’商品的部门以及对于整个经济体系都是有效的。如果以生产标准商品的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加权平均数来代替马克思的中等资本有机构成，那就意味着完全在均衡范围内，从而抹杀资本主义经济内在各种矛盾，将商品价值和生产价格当作随时随处都具有同一性。然而，这样一来就完全否认了‘实际的日常的交换关系和价值量是不能直接等同的’这个命题。”[17]
胡先生介绍了米克关于价值转形问题的观点，并且给以客观的评述，指出米克的观点也是难以成立的。
“第一，米克用｛1-生产部门B的纯产品归于工资的比例｝作为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的决定因素之一，这是掩盖了资本关系的特殊性质，……
第二，当工资既定时，米克把平均利润率水平归结为决定于生产部门B的纯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对它的生产资料中所包含的劳动的比率，即直接劳动对间接劳动的比率。这也是抹杀了利润的本质。……
第三，马克思将中等资本有机构成的生产部门所榨取的剩余价值（或利润）作为已形成的平均利润率的‘范例’，这完全是从社会经济规律本来表现为平均数趋势出发来看待问题的。所以，在中等构成的生产部门中，尽管马克思抽掉了工资变动对这个生产部门中所使用的生产资料的生产价格的影响，从而使得马克思关于生产价格最终地决定于商品价值的结论只能具有暂时性和近似性，但是这并不损害问题的实质。”[18]而米克所应用的斯拉法的标准生产部门是许多部门的“混合体”，它以许多商品混合而成的所谓“标准商品”为其研究对象，企图以此论证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变化不会影响纯产品对生产资料的比率。胡先生指出，“这种论断是曲解了生产价格和价值之间的联系。……因此，如果认为斯拉法的‘标准生产部门’可以代替马克思的‘中等构成的生产部门’，那就将重蹈李嘉图的覆辙，将商品价值与生产价格直接混为一谈，从而将中等构成的生产部门所表现的特点加以绝对化、普遍化了。”[19]
总之，胡先生不仅在国内率先系统介绍和分析了国际经济学界关于“价值转形问题”的争论，而且，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指出了价值转形问题的本质，并提出了解决思路，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学术界对价值转形问题的研究，为深化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作出了重要贡献。